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施坦《逻辑哲学论》中的某些思想，尤其是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逻辑实证主义是人工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逻辑实证主义也被称为“新实证主义”。所谓实证主义最初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它的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和穆勒，一般被称之为第一代实证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赫主义被称作第二代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则被称之为第三代实证主义即“新实证主义”。以下当我们说到“实证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主体是维也纳学派，另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哲学家。它的代表人物有石里克（Moriz Schlike，1882－1936年）、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等。逻辑实证主义是在罗素特别是在维特根施坦影响下形成的。虽然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后来逐渐意识到他们与维特根施坦之间的分歧，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毫不讳言维特根施坦的对他们的影响。罗素、弗雷格和维特根施坦都是由哲学家个人提出的思想体系，而逻辑实证主义则是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通力合作的产物，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他们也有分歧，但是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最初是围绕石里克而形成的维也纳小组，石里克意外去世后，尤其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小组成员分散世界各地，许多人如卡尔纳普、莱欣巴哈、亨普尔等定居美国，在实用主义传统中找到了一种适宜的哲学氛围，但在二战之后，实证主义因其固有的缺陷而逐渐衰落，失去了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分析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也不再是一个持续的哲学运动了。

    逻辑实证主义具有极其浓厚的科学主义精神，在它看来，科学是人类所有的知识的典范，一种知识要么是科学，要么就什么都不是，哲学除非成为科学的工具，否则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科学精神规定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研究的问题的范围：（1）形式科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区别；（2）证实原则；（3）消除形而上学。

    在批判形而上学问题上，虽然实证主义者引康德为同道，但是他们嫌康德不够彻底，因而主要将休谟看作是实证主义先驱。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一书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话概括了现代实证主义的某些主张。休谟把知识划分为关于观念之间的关系和关于事实的知识，也就是实证主义所说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他说：“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些原则后去巡行各地的图书馆，我们将会造成怎样大的破坏呢？如果我们拿起一本书，比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我们就会问：其中包含有任何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没有。其中包含有任何关于事实的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也没有。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投入烈火中烧掉，因为它包含的不过是诡辩和幻想”。[1]实证主义者与休谟一样只承认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不承认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在严格划分形式科学和经验科学的基础上，实证主义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或“证实原则”，这个原则构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例如卡尔纳普指出，“（有意义的）陈述分为以下几种。首先有这样一种陈述，它之为真只是由于其形式（用维特根施坦的话说就是‘重言式’；也与康德的分析判断相当）。关于实在，它什么也没有说。逻辑和数学的公式就属于这一种。它本身并不是事实的陈述，但可以用来改变这种陈述的形式。第二种是对上一种陈述的否定（‘矛盾式’），它是自相矛盾的，因而它之为假也只是由于其形式。至于所有其他陈述，其真假的判定在于[基本的]记录句子。因此它们是（真或假的）经验陈述，属于经验科学。如果人们想构造任何不属于上述几种类型的陈述，那么它们将必然地是没有意义的。由于形而上学既不想断定分析命题，又不想落入经验科学范围，它就不得不使用一些无运用标准规定的、因而是无意义的词，或者把一些有意义的词用某种方式组合起来，使它们既不产生分析的（或矛盾的）产生，也不产生经验陈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伪陈述”。[2]这就是说，分析陈述与实在无关，综合陈述虽然与实在相关，但它是经验陈述。显然，形而上学不会满足于分析陈述，因为它要把握的是实在，它同样也不会满足于综合陈述，因为单纯的综合陈述是经验陈述，而形而上学的目的是把握超验的实在。然而，我们只有两类有意义的陈述，这就是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形而上学所要求的那种知识是不存在的，所以它的理论和学说是无意义的。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而是它的对象、问题和理论根本就没有意义。以往的哲学争论大多属于这种无意义的命题，所以实证主义哲学家不准备参加到这种争论之中去，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而是彻底排斥这种争论。实证主义亦不准备接受怀疑论的立场，因为怀疑论仍然假定人们对之不作判断的那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缺少相应的认识能力而已。因此，虽然实证主义与怀疑论都反对形而上学，但是怀疑论者认为存在着某种我们的认识能力所无法企及的事物，而实证主义者则否认有这样的事物存在。在他们看来，假定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不可知，与假定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是可知的，同样是伪陈述、伪问题。所以，试图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来拯救形而上学对象的任何努力都在排斥之列。

    于是，逻辑实证主义便形成了它的“意义标准”――“证实原则”。

    实证主义者对哲学争论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源于他们所采取的“意义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他们可以决定用于表达知识的任何语言表达式是否有意义，即决定这种表达式之为真或假的可能性。这种“意义标准”就是“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一个陈述必须有意义，证实原则就是衡量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实证主义者并不想在哲学争论中以此标准来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而是要求在争论之前就先来解决一个问题：争论的问题是不是有意义？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不是有意义？如前所述，形而上学显然不愿意将自己的陈述范围仅仅限制在重言式的领域，因为它要把握的对象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实在。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使用证实原则来考察它，看一看它能否为经验所证实。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该陈述就是伪陈述，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证实原则要求的是“原则上的可证实性”，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可以得到直接的经验证实，所以卡尔纳普主张区别两种证实，即直接的证实和间接的证实。总之，逻辑实证主义提出证实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形而上学。根据他们的观点，当形而上学被看作是对超验对象的认识时，这种认识的结果在原则上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因而是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形而上学是一门毫无意义的学科，它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它所提供的各种解答既不可能真也不可能假，因而没有认识上的意义。

    逻辑实证主义依靠证实原则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拒斥形而上学的运动，对于清理哲学中的传统观念的确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它的证实原则亦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实际上，证实原则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划界工具，而划界就肯定有两个方面：从否定的方面说，证实原则可以作为拒绝对语言的无意义的使用和对知识的无理要求的根据。从肯定的方面说，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从根本上阐明对科学的合理要求。但是，如果证实原则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它自己必须是清楚和适当的，否则就难以充当意义标准。不幸的是，实证主义者发现证实原则并不是完善和可靠的。所谓证实原则的核心是经验证实：一个有意义的陈述必须可以用感觉经验中发现的东西来证实。然而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科学的普遍公式是不可能依靠经验而得以证实的：经验事实无论如何都是偶然的，而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如何解释呢？即使我们认为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普遍必然性，也仍然无法提供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科学的抽象公式和一般法则。所以，证实原则的危险在于，它在消除形而上学的同时，有可能消除科学本身。另外，既然有意义的陈述分为分析的陈述（重言式）和综合的（经验的）陈述两类，那么证实原则自己究竟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呢？如果它是分析的，那就与经验无关。如果它是经验的，它不仅在真假上是偶然的，而且亦需要经验来加以证实。由于这些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它意味着，对于证实原则是不能用意义标准来衡量的。那么，证实原则是不是有意义的陈述？证实原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基础，现在这个基础被认为是不完善不可靠的。所以二战之后，逻辑实证主义逐渐衰落了。

    美国哲学家、逻辑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 ）在他的经典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揭露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批判了关于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的区别和还原论，从而动摇了逻辑实证主义赖以存在的两大基石。在奎因看来，经验论的第一个教条是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的区分，两者的截然两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奎因认为，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请看下述两个命题：（1）“单身汉是脾气古怪的男人”；（2）“单身汉是未婚的男人”。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命题（1）是经验真理，命题（2）是逻辑真理。因为大多数单身汉的脾气可能比较古怪，但是并不是每个单身汉的脾气一定古怪。而“单身汉”就是“未婚的男人”的同义词，经过替换，就等于说“未婚的男人是未婚的男人”，所以是A＝A的同一命题。奎因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凭什么说“单身汉”与“未婚的男人”是同义词呢？它们的同一性的根据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它根据的是词典的规定，然而词典的规定不过是编纂者根据经验的记录，并且“单身汉”与“未婚的男人”也并不是在一切语境中都是同一的，例如我们就不能将“单身汉有三个汉字”互换为“未婚的男人有三个汉字”。因此，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间的界限并未划出，而这样一种想法本身就是经验主义者的一个非经验的形而上学教条。经验论的第二个教条是作为证实原则的基础的“还原论”，即认为命题的意义取决于从经验上证实或证伪这个命题的方法，而这个证实原则又依赖于“还原论”，即每个有意义的命题都相当于一个由若干与直接经验有关的语词组成的逻辑结构。奎因则认为，单凭感性经验是不可能孤立地证实一个命题的，因为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并不是孤立的语句，而是整个科学，或者说是语句的整个体系。换言之，任何理论都具有整体性。显然，奎因的批评的确击中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要害。

    当然，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维特根施坦重返剑桥，提出了新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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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5页。

    [2] [德]卡尔纳普：《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参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