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元研究

孙中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0872）

一、研究主题

当今中国逻辑研究，是以中国逻辑传统为对象的超越式总体研究，是与古代有根本区别的现代元研究。英文构词成分元meta，表超越、总的。西方多有以元meta为前缀的术语，如元理论（metatheory）、元语言（metalanguage）、元科学（metascience）和元逻辑（metalogic）等。当今中国逻辑元研究的主题，是用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诠释中国逻辑元典，揭示中国逻辑体系、内容、本质和规律，比较中外逻辑异同，促进中国逻辑研究发展和中外逻辑融合。

（一）元研究的方法论依据

1．对象逻辑和元逻辑。德国逻辑学家希尔伯特，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所使用的另一种工具理论，叫元理论。

现代逻辑学家塔尔斯基，提出语言层次论，区分两种语言：一种是被断言和分析的语言，即对象语言；另一种是用以断言和分析对象语言的工具语言，即元语言。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当用一种语言刻画对象时，是元语言。当元语言作为对象，再被另一语言刻画时，是对象语言，刻画它的另一语言，是元语言。元语言高于对象语言。这样，语言被分为一系列范围愈来愈大的语言，其中每一语言，与下一语言的关系，如同形式语言与其元语言之间的关系。

英国逻辑学家罗素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撰《导论》说，每一种语言，可有另一种处理其结构的语言，这种语言有一种新结构。这种语言系列，是无止境的。

根据理论、语言的分层论，科学被分为对象科学和元科学，逻辑被分为对象逻辑和元逻辑。元逻辑是关于逻辑的科学。中国古代逻辑，是以当时思维交际中应用逻辑为对象的第一层次元研究。现代中国逻辑元研究，是以中国古代逻辑为对象的第二层次元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及其现代元研究，是用不同语言和逻辑工具，表述不同层次的逻辑。用对象逻辑和元逻辑分层论的方法，有助于说明中国逻辑2500年产生、认知史的过程和不同阶段的特质，促进研究发展和古今中外逻辑融合。

2．创造性诠释学。傅伟勋说,创造性诠释学有五大辩证层次：（1）实谓：原典实际上怎么说，涉及原典的校勘考证，属校雠学、考据学。（2）意谓：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是“实谓”的真正意思，关系原典文字的训诂及语义分析。有逻辑分析、脉络分析和层面分析等方法。（3）蕴谓：原典思想的深层义理，高低不同的多层诠释学蕴涵。（4）当谓：原思想家应当说出的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如何重新表达，发掘原思想体系表面结构底下的深层结构，为原思想家说出应当说出的话。（5）创谓：为解决原思想家未完的课题，现在必须创新地说出什么，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化为创造的发展者，不但讲活原有思想，还要救活原有思想，彻底消解原有思想的内在难题或矛盾，为原思想家完成其所未能完成的创造性思维课题，从事于中外各大思想传统的对谈与交流，培养出创新的力量。

创造性诠释学的层面分析法，同希尔伯特、塔尔斯基、罗素的理论、语言、科学和逻辑的分层论一致，是阐明中国逻辑元研究的主题和中国逻辑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的方法论依据。

（二）元研究的理论焦点

当今中国逻辑元研究的主题，指研究的目的、宗旨、方向、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焦点是中国逻辑的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揭示中国逻辑的体系、内容、本质和规律，明确研究价值，端正研究方法。当今中国逻辑元研究的关节点，是回答中国逻辑“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什么用和怎么看”的问题。

1．“有什么”：指辨明中国确实存在自身特有的逻辑体系，以此为基础，才有以中国逻辑体系为对象的元研究。

2．“是什么”：指中国逻辑的内容和本质。如名、辞、说、辩的内容及其逻辑特殊性、普遍性和中外逻辑差异性、同一性。

3．“为什么”：指中国逻辑兴盛、衰微和再兴的因果规律与作用机理。

4．“什么用”：中国逻辑研究的价值、意义和作用，融会古今中外逻辑，弘扬中国逻辑精华，为今人思维表达需要服务。

5．“怎么看”：端正态度，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批判综合。

这些问题，是当今学者关注的前沿和争论的热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将使中国逻辑元研究呈现新的突破和飞跃。

（三）元研究的困难

1．对象的困难。黑格尔说逻辑学“所要研究的是更深的原理、更难的对象和范围更广的材料”。当今中国逻辑元研究，横亘对象和方法的困难。战国时墨辩元典《墨经》（《墨子·经上》至《小取》6篇），从秦汉至清两千多年，无人通晓、引用、说明和发挥。秦汉至魏晋，先秦名辩流风尚在，余韵犹存。王充的论证逻辑和归谬式推理，鲁胜《墨辩注序》的中国逻辑史观等，为其佼佼者。但秦汉至清，无高于墨辩和荀子名学逻辑体系产生，无人以名辩研究为业。明末首译西方逻辑《名理探》的李之藻，清末校释《墨子》数十年的古文字学家孙诒让，都不了解墨家逻辑。这不是由于两人不懂古汉语，是由于当时还缺乏解读墨家逻辑的专业知识准备。

孙诒让说，先秦诸子以《墨子》为最难读；《墨子》以《墨经》为最难读。《墨经》几需“九译乃通”，故学者“罕能津逮”。黄绍箕《墨子间诂跋》说，《墨经》“有专家习用之词”，“有名家奥衍之旨”。解读墨家逻辑精义，要读懂体例和语法结构都极特殊的元典，还要用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恰当分析。孙诒让1897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对“《经》、《说》诸篇，闳义妙旨，所未窥者尚多”，“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阙，不能尽得其条理”。孙氏猜测《墨经》有逻辑，不具体了解其中有何逻辑。

西方逻辑翻译家严复在《名学浅说》说：“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严复笼统说中国古代有逻辑，不具体了解墨家逻辑。解读中国逻辑元典，是当今中国逻辑元研究的第一难关。

2．方法的困难。方法是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统称。明确中国逻辑元研究主题，确定研究方向、目的和宗旨，明确中国逻辑元研究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是中国逻辑元研究方法论的应有要义。另须明确中国逻辑怎样研究，知道其所经由的途径、采取的手段、使用的工具和操作的程序。古今中外，工具方法繁多。在解读中国逻辑元典的基础上，选择恰当方法，正确剖析中国逻辑对象，是当今中国逻辑元研究的第二难关。百年中国逻辑认知史证明，方法的当否，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

（四）元研究的两次高潮

中国逻辑元研究，有战国和近现代两次高潮。

1．战国时。战国时中国逻辑元研究的主体，是墨、儒、名等诸子百家。对象，是古代应用逻辑。元语言工具，是古汉语。成果，是中国古代名辩学。形态，是用古汉语表达古名辩。性质，是第一次中国逻辑元研究。作用，是为古人提供思维表达方法。评价，是在现代，不经重新诠释、批判继承、去粗取精、加工改制，不便今人认知、应用。

2．近现代。近现代中国逻辑元研究的主体，是梁启超、胡适、沈有鼎等近现代学者。对象，是中国古代名辩学。元语言工具，是现代语。成果，是中国逻辑的现代观。形态，是用现代语表达中国逻辑精华。性质，是第二次中国逻辑元研究。作用，是为今人提供思维表达方法借鉴。评价，是在现代，经重新诠释、批判继承、去粗取精、加工改制，便于今人认知、应用。

元研究的两次高潮，列表对照如下：

元研究两次高潮	战国时	近现代
主体	诸子百家	近现代学者
对象	古代应用逻辑	古代名辩学
元语言工具	古汉语	现代语
成果	古代名辩学	古代逻辑现代观
形态	用古汉语表达古名辩	用现代语表达中国逻辑精华
性质	第一次中国逻辑元研究	第二次中国逻辑元研究
作用	为古人提供思维表达方法	为今人提供思维表达方法借鉴
评价	不加工改制，不便今人认知应用	经加工改制，便于今人认知应用

战国和近现代中国逻辑元研究两次高潮，有两种不同境界。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诗·小雅·鹤鸣》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杜甫《望岳》诗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题西林壁》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墨辩为典型的中国逻辑，秦汉至清，埋没沉沦无人知。近现代，因同外国逻辑比较，墨辩逻辑本质被认知，这一百年不争的事实证明，没有中外逻辑比较研究，中国逻辑元研究无从谈起，墨辩逻辑仍不能摆脱“埋没沉沦无人知”的绝境。

以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为显微镜、望远镜、解剖刀和化学试剂，进行更高层次的元研究，是洞察中国逻辑本质的必经阶段，是复活中国逻辑，弘扬中国逻辑精华，使之重新发挥对中国社会文化积极作用的必要工程。这一工程的实质，是中国逻辑的创造性诠释、加工改制，是对秦汉至清中国逻辑埋没状况的补救。这一中国逻辑新释改制工程的价值，不亚于中国逻辑的原创。近现代中国逻辑元研究，已不可逆转地融入中国现代化、全球化的大潮，同民族发展的命运相联结，与时俱进，永葆青春，不会再像秦汉至清被埋没沉沦。

（五）近现代元研究的分期

1．创始开拓期。代表人梁启超、胡适，代表作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和胡适《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是近现代中国逻辑元研究第一人，首次以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以墨辩为对象，进行元理论研究。梁氏首创墨辩“辩、名、辞、说、或、假、效”范畴和西方逻辑比较互释，对墨辩逻辑整体特色有创见。其《墨子学案》说：“《墨经》论理学的特长，在于发明原理及法则，若论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处亦甚多。”“和因明的三支极相类。内中最要紧的是‘因’；‘因’即‘以说出故’之‘故’”。其《墨经校释》说，墨辩推论方式，“与印度之‘因明’有绝相类处”。梁氏对墨辩的元逻辑研究，使久被埋没的墨辩逻辑在近现代复苏。

胡适1917年用英文撰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用1/3以上篇幅论述墨家逻辑。1918年增改《中国哲学史大纲》，用1/4以上篇幅论述墨家逻辑哲学。胡适和梁启超并为墨辩元逻辑研究创始人、开拓者，着重探讨墨家说知推论学说，把墨家故、法（理）、类范畴，与外国逻辑融会贯通，对墨家论辩方式效、譬、侔、援、擢，有独到创发。

2．突破奠基期。代表人沈有鼎和莫绍揆，代表作沈有鼎《墨经逻辑学》和莫绍揆《〈小取篇〉逻辑体系》。

沈有鼎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专著《墨经的逻辑学》，运用西方和印度逻辑工具，空前大量确解《墨经》逻辑内容，把墨辩元理论研究，推进到新水平，出现质的飞跃，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和赞许，把《墨经》逻辑知识变成学人常识，影响所有重要逻辑、哲学史著作，使埋没沉沦两千多年的墨家逻辑喜获新生。沈氏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不亚于墨家逻辑的原创。若无沈氏对墨辩的确解，人们至今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不知墨家逻辑为何物。沈氏认为《小取》有完整简明的辩学体系。他依据《小取》的提示，具体发挥、全面阐述墨家逻辑的体系、内容、本质和规律，以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对墨辩对象逻辑，给出科学的元逻辑研究。

莫绍揆《〈小取篇〉逻辑的体系》，是《数理逻辑初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节，言简意赅，极富创见，确解墨辩原典，为墨家逻辑新生增添活力，为当代数理逻辑家成功研究中国逻辑又一典范。他认为“《小取篇》中含有很多的逻辑内容”，“利用数理逻辑的观点，重新对《小取篇》作一个完整的剖析，阐明其体系，突出其特有贡献”。“特别注重运用数理逻辑的观点来分析并整理它的基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小取》“讨论辩（即逻辑学）的性质，其对象及内容，可以说是总论（或绪论）”，《小取》“辩学”的“以名举实”，是“用名词表示对象，即概念论”；“以辞抒意”，是“用命题（辞）表达思想，即判断论”；“以说出故”，是“用论述表达根据、理由，即推理论”；“以类取，以类予”，是“典型分析法”，是根据典型取例、考察，再根据典型判断作结论。“效”是“建立公式以便今后代入之用”的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实质上是同一内容的两种处理方式”。“辟、侔、援、推这四者实质上是类比推理”。把《小取》以古汉语为元语言表达的逻辑规律，创造性诠释为与其等值的以现代汉语和数理逻辑符号语言为元语言的逻辑规律，从更高层次揭示墨家逻辑内容。对《小取》论推理正常现象和不正常现象的元逻辑分析，颇有价值：

推理現象	公式	性質
是而然	A=B,CA=CB	正常
是而不然	A=B,CA≠CB	不正常
不是而然	A≠B,CA=CB	不正常
一周而一不周	AB一語，有時A遍及B各分子，有時則否	不正常
一是而一非	F(A)=g(A),f(B)≠g(B)	不正常

莫绍揆在《百科知识》1982年第7期撰文《逻辑学的兴起》，认为先秦形式逻辑“开始形成”。《小取》是“我国逻辑学已经充分成长的明证”，是“一篇古典逻辑纲要”。

3．全面总结期。代表人金岳霖和周礼全，代表作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逻辑”释文。

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发行数十万册，影响较大。书末录《逻辑史资料》说，“中国古代在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时产生了逻辑学”，“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逻辑学思想曾有很大的发展，即所谓名辩思想”，后期墨家、荀况等“对于逻辑问题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后期墨家提出了更加完整的理论”，“后期墨家的著作中则对于概念，判断，推理与证明都进行了研究，有着不少重要成果”。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周礼全撰“逻辑”释文说：“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墨经》的逻辑，是以辩为主题的，但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名、辞和说的逻辑理论。因此它不是纯粹的辩论逻辑。《墨经》中没有应用对象语言来表示的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而只有应用典型的具体推理来体现的推理方式。但《墨经》中却有不少应用元语言来表达的逻辑规律，虽然这些是不够精确的，但表明《墨经》中的逻辑亦开始进入形式逻辑的阶段。”周礼全论断《墨经》“有不少应用元语言来表达的逻辑规律”，需进一步说明和发挥。

墨辩以辩、名、辞、说为主要范畴，构成体系，有相当于西方逻辑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论证学说、思维规律论和谬误论的内容。逻辑是全人类带工具性的同一学科。在世界逻辑史中，古希腊、印度和中国同时产生各具特色的逻辑，是人类同一逻辑学科不同深广度和角度的揭示。

中国逻辑元研究，是中国对象逻辑和元逻辑精华的荟萃，不是对历史的鄙弃和割断。近现代中国逻辑元研究的成果，是学术新秀创新腾飞的出发点和起跳板。“前贤铺就康庄路，进步后学创新高。”①鄙弃前人成果，割断历史联系，否定、打倒一切，把一得之见，误作全部真理，不能真正创造中国逻辑研究新高。

（六）墨辩逻辑的普遍性和中西逻辑的同一性

典型是代表一般的个别。墨辩是中国逻辑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用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全面分析墨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有助于认识中国逻辑的民族特色及其逻辑的普遍性和中西逻辑的差异性与同一性。

1．同一律。墨辩继承孔子“正名”传统，运用于元逻辑规律同一律的说明。《经说下》概括“正名”的普遍规律说，“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止于彼此”。墨辩以古汉语代词“彼”、“此”和“彼此”，充当元语言逻辑变项，指代任意概念、词项，将其替换为元语言英文字母A、B和AB，意思不变。墨辩以古汉语词“止于”作元语言逻辑常项，意谓专指、等同，将其替换为数学符号＝，意思不变。墨辩说：“谓而固是也。”（一个称谓，有其固定所指对象）又说：“通意后对。”（弄通对方意思，然后回答）这都是类似元逻辑规律同一律的表述。其应用实例是：牛＝牛，马＝马，牛马＝牛马。将墨辩公式“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止于彼此”，替换为西方逻辑公式A=A，B=B，AB=AB，意思不变。用不同种类的元语言，所表述的形式逻辑元逻辑规律同一律公式，在逻辑上是等价、等值的，对照见下表：

墨辩元逻辑规律同一律公式	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止于彼此
西方元逻辑规律同一律公式	A=A，B=B，AB=AB
墨辩元逻辑规律同一律实例	牛＝牛，马＝马，牛马＝牛马

不能只认其一是逻辑，而说另一不是逻辑。

2．矛盾律。《经说上》说：“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这里用古汉语代词“之”作元语言逻辑变项，指代任一主项，然后在这同一主项后，附加“牛”和“非牛”两个具体矛盾谓项，构成对一任意对象“彼”（元语言逻辑变项）的矛盾命题之争。这两个矛盾命题的真值规律，是“不俱当，必或不当”。“俱”、“或”是古汉语全称和特称量项，是元语言逻辑常项。“不”（否定）、“必”（必然）是元语言的逻辑常项。“当”（真）是以元语言语义概念，充当逻辑常项。墨辩“不俱当，必或不当”，是元语言逻辑规律，意谓“不能同真，必有一假”。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形式逻辑矛盾律的典型表述是：“相反论断不能同时为真”，“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墨经》用两个具体命题，表示“相反论断”、“对立的陈述”。“不俱当”，意谓“不能同时为真”。中西逻辑的矛盾律概括，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中，贯穿着同一的逻辑实质。对照见下表：

墨辩逻辑矛盾律表述	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不俱当，必或不当
亚氏逻辑矛盾律表述	相反论断不能同时为真

不能只认其一是逻辑，而说另一不是逻辑。

3．止式推理。《经说上》止式推理的功用定义是：“止，因以别道。”“止”用来区别、限制一般性道理。止式推理的步骤是：“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对方列举若干正面事例，仓促概括出不正确的普遍结论，我则列举反面事例，予以反驳。这是墨家对一种推理形式（列举反例，反驳错误的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结论）的纯逻辑概括，包含逻辑普遍真理。

西方归纳逻辑奠基人弗·培根《新工具》说，“那种以简单的枚举来进行的归纳法是幼稚的，其结论是不稳定的，大有从相反事例遭到攻袭的危险”，“对于发现和论证科学方术真能得用的归纳法，必须以正当的排距法和排除法来分析自然”。这同墨辩对“止”的定义和步骤的规定恰合。对照如下：

墨辩对止式推理的论述	培根《新工具》的论述
止，因以别道	对于发现和论证科学方术真能得用的归纳法，必须以正当的排距法和排除法来分析自然
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	那种以简单的枚举来进行的归纳法是幼稚的，其结论是不稳定的，大有从相反事例遭到攻袭的危险

兹对照墨辩用古汉语元语言表述的止式推理形式和西方逻辑用自然语言表述的推理形式，以考察其本质同一性：

“止”式推理步骤	墨辩推理形式	西方逻辑推理形式
简单枚举归纳推理	彼举然者， 以为此其然也	∵M1是P,M2是P…， ∴所有M是P
对简单归纳推理的反驳	则举不然者而问之	∵有M不是P， ∴并非所有M是P
演绎推理	彼以此其然也， 说是其然也	∵所有M是P， [所有S是M] ∴所有S是P
对演绎推理的反驳	我以此其不然也， 疑是其然也	∵并非所有M是P， [所有S是M] ∴“所有S是P”可疑

4．归谬法。西方最早发现的逻辑规律，是矛盾律，运用矛盾律的归谬法，是最早应用的论证方法。希腊文辩证法Dialektikos(Dialectic)，本指归谬法，即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矛盾，以战胜对方的方术，后成为西方对逻辑的第一个专门术语，沿用至中世纪和近代。古希腊毕达哥拉、芝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大师，都熟炼应用归谬法于证明反驳。印度逻辑术语梵文Tarka，原指归谬式推论，后扩大为逻辑统称。

墨家逻辑也极重归谬法。墨家的归谬法，有一个由应用逻辑、对象逻辑，到元逻辑的抽象、概括过程。在百家争鸣辩论中，出于论证和说服的需要，为证成己说，驳倒敌论，墨子具体、形象、生动地说明议论中自相矛盾的荒谬和背理，创造性地使用各种比喻：“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公孟》）“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无鱼而为鱼罟也。”批评攻国者“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的自相矛盾，如“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非攻上》）

墨子率先在辩论中总结出元语言语义概念“悖”，表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墨子说：“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耕柱》）“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贵义》）用“悖”概念揭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以驳倒对方，即归谬法。

《墨经》熟练运用“悖”概念和归谬法，反驳百家争鸣中的自相矛盾议论。《经下》说：“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即“一切言论是虚假的”自相矛盾，论证的理由，在于“一切言论是虚假的”本身是言论。《经说下》说：“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当。”即虚假就是不成立。如果这个人这个言论成立，就是有并不虚假的言论，有成立的言论；如果这个人这个言论不成立，认为它恰当，必然不恰当。《墨经》指出论证的关键，是“说在其言”，即“一切言论是虚假的”中“言论”、“虚假”的概念，涉及自身，自我相关。这是对悖论成因的深刻理解，同印度和西方逻辑相通。

玄奘译印度陈那《因明正理门论》论自语相违似宗（自相矛盾的错误论题）的举例，是“一切言皆是妄”，与“言尽悖”论相同。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5解释陈那的反驳说：“若如汝说，诸言皆妄，则汝所言，称可实事？既非是妄，一分实故，便违有法一切之言。若汝所言自是虚妄，余言不妄，汝今妄说，非妄作妄，汝语自妄，他语不妄，便违宗法言皆是妄，故名自语相违。”此反驳与《墨经》相似。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批评克拉底鲁论点“一切命题是假的”：“说一切为假的人就使自己也成为虚假的。”（1012b15－20）“从一切断语都是假的这一主张，也会得出，这话本身也不是真的”。（1063b30－34）

古希腊有“说谎者”悖论。克里特岛人爱庇门德说：“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如果这句话真，由于它是克里特岛人说的话，则这句话本身是谎话，即假。如果这句话假，能推出其矛盾命题“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不是谎话”，不能推出这句话真。这是不典型的语义悖论。《墨经》批评的“言尽悖”论，同爱庇门德的“说谎者”悖论相似。

后把“说谎者”悖论，表述为“我说的这句话假”，为典型语义悖论：由真推假，由假推真。悖论是自相矛盾的恒假命题。语义悖论是涉及语言意义、断定和真假概念的悖论。

中、印、西三大逻辑传统，对语义悖论有相同思考的事实，是对墨辩逻辑普遍性和中西逻辑同一性的证明。三大逻辑传统语义悖论对照：

逻辑传统	语义悖论
墨辩逻辑	言尽悖
印度逻辑	一切言皆妄
西方逻辑	一切命题是假的； 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 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的

墨子在论辩中常用归谬式类比推理，总结出“不知类”、“知小不知大”、“明小不明大”的惯用语，表示对方议论的自相矛盾。墨子引公输般说“吾义固不杀人”，却帮楚国造云梯，杀更多百姓，墨子批评他“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墨子批评杀牛羊、制衣裳、医病马、修危弓等小事，知尚贤使能，治国大事，不知尚贤使能，是“明小不明大”。（《尚贤》）诸子百家如孟子、庄子、公孙龙，都极善运用归谬法，说明墨子论辩方式，对各家的影响和墨辩逻辑工具、方法的通约性和普遍性。

《小取》说：“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这是揭示对方自相矛盾，运用归谬式类比推理。《小取》用古汉语元语言，对归谬式类比推理作出理论总结，制定定义和规则：“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是归谬式类比推理，其公式是：对方赞成“彼”命题，不赞成“此”命题，我则向对方证明“此与彼同类”，如果对方仍不赞成“此”命题,则陷于自相矛盾，从而用逻辑力量，迫使对方赞成“此”命题，以消除逻辑矛盾。其规则，是“以类取，以类予”和“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体现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这种论辩方式，是归谬法和类比推理的结合，含有演绎和归纳成分，有必然性和说服力、感染力，生动形象，是百家争鸣的得力工具，行之有效，为各学派喜闻乐见，常用不衰。

中西逻辑归谬法对照如下表：

逻辑类型	名称	要点	别称
墨辩逻辑	推	以其所不取之， 同于其所取者， 予之也	明小不明大 知小不知大 不知类
西方逻辑	辩证法 Dialectic	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 以战胜对方的方术	论辩术 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 归于不可能Reductio ad impossibile

百年中国逻辑元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在盛研西方逻辑的同时，中国逻辑元研究应继续进行，以加深认识中国逻辑的本质和中外逻辑的联系。

二、研究价值

研究价值，是弘扬中国逻辑精华。中国逻辑的存在论和本质论，同价值论有密切联系。中国逻辑的存在和本质，必然包含其价值、功能、作用和意义：

1．历史意义。中国逻辑是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是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的形式、工具、方法。《小取》阐述墨辩的价值、功能、意义和作用，是用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的方法和工具，说明辩学有广泛应用，涵盖自然、社会和思维表达各领域。

百年来，研究者对墨辩历史意义有明确阐述。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高度评价墨家逻辑的历史成就和学术地位，说《墨经》作者是“科学的和逻辑的墨家”，“是以同异原则为基础的一种高度发达的和科学的方法的创始人”，“对演绎和归纳具有相当时髦的概念”，“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作为科学研究和逻辑探讨的学派”，“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6篇《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这是洞察墨家逻辑科学内涵的真知灼见。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它总结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把古代科学所使用的方法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回过来推动科学的发展。“其成就不在古代希腊、印度逻辑学之下。”

2．现代意义。中国逻辑，是先人创造的优秀历史遗产中的精华，是“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普遍真理，经创造性诠释转化，能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对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

沈有鼎说：“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墨经》不仅在古代，就在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

莫绍揆肯定《墨经》逻辑的价值，认为“在继承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的时候实应给以足够的重视”。

3．世界意义。胡适肯定墨家逻辑的世界意义：“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说：“后期墨家曾对逻辑学作出重要贡献，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逻辑史中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我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后期墨家逻辑”释文说：“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研究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