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溯西方思想的源头的时候，总能读到各种有关人之起源的神话。普罗米修斯先是给地上造了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并赋予了它们各自能适合于生存的特长，等到造人的时候才发现所用的材料已经用完了，人一无所凭，于是他按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出了人的肉体，并赋予他以灵魂，还为他盗来天火防身，所以人同时禀有神的不朽的精神和可朽的肉体。柏拉图说人是造物主用源自于他的理智和尘世的物质造成的一个有生命的活体，造物主先是将理智安放在灵魂中，然后再将灵魂安放在肉体中，因此人是一个灵魂与肉体常常分离的东西。《圣经》上也说，上帝在前五天造了地上的各种植物和动物，在第六天按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了人，且用灵气使他成为一个生命体，因此，人的身上既有高出地上万物的神性品质，也有泥土的生命所不可逃避的局限。不用多说，这些有关人之起源的神话似乎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人的受造过程），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深层结构（人性的分裂），这表明了人类在究问自身的秘密时一开始就怀有一种深深的焦虑。然而，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问题，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问题，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问题……，如此等等，就象是一些永远也猜不透的谜语一样，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破解。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喜欢刨根问底的哲学家们对人的问题真可谓是绞尽了脑汁，不断地设计出各式各样的“人性模型”。当然，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关于人性的思考总是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不过，正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人性的这种表现和那种表现，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人性问题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也是一部人性问题的探索史。人及其世界的问题，构成了哲学家们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