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总免不了要想到爱琴海的滚滚波涛所孕育的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的确，希腊哲学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方智慧的基本特征，以致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也充满激情地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有教养的欧洲人，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家园感”。[1]然而，希腊人的哲学理性智慧并不是西方智慧的唯一来源。所以，黑格尔接着又说：“欧洲人从比希腊更远一些的地方，从东方，也就是从叙利亚获得自己的宗教，彼岸的、更遥远的东西。然而此岸的、当下的东西，科学和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人”。[2]

    黑格尔的话固然不错，但是哲学既然被称为哲学，就不会仅仅关注此岸的、当下的东西，正如我们在“导言”中所说的，哲学的产生乃根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就此而论，宗教与哲学有着共同的旨趣，只不过它们实现自己旨趣的方式迥异罢了。哲学的根基在于理性，而宗教的根基则在于信仰。因此，西方文化从希腊人那里所获得的，虽然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此岸的、当下的东西”，不过西方人对彼岸的、更遥远的东西的关注，却的确如黑格尔所说，更多地是从东方的宗教获得的。当然，黑格尔所说的叙利亚，并不是今日狭义上的叙利亚，而是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所谓中东地区。公元初年，那里爆发了一场宗教上的革命，从古老的犹太教内部产生了一个新型的宗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肥沃的文化土壤上，植根于上帝信仰的基督教不仅适应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化，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跨国界、跨民族的世界宗教，而且及时地吸纳和消解了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理性精神，并且与之一道汇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作为优势文化而征服了西方的政治征服者日耳曼蛮族，最终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至于我们今天一提到西方文化，都会自然而然地把它称之为“基督教文化”。

    因此，仅就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事实上今日的我们已经无法分清西方的哲学中究竟包含有多少宗教的因素，西方的宗教中包含有多少哲学的因素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了解基督教及其与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基督教哲学，就不可能了解西方人的哲学和智慧。或者说，不了解西方人的“天路历程”，就不可能更好地了解西方人的“人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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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7页。

    [2]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