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

我理解，本次论坛的主题“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这一提法，是我们学界第一次明确地、公开地将“社会主义”提出来，作为一种“新传统”，并且要从“学术视角”来严肃对待这一新传统。

首先，这意味着学界已经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传统来看待。作为一种传统，它不再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运动形式存在，而是以被深刻地改变了的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而存在。其次，从学术视角来看这种“新传统”意味着，不再象新左派那样诉诸毛时代的平等主义在道义的立场上声援被当今社会重新抛到社会边缘或底层的人群，批判流行的自由主义，而是，试图以韦伯的价值中立的学术视角严肃对待“社会主义新传统”。这就需要首先突破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视为学术禁区的自我规避的态度，似乎一涉及如何从思想学术的视角理解这一时代的问题，在政治上就绕不开意识形态问题，在情感上就解不开对这段过近的历史的爱恨情结，在知识上就抹不去对这一反智识主义传统的蔑视。从学术视角来看这种“新传统”首先就要超越陷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引发的大众情绪之中，超越自由主义简单地贴集权主义标签的做法。这是我对这次论坛的主题“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个理解。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谈“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意义。

第一，严肃对待社会主义新传统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重要意义，它将避免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厌恶、狭隘的经济改革成功的视角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切割历史”，扭转割裂毛时代与邓时代的连续性的各种学术观点和视角。严肃对待社会主义新传统将使人深刻地认识，邓时代的改革成功是与毛时代的经济积累分不开的，乡镇企业的成功也与毛时代形成的党领导的政治集权与地方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文革并未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并且文革之后国家能迅速回到经济建设上来与共和国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也是分不开的。

第二，严肃对待社会主义新传统对于理解当今社会的社会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会克服乐观主义的历史进步论，相信只要“深化改革”就可以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继续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妙理想，也将超越那种将改革的巨大成简单理解为市场机制和国外资本的结果而忽视社会主义传统保护普通民众、维持社会稳定的社会福利机制和保障机制的自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严肃对待社会主义新传统有助于使人认识到，经济改革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等社会正义问题，无法通过无所顾忌地推进市场化而加以解决，而避免在社会结构的转型完成之后形成一个经济发达却没有社会正义的社会，这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是最紧迫的问题。

第三，从学术视角严肃对待社会主义新传统也是重建中国民族学术传统的一个巨大的契机，一种根本的动力。从当今学界对中学和西学齐头并进的研究中凸显出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学术视角，有助于促成学界以中国现代性问题为核心形成基本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域。不能从学术视角严肃对待社会主义新传统，不能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是摆脱附庸西学、重建民族学术的最大障碍。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等同于理解西方五百年的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的问题。简单地借助于西方现代性的比较历史视角和普遍主义话语无法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尤其是不同于欧美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新传统的特殊性和独创性。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前沿“接轨”，只能加剧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条块分割画地为牢，以成为西方思潮一家一派学说的信徒为能，却不能在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共识上重建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第四，从学术视角严肃对待社会主义新传统对于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自觉意识和反思、对于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想以政治哲学为例。对当今中国学界状况做一个概观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哲学是政治哲学，其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有一种更为具体和现实的社会正义论，它既能切合中国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与问题，又有助于理解一个良性的文明国家防止恶化的现代性目标是什么。这决不是一头扎进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怀抱就能解决的问题。

罗尔斯的正义论隐含预设了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前提，即只有立宪民主的自由政体才有良好社会的正义论。罗尔斯的程序性的契约主义的正义论实际上是论证这一前提的方法论。首先，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所预设的恰恰是一种自由民主政体中的民主个体的观念，一种不再承担康德先验主体性的负担的原子主义的意志论的主体观念，一种将人剥掉了各种社会属性对他人的选择漠然的陌生人的观念；其次，作为对于各种善或目的来说价值中立的最小化条件，原初状态预设了一个剥掉了各种社群的优先价值及其所依赖的各种善或目的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抽象社会或公共领域；再次，它预设了一个能满足和保障社会基本物质需要的发达国家。从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来看，尽管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正义论在自由主义名义下包含了许多欧洲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它对中国却失去了其对于美国政体在实践上的意义，因为它预先就排除了从社会主义新传统中去理解中国现代性最重要的历史维度和社会结构要素，即在社会高速分化的时代中保障“社会最低需要”的问题（比如，大众福利和劳工等问题）。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历史背景是已在欧美的宪法、社会制度和民情中建构起来的对社会资本化的制约制度（来自国家和社会基础的双重制约），而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劳动保护等社会分配正义领域中优先保障普通民众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正在面临的紧迫问题。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从其建构的原则上就排除了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要素，因而其自由主义正义论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总是隔靴搔痒。

如果我们从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来理解当今中国的现代性处境，那么，就势必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要求一种更为整全的且更为具体的正义论，并进而要求批判性地审视自由主义正义论的本质特征（如道德哲学、契约论方法、规范建构主义、静态的形式主义、实证主义等）的致命局限，即先天地缺乏历史的视角和社会理论的视角，而社会主义新传统却为我们提供了这两个视角。在更为整全也更为具体地理解中国社会所要求的正义论中，它应该包含三个历史维度，即目前中国的三种传统，“通三统为一统”；它也应该包含这三种传统的社会政治内容，即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三王之道循环救弊”。

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义论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因素及其引发的社群主义的批评来看，社会主义、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作为构成现代社会的社会正义的基本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且都具有普遍主义的价值。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以某一种正义原则是否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和地位，而在于以哪一种正义原则作为建构正义论优先的原则与出发点。这一问题显然不能完全在某种正义论自身之内被理解。从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正义论应该融合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各自的正义论原则，即社群的需要原则、市民社会的应得原则以及国家公民的平等原则，并确立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正义原则在理解和认识现代中国社会的社会问题上的优先性，它优先于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正义论，也可以说，在中国它优先于那种美国的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正义论问题。这就是我对此次论坛第一次向学界公开提出的“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议题的用意的一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