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在19世纪已近尾声，面临着进一步的转型，而世界精神仍然“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遑回内心，转回自身，以倘佯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1]。黑格尔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以自己渊博而深湛的知识，强烈而恢宏的体系化禀赋，为世界精神在内心中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宫殿。但19世纪[2]决不是一个哲学独尊的世纪，文学－历史的兴趣要远远胜过真正的哲学兴趣，虽然这是一个需要哲学天才、并且出现了无数哲学天才的时代。

“19世纪哲学文献的确内容广泛，五彩缤纷。从过去百花盛开的精神生活的园地里飘送过来的理念的种子洒遍科学、社会生活、诗歌与艺术的原野，在这些地方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历史上种种思想萌芽，以几乎无法估量的丰富变化，融合成众多感人深刻、颇具特色的结构。”[3]

从思想史来看，19世纪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化学科的创立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这些技能集中处理多种多样而又相互独立的现实领域。[4]认识论立场的分化使各学科扇形展开，一端是数学和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对形式艺术实践的研究（包括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学）。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研究社会现实的诸学科，其中史学更接近前者，而刚刚分化出来的社会科学则以后者为标准。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紧张关系至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强化了，而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因为后者的成熟和独立而日益紧张。

至于哲学内部的争执和冲突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首先是因为19世纪是一个社会生活和理智生活巨变的时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1763年至1914年，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逐步确立了霸权地位，成为全球的主宰。[5]于是到19世纪末，欧洲人很自然地想到了所谓“白人的责任”这一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将你们培育出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6]就欧洲本身而言，在政治上，19世纪始于拿破仑执政，这位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以战争和征服在欧洲贯彻了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而终于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流金岁月的褪色。让我们看看那些尤为引人注目的时代变化吧：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这场充满诗意的革命要求以情感反抗理性的桎梏；工业革命成熟了，它一方面生产出庞大的商品堆积，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数不清的社会悲剧，因此大量呼唤社会改革的哲学思潮应运而生；在巴黎、德国和维也纳发生的1848年革命是阶级分裂的标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首次植根于欧洲人的意识当中；民主政治的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但专制政府及其社会控制也同时得到了强化；最后，达尔文掀起了生物学革命的澎湃浪涛，生物进化的思想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结果，浪漫主义运动深深影响了德国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经济的混乱、社会的动荡和阶级的冲突使英国功利主义的社会改良哲学和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呼之即出；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发展观则为马克思主义、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因此，19世纪向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也向它提供了新的观念。这些新问题、新观念导致了哲学思潮的巨大分野。文艺复兴时期理智生活中的主要事实是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决定它们在两个世纪中发展方向；而启蒙运动时期则转向了对心灵特征的分析，探讨心灵何以能够成功地把握自然界，从而引发了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争夺控制权的斗争，直到康德实现了伟大的综合为止。到了19世纪，理智生活的巨流则剧烈地分化为诸多哲学流派之间的争论乃至冲突，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的对立：实用主义对抗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对抗非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抗自由主义，等等。

不过，如果我们简要地勾勒一下19世纪哲学的轮廓，倒是可以划出三个大致的阶段：早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其代表人物就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中期最具特色的一是重新对科学及其方法产生了兴趣，即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密尔的逻辑学，二是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社会理论，自由主义以密尔为代表，后者则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晚期则发展出三条主要线索，一是古典哲学的再度复兴，其中新黑格尔主义以英国的格林、布拉德雷和鲍桑葵为代表，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则打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企图赢回德国在“伟大时代”的思想成果，二是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以马赫主义为代表，三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在美国生根发芽，成为这一新生国家的思想根基。尤为突出的是，这一世纪自始至终贯穿着非理性哲学思潮，其中有三位极具个性的思想家堪与其他伟人分庭抗礼，他们就是齐克果、叔本华和尼采。也许可以说，19世纪的哲学一方面是Ideology（意识形态）的时代，它不仅充斥着各种思想体系的论争，而且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成了三支巨流；另一方面则是反Ideology的时代，是生命意志在理性的自负、体系的桎梏和意识形态的钳制下奋力冲创的时代。虽说20世纪的基本概念在17世纪就已具雏形，但我们的基本观念和理想的冲突却是在19世纪奠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哲学史并不是纯粹观念推衍的历史，也不是遵循某种逻辑秩序整齐划一的链条。比如说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与其说是唯心主义的再度复兴，倒不如用詹姆斯的话说是英国古老的粗疏思维转向最初来自德国的理性主义[7]；虽说达尔文主义理论上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必要前提，但后者根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精神。哲学总是植根于社会生活和个人体验中的。因此，哲学也许和艺术一样，既需要理智的沉思和阐发，也需要心灵的领悟和洞见。这对纷繁复杂、冲突动荡的19世纪哲学思潮来说似乎尤为必要。

本章讲述的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主要集中在上述后两个阶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