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易学研究中的

“经传分观”与“以传解经”

杨庆中

        内容提要：在本世纪关于《周易》经传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经传分观”和“以传解经”的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本文对这些观点分别进行了介绍，并给予了适当的评价。

        传统易学向来把《易传》看作是《易经》的标准解释，看作是认识《易经》的唯一路径。汉代经学家干脆将原本单行，不与经文相杂的《彖传》和《象传》分附于卦、爻辞之下，乃至于“这种经传合编本《周易》……汉代以后两千多年来，学人演习既久，遂成通行文本”[i]。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得到普遍地信仰和运用，有一部分学者开始用新的观念，从新的角度重新探索《周易》经、传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经传分观”的经学研究的新思路。而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在接受新方法、新观念的同时，仍然认同并坚持“以传解经”的研究模式。因此，在本世纪关于《周易》经、传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经传分观”和“以传解经”的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本文即对此做一简单地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经传分观

“经传分观”论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周易》经传是分别隶属于两个时代的、性质不同的著作，二者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经是经，传是传，不可把《易传》的理解视为《易经》的本意，也不可根据《易传》的解释来理解《易经》。“经传分观”论产生于本世纪初，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影响颇大，因此可以说它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易学话题。

大致说来，“经传分观”论的产生，约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空前的思想解放，对封建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人更三圣，事历三古”的《周易》也在这种冲击中被拉下经学神坛，人们纷纷揭开披在它们身上的神秘面纱，用“求真”的目光重新审视它们的本来面目。一是随着新史学的崛起，西方的各种史学新方法，特别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普遍认同，从而为人们摆脱经学观念，还原六经的真面目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保证。一是自宋代以来的疑古之风在清末今文经学家那里被发展到了顶峰，而他们为疑古所进行的种种考证无疑又成为本世纪初人们“善疑、求真”的思想渊源。最后，具体到《周易》的研究而言，本世纪初的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和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古人占卜的实证材料，也为人们证实“《易》为卜筮之书”的传统记载提供了参照之物。由于以上这四方面的原因，传统经学家“以传解经”的易学研究模式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怀疑。

“经传分观”论的提出，有两个重要的理由，一是认为《周易》经、传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分别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念；一是认为《周易》经、传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著作。就第一点理由而论，我们可以古史辨派的著名代表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为例。顾先生在20年代末期曾撰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燕京学报》第六期），在该文中，顾先生站在史学家的立场，对《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疏。在这种分疏中顾先生发现，如果离开《易传》单看《易经》，几乎见不到传统经学家所谓的“三圣”和“三古”的痕迹。于是他便用自己所擅长的“把每一件史实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的手法，对比了《易经》、《易传》以及年代比较确定的《易林》的材料，发现《易经》与《易传》原来属于两种“绝对相反的”历史观念的产物。顾先生指出，《易林》虽然是汉人所作的与《易经》同其作用的一种占卜之书，但由于它的著作时代在道统的故事和三皇五帝的故事建设完成之后，所以虽不免汉代神仙家的气味，而在历史观念方面与《易传》却颇为一致。如《易传》中提到的伏羲、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等的故事，在《易林》中均有涉及。这说明《易林》和《易传》是在同一历史观念的指导下完成的。相反，如果拿《易经》和《易传》、《易林》相比，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如《易经》卦爻辞中只说及王亥、高宗、帝乙的故事，这与《尚书》所记武王与周公等人谈话中所及的人物比较接近，即仅记得近代的几个王，不及较古的唐虞之类。“但一到《易传》，就必得说出‘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来了”，真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于是顾先生作出推论说：“《易经》的著作时代在西周，那时没有儒家，没有他们的道统的故事，所以他的作者只把商代和商周之际的故事叙述在各卦爻辞中。”而《易传》著作时“上古史系统已伸展得很长了，儒家的一套道统的故事已建设得很完成了，《周易》一部新书加入这个‘儒经’的组合里，于是他们便把自己学派里的一幅衣冠罩上去了。”可见，《易经》与《易传》的历史观念是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的[ii]。因此，应该把“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的两部书——《周易》和《易传》分开”[iii]。在这里，虽然顾先生对于《易经》与《易传》的关系没有再作更多的说明，但毫无疑问，他是否定《易传》对《易经》的解释的可靠性的，是反对通过《易传》来理解《易经》的。

关于第二个重要的理由，即从《易经》和《易传》的性质方面论证“经传分观”的合理性，讨论者颇多。特别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易学讨论中，许多学者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周易》经传的关系问题的。他们认为，《易经》是占筮书，《易传》是哲学书，二者性质不同，所以不能“以传解经”。《易》为筮书之说，《汉书》已有明言，宋代理学家朱熹便十分赞成这种说法。但由于有关上古时期筮占的实证材料比较缺乏，人们对于《周易》时代的占卜的面目不甚了解，因而在筮占的意义上解释《周易》的卦爻辞时往往遇到一定的困难。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殷商甲骨卜辞的出土和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商周时期的占卜材料，不少学者从甲骨卜辞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开始从卜、筮比较的角度研究《周易》的卦爻辞。通过这样的比较，学者们发现，《周易》的卦爻辞虽然与卜辞的撰作体例不甚相同，但却也有渊源可寻[iv]，如“贞”字，由于《彖传》训“贞”为“正”，所谓“贞，正也。”所以，尽管许慎于《说文解字》中说“贞，卜问也”，但几千年来，经学家们还是死守《彖传》的说法，不敢有半点怀疑。直到大批的殷墟甲骨发现，“贞”字的本意才大白于天下。在甲骨卜辞中，贞“字”出现率极高，均作“卜问”之意，这一点对本世纪初的许多学者（包括易学家）影响极大。既然“贞”字的本意为“卜问”，而《易经》中“贞”字的出现频率及用例与卜辞又差不多，则《易经》就不象传统经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包含着什么高深的道理，而不过是整编了的卜辞或筮辞的总汇罢了。即“由卜筮而成，为卜筮而作”[v]。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易经》卦爻辞中一点思想内涵都没有，但其写作的目的在于适应占筮的要求，预测人事的吉凶[vi]，所以它的性质是——卜筮之书。

与《易经》相反，《易传》虽然是解释《易经》的著作，“但作者们从卦画和卦、爻辞分析综合、引申发挥，研究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认为‘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道广大而神知，如果能‘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很清楚，《易传》是哲学书。”[vii]因此，对于《易传》“要严格地把它跟《经》划分，不要以为《传》所说的就是《经》所本有。”[viii]用高亨先生的话说，“《易传》七种仅仅是《周易》古经最古的、有系统的、值得参考的、有正确成分的解释，决不是什么‘不刊之论’”[ix]，“《易传》解经与《易经》原意往往相去很远，所以研究这两部书，应当以经观经，以传观传。解经则从筮书的角度，考定经文的原意，不拘牵于传的说释，不迷惑于传为经所涂的粉墨脸谱，这样才能窥见经的真相。解传则从哲学书的角度，寻求传文的本旨，探索传对经的理解……。”[x]

除以上两点理由外，也有学者从哲学发展的阶段性上区别《易经》与《易传》的不同。如在六十年代关于易学研究方法的大讨论中，方蠡先生指出，《易传》和《易经》在思想上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从思想成熟的历史进程看，《易经》无疑是处在较幼稚的阶段，处在哲学思维萌芽的时代，它主要记载了当时人民的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经验，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初步概括出了像“无平不陂，无住不复”这样的天才的哲学命题。但是，《易经》中并没有提出什么宇宙生成论，更没有从八卦中附会出什么象数的道理来，这些都是以后解释《易经》的人，如《易传》作者之流的创作。用八卦代表天、地、火、水、风、雷、山、泽八种自然事物的观念是很早就有的，但是《易经》的作者未尚就有这种观念，至少在卦爻辞中是没有这种观念的理论表现的。只是后来人们才用八卦去比附世界上的各种事物。至于六十四卦的排列以及在《序卦传》中所表现的辩证观念，更是与卦爻辞的作者无关。而是《易传》的作者借解释《易经》的形式，大大发挥了自己的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哲学思想时，把《经》和《传》严格地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把它们分别放在自己的时代中，分别剖析它们的哲学体系，才能认清《易经》和《易传》哲学的本来面目。”[xi]

以上几种观点，或者从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或者从《周易》经、传的性质，或者从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了《周易》经、传的关系。虽然他们立论的角度有所不同，却都认为《周易》经、传作为两个时期产生的、性质不同的著作，即使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差别是本质性的。因此他们都反对传统经学中“以传解经”的易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提倡“经传分观”。

“经传分观”论，在易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一是注解经文不守《易传》或传统易学家的旧训；一是否定《易经》的卦爻及六十四卦之间存在者内在的逻辑关系。就第一点说，我们可以以“贞”、“孚”二字为例。如前所述，“贞”字在《彖传》中被训为“正”，历史上的经学家亦多本此而训“贞”为“正”，如《周易正义》《周易集解》均持此说。而本世纪的“经传分观”论者则受甲骨卜辞的启示，并据许慎《说文解字》，多训“贞”为卜问。如高亨先生注释《乾》“元亨利贞”说：“利贞尤言利占也。”[xii]高先生还《周易古经通说》中对“贞”在《易经》中的用例及含义进行了详细地分疏。据高先生的研究，《易经》中有“贞吉”、“贞凶”、“贞吝”、“贞厉”、“贞某事”、“可贞”、“利贞”等七种用例，“综计《周易》卦辞、爻辞中，有元、亨、利、贞四字者凡一百八十八条。元皆大义，亨皆享祀之享，利皆利益之利，贞皆贞卜之贞，殆无疑义。而《文言》、《左传》妄以四德释之，千载学者为其所蔽，至《周易》古经之初旨晦翳不明，甚可慨也”[xiii]

“孚”字，传统注释一概释为诚信，这种解释亦源于《易传》。如《象传》释《大有》六五“厥孚交如”云：“‘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彖传》释《坎》“习坎，有孚，维心亨”云：“‘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都是以“信”训“孚”。但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今注》中或训“孚”为“俘”，或训“孚”为“浮”，而不遵《易传》及传统注家的成说。如其注《需》“有孚”说：“孚即俘字……军队虏获敌方之人员财物谓之孚。”[xiv]又如其注《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说：“孚读为浮，罚也。……有孚血去，即受挞笞之罚也。”[xv]类似的例子还十分之多，仅就以上二例，已可见“经传分观”论者注经特征之一斑。

除了注经不守《易传》外，“经传分观”论者一般也都不大承认《易经》卦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关于这一点，朱伯崑先生在所著《易学哲学史》中曾有介绍，朱先生说：“传统的看法是，二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近人有一种看法，认为《周易》起源于占筮之法，卦爻辞原本是筮辞，筮辞与卦象之间无逻辑的关系。因为某卦象，系之于某种卦辞，是出于所占之事。所占之事是多方面的，筮得同一卦象，是揲蓍的结果。如果人为所占之事同其筮得的卦象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正是手了筮法的欺骗。就《周易》的结构说，某些卦爻辞的编排同其爻象可能有某种联系，如乾卦，但这种联系是出于编者的安排，在《周易》全书中是少见的。”[xvi]朱先生这里所说的“近人的看法”，主要是指“经传分观”论的观点。

        在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这些看法一直影响很大。不过，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如90年代中期出版的由唐明邦先生主编《周易评注》，虽仍然坚持了“经传分观”的研究方法，如说：“《易传》尽管是阐发《易经》的哲学论著，却同《易经》思想有很大历史差异，其中许多思想并非《易经》所固有，无非是借《易经》思想框架，发挥作者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xvii]但在对《易经》卦爻辞的解释和对卦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又有选择地遵循了《易传》的思路。如其或释“贞”为“收藏”（《乾》），或释“贞”为“占问”（《坤》），或释“贞”为“正”（《师》）。等等。这说明人们在遵循“经传分观”的治《易》原则的同时，也在力图超越它的局限（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