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的诸般对象中间，也许再也没有比历史更与我们贴近、更不该成为一种“谜”的东西了。18世纪初，西方历史哲学之父、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在大声疾呼哲学应当关注历史的时候，明确地表示了对以往的哲学忽视历史研究的不满。维科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地指出，以往的哲学总是抱怨历史事件模糊不清，而其结果又无限繁多，对历史不敢问津，从而也就错过了唯一可以真正认识的对象。因为“在充满了把最遥远的古代在我们眼前遮掩起来的阴影的黑夜里，毕竟照耀着那个无论如何都不可怀疑的真理的不灭之光，即这个历史世界完全无疑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而也可以（因为也必须）在我们人类自己的精神变迁中找到它的原则。这种状况使每一个思考它的人都感到万分惊讶，即所有的哲学家都认真地致力于建立关于自然世界的科学，而自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仅能为上帝所认识；但他们却忽视了反思各民族的世界，即历史世界，这个世界因为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所以人们能够认识它”。[1]但在事实上，历史留给我们的“谜”一点也不亚于自然，甚至历史自身就是一个大谜。以至于到了近代，随着思维与科学的进步，人们终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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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意]维科：《新科学》，柏林1965年德文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