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始祖就象是刚刚睁开眼睛的婴儿一样，他不仅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疑惑和好奇，而且还对自身的来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墙上的铭文，确实道出了我们人类的心声。人似乎是宇宙间的最奇怪的一种动物。一方面，人有肉身，生老病死无法避免；另一方面，人又有精神，似乎可以留存久远。从肉身方面来讲，人同其他动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讲，人确实有他独树一帜的地方。摆在古代哲人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人的来龙去脉，如何解释人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安顿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人是从哪里来的？面对这个问题，古代哲人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上帝和神灵是他们最先想到的思想武器，因为这个武器最方便，用它可以很容易地化解掉心中的疑惑。人是上帝或神灵创造的，人世间的一切问题当然就由上帝或神灵来解决。神灵的信仰就这样在古人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与此同时，看到大地万物的生长变化，古人也想到了人的自然起源。于是我们看到，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有些哲人坚信神创说，有些哲人固守自然说。

    从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来看，神创说是最先出现的一种思维定势。为了解释大千世界的无穷奥秘，同时也是为了弄清人类自己的来历身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神灵故事。在最早的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中，随处可见人类起源的故事。这种神创说的思维模式，也自始至终渗透在古代哲学思想的演变中。在许多古代哲学家看来，是神灵的力量创造了世上的一切，并且给万事万物带来了和谐和秩序。神灵是无所不在的，神灵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例如柏拉图，这位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巨匠的理念哲学就贯穿了一种神学目的论的思想，他不仅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出来的，而且认为人和人之间之所以有区别，人和人之间之所以不平等，那是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金属材料。人分为三个等级，也就是分为三类：第一等级为立法者和统治者，他们是神用金子做成的，是最具理性和最为高贵的；第二等级是卫士和军人，他们是神用银子做成的，勇敢善战并具有坚强的意志；第三等级是农夫和手工业者，他们是神用铜铁做成的，只适合从事卑下的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人世间的等级秩序和不平等，就这样变成了神意的安排。

    在古代哲学思想中，神创说的流行并没有妨碍自然说的出现。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如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就是用自然界的具体物质来说明人类的起源。泰勒斯把“水”当作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在他的哲学观念中，生命的存在是以水为依托的，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当然也是由水构成的。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比他的老师更加明确地谈到了人类的起源。他大胆地推测，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象鱼。[1]在西方哲学史上，他应该是第一个对人类的起源作出具体解释的哲学家。不仅如此，阿那克西曼德还提出了一种极为朴素的自然进化的思想，强调了宇宙万物的演化过程，人类的起源也同样遵循这个演化的规律。

    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尽管古代的先哲们只是凭借直观的经验，还缺少进一步的科学论证，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人类也要遵从大自然的变化规律。经过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这一观念终于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具备了科学的形态。

    然而，即使我们的肉体是自然进化而来，似乎仍然没有解决心灵或灵魂的问题，而且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面对莽莽的宇宙，面对神秘的世界，面对多变的人生，古代的哲学家们一直都在苦苦地思索着。就象人类的起源让他们费尽猜测一样，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也让他们苦思冥想，难得其解。人们只是看到，灵魂与肉体始终纠缠在一起，人就象是一个组合物。人的意识活动，人的精神状态，人的意志信念，似乎证明了灵魂的存在；人的生老病死，人的本能需求，人的感官知觉，同时又说明了肉体的活动。在人的身上，究竟是由灵魂作主还是由肉体作主呢？在古典哲学中，大多数哲学家都强调灵魂的至上性和永恒性，并且把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尽管他们都承认灵魂和肉体构成了自然的生命现象，但是始终都表现出重灵魂轻肉体的倾向。他们似乎都看不起肉体。

    对于发生在人身上的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古代的哲学家们似乎喜欢用灵魂的存在来加以解释。当然，灵魂观念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希腊语中，“灵魂”的本义是psuche，亦即“呼吸”，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相信，灵魂是弥漫在整个宇宙中的一种神圣力量。慢慢地，灵魂开始同身体分离了，人们越来越看重于灵魂的作用，看重灵魂的纯洁，从而产生了灵魂至上的倾向。在人们的眼里，肉体是低级的和短暂的，灵魂则是高级的和永恒的。肉体把人拖向了动物一边，灵魂则将人拉到了神灵的一边。显然，肉体和灵魂是不能平起平坐的。灵魂的存在不仅优先于肉体的存在，而且还是与肉体的存在对立的。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古代哲学家是怎样解释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的。

    崇尚灵魂的观念使灵魂不灭说或灵魂轮回说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古代哲学思想中所看到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倾向，大多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例如毕达戈拉斯就用灵魂轮回说来解释人的命运。灵魂是一种永恒运动的自动的实体，它就如同神一样。当人的肉体死亡时，他的灵魂就进入了正在此时降生的另一动物的体内。灵魂的轮回转生，不仅可以决定一个人的高低贵贱，而且还能够决定人性的善恶。只有摆脱物质欲望的诱惑，让灵魂得到彻底的净化，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由此获得永生。为此，毕达戈拉斯学派主张用药物来纯洁肉体，用音乐来净化灵魂。

    柏拉图的灵魂说，其实也就是他的人性说。按照他的观点，人由灵魂和肉体所构成，灵魂又由三个部分所组成，这就是情欲，意志，理性。情欲靠近肉体，是为肉体服务的；意志可以不为肉体所动，是最接近于精神的；理性完全不受肉体的左右，是人确立自己高贵身份的依据所在。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它动物，关键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只有依靠理性化的灵魂，人才能摆脱肉体所带来的矛盾和痛苦，才能获得一种永生。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人应该去追求永恒的东西，放弃那些转瞬即逝的肉体享乐。人的本质不是由自然的肉身来决定的，而是由不死的灵魂来决定的。在人的身上，灵魂与肉体是不可能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灵魂本来就是处于理念世界中的，它还要挣脱肉体情欲的束缚，重新返回理念世界。于是乎，人的至善目标就是清心寡欲脱离尘世。柏拉图不仅用灵魂说论证了他的禁欲主义教条，而且还用灵魂的等级划分来解释现实生活中人的不平等。

    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灵魂是形式或公理，是所有生命躯体的原因和本原。从首要的意义上说，灵魂是我们人类赖以生活、赖以感觉和思维的东西。灵魂自身绝对不是躯体，它只是寓于躯体之中，存在于某一个别躯体之中。灵魂能够作为躯体的原因是因为，灵魂是躯体运动的始点，是躯体的目的，是一切拥有灵魂的躯体的实体。事实上，所有的自然物体都是灵魂的工具。植物的躯体，动物的躯体，人的躯体就是为其灵魂而存在的。世上万物的生长变化以及躯体的生老病死，是我们每天都要看到的现实。面对这些现实，古人只好求助于灵魂的存在及其作用，最终用灵魂来解释宇宙万物，解释人类的身世来历。

    那么，与其他动物相比较，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总体来说，古代的哲学家们急于回答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在宇宙间的地位，也就是人在其他动物面前的优越性；另一个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也就是人的行为操守问题。这两个问题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人的本质是什么？”的追问。古代的哲学家们确实看到了人的理智要高其他动物一筹，人的行为是受他的理性支配的。他们的基本共识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和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就在于知善行善。

    希腊哲学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意思是说，自然万物就象我们每个人所感觉的那样，因而普遍必然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有意见。不过，仅就字面上的含义而论，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普罗泰戈拉的名言：因为人与神有亲缘关系，分享了神灵的智慧和技能，所以人可以凭借其自身具备的理性能力来凌驾于万物之上。许多古代哲学家坚信，人的智慧是最牢固和最可靠的堡垒，既不能被攻破也不能被出卖，因为智慧的堡垒是由不可动摇的理性构筑而成的。人类为何能够发明火并且用火来取暖和煮食？人类为何能够建造房屋供自己居住？人类为何能够从采集食物发展到种植加工食物？人类为何能够组成家庭、村落、城市和国家？这一切只能从人类的智慧中找到答案。由于这种智慧是如此地优越和如此地强大，它就很自然地与神灵联系在了一起，在它的头上就有了神圣的光圈。

    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哲学和神学之所以分不开，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把人和神联系在一起。他们往往用神灵的力量来解释人的显赫身世和出类拔萃，他们喜欢用理性的力量来说明人的生命规范和技高一筹。在《圣经》中，是上帝创造了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人就成了上帝的儿女和子孙。尽管人要承受“原罪”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人毕竟有了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出生和荣耀。古人无法解释清楚人身上的智慧和力量，只得求助于莫须有的上帝。正是由于分享了上帝的智慧，人才成为了地球上的主人。人身上所具备的理性能力，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神奇禀赋。人的一切操行，人的一切创造，人的一切幸福，似乎都得益于理性的作为。虽说上帝的宇宙理性远远高于我们人类的理性，但是在尘世间的较量中，人类的理性具有一种明显的优势。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几乎都从理性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性。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最具代表性的。他试图从人的特殊功能中找出人的本性来，从“理性原则”出发找出人的位置来。他的研究方法融会了思辩的逻辑和经验的内容。他发现，就生命本身的需求和功能而言，人和动物之间是没有什么差距的。那么，人和动物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人能够吹奏笛子，人能够节制慎思，人能够书写文字，这些都是动物做不到的。人的特殊功能，人的本性也就在这里。人的本性就是根据理性原则而过上理性的生活。所谓的“理性生活”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强力管制或权力统治下的理性生活，即按法律规定来实现的理性生活；另一层是在自觉主动原则下的理性生活，即按道德观念或意志信念来实现的理性生活。概而言之，理性的生活就是要节制欲望和遵守礼法。作为尘世间最优秀的动物，人的行为完全服从于理性的权威。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服从于理性的权威，实事上就是要做到行善行德。行善行德的要义最终体现在中庸之道，体现在“合理的活动”中。行于中庸，乃是做人的第一原则。

    无论是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行于中庸”，都是古代的哲学家们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提出的“人性模型”。这种人性模型非常符合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非常符合古代社会的文化理想。

    我们在讨论形而上学的时候曾经指出，在形而上学的背后有某种人类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哲学未尝不是如此。表面看来，哲学家们不仅使对人的本质的追问服从于对宇宙万物的本质的追问，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淡化人的因素对这一追问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只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种，而宇宙万物的本质则是超越于一切存在物的统一的根据，所以不应该从人类一己的立场出发，必须避免主观性的“干扰”。然而实际上，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在那些对自然的追问的背后潜藏着的，是对人类自身问题的困惑，以及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期待。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人性的追问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哲学的主要对象是自然，对人性的追问是次要的，因为它有赖于对自然之本性的认识；另一方面由此而形成的人性论也是朴素直观的，许多深刻的理论问题，例如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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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古希腊哲学》，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