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特曼是20世纪的神学大师，聆听上帝之道的先知。他以存在主义解释圣经新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哲学家，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一个新约学者。布尔特曼的神学解释学其特征是对基督教末世论的解神话化，也就是为了使现代人能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宣道而对新约神话的语言进行一种存在主义的理解。布尔特曼解释学神学的本质就在于基督论，也就是说，末世论的上帝之道启示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之中。

　　一

　　布尔特曼的生存神学是20世纪神学一大流派，它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与存在主义哲学一起兴衰历程。布尔特曼和蒂利希的生存神学一度被麦奎利视为最合理的神学， 但正如生存哲学一样，六、七十年代之后它们在德国的影响日趋微弱。布尔特曼的生存神学和解释学是巴特辩证神学革命与海德格尔哲学革命共同的产物。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大量的术语都被布尔特曼所使用，如此在的生存、良心呼唤和决断、向未来而生存、本己的领悟、时间性、历史性、存在与此在的关系等等，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也成为布尔特曼神学中的核心。布尔特曼在《新约神学》对保罗的罪、信仰、灵、肉等已陈腐不堪的圣经术语进行了生存神学的解释，这一度使新约思想本身获得了新生。这些新约术语的生存论解释连同他对新约末世论神话的生存论解释给那一代人留下了生动而深刻的印象。对于布尔特曼来说，本己的生存就是“信仰”或向“信仰”的敞开，而新约中的“罪”就是非本己的生存。信仰就是个体生存与上帝的呼召之间的辨证的张力，个体的人对上帝的呼召会作出响应，或逃避、拒绝，或顺从、接纳。信仰就是因上帝的恩典使人从过去的罪的非本己的生存中解放出来，面向未来向上帝的奉献。因此，本己的生存只有在聆听和顺从上帝之道中才有可能。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本己的生存只能听从良知的呼唤，而他来自畏与虚无的良知竟然使他听从了伟大的领袖希特勒的召唤。可见，海德格尔的先验的、形式的本体论既没有伦理和政治的内涵，也没有启示和律法的内容。然而对于经受过辩证神学洗礼的布尔特曼来说，上帝之道就是我们生存论决断的外在力量，是呼召我们进入本己生存的唯一真理、道路和生命，因此这个书斋中的学者加入了反抗纳粹的认信教会。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布尔特曼留下了与纳粹毫不妥协的言行与文字。布尔特曼在存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中（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马塞尔、加缪、伽塞特、乌纳姆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伯等等）阐发了基督教对于人的生存的意义，使那些沉睡着的枯燥的基督教信息在现代世界中重新生发新义、触动人心、呼召人性，其于基督教自身的意义远远大于一种简单的神学方法论的意义。布尔特曼不满意巴特的新正统主义片面坚持上帝之道与人之间绝对的距离和不可沟通的姿态，坚持宣道的深意即上帝在此时此地与人的相遇，坚持从上帝之道出发对人和时代的关切，坚持据此来阐释新约的信息，并引发了对被辨证神学暂时中断的现代神学和世俗化神学问题的新论争，布尔特曼对基督教神学人类学转折，同样也对未来的世俗化进程中的教会指引了方向。

　　因此，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布尔特曼并不是仅仅以新的神学方法，也就是解神话化和生存神学影响了20世纪基督教神学，而且，更不能简单地说布尔特曼将神学变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应用，似乎他只不过是将海德格尔的决断、良心的呼唤、本己的生存等都从尼采的大地上的“此在”转移到了基督教的信仰生存之上。对于布尔特曼以及新教神学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布尔特曼是以自己新的神学方法重新解释了圣经的信息，将基督教宣道的核心即耶稣的十字架事件从十字架和复活的神话中显明出来，将末世事件的生存论意义从神话故事中发掘出来。正是这一点使布尔特曼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阐明基督教福音的意义的神学教父；正是这一点让布尔特曼能避免将圣经中的上帝之道化约为生存主义哲学，也避免化约为19世纪的伦理学、宗教情感、末世论神秘主义、历史主义等等；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这样一个象牙塔中的学者却没有在受到希特勒和时代的呼唤时做出海德格尔那样的决断。生存论解释和解神话化只是一种理解圣经的神学方法，而不是象生存哲学那样把它作为全部内容。存在主义哲学只是布尔特曼神学思想中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布尔特曼并非简单地调合早年的形式批判法、辨证神学和存在主义，而是将这三者都引向宣道和末世论上。这才是布尔特曼神学的神髓所在：没有这一点，布尔特曼的神学就成了一堆散乱的学术研究；没有这一点，就只有新约研究和新约解经学，而没有新约神学和神学解释学。

　　二

　　布尔特曼是20世纪神学解释学最重要的人物。在19世纪，施莱尔马赫是现代解释学之父；而古典解释学则可以追溯到圣经本身。布尔特曼认为基督教神学解释学就发端于新约之中。新约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既不是一本历史性的文献资料汇编，也不是一种哲学智慧书，而是对上帝之道的见证。它是教会宣道的基础。教会通过不断地宣讲上帝之道来认信和见证上帝之道，因此，教会必须不断地重返圣经之上以寻求其宣道的根基。基督教之所以为基督教，就是一部圣经的解经史，同时也是一部教会聆听上帝之道的历史。在圣经中，上帝之道的圣言通过人言的宣道说话，上帝之道的启示行动间接地在人言的宣道的话语事件中与我们相遇、呼召我们。因此，对上帝之道的宣道永远不能以直接的、简单的人言去言说上帝，永远不能在一种自明的、毫无自我批判意识之中言说上帝。上帝之道的圣言是人言的宣道的前提，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存中聆听和理解上帝之道是神学解释学的前提。于是，布尔特曼的神学解释学就将辩证神学的上帝之道与存在主义的生存相互关联起来。

　　对于布尔特曼来说，神学解经学的前提就是在生存中通过复活的基督对与上帝的相遇。在以与生存相遇的上帝之道作为解释圣经的“前理解”（Vorverst·ndnis）之前，19世纪现代神学是通过历史主义或道德的解释来理解耶稣基督的。布尔特曼认为历史主义和自由神学的道德的解释不过是以一种人类学、心理学为“前理解”。揭示历史主义的客观性也有其解释学上的“前理解”，这对老式的历史主义解释学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没有前提的解经可能吗？》（Ist voraussetzungslose Exegese m·glich，1957，后收入《信仰与理解》第三卷）一文中，布尔特曼对有没有解经的前提这一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布尔特曼曾以他的老师龚克尔解释新约中“精神”的观念为例，龚克尔拒绝现代神学把“精神”理解为人的精神，而是把它理解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布尔特曼指出，龚克尔这种理解的前提不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是心理主义的。由此可见，解经者并不是没有任何前提地客观地进行解释的，狄尔泰特别强调的解释者本人的具体的生活经验乃是他解经的基础；由此出发的解释的旨趣，也就是把圣经视为何物，决定了解经的结果。历史批判法将圣经作为历史文献，这就是历史主义解释学的前理解。历史主义既无法从宣道中得到当时的历史实情，也从根本上背弃了上帝之道和基督论。当人们试图理解圣经时，他总已经对圣经是什么以及上帝之道是什么多多少少有一种生存论上的领悟，这是追问的起点，也是理解文本的基础。解释学首先是一个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解释学的循环”：没有前理解，就没有理解本身；没有理解就没有解释。一个恰当的前理解对于神学解释学无疑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一个恰当的前理解是以恰当的方式进入了解释学循环。“没有无前理解的理解”，布尔特曼以此给历史批判法以致命一击，同时也对正统教义有很大冲击，显然作为教义的信仰根本不能排除“前理解”，而且它必须被恰当地得到理解和解释。通过“前理解”的概念，布尔特曼在解经学中引入了宣道中上帝之道与人的生存论的相遇的生存神学主题。

　　布尔特曼在一篇重要的论文《解释学问题》（1950）中更为细致地解释了生存论上的“前理解”对于神学解释学的意义。布尔特曼赞同施莱尔马赫的理解的普遍性和狄尔泰的精神生活概念，但是，他把二人所说的解释者与作者这二者通过文本发生的生命关系，理解为解释者在生存论上的自我理解。狄尔泰在《解释学的兴起》中提出了“解释学问题”，也即理解历史现象的客观可能性问题，或者是否能达到认识历史现象的客观性与解释的客观性。当然，客观理解的起源这一解释学问题也是温克尔曼、布克哈特、兰克、约克等为之煞费苦心的问题。布尔特曼认为，历史的理解始终都预设着解释者对文本直接或间接表达出来的实实在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解释者立足于其中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只有生活在某种境况中的人才能理解以往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及其历史。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布尔特曼总结说道：“每个理解的解释的前提预设就是，在文本中直接或间接表达出的并引导设问（Frafestellung）方向的对实事的生活关系（Lebensverh·ltnis）。”解释的方向和设问的方式可以是各种历史关系的还原，也可以是出于心理学的旨趣，既可以是本着美学的兴趣，最后也可以是关切人生存的本己的存在。设问是由解释的动机给出，而对实事的生活关系就是解释动机的来源。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都坚持认为，理解历史现象不同于自然科学无须考虑主体的客观性认识，因此，在最高和最终的意义上，理解历史现象的解释学都要追问主体性，在布尔特曼那里就是追问人本己生存的可能性。布尔特曼说：“经典的解释者如果将他的前理解当作最后的理解，就会使历史的图象产生扭曲。然而，当经典所关注的主题同样关涉道我们，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难题时，就产生了活生生的生命关系，且是真实的关系。在这种生动的关系中，如果我们从自己的难题来拷问历史的话，历史就真的开始对我们讲话。理解历史是可能的，这不是以一种不参与的旁观者的身份与历史面对，而是将自我投身于历史之中，并为历史分担责任。我们把这种与历史的相遇称为生存的相遇。”因此，在新约研究中就要特别注重神话化的语言、福音书作者不同的写作风格、当时的思想背景以及原始基督教共同体的生活等。

　　在文章的第七部分中布尔特曼说：“解释圣经并没有与其它文献不同的理解条件。”但是解释圣经的前理解却不是随意的、毫无方向的：圣经解释的方向就是圣经中揭示出来的、与人的行动或自然科学事件根本区别的、作为事件的上帝的启示行动对我们的生存的意义。“作为追问上帝，追问上帝的启示的解释的方向（das Woraufhin）在此就是追问人的生存的真理。”在论文最后的第八部分布尔特曼批判了巴特放弃神学命题对于人的生存的理解的意义的做法。布尔特曼认为巴特误解了人的生存只是在生存与上帝历史地（geschichtliche）相遇中以及在人与上帝的生存论关系之中的生存，它根本不是宗教心理学的。布尔特曼以对巴特的一串反问结束了论文：巴特是如何理解“历史的”概念的，巴特又是如何依据对圣经的解释去理解历史的概念的。圣经诚然是上帝之道，但它谈论的是上帝与人相遇时的人生存的自我理解以及上帝对人更新自己生存的要求。如果不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解神话化的工作，那么圣经解释岂不太随意了吗？“圣经解经者想必是在已经负责地接受了先知和使徒的话之后，才解释圣经的？不过，人若不先理解，他又如何能接受呢？解释的问题正是理解的问题！”布尔特曼相信，巴特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根本性的“解释学问题”。

　　正是在巴特的盲点上，布尔特曼发展了他的解释学的洞见。布尔特曼认为，上帝的启示乃是一个宣道的话语事件，作为话语事件的宣道是基督教唯一的圣事，其它的圣事都基于宣道之上。宣道不是重复圣经的用语，而是必须不断地将作为上帝启示的上帝之道翻译和转化为新的“语言事件”，必须将基督教传统的神话语言中的末世论信息翻译成现代人可以理解的生存论的语言，将教义学的语言翻译成本己生存的自我理解的语言。用他的弟子艾伯林的话说就是，将已经传下来（traditum）的东西继续传（actus tradendi）并传下去（tradendum）。基督教必须针对时代对基督教的福音信息进行再解释，这是现代性不可回避的巨大任务，它不仅关系到神学作为传统学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也关系到教会的宣道是否有效的问题。在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主宰的时代中，让人们再去相信那些神话化的神灵世界在当今现实中已绝无可能了，要么任基督教逐渐淡出现代世界，要么让现代人重新聆听上帝之道的呼召。布尔特曼就承担了神学现代化的使命，并且以这一使命激起了一两代人的激情。当然，如果要继续追问将圣经的福音信息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才能使现代人理解到真正的基督教信息，这并不是每个神学家都能同意布尔特曼自己的方案的。布尔特曼选择了生存主义的语言，也就是保罗、路德、克尔凯郭尔、赫尔曼和海德格尔的语言，也是信仰私人化时代的语言。而巴特则针锋相对地坚持基督教的核心信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还原到人的生存上去。 巴特与布尔特曼以及巴特派与布尔特曼派在上帝之道的解释学问题上的持久的论战，共同推动了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新教神学运动。

　　三

　　在二战期间1941年6月4日德国福音神学协会会议上，布尔特曼以《新约与神话学：新约信息中的神话因素及其重新解释的问题》 为题做了一次专题报告。这一“理智上诚实而无畏”的专题报告在教会和神学界引发了一场大爆炸，它掀起了五六十年代十多年间新教神学界革命性的神学运动，对德国二战后的新约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解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的思想也成为六十年代英美激进神学运动的一个思想起源。这篇论文最初是在认信教会内部做的报告，显然，当布尔特曼声称上帝之道并不是此世的历史现象时，他的神学研究在纳粹德国是有鲜明的政治意涵的。但是，就算是在认信教会内部布尔特曼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抵制，1942年柏林会议宣布他的作品是异端之见。朋霍费尔认为这是认信教会的一个耻辱，他本人非常支持布尔特曼的努力。1948年这篇论文在《宣道与神话》中发表后，这篇论文的论争战场从德国又扩大到英国、美国和瑞士，五大卷《宣道与神话》成为“解神话化”大论战的国际论坛。正统教会甚至对布尔特曼派进行“异教审判”，拒绝布尔特曼及其布尔特曼派。1951年为了回答在弗伦斯堡召开的路德教会代表会议提出的严厉诘难和反对，布尔特曼写下了著名的《耶稣基督和神话学》一文。 这篇文章和《新约与神话学》一起成为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神学方法的经典论文。奥格登（Schubert Ogden）在英译本前言中说它“也许是本世纪最多讨论和最受争议的一篇著作”。舒曼（Friedrich K. Schumann）在《耶稣基督事件可以解神话化吗？》的开头就说：“没有什么主题象《新约与神话学》的论争引起近几年神学界的震动。因为这一主题不仅有巨大的实践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向学院神学家提出了最根本的和最深刻的论题。”提利克（Helmut Thielicke）在《新约神话的重述》的开头则从另一方面说：“布尔特曼关于新约的解神话化的本书成了一个人人谈论的事件。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个神学或学院神学之外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教会事件。……布尔特曼向教会的根基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我们的考察证实了这一看法。很清楚，我们必须冒着这一事业的风险，甚至是鼓动起异教神灵的危险，比如消除了宣道的历史基础，或将耶稣基督的历史客观性从唯信中分离出去。”

　　布尔特曼在回答批评《新约与神话学》的神学家所写的《批评的答复》中说：“新约的解神话化的基本意图事实上是与保罗和路德的从律法的作为中释放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完全相似的。”哥略格（Gerhard Gl·ge）则认为，布尔特曼陷入了新约的反律法主义的观念之中。布尔特曼自己也认为“解神话化”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术语，它的任务不是“消解神话”，而恰恰是通过“解释神话”而保护神话不被简单地抛弃，从而揭示神话概念背后隐藏的深刻的意义，也就是宣道的生存论含义。 因此，这一词的正确理解就不是“解神话”，而是“解神话化”。解神话化以两个命题为前提。首先，圣经叙述乃是一种神话形式：在原始基督教中“历史的耶稣”立即成了一个道成肉身、十字架赎罪、复活升天、末日审判的神话故事中被信仰的神人；其次，这一宇宙论神话形式的本质是生存论的人对人自身的理解：“解神话化试图显明神话的真实意图，即它试图显明其对人的生存的谈论是根植于并受限于一种超越的非世俗的能力里。在消极的意义上，只要神话的世界图景隐秘了神话的真实意图，那么解神话化就要批判这种神话的世界图景。在积极的意义上，解神话化就是生存主义的解释，据此它试图澄清神话谈论人的意图。”

　　布尔特曼相信，解神话化其实是基督教本有之义，它最早可以追溯到犹太教的诞生，犹太教的诞生就是建立在对神话的批判之上（十诫之二：“你不可有别的偶像”），因此可以视为一种准解神话化。而基督教的诞生同样是建立在对旧约的解神话化之上的，比如将旧约视为新约的预表，将新约视为旧约的成全，将基督视为第二亚当，将民族的救赎应许视为普世的解放福音。布尔特曼指出，在新约保罗和约翰的宣道中，解神话化也有其基础，海德格尔在《宗教生活现象学》中同样指出，生存论的解释在保罗的宣道中有充分的根据。保罗在期待世界末日的宇宙戏剧上还保留着不彻底的末世论，但是到了约翰就完全决定性地对耶稣基督进行末世论的解释了。在布尔特曼看来，路德的“因信称义”同样是一种解神话化的行动。解神话化总是同时包含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和一种重返基督教本源的倾向。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不仅仅是一种神学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现代神学方案或计划。那么，什么是神话呢？按照宗教史学派的理解，布尔特曼认为，神话是以可见的、内在性的宇宙论的语言表达超越性事物的形式，它间接地表达了上帝的启示与人的生存论关系或人类学的关系。新约的宇宙论本质上是以神话位特征的。世界被视为以地球为中心，上有天堂、下有地狱的三重结构。新约神话的本质就是犹太启示录和诺斯替的救赎神话。犹太启示录和诺斯替的救赎神话二者的共同特征是二元论，这两种神话的意义不在于它们真的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客观的世界图景（Weltbild），而在于他们试图理解和表达上帝的启示的超越性及其与人类的生存的关系。因此，可能而且有必要对新约神话进行生存论的解释。这一生存论解释的解神话化，延续着狄尔泰和约克、路德和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思路，同时拒斥了自由派如哈纳克或宗教史学派如特洛尔奇等现代神学，将新约神话还原为几条基本的宗教唯心主义原理（上帝与灵魂）、社会伦理原则、物质文化背景、宗教的进化等的做法。布尔特曼对神话的解神话化建立在“发生性”和“历史性”的区分以及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存论”与“范畴”等区分之上。解神话化就是要打破对神话的范畴性的解释，而从发生性和生存论去理解神话的意义。因此，对新约神话的解神话化有两个方面：从否定的方面来看，解神话化是要打破神话所表达的上帝和世界的形象；从肯定方面来看，解神话化是要去除神话的世界观之蔽，彰显上帝之道及其宣道。从否定的方面来看，解神话化是对基督教正统教义和宗教语言的激烈的批判；从肯定的方面来看，解神话化又是对真正的基督教福音信息，也即十字架上的上帝之道的恢复和彰显，是对基督教的护教。这也就是布尔特曼被视为一个“激进的保守派”的原因。

　　从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方案中仍然可以看到当年这位辨证神学家的思想风格。解神话化的意图首先是要打破神话中的神人同形论，使上帝成为陌生的、不可见的、已来的并隐身于未来之中的上帝；其次，呼召现代人放弃和摆脱现代科学世界观所提供的虚假的安全感、稳定感，将自身投入到聆听上帝之道的生存的冒险中去，自由地面对当下的、发生性的、面向未来的生存，在信仰的决断中与上帝之道相遇。布尔特曼指出，在末世论神话以及整个新约的神话中，上帝都具有可见的拟人的形象，这一上帝居住在彼岸的世界。这一神话意象只是以粗糙的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即这一上帝隐身于未来及其不可见。但并不是象神话所说的那样在世界之外和之上还另外存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上帝的隐蔽性和不可见性意味着永远不能仅仅如其所是的那样现实地去认识上帝，上帝并不封闭在现实的现象所呈现的世界及其意义之中；上帝不是人所能想象的最大的，而是与人的想象全然相异的。凡是人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的认识束缚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他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希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之中并没有这个世界的根据、统一性、意义和目的。新约神话都以神话思维方式表述了对这样的上帝的理解：新约中超自然的奇迹和神魔的神话模糊地表明，人并非世界和自己生活的主宰，其中充满了神秘不解之谜和外在于人的力量，生活的世界的目的恰恰应该在它之外的某种力量那里才能得到。人固然对实在的物质的世界有一种依赖感，但是人对超越现实的已知的力量的依赖感更强烈；魔鬼和罪恶的神话也深刻地表明人并不是人自己的主宰，人的精神氛围往往会左右一个人的行为，并驱使他做坏事；赎罪的神话却表明人并没有能力能使自己摆脱这种来自自身内部的精神氛围，只能依靠外在的异质的力量才能从中摆脱出来，得到救赎。这些新约神话都是以现实世界的可见形象去想象和理解全然相异的上帝的启示、行动和事件，它们会想象超验的上帝就象人一样行动，它们以空间（天堂的彼岸）和时间（末世的彼世）的范畴来理解超验的上帝，但其危险是以客观化的范畴和意象消解了上帝全然相异的超越性。上帝的不可见性本身就排除任何试图使其可见的拟人化的神话，也排除任何表达这一不可见性的客观的概念。此外，神话经常采用泛神论和万有在神论的形式，它们最大失误就在于混同了上帝与世界，不能理解上帝在世界之中的方式乃是上帝与人的生存和位格的相遇。上帝在世界之中对世界的作用不是通过奇迹地中断自然的物理进程实现的，而是通过在个体生存上发生的改变而“隐秘地”实现。解神话化就是要否定神话所描述的干预世界自然进程的神意和奇迹，而把不可见的上帝活生生地对信仰的生存的作用彰显出来。

　　彰显了真正的上帝之道之后，问题就在于人是否愿意在生存中承认并接纳上帝之道的呼召，并在此时此地理解到上帝的恩典对于摆脱束缚进入本真生存的绝对重要性。在现代世界中作出这种信仰的决断无疑需要一种“存在的勇气”，因为现代人完全依赖于现代性的科学世界观。现代人彻头彻尾地由科学的世界观所塑造。对于现代人来说，绝对不可能再相信精神、奇迹、作为罪的罚的死亡观、天堂地狱的宇宙图式、救赎事件、复活、神秘的末世论、童女生子等等神话世界观。科学的世界观使人变得自大和自私，追求个人的事业、幸福、个性、生活质量和成功，不再有罪感和对死亡的焦虑。在上帝之死的时代中，他们甚至不再对意义的虚无感到隐隐的焦虑。布尔特曼在《新约与神话学》中说：“人们不可能在使用电灯、收音机，接受现代医学和临床医疗手段治病的同时还信仰新约中的神灵世界和奇迹世界。而且，谁若认为他能为自己仍然信仰这些的话，他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他宣称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基督教信仰时，实际上他已经使基督教的宣道在当代无人理解，不再可能。” 因此，“若要新约的宣道有效，舍解神话化外别无它途。” 因此，在这个时代中，将上帝之道翻译给现代人，让现代人聆听到宣道，并理解到上帝之道对于个体本己生存的意义，这既是基督教会的使命，也是对现代世界的责任。当然，解神话化并不是适应现代人的接受能力和需要的世俗化，而是让现代人明白，古代前科学的世界图景中以原始基督教社团期待却未实现的末世论神话语言所表达的宣道以及对生存的自我理解。作为新约研究，必须让人明白新约到底说了什么；作为神学研究，必须让人明白新约所说的对于今天的人们的意义。

　　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生存论解释学认为，新约神学乃至于基督教的语言本质上是神话和象征的语言，它对于基督教来说虽然是一种必要的语言，但是要避免作为这一传统语言表达的神话的世界观，就必须另寻一种适切于现代人的语言。布尔特曼认为，不可见的上帝与人的相遇的位格行动与人际间的生存之间具有可类比性，通过生存论类比的语言，人们可以直接谈论上帝之道对于人的生存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的交流关系，如布伯的“我—你”的关系，如对话，如爱与信任等理解生存的意义，也可以用它来谈论神话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所表达的人类对自身的生存的自我理解以及上帝与人的关系。这种类比不是阿奎那的存在的类比，而是位格的类比，是基督教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布尔特曼在《谈论上帝有何意义》一文中说：“神学不应该去思辩上帝，谈论上帝概念（Gottesbegriff），而是要谈论实实在在的上帝，谈论上帝同时就是谈论人。” 同样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蒂利希也与布尔特曼见解相似。蒂利希运用上帝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相互关联法”（Korrelation）对基督教系统神学的所有主题都进行了生存论和存在论相互关联的解释：蒂利希将上帝解释为对生存的终极关切、生存的深度、生存的无条件的根基，并称之为“存在本身”；他将耶稣基督阐述为新存在；将堕落和罪阐述为异化的、非本己的生存；将生存的决断阐述为存在的勇气等。然而，这就会导致生存神学成为彻头彻尾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危险。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清楚理解布尔特曼解神话化的生存论解释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解神话化的目的在于重返新约末世论神话所表达的基督教生存论的末世论，这就是基督教宣道的核心内容。

　　四

　　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既是对基督教正统教义诚实无畏的批判，也是对现代世界观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通过解神话化的否定和批判，重新建立起对上帝之道真正的宣道。因此，如果仅仅以为布尔特曼的神学就是解神话化的神学现代化方案，那才走了一半的路，而没有彻底地理解布尔特曼的基本意图。布尔特曼试图通过解神话化拯救新约宣道；宣道才是解神话化的目的所在。这就是整个解神话化论争的文集冠以“宣道与神话”的含义。那么，何谓宣道（Kerygma/Verkündigung）呢？宣道本是个希腊词，指的就是上帝之道和主的命令的意思。新约中经常使用基督之道、主的道、天国之道、十字架之道、真理之道、生命之道、拯救之道、和解之道、恩典之道等等，甚至简单的“道”一个字来表示“上帝之道”。一言以蔽之，宣道就是宣告出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启示行动，这一启示行动说出了上帝要对人说出的一切。宣道首先和根本的是上帝的启示行动，而不是教会对福音的宣讲，因为教会的布道从上帝之道的启示而来。宣道是从圣经经文到教会布道、从圣经解经到神学理解一以贯之的核心和中轴。布尔特曼并不象巴特那样重视上帝的自我启示，也不象他的学生们那样重视耶稣本人的布道，而是强调教会对上帝之道的宣道。被信仰的复活基督就活生生地在当下的宣道之中；没有宣道就无所谓基督教，没有宣道也没有信仰。因此，宣道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源，宣道是基督教神学的源泉、内容、实质和尺度。布尔特曼在《新约中的上帝之道的概念》中写道：“‘宣道’是一个大有力量，实实在在的词。它本质上就是要说出来，要传讲，需要聆听。它是指令和律令，必须去做，必须坚持。” 布尔特曼曾经用聆听音乐来比喻聆听上帝之道。在这一点上，神学家和解经家丝毫不能例外且更应该如此。宣道是永不能完结的行为，它总是随着生存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启示和命令。信仰在顺从中总能不断地成为新的生存，但是永远也达不到全然本己的生存。聆听宣道因此是一个一生在信仰之中的行动和过程。这在伦理学上的结果是境遇中自由决断的伦理。上帝之道的宣道是针对每一个个体和良心的，而非适合科学的或神学的理论体系的。宣道就是呼唤信仰生存决断的上帝之道，它甚至就是纯粹的呼召（Anruf）。它要求信仰者交付整个的生存和生命，每时每刻都顺从上帝的审判和恩典。宣道就是上帝之道在此时此地对信仰的呼召和显现。信仰就是对宣道的回应。宣道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悟十字架的救赎意义。只有有人聆听时，宣道才成其为宣道。只有顺从地聆听上帝之道的人才能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罪人必须自由地作出决断，是否接纳耶稣基督为救赎的主。如果不在信仰决断之中站在上帝的恩典与审判面前，人就不能认识自己作为被造物的生存的非本己性，自己的生和死都不能为自己所控制，就不能认识自己的生存的根基在自己之外，就不能听到到本己的呼唤，就不能凭自己的意志、欲望、理性能力而得到更新，回到自己本己的生存上去。宣道需要以生存的全部的顺从去聆听，并回应宣道的呼召。

　　布尔特曼神学全部重心都在宣道神学之上，他在宣道之上建立起他的基督论。布尔特曼的宣道神学反对历史的耶稣研究以及利奇尔派道德理想形象的耶稣，是对十九世纪“历史的耶稣”研究的反动。布尔特曼的末世论宣道神学是一种激进的批判历史主义的结果。布尔特曼的宣道概念直接得自他的老师宗教史学派的魏斯。宗教史学派认为，为了理解宣道的内容，就必须将在当时希腊化的文化背景中的复杂因素与基督教独特的本质区分开来。布尔特曼进一步认为，不存在或者说不可能还原耶稣生平的历史记录，而只存在原始基督教的认信和宣道，并且原始教会的宣道形式是受当时复杂的环境影响以神话语言和思维编织成的故事。因此，必须把原始基督教会的宣道的本质揭示出来。布尔特曼认为，宣道是教会的宣讲，而不是耶稣的话语；在宣道之外既没有信仰，也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甚至是在历史事件之外，它是一个宣道中认信的救赎事件，一个生存的事件，甚至可以说宣道本身就是救赎事件。宣道既独立于历史上的耶稣，也独立于耶稣的弥赛亚自我宣称和上帝之国的传道，并且宣道乃是它们的基础。正是宣道宣称了耶稣的生与死，宣称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末世论的救赎的启示行动，尽管新约将这一救赎行动以神话的形式时间化（末世）、空间化（天堂）、神灵化（奇迹）和魔化（魔鬼）了。新约本身就是以耶稣基督的位格神话、十字架神话、人子神话和上帝之子神话的形式的宣道。在宣道形成之前，既不存在对耶稣十字架的受难和复活作为上帝的救赎行动的信仰，因而也不存在基督教本身。布尔特曼观点激进地认为，“历史的耶稣”只是属于犹太教的人物，只是基督教的前提，只是基督教救赎事件的史前史；而救赎事件直到对耶稣复活的信仰和宣讲流传时才发生，因此，宣道才是救赎史的完成。宣道是在其中耶稣被承认为基督的教会的宣道，这一宣道最终充实了救赎事件，使其落实到此时此地的信仰的生存之中。教会通过关于基督的宣道而建立，宣道也通过教会而建立。宣道是原始基督教社团生存性的发生性的信仰的见证，他们见证的乃是末世论的复活的基督。

　　因此，原始基督教会宣道毫无关心“历史的耶稣”，耶稣只是上帝启示的救赎事件在神话化的故事中的传奇主人公而已。希腊化时期的原始基督教将广为流传的犹太教的“人子”和“受难的仆人”的神话以及诺斯替教的“赎罪”神话中的形象加在了耶稣形象之上。在1926年的《耶稣》一书的开篇布尔特曼就声明，他研究的既不是对“历史的耶稣”的心理学解释，也不是耶稣生平研究；在此既没有伟人、天才、英雄，也没有深刻的教诲、信仰的大能、赤子之心；在此既没有考察耶稣布道的永恒价值，也不去讨论耶稣对灵魂深度的发掘；他所关注的仅仅限于探询什幺是耶稣的目标，什幺是其中对我们当代的处境能连续性地产生作用的东西。布尔特曼肯定地说，这就是末世论的信息。耶稣的弥赛亚意识中的核心概念就是末世论的上帝之国，他期待着上帝之国不久就会降临。耶稣布道的核心就是上帝之国，但是这一上帝之国并不是不可见的精神共同体，而是末世论意义上的超越历史秩序的新世界，就是对世界的末日和上帝更新的未来的期待和决断，也是对上帝的最大的爱的诫命和上帝的意志的成全的期待。耶稣的上帝之国的布道就是原始教会的宣道中的基督的宣道，从耶稣到原始基督教共同体宣道中的基督的纽带就是复活节的末世论信仰，这就是《耶稣》一书的精髓。在《原始基督教的基督福音与历史的耶稣的关系》（《信仰与理解》第一卷）中布尔特曼说：“就耶稣将自己理解为末世论的现象而言，我们可以说，他的宣道已经暗示了一种基督论。”历史的耶稣成为宣道中的基督正是原始基督教的末世论信仰的结果。布尔特曼认为，使徒保罗所关心的也正是基督的意义和原始基督教共同体的宣道，而决不是历史的耶稣及其讲道。 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见过耶稣，而恰恰是因为保罗把握了宣道的本质。保罗对人类学的概念如身体、灵魂、精神的生存论的解释，对肉身、罪和世界的生存论的解释，对上帝的公义、恩典、信仰和自由的解释，都基于宣道而非历史的耶稣基础。布尔特曼在《历史的（geschichteliche）耶稣对于保罗神学的意义》（《信仰与理解》第一卷）中写道：“正是宣道中的耶稣使保罗的宣信进入福音之中。”这就是说，保罗的宣信与宣道中的耶稣之间的连续性使保罗的神学也成为上帝之道。布尔特曼的宣道神学出色地解释了耶稣与基督、耶稣与原始教会、基督与保罗之间的连续性，开创了20世纪新约神学研究的新局面。

　　纵观布尔特曼整个神学，他的宣道神学其实包括肯定的和否定两个方面。否定方面就是对新约神话叙事进行解神话化；肯定方面就是以生存论的解释学理解和解释新约神话，以彰显基督教宣道生存论的末世论的根本内容。由巴敕主编的五大卷《宣道与神话》（Kerygma und Mythos）（1948-55）的书名最清楚地标明了布尔特曼新约神学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将宣道从新约的神话叙事中清理出来，或将宣道中的神话因素剔除出去。布尔特曼认为，哈纳克虽然在“宣道和神话”之间作了区分，但他在批判神话的同时也丢掉了解释新约宣道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坚持了宣道的神学使命，才使得布尔特曼的神学避免了仅仅成为应用生存哲学的生存神学。布尔特曼批评了他的学生卡姆拉（Wilhelm Kamlah）《基督教与自我宣称》（1940）就是彻头彻尾的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督教应用，已经失去了基督教神学的宣道的本质。生存神学与生存哲学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新约神学对人的本己生存的理解不同于哲学的理解，而且更强调宣道对于生存决断的优先性。对于布尔特曼来说，圣经不仅意味着理解自我生存的一种可能方式，而且更意味着对个体所说出的上帝之道。坚持上帝之道，就是宣道神学的任务和解神话化的目的。布尔特曼的学生布里（Fritz Buri）在《神学的解神话化还是解宣道化》 一文中坚持在人的生存之外并无特殊恩典和启示，必须再对布尔特曼的宣道进行“解宣道化”（Entkerygmatisierung）；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的逻辑没有贯彻到底，仍然没有摆脱神学家一切从上帝和信仰出发的前提。布里在《生存的神学》（Theologie der Existenz）一文中提出，要将生存论的解释贯彻到底，将基督教的宣道理解为对人的生存最深刻的理解和肯定的伟大神话；它虽然独特和伟大，但不能占据解释人的生存绝对和独断的地位。布尔特曼的另一学生布劳恩（Herbert Braun）也持有和布里相近的立场，布劳恩在《新约问题》（1961）中宣称必须对上帝也解神话化，因为在新约中除了耶稣之外，上帝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新约的基督论也是根本就不统一的。在《耶稣》（1969）中他贯彻了上帝与人的相遇只是一个潜在的象征而已的思想，而将焦点集中于耶稣对社会底层关注的政治和伦理上。布劳恩和布里是布尔特曼解神话化思想的世俗化和极端化。对于布尔特曼来说，作为宣道的十字架末世论事件是此时此地启示在生存之中但又在生存之外的不可还原的信仰事件，它不是千百个神话中随意的一个或独特的一个，这一事件乃是上帝启示行动的事件，对十字架事件的宣道并不是神话，也是解神话化不能无限后退的终点。唯有上帝在十字架的基督中的启示行动的末世论事件不是神话和象征，其余所有的圣经神话叙事都可以向这一核心事件还原。只有在这一不可还原和不可解神话化的生存末世论的宣道之上，整个新约神学和系统神学才找到了自己的根基，找到了将自身区别于生存哲学的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