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施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出版之后曾经“退出江湖”，因为在他看来哲学问题都被他解决了，在哲学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于是他改行去作小学教师。但是20年代后期他又重返哲学，而且在批判自己过去的哲学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新的探讨。维特根施坦于1951年去世后留下了几万页手稿，编辑出版的代表作是《哲学研究》。

    在《哲学研究》一书中，维特根施坦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以前的思想是错误的，同时认为他的新思想只有同他的旧的思想方式加以对照，并且以旧的思想方式为背景，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1]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强调维特根施坦前后两个时期哲学的差异而忽视它们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施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变，那就是语言，准确地说，是命题的本质。维特根施坦关心的是“为什么可能说某种事情”？“结合起来的词怎么能标记某个事物并被传达给别人”？不同的是，在前期哲学中，一个命题（Satz）说某事，是因为它是实在的图象和模型；它同实在有一种可能的同型关系；它的意义由它的真值条件所决定。所以，命题归根结底始终只是一种名称的连接，每个名称代表了一个对象。日常语言有一种隐蔽的复杂性，逻辑分析使它显露出来，使之清楚明白。语言的基本作用是图式实在。语言的逻辑结构是以复合命题和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关系来考察的。而作为实在的模型的基本命题，其意义则在于它同实在的真或假的关系。在后期哲学中，一个命题－－更确切地说是句子－－表示“语言游戏中的一步”；它是用来完成某个特别目的的“工具”，虽然并不是描述实在的唯一的或必然的工具；它的意义受各种语法规则或约定的支配。因此，语言表达式的逻辑是用完全不同的术语来解释的：既不是用一种把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作为语言本质的深层语法来考察语言，也不认为命题的“基本”成分是由名称构成的。语言就是日常语言。它不是从具有基本命题形式的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中派生出来的。语言就是各种语言。应该全面考察它异乎寻常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应该如实地描述和理解它，而不把它归结为某种更基本的结构。它有多种应用，并不只是描述实在和描绘事实。

    由此可见，维特根施坦前后期哲学的不同体现在他对日常语言的态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维特根施坦充满了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感，力图寻求一种严格精确的人工语言来防止日常语言出错，并且把形而上学的错误统统归结为日常语言的误用。现在，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说在哲学中我们考察一种与日常语言相反的理想语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使得看起来好象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日常语言加以改造。但日常语言是完全正确的”，即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2]“我们要在我们关于语言之使用的知识中建立一种秩序：具有特定目的的秩序；它是许多可能的秩序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秩序。为此，我们要经常地突出区别、而语言的日常形式很容易使我们忽略这些区别。这使得事情看起来好象我们把改造语言当作了自己的任务。……我们的混乱是当我们的语言机器在空转而不是在正常工作时产生的”（第132节）。

    《逻辑哲学论》的主要倾向是实在论的。逻辑揭示一切可能事态固有的必然结构。数学作为一套重言式，由于详尽无遗地陈述了一切可能性而揭示了实在结构中的必然性。而且，在一种结构非常清晰、表述非常完美的语言中，一切命题的意义必须完全确定，以便同世界的对象相关联。然而，他的后期哲学则更多地是约定论和构成论的。一种语言工具是否成功或者方便，评价标准依靠的是“使用条件”的逻辑而不是“真值条件”的逻辑。因此，维特根施坦采取了一种明晰的约定论的意义观：语言表达式的意义由人们发明和采用的使用规则所决定，语法是自主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有它的内部结构，这种内部结构由从属它的语法规则来表达。并不是实在有某种独立于语言的结构，语言必须符合它，而是说思想（语言）是由人们的约定构造起来的，它把自己的结构带给了实在。所以，语言分析的工作与过去不同了。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参加我们进行的不同种类的“语言游戏”来研究语言的构造和作用，研究“语法”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职能。传统哲学的困境就是因为没有从事这种研究。以往的哲学是一种“病”，对我们语言的逻辑（语法）进行考察的哲学则是对这种病的“治疗”。我们并不企图改变日常语言，而是对一切事物听其自然，不过弄清了语言的语法，我们就完成了哲学的启蒙。[3]

    因此，后期的维特根施坦抛弃了《逻辑哲学论》中关于“语言是实在的图象”，“语言是描写实在的逻辑结构”的“图象论”，放弃了确立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的理想，开创了日常语言哲学。

    维特根施坦认为，语言并不是静止的逻辑构造的产物，而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活动，它不仅包括语词和语句，而且还包括说话时的行为操作等等活动，只有把它们与人们的生活活动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所以，“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第19节）。语言与行动的结合就是所谓的“语言游戏”。游戏必须有游戏者共同遵守的规则才能进行，例如在不同的纸牌游戏中，一张纸牌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作用是由不同的规则决定的。同样，语言也必须有说话者共同遵守的规则，同一个语词在不同的使用规则下，它的意义也不一样。所以，你要正确地说话，就不仅要认识各种语词，而且还必须懂得使用这些语词的规则，否则就会产生各种词义的误解，从而引起各种“形而上学”的纠纷。因此，语言是一种工具，语词也是一种工具，即一种用途可以变化的工具。一种工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用途，语言也是一样。一个孤零零的语词很难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象工具一样，全看它的用途，全在于人们用它来表示什么。由于肯定了语词意义的可变性，维特根施坦进而肯定了语词的多义性，认为日常语言的语词的多义性并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只要根据不同的语言游戏规则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它们，不但不会给人们带来理解上的混乱或误用，反而会使日常语言丰富多彩，从而体现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

    维特根施坦从“反本质主义”立场出发反对语词的定义化。本质主义者认为同一类事物之所以成为该类事物，是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共相），定义就是规定事物的这种本质。维特根施坦则认为事物根本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家族相似”。所谓“家族相似”不是共同的相似，而是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不完全相似。例如一个家族中的成员之间有的眼睛相似，有的神态相似，有的脸庞相似。因此，维特根施坦坚持一种唯名论的立场，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般性的名词概念只是为了方便，本质、共相那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误把这些东西当作存在，就会染上“哲学病”。

    象前期哲学一样，维特根施坦认为哲学绝大多数的错误产生于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误解。哲学家们不理解语言是一种工具，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他们往往离开了语言的日常使用，孤立、静止地考察语言及其语词的意义，枉费心机地去寻找它们的对应物。维特根施坦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一种精神病症的语言。精神病患者讲起话来总是语无伦次，别人是听不懂的。形而上学也是这样一类精神病症的语言，属于形而上学的语言人们也听不懂。哲学家们的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深奥，而是因为他们不是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讲话，不是在具体用途中考察语词的意义，而是违反规则，脱离用途，盲目地寻找它们的绝对意义。例如“物质”、“精神”、“时间”、“真理”等等，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它们的意义是清楚的，从来不会引起争论，而哲学家们离开了日常语言的使用去寻找它们的绝对的对应物，于是便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因此，哲学的争论都是由于哲学家们离开语词的日常使用，孤立地考察它们的绝对意义的结果。“当语言休息的时候，哲学问题就产生了”（第38节），哲学的混乱乃是在“语言机器在空转而不是在正常工作时产生的”（第132节）。

    因此，真正的哲学其任务应该是“治疗”哲学的“精神病”，为哲学家们澄清语言的混乱提示方向。“哲学是一场反对我们的语言给我们的理智所造成的迷惑的战斗”（第100节）。一个在理论上困惑的哲学家，就象一个想到屋外去却找不到门的人，或是一只误入捕蝇瓶到处碰壁想飞出去的苍蝇。维特根施坦认为他的哲学就是为到处碰壁的苍蝇指出飞出去的道路（第309节）。

    那么，怎样才能治好“哲学病”呢？正如没有一种可以治疗一切精神病的绝对治疗法一样，也不存在可以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绝对的方法，应该针对不同的病症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正所谓“对症下药”。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把语词的使用从形而上学的方式返回到日常语言的使用方式中去，即对哲学问题进行日常语言的分析，按照日常语言中使用的意义来理解和使用各种哲学范畴。“必须把语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的用途带回到它的日常用途中来”（第116节），“哲学绝不能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而只能描述语言的实际使用”（第124节）。

    比较维特根施坦前后期哲学是很有趣的。前期哲学着重点在于可说与不可说的区别，由此而划分了两个世界，《逻辑哲学论》虽然只给不可说的东西留下了一个命题，但是实际上这个不可说的领域，也就是神秘的领域，亦构成了一个世界。然而按照后期哲学，即使这个神秘的领域是存在的，它也是可说的，说它的命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衡量命题的意义不是逻辑，而是不同的语法规则。换言之，语言或者语词只要符合一定的语法规则，就是有意义的。所以，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由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组成的现实的世界。因此，真正的哲学问题（人生的问题）的答案也就只能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去寻找了，以探讨人生意义问题的哲学也就是可说的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今生今世的生活和体验中，那种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仍然是没有必要的。

    在维特根施坦后期哲学的影响下，形成了日常语言学派，它的主要代表有赖尔、斯特劳森、奥斯汀、厄姆逊等人。他们强调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中概念的丰富性及其细微的差异，从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日常语言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希望通过揭示词或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而阐明语词多种多样而功能各异的用法。例如，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11－1960年 ）经常举办研讨会，讨论由于疏忽而做了某事、误做了某事、偶然做了某事三者之间的区别。有时与会者会迷惑不解地问：“奥斯汀教授，这些问题表明了哪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呢？”奥斯汀会回答：“几乎所有的重大哲学问题”。这一时成了他的名言。在奥斯汀看来，分析“知道”一词的各种涵义，讨论“如果”和“能够”（Ifs and Cans），区分“表意”、“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和“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这三种不同的言语行为等等，即使不是哲学的全部，至少也是哲学的开端。如果我们不了解语词和概念的用法，我们怎么能讨论哲学呢？这倒有点像中国清代乾嘉学派的风格：先通文字训诂，后晓微言大义——“小学明而经明”。

    下面，我们以赖尔为例来说明日常语言学派反形而上学的理论特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年）认为日常语言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错误，在日常使用中也不会出错，只是在哲学家使用它来抽象、概括、表达哲学命题的时候问题才产生了。他在《系统地引入误解的表达式》一文中分析了三种类型的语言表达式：[4]

    1、“似是而非的本体论陈述”。表面看来，“撒旦不存在”、“食肉牛不存在”和“我很疲倦”这三个句子形式上似乎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都具有“S是P”的判断形式，但实际上“撒旦”、“食肉牛”与“我”不同，它们不能充当一个论断的主词。它们在陈述的表面语法形式中是主语，其实只起表语的作用。所谓“撒旦不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东西既是凶恶的又被称为‘撒旦’”。

    2、“似是而非的关于共相的陈述”。例如“不守时是应当受责备的”这句话似乎与“琼斯应当受责备”是一类命题，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世界上既存在着“琼斯”这种具体的事物，同时也存在着“不守时”这样的一般事物。然而，当我们说“不守时是应当受责备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不守时”应当为它自己感到羞愧，应当受责备的不是不守时性而是不守时的人。

    3、“描述性表达式和似是而非的描述短语”。像“牛津大学副校长”这类描述短语其本身虽然不会引起人们的误解，但是在哲学家的使用中，对它们的含义的解释却可能犯错误。从语法形式上看它们好象是指称个体的描述短语，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指称功能。例如“牛津大学副校长现在很忙”这个句子中的“牛津大学副校长”作为语法主语似乎指称某个人，但它实际上可能并无所指。这就像我们说“上帝很忙”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上帝一样，牛津大学也可能并没有副校长。

    虽然逻辑语言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在日常语言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是它们分析语言的目的都是为了清除形而上学本体论，而且同样对形而上学持激进的批判立场。不过在语言哲学之中也有比较宽容的哲学家，例如奎因。尽管奎因关于“本体论的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的观点在分析哲学中并没有得到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但它却是很有特色的思想。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讨论存在问题的本体论是形而上学，应该从哲学中清除出去，因为哲学只是对语言的分析，而“一个语言构架的接受决不可以看作蕴涵着一个关于所谈的对象的实在性的形而上学教条”。[5]奎因则认为，任何科学家的理论学说都具有某种本体论的立场，都包含着肯定或否定这样或那样事物存在的某种本体论的前提，因而“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6]哲学家的基本任务之一，正在于通过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揭示或澄清其本体论的立场。

    对奎因来说，本体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何物存在”的问题，不过它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问题：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作为形而上学是关于本体论的事实的问题，这的确是没有意义的；而后者则是他所主张的在语言使用中的“本体论承诺”的问题，却可以是有意义的。当我们分析某个理论或学说的“本体论承诺”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按照这个理论有何物存在，所以“本体论承诺”仍然是语言范围之内的问题。

    激进的分析哲学家们主张形而上学的对象就好像“飞马”那样的虚幻对象或“伪对象”，它们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我们甚至不能说“飞马不存在”或形而上学的对象不存在，因为即使是对这种虚幻对象的否定陈述仍然暗含着对这个对象的认可。奎因不同意这种极端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预先假设了一个由其名词命名的对象的存在，这是一个谬见。我们并不因为仅仅使用了一个名字（如飞马）就必须承诺这个名字所指称的对象的存在，名字并不是本体论承诺的承担者。那么，奎因所说的“本体论承诺”指的究竟是什么呢？他认为，“我们的整个本体论，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本体论，都在‘有个东西’、‘无一东西’、‘一切东西’这些量化变项所涉及的范围之内，当且仅当为了使我们的一个断定是真的，我们必须把所谓被假定的东西看作是在我们的变项所涉及的东西范围之内，才能确信一个特殊的本体论的假设。”[7]换言之，我们的任何理论学说都含有“本体论的承诺”，不过这一承诺并不涉及“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而只涉及在这个理论所言及的范围之内何物存在的问题。这无异于说，在一个自足的理论中，即使它所言及的对象如“飞马”并不实际存在，但是它们仍然可以在这个理论中存在并得到言说，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且只能在语言的使用中谈论“存在”问题。当然，根据“本体论的承诺”是无法判断那种本体论是真的，而且对相互对立的本体论理论我们也无法判断谁对谁错。不过，只要我们知道它们并不能言及何物实际存在，因而不妨采取宽容的态度，承认任何理论都有权在它的范围之内假设某物的存在。

    奎因企图以其“本体论的承诺”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拯救”本体论，这种努力并未获得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的认同，恐怕也未必能够由此而为本体论开辟一条生路。一方面他显然不可能也不愿意满足本体论对于何物实际存在的探求，而这恰恰是本体论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他的“宽容精神”虽然可以使一切理论学说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合法地”确定有某物存在，但是这些“存在”既没有可比性，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统一的本体论，而这亦是本体论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如果“本体论的承诺”“宽容”到了认可所有理论学说包括科学、哲学、伦理、宗教、神话乃至文学等等对自身内的某物存在的假定，其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奎因的“本体论的承诺”可以看作是维特根施坦的“语言游戏说”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承诺某物的实际存在的条件下承诺它在某一理论或学说中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仍然是可能的，只要它是一种“语言游戏”，只要它服从这个语言游戏的规则，它就是有意义的。虽然奎因的本体论承诺是有条件的，但是它却的确弱化了分析哲学反形而上学的战斗力。

    分析哲学对于20世纪的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要求语言清晰的主张和逻辑语言分析方法，使它在英美哲学界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大学的讲堂，以至于一个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人如果不掌握语言分析方法，就很难对20世纪的西方哲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然而，作为一个哲学流派，分析哲学毕竟是昨日黄花，已经衰落了。就其自身而言，这一衰落是必然的，因为分析哲学运动虽然在反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持非常激进的立场，但是实际上它的科学主义恰恰是形而上学科学思维方式的余续。当分析哲学主张一种知识或者是科学，或者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它等于缩小了人类知识的范围，并且由于科学主义的立场而将对我们更为重要的信仰、道德、审美等问题当作形而上学也“拒斥”掉了。

    如前所述，分析哲学运动突出体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的基本特征，而实际上不只是分析哲学，其他哲学流派同样关注语言问题，只是它们的研究方式是不同的。例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讨论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语言哲学”。看到向来唱对台戏的冤家对头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语言，于是有人预言，21世纪的西方哲学将在语言哲学领域走向新的融合。这一预言看起来令人欢欣鼓舞，然而我们倒希望那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企盼哲学形成一统天下、万流归宗的局面虽说是人们的良好心愿，但是这种观念显然误解了哲学的本性。正如我们在序言中所说的，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学说之中，也不存在于某一个哲学体系之中，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的哲学运思之中，因而要求哲学中只有一种哲学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以后我们将看到，后现代主义所鼓吹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无论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持什么样的态度，21世纪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它的遗产。当然，“对话”总比“对抗”好，如果哲学家们能够坐在一起就同样的问题进行对话和讨论，那势必产生难以估量的成果，不过这种对话并不意味着、亦没有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非得达成统一的意见不可。

    原因很简单，哲学问题是人类永远在追问，但却永远也不会获得终极答案的难题。既然如此，哲学家们相互之间保持着不同的意见是十分正常的，若是他们形成了统一的知识，那倒令人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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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奥]维特根施坦：《哲学研究》，序言。参见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页。以下在引用该书时将只在正文中注明章节序号。

    [2] 参见《当代分析哲学》，第322页。

    [3] 参见《当代分析哲学》，第325页。

    [4] 参见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第44－46页。

    [5] 参见《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93页。

    [6] [美]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7] 《从逻辑的观点看》，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