找回人类的形而上学家园

——评《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江怡

[英]斯特劳森著，江怡译：《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自罗素、摩尔等人开创了分析哲学以来，反形而上学就一直是整个分析哲学的一个标志。维也纳学派大力提倡的逻辑实证主义更是从逻辑上、语言上以及思想根源上宣布了与形而上学的彻底决裂。早期分析哲学家反对形而上学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形而上学命题经过逻辑分析表明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追求是虚幻的、没有经验和逻辑根据的；形而上学家试图以某种先天的或先验的概念图式规定和衡量一切经验命题的意义，这是没有指望的，也是没有任何认识论意义的。这样，“形而上学”在英美哲学家的眼里就完全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是一切谬误的根源，是错误表达思想的罪魁祸首。从20世纪初一直到40年代，英美哲学基本上高举着“反形而上学”的大旗，哲学家们不仅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且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都展开了“地毯式的”批判。
　　但是，在这种一片“反形而上学”鼓噪声中，在牛津，有一位英国哲学家却与众不同：他以语言分析方法对形而上学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使分析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由此，他与美国哲学家蒯因共同被看作改变了分析哲学的发展方向；他对日常语言的逻辑分析不仅是从自然的、常识的立场出发，而且往往使用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概念术语，如“共相”、“殊相”、“范畴”、“断定”、“个体”、“属性”、“命题”等等，这些就使他的哲学在分析中有了思辨的色彩。这就是当代著名的日常语言哲学重要代表斯特劳森。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分析哲学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理论支柱受到了分析哲学家们的质疑，主要是意义证实原则和对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向这两个理论提出挑战的分别是亨普尔和蒯因；另一方面，维也纳学派提倡的逻辑分析方法也受到了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家的挑战，这主要是来自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和后来的奥斯丁等人，其中特别是赖尔对心的概念的分析，确立了日常语言分析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上的同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哲学背景中，斯特劳森显示了自己的哲学才华：首先是在1950年，他发表了《论指称》一文，对罗素的著名的摹状词理论提出了挑战，用语言的使用方式取代了指称对象作为意义的标准；其次是在发表于1959年的《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中明确反对蒯因的单称词理论，坚持只有单称词所指的对象才能作为基本殊相。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斯特劳森在当代分析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一书主要根据斯特劳森于1954-55年在牛津大学所做的讲座，后来用作1955-56年在美国杜克大学的研讨班教材。全书共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殊相”，主要讨论了物质物体和人在一般的殊相中占据的特殊地位，通过分析把它们确立为其他一切殊相都要以此为基础的基本殊相；第二部分“逻辑主词”，则主要讨论了一般的殊相概念和逻辑主词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不应以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来对应逻辑主词与逻辑谓词的关系。
　　斯特劳森不仅明确地肯定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地位，而且把自己的思想清楚地命名为一种形而上学，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他明确地指出，形而上学有着漫长的辉煌历史，因而不大可能在描述的形而上学中发现任何新的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任务始终是或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它是需要反复做的。如果没有新的真理被发现，也会有古老的真理被重新发现。在斯特劳森的心目中，形而上学应当是启发人们智慧的思维方式。以往的形而上学之所以会引起哲学家们的反感，是因为它们都违背了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以某种生拼硬造出来的概念体系当作人们的智慧模式，完全不顾我们自然的思维活动。但形而上学本身并没有错，就是说，试图揭示人们认识活动中已存的概念图式，用分析的方法梳理出我们日常思维活动中混杂的命题形式，这应当被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基本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是无法用传统的形而上学完成的，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自己独创的某种概念图式取代我们已有的自然形成的概念图式；我们只能用描述的方法把这些已有的概念图式展现出来。这就是斯特劳森理解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结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可靠地解决了怀疑论”，“它旨在揭示我们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特征，能够比有限的、局部的概念探究更具合理性”。
　　斯特劳森对形而上学作用的重新肯定，不是简单地把形而上学看作一种概念认识形式，而是从日常语言的用法入手，揭示我们在使用日常语言时所蕴涵的概念结构及其与世界结构的关系。正如他所说的，他的目的是要“展现概念框架的某些一般的和结构性的特征，我们根据这种概念框架思考特殊的事物”。应当说，特殊的事物或“殊相”是斯特劳森描述的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他的哲学的关键概念。在这里，斯特劳森延续了传统哲学的范畴用法，把“殊相”作为他整个形而上学的核心，这的确符合经验主义的传统，但他的目的不是限于对殊相的分析，而是要通过殊相去揭示人们用来表达殊相的语词所指称的对象，换言之，他是要追问形而上学的存在问题。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是，他的追问方式不是直接询问事物的存在样式，而是通过分析表达了特殊事物的语词在句子中的作用，揭示这些语词的意义以及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但与分析哲学的通常做法不同，斯特劳森的分析并不限于语词本身，他的目光总是关注外在的对象，关注存在的事物。如果说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允许了像人头兽身怪兽的存在的话，那么斯特劳森的形而上学恰恰不允许这样的事物存在，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特殊对象。
　　《个体》自1959年出版后，在西方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分析哲学的后来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不仅是由于该书对形而上学的地位给予了重新肯定，更主要是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当代分析哲学的核心，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观点。
　　第一，斯特劳森对形而上学地位的重新肯定，使得在分析哲学中谈论形而上学不再是一个“犯忌”的话题，对存在问题以及认识上的先验问题的讨论，不需要蒯因的那种“本体论承诺”的遮羞布，而是可以直接把存在问题与语言表达的逻辑句法问题区分开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把握存在问题的先验意义。受斯特劳森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分析哲学一反以往的反形而上学态度，竭力从语言语法、经验意义、真理标准以及逻辑形式等不同方面探讨形而上学的价值，特别是对存在、时间、真概念、意义、同一性、可能世界、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果。
　　第二，斯特劳森确立物质物体和人作为基本殊相，把人解释为身体和心灵的结合体，这对后来分析哲学讨论身心问题以及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分析哲学发展的早期，身心问题被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被抛弃，对身心问题的解决也主要是通过消解笛卡尔的二元论的方式，例如赖尔对心的概念的分析。但这种概念的分析并没有完全解决人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灵魂为什么要以身体为依托的问题。斯特劳森通过把人作为基本殊相，确立了身体作为一种物质物体的性质，由此揭示了心灵作为身体的附属物的性质。特别是，他通过对典型的主谓命题形式的分析，说明身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通过分析逻辑主词在命题中的地位。这些思想对后来哲学家解决身心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形成了当代心灵哲学中的同一论主张，虽然斯特劳森的某些具体观点并没有被完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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