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主体性的问题早在哲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了，不过这个问题成为哲学家们自觉思考的主要问题，却是从近代哲学才开始的。

    西方哲学从希腊哲学开始就确立了一种学以致知的观念，它以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作为追求的目标，所以认识论问题――当然也包括主体性的问题――应该是它的基本问题。然而，当古代哲学家们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与自然万物尚处在物我不分的境界，不知经过多少艰苦卓绝的努力才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普遍的概念来，所以虽然就认识而言肯定存在着主体性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并没有为哲学家们所自觉。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壮大，各个学科在分化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因此，认识论的问题就成了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哲学一开始就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认识问题的争论的原因。

    通常我们称主体性的觉醒或自我意识原则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而这个基本精神的奠基人就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笛卡尔登上哲学舞台之日，正是经院哲学衰落、哲学百废待兴之时。摆在他面前的艰巨任务，就是重建形而上学，为整个人类知识大厦重新奠定基础。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为人类知识确定基础呢？笛卡尔不仅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他发现几何学方法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只要严格按照几何学式的演绎方法进行推理，就可以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即真理性，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确定用来推理的基本前提，也就是知识的出发点或基础。在知识难辨真假的情况下，笛卡尔主张使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来清除一切稍有疑窦的东西，把所有可疑的知识排除出去，寻找不证自明无可置疑的基础。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一书中这样写道：“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做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1]当然，“我这样做并不是模仿那些为怀疑而怀疑并且装作永远犹疑不决的怀疑派，因为正相反，我的整个计划只是要为自己寻求确信的理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和粘土来。”[2]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

    首先，我们一向当作真实可靠的感性知识是不可靠的。尽管感觉给予我们关于事物的许多报告，但是有时感官是会骗人的。例如同一个物体由于远近距离不同，在感觉上就变成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对这些骗过我们一次的东西不要完全相信，肯定是谨慎的行为。然而，尽管感官在事物远近、大小等方面有可能欺骗我们，但是在别的方面也许没有理由怀疑它。例如我坐在火炉旁，穿着冬袍等等，我怎么能够否定这双手、这身体是我的呢？然而这同样是可疑的。因为我是人，在睡觉的时候有可能做梦。我究竟是否坐在这里，是清醒还是在梦幻之中是不确定的，所以也是可以怀疑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由此推论，一切依靠考察事物的科学如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等都是可疑的，因为它们的对象是否现实存在都是不确定的。笛卡尔的怀疑是如此之彻底，他甚至认为，他心爱的数学、几何学也是可疑的，因为人们在推理论证时经常会犯错误，而且创造世界的上帝亦可能是个骗子，他有意让我们上当：我们以为2乘以2等于4，而实际上等于5。不仅如此，甚至设想上帝并不存在也是允许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确很容易假设，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苍天，也没有物体，也很容易假设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手、没有脚，最后竟然没有身体。总之，以往我们所确知的一切可能都是虚幻的。

    但是，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怀疑一切的时候，这个怀疑本身却表明了一条无可置疑的真理，即“我在怀疑”本身是无可置疑的。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因为我对“我在怀疑”的怀疑恰恰证实了我在怀疑的真实性。在笛卡尔看来，怀疑也是一种思想。因而我们可以说，“我在思想”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显然，我在怀疑，我在思想，必然有一个在怀疑在思想的“我”存在。因为说某个东西在思维着，而它在思维时却又不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换言之，怀疑必然有一个怀疑者在怀疑，思维必然有一个思维者在思维。因此，“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乃是一条真实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之动摇的真理，我们可以毫无疑虑地把它当作形而上学的第一条原理。至于“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则是一个心灵实体，这个心灵实体的本质乃是“思想”。笛卡尔所说的“思想”范围很广，它包括一切意识活动，诸如怀疑、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感觉等等。

    笛卡尔坚持认为“我思故我在”是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于是有人将他的思想看作是唯我论的唯心主义，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笛卡尔并不是说，万事万物都依赖于“我”而存在，而是说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我”的存在。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在知识真假难辨的情况下，笛卡尔的怀疑方法或许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因为任何武断的判定都难逃怀疑的法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可疑的知识一一排除出去，看一看还剩下什么。换言之，任何肯定性的知识在此都失去了作用，我们只能依靠否定性的方法，而否定的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否定性本身。所以，笛卡尔通过怀疑方法寻求不证自明、无可置疑的知识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将知识的内容排除出去，最后发现知识的形式亦即认识主体的过程。当笛卡尔完成了《第一哲学沉思集》之后，曾经将它分别送给当时欧洲的知名人士征求意见。在这些批评意见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大可不必非要通过彻底的怀疑方法来确定“我思”的存在，“我在散步”甚至“我在游戏”一样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这一批评显然没有理解笛卡尔思想的深刻意义。正如笛卡尔所反驳的，“我在散步”、“我在游戏”都可能是梦境中的虚幻景象，反之，当我怀疑“我在散步”、“我在游戏”的可靠性的时候，我才能确证我的存在。的确，我们不妨试一试，有没有一种肯定性的知识可以自我保证其自身是无可置疑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再想一想，有什么比怀疑更好的办法，能够使我们确立自我意识，显然没有。因为自我或自我意识只有通过与其他事物相区别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才能意识到我自己。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就是通过在认识中排除认识对象的方式来确定认识主体。他的错误是将这个认识论的命题“非法地”转换成了本体论的命题，将“我思”看作是某种“实体”。

    表面上看来，“我思故我在”是一个简明的事实，笛卡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提出了这个命题，实在是有点儿小题大作：我们谁不知道我自己的存在呢？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知道而在于证明，或者按照笛卡尔的主张，也不是证明而是直观性地确定我的存在，因为如果是证明那就还有前提，因而还不是第一原理。毫无疑问，笛卡尔单凭这一个命题就可以永垂不朽了，它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因此，黑格尔对笛卡尔赞誉有加：“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3]笛卡尔对哲学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怀疑这种否定性的方式将思想的形式与思想的内容（对象）分开，由此而确立了主体的独立地位，并且以之为一切思想或认识的基础。然而，当他把这一认识论的反思转化成为本体论的结果，主张“我”是一个思想实体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了一个“非法”的转换。正如康德所说，将我思看作思想实体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它等于把判断中的“实际主语”和下判断的“逻辑主语”混为一谈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只能看作是认识的形式条件，它是我的一切判断的“逻辑主语”，而对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的确证则需要认识能力和经验材料这两方面的支持。换言之，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判断中被下判断的“实际主语”，然而“我思”是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将“我思”或认识主体看作是认识的基本条件，但是却不可能认识它“是什么”。

    不仅如此，笛卡尔在为近代哲学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同时还留下了一道二元论的难题，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始终难以摆脱困境。笛卡尔是通过将思维内容（客体）与思维形式（主体）区分开的方式来确立主体性原则的，这就使他陷入了二元论而不能自拔。在他看来，心灵与物体是两个互相独立、没有关系的实体。心灵的属性是“思想”，物体的属性是“广延”。心灵没有广延，是不可分的；物体不能思想，是无限可分的。笛卡尔虽然确立了主体性的原则，但是也造成了心灵与物体、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整个近代哲学始终为这个对认识来说是致命的难题所困扰。因为这样确立起来的主体性是以主体与客体之区别为其前提的，因而当哲学家们由此出发去证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时候，那是注定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结果，不仅唯理论而且经验论最终都无法跨越这个障碍：笛卡尔只好请出上帝来帮忙协调“我思”与物体之间的一致性；洛克则为经验所限，亦陷入了“心外有物”与“心中只有观念”的矛盾，使得经验论最终在休谟那里走向了不可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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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页。

    [2] [法]笛卡尔：《方法谈》，见《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46页。

    [3]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