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早的哲学就是神话，或者说人类最初就是在神话中进行其哲学之思，究问天、地、人的奥秘的。因此我们的探讨将从一则古希腊的神话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则神话开启了西方人解决生存的困惑的一个原型。

    这就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一则关于人逃避命运和被命运所追逐的神话。

    忒拜国王得到神示，他将死于亲生子之手。于是他的儿子俄狄浦斯出生后，便被刺穿双脚弃之荒野，幸而被邻国一位好心的牧羊人发现，送给了科林斯国王收养。有一天，已长大成人的俄狄浦斯得到神示，他将杀父娶母，他不知道科林斯国王并不是他的生父。为了逃避命运，俄狄浦斯决定远走他乡。当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遇见了忒拜国王即他的生父，一场争吵后他杀死了这位国王。在前往忒拜的途中，他遇见了斯芬克斯，猜出了这个怪兽的谜语，因此被忒拜人拥戴为新的国王，在继承王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前任国王的遗孀，结果他的生母做了他的妻子。俄狄浦斯当了几年太平国王以后，忒拜发生了瘟疫。神示说，必须找出杀害前任国王的凶手方可免灾，俄狄浦斯的身世终于大白。于是他刺瞎自己的双眼，离开了忒拜，他的母亲也因羞愧而自尽。

    在这里，斯芬克斯女妖的谜语——什么动物早上长着四只脚，中午长着两只脚，晚上长着三只脚？——是我们解读这则神话的关键。因为，“俄狄浦斯”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既有“脚肿的人”的意思——这一生理缺陷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被诅咒、被遗弃、被驱逐——同时还有“懂得关于脚的谜语的人”的含义。这也就是说，对于俄狄浦斯而言，这个关于脚的谜语其实隐含着两个问题：人是什么和我（俄狄浦斯）是谁。因此，阴险的女妖的提问与其说是关于脚（人）的谜语，不如说是对俄狄浦斯本人的命运之谜的“神示”；而俄狄浦斯的回答（他果断地说：是“人”）与其说是对人之谜的揭秘，不如说是以狡诘的智慧来掩饰对自我的设问，他的似是而非的回答实际上掩盖了对他而言真正性命攸关的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方？而斯芬克斯跳崖而死则从根本上终止了俄狄浦斯自我设问的可能，在俄狄浦斯的意识中，“我是谁？”这个提问已经彻底地被封存、被遗忘，“脚肿的俄狄浦斯”已经被“全知的俄狄浦斯”所取代、所矫正。

    俄狄浦斯究竟是谁？作为一个“懂得关于脚的谜语的人”，他就是那猜中谜语的智者，那来自“异乡”的忒拜城的拯救者，被拥戴为城邦的君主，由于他的智慧和对公共事业的赤诚而被百姓们奉若神明。而作为一个“脚肿的人”，他又是最可怜、最无知、为天神所憎恶、为同类所仇视的最坏的人，他出生时就被父母所诅咒并遭遗弃，长大后又杀父娶母，犯下了人世间最为可怕的罪行，最后沦落为乞丐，背井离乡。在这一双重身份中，前一种代表了俄狄浦斯面具性的自我，它是由他的智慧、权力、荣誉等外显标志确立证实的；而后一种才代表了俄狄浦斯真实的自我，它是由神庙里响彻千年的神谕暗示出来的，但人的智慧无法理解它，也因此才构成了人的真正命运。俄狄浦斯无视神谕的警告。当他听到科林斯人对他的出身的议论时，他居然没有想到首先去弄清楚自己真实的身份，而是选择了逃避；在路上，他又忘记了那个可怕的神谕，卤莽地杀死了一个老人——那其实就是他的生父；他对斯芬克斯之谜的似是而非的回答为他打开了通向忒拜的城门，他被拥立座上了王位，并娶了前任国王的遗孀即他的生身母亲为妻——他居然又一次忘记了那个神谕！他的弑父乱伦者的真正身份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兑现。表面上看，俄狄浦斯是无辜的，因为他的所有过失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无意地犯下的，更何况那还是他无可逃避的命运。可是，在一个如此崇信神谕的时代和国度，他的健忘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俄狄浦斯决然不是无辜的。他的过错并不在于他无意中犯下的那些罪过，而在于他对神谕和斯芬克斯之谜显示给他的切身之问――我是谁――的遗忘和逃避；况且命运之为命运，就在于它是不可逃避的，逃避命运不过是在验证命运，逃得越快，命运的罗网就收得越紧。俄狄浦斯所受的惩罚就是对他所犯的最大过错——对自我的遗忘或无知——的惩罚。因此俄狄浦斯的故事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点，即认识自我的绝对必要性和艰巨性。其之所以艰巨，不仅在于人性本身的复杂，更在于人对自身的面具性自我的固持与执着常常会蒙蔽人的双眼，妨碍人向真实自我的深入。

    的确，在我们所寄居的这个以人为中心的星球上，认识自我无疑是生命中最首要的事务，是一切生存活动中的第一活动。据此，认识自我也就成了一切哲学乃至所有人文科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年）所说——已被证明是解决所有关联着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的阿基米德点。人是什么？人在宇宙或世界的整体中可占据何种形而上的位置？围绕着这一问题，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都在构筑着各自的精神王国，以各自的方式从各自的角度用各自的语言致力于对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作出形而上的勘定。古希腊先哲说：哲学起源于惊奇。这可惊奇的东西绝非那些非常之物，而恰恰就是人自身以及人所赖以寄身的周围世界。所以他们才会说，哲学的首要之务就是“认识你自己”。近代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一书中几乎是以一种疯狂的方式固执地将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回溯到这一点上——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将复何往？而现代德国哲学家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年）则径直以“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作为书名来展开其哲学人类学的思考。即便是那些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怀疑论者，他们声称人对世界和自身都不可能获得确切可信的知识，所以人唯一当做的就是悬搁认识，中止判断，以此来切断将人引向谬误和虚妄的最终根源。然而他们这么做也不过是为了给认识自我找到更为真实可靠的出发点，换言之，认识自我对于他们依然是不可抗拒的神圣使命。

    所谓认识自我，从内容上说，应当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人与物的世界的关系、人与其同类的关系、人作为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的存在者的生存意义，以及他对充满其生命内部的一切平常和不平常的奥秘的态度等等。康德曾把这些问题划分为四种：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4、人是什么？他明确指出这最后一个问题乃是统摄所有其他问题的核心。从历史上说，对自我的认识活动大体上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道路，它往往是围绕着“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来勘定人的形而上位置；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道路，它往往是通过对具体的人的生存的反思来揭示出人的整体的实存结构及其意义，其提问的方式通常是“我是谁？”。

    “人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本身就已经昭示出了提问的先在结构，即：首先，问之所问——人或人的本质——作为探究的对象已被先行地设定为是存在的，且是可规定的和可认识的；其次，提问者作为认知主体在这里也是先行地被给定的，他的存在是超出提问之外的，他具有足够的自明性和自足性，由此来保证他对对象进行发问的合法性；再者，这一提问所追求的乃是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本质，它先行假定了历史中必有一种共同人性贯穿于人生经验中，惟有在此共同人性的基础之上，对人的理解与解释才有可能，这些理解与解释的客观真理性才能得到保证；最后，维系这一提问的先在结构的核心就是理性。理性既是认识主体的本质规定性，又是推进认识过程的主要力量，也是最后衡定认识结果的标准和原则，因而它必然也是认识活动得以可能的先决前提。

    而与之对应的第二条道路则是从具体的人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出发，通过对具体的人的当下生存境遇的领会，揭示出整体的人的存在及其意义。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是把人当作客体化的对象来看待，它所寻求的也不是族类化的普遍性本质，而只是通过理解来展示自己。因为“我是谁？”作为一种终极之问，并不是一种身份之问，也不是一种效用（即人的功能或能力）之问，而是一种无有设定之问，有时候，它甚至还是一种无由之问，即我并不知道我是为何而问，问之所问是什么。可恰恰是在此种提问或自问的过程中，呈露了生命存在的第一样式——生存理由的幽暗不明。我之所以发问，就是因为生存理由的这种非自明性，也正是在这一发问中，问者的“我”就从混迹于世的幽暗中显露出来了，由此开启了人（我）向世界、向他人、向自身以及隐匿在一切存在背后的奥秘者的开放。因此在这里，提问不再是一种匮乏，而是一种充盈，是展开生命可能性的先启。它本身就是对所问的一种应答，只是这种回答已不再是语言的和理论的，而是实践的、亲历的和亲证的。

    “我是谁？”，“我为何要这样活着？我这么活着的理由是什么？”，这一提问无情地暴露了提问者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它足可以摧毁现实自我的虚假的整一性，使那看来自足而又自明的生存理由突然陷入幽暗不明的境地。但也恰恰是这有力的一问，使提问者从平常状态中脱离出来，开始了对自我的超越和追寻，由此展开了个体生命通向无限的漫长历程。《旧约·创世纪》中关于人类始祖堕落的神话就揭示了人的这一不幸命运的最初源头。万物在天上的主耶和华在创造了天、地及天地间的一切之后，又照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了人之始祖亚当的肉体，用灵气造了亚当的灵魂；又从亚当造（复制）了夏娃，并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们做神在地上的万物的管家，赐予他们高出其他万物的优越性；但耶和华也立下禁令，不准人偷吃能分辨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这无知无识、没有自我的人之始祖还是经不起蛇的引诱，为了满足口欲和能象上帝一样全知全能而违背禁令偷吃了禁果，离弃了上帝，最终受到惩罚，被逐出了伊甸园，带着将承传万世万代的原罪在地上劳作、迁徙和死亡。

    人之所以被逐出乐园，背上罪恶的重轭，沦入生死的轮回，从神学的角度说，乃在于他离弃了上帝，违背了神的旨意和律令，破坏了人与上帝之间所结的神圣的盟约。但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人离弃上帝乃是为了确立自我意识，为了能够按自己的意欲开出自己的道，使上帝与人的之间从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转换为上帝以他的神性启示人的灵性的生存关系。因此，那引诱人偷吃禁果的并非外在于人的邪恶力量，而是内在于人的自然欲望，是尘土和灵气造就的矛盾体的自然倾向，如《圣经》所说，那女人是因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3：6），从此，对自我探询的欲望和对无限神性的渴望便培植到了人的心里。由于自我意识的产生，人脱离了舒适的自然状态的无知，开始了对自身处境的沉思和对生存真理的探求。并且，人偷吃了禁果，眼睛变得明亮了，但这个知道用自己的眼睛看待自己的生命体第一眼见到的却是自己的罪，并为这罪感到羞耻。这就是说，人在被赋予自我意识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对世界、对自身的死亡和罪性的恐惧意识，并由此产生了生存的焦虑，因为这来自于尘土的肉体和来自于神性的灵魂的结合体既不可能在生活中置自身的命运于不顾，也不可能在人之处境之外去把握和战胜这个命运，而只能在自身的生存之内去寻求解决，用我们的有限意识去照亮和穿透那当下生存的幽暗。“我是谁？”或“人是谁？”这一终极之问就是人为此而作的西西弗式的努力。

    从理论上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条认识自我的途径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互联系的。因为要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总免不了要牵扯到发问者的个人经验，而要确定个人的自我，也不可能不关联到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实际上，不论我们在这两条道路中采取哪一条，关键是我们都必须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虽然我们不能排斥各个人文学科可以从人的整体中划出自己的特定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此来确定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但是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还是必须把整体的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域限，必须让自身的特定领域保持对整体的人的开放，以保证其思考的有效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人是什么？”和“我是谁？”相互之间也有着某种不可通约性。前者追问的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而后者追问的是个体自身的生存意义；前者的提问者是一个超然于问题之外的自足的认知主体，而后者的提问者却是一个被置于问题之中的存在，是一个有待显明的且为此焦灼不安的个体。对前者的回答并不必然地就是对后者的澄清，有时甚至是对后者的遗忘。一个人也许能对前一个问题找到某个确定的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面对后一个问题时就能安然不惊。

    并且，从哲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虽然上面两种追问自我的方式在各个时代都会出现，但每个时代自身都会有一个主导性的追问方式。由于以何种方式提问往往都内在地隐藏着提问者对这一问题本身的前理解，因而人如何提问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能勾连出他将如何作答。因此，通过对各个时代人们追问自我的不同方式的考察，我们就能获得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在哲学中为解决生存的困惑而书写的不同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