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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亚”（stoa）是“画廊”的音译，因该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在画廊中讲学而得名。与晚期希腊的其他学派相比，斯多亚学派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起源于东方希腊主义国家，代表人物基本上不是出生于希腊本土；二是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曾经成为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官方哲学；三是晚期希腊哲学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个派别。以时间先后和思想特点为依据，人们一般将该学派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理论性的早期斯多亚学派、折衷性的中期斯多亚学派和务实性的晚期斯多亚学派。
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是芝诺（Zenon，约公元前336－264年），他出生于塞浦路斯岛，后来在雅典求学和办学。芝诺的继承人是出生于小亚细亚阿索斯的克里安雪斯（Kleanthes，约公元前313－232年），克里安雪斯的继承人则是克里西普（Khrisippos，公元前282－206年），他也出生于小亚细亚，由于学识渊博，擅长论证，对斯多亚派哲学体系的形成和传播贡献很大，故被誉为该学派的第二创始人。他们虽曾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但均已佚失，我们主要依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等人的记载了解他们的思想。
据说斯多亚学派是最早将哲学划分为三个部分的，这三个部分就是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其中物理学是基础，逻辑学是工具或手段，伦理学则是中心和目的。
斯多亚学派的逻辑学包括辩证法和修辞学两个部分。前者讨论怎样用问答法正确地论述和探讨，包括语言理论和认识理论，涉及真理的标准和概念的形成等问题；后者讨论怎样连续地正确讲话，可分成论证的发明、论证的表达、论证的排列及雄辩等部分,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在认识论上,斯多亚学派重点探讨了认识的起源、概念的形成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他们认为 ，只有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灵魂原本是一块白板，认识起源于外物作用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表象，相同的记忆或表象的结合产生了经验，概念则是通过对经验的概括形成的。关于真理的标准，他们的主张不完全相同。芝诺认为始于感觉的表象必须加以理解和把握才能成为真理。克吕西普则把能理解的表象作为真理的标准，他把表象分为能理解和不能理解的两类，前者产生于真实的对象并且与对象自身相符合，以印记的方式打在灵魂之上，是能理解那个对象的，因而是清晰的，故可充作真理的标准；后者不是从真实的对象中产生的，即使从真实的对象产生也不与对象自身相符合，所以它既不清楚也不明白，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
就我们所说的逻辑学方面，斯多亚学派也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发展出了与亚里士多德主谓逻辑系统明显不同的命题逻辑。他们对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进行了区分，认为复合命题的真假决定于组成它的简单命题的真假，并提出了复合命题的四种真假值情况。其次，他们在范畴理论方面也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提出了修正，重点探讨了范畴之间的联系和从属关系，并将亚氏的十范畴归结为四个，即实体、性质、方式和关系，更强调存在的动态性。
斯多亚学派的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包括宇宙论和神学两个部分，其总的特征是对自然的神化和精神化解释，或反过来说，是对神的世俗化和自然化的解释。从思想来源看，他们的物理学带有浓厚的混合色彩，基本概念是赫拉克利特的火与逻各斯，又吸收了阿那克西美尼“气”的观点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质料的学说。
“他们认为宇宙中有两种原则，主动原则和被动原则。被动原则是不具性质的实体，即质料。反之，主动原则则是内在于这种实体中的理性，即是神。”神是活生生的、不朽的、有理性的、完美的，他有很多名字，如理智、命运、宙斯、“普纽玛”（pneuma，可译为“精气”）等。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首先创造了火、水、气、土四种元素或质料，原始的火变成气，气转变成湿气而成水，一部分水凝聚成土，另一部分留在表面而成蒸汽，形成包围在外面的球形的空气，气的稀释又最后消解成火。从这些元素的混合中形成了动物、植物及其他自然种类。这些质料作为被动原则，需要贯穿于其中的逻各斯的推动。这个逻各斯，是永存不朽的“种子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秩序的规定者，是自然和命运，也是一种有技巧的火，“它等于普纽玛，其形似火并具有匠心”。“种子理性”是万物的质料，象种子那样在个别事物中展示自己，但同时，又是在自身中拥有万物的能动形式。世界的存在既然有开端，所以必定有终结。经过一段预定的、不变的时间，产生于火的世界又毁灭于世界大火，然后再重新产生。这是一个永无穷尽的轮回过程，每一轮的细节都和以前相似。这就是天意或命运，包括人的意志在内的一切都是绝对地被命运所决定的。
既然世界的本性和规律是如此，人的职责就应当是认识天意，服从命运， 顺应自然而生活。这就是斯多亚学派的物理学为他们的伦理学说所奠定的理论基础。
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内容丰富，涉及广泛，讨论了诸如动机、善恶、情感、德性、目的、第一价值和行为、责任、行为的趋向和回避等很多问题，但是核心的问题是德性。
关于什么是德性的问题，他们有多种表述。芝诺认为，“合乎自然的生活即是德性的生活，德性是自然引导我们所趋向的目标”。 克里安雪斯认为“德性是一种和谐的性情”，主张“幸福就在德性之中，因为德性是使整个生活和谐一致的心灵的一种状态”。 克里西普则主张“有德性的生活等于根据自然的实际过程中的经验而生活。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整个宇宙的本性的一部分，因而目的就可定义为顺从自然而生活；换句话说，顺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本性以及宇宙的本性而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们禁绝一切为万物的共同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共同法律即是贯穿万物的正确理性，与宇宙即一切存在物的主宰和统治者相等同。当所有的行为都促进个人的精神与宇宙统治者的意志相和谐时，这种事物就构成了幸福之人的德性以及生活的宁静安定”。显然，早期斯多亚学派的三代领导人对什么是德性的问题虽有不同的表述，但实质是相同的。德性就是合乎或顺从自然而生活，由于“自然”即“本性”（phusis），因而德性就是合乎或顺从本性而生活，如果一个人使自己的本性与宇宙本性和谐一致，遵从宇宙本性行事，那么他就具有了德性。宇宙本性就是物理学中所阐明的神意或天命，是否顺从它，是衡量人是否有德性的标准，反之则为邪恶。显然，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宿命论观点。
德性包括哪些内容呢？他们的分法不一，有的分成两类，有的分成三类，有的则主张有四类甚至更多。一般的观点是首先把德性区分为两大层次，即首要的和从属的。“首要的德性有明智、勇敢、公正、节制。从属的德性是宽宏、自制、忍耐、精明、慎重”等。同样，邪恶也有首要与从属之分，愚蠢、怯懦、不公正和放荡属于首要的恶，不自制、鲁莽等属于从属的恶。德性是互相联系的，它们有共同的原则，所以，拥有其中的一个就等于拥有了全部。
善是可以产生某些效益的东西。德性自身及分有德性的事物在三种意义上被称作善：利益所由以产生的源泉；与利益产生有关的事物，如有德性的行为；利益产生的促使者，如分有德性的良善的人们。善的表现很多，有心灵之善与外在之善、手段之善与目的之善、混合之善与纯粹之善、永恒之善与暂时之善，但“所有的善都是相宜的、必要的、有益的、适用的、方便的、美丽的、有利的、必需的、公正的”。所以，财富和健康都不是善，因为它们既能产生好处也能产生坏处。同样，快乐也不是善，因为有些快乐是丑恶的。
他们也讨论了责任问题。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芝诺是第一个使用‘责任’（kathekon）这个概念的人。从词源上说，责任是从kata tinas hekein派生出来的。它是一种其自身与自然的安排相一致的行为”。所以，有责任的行为是理性指导我们去做的行为，如孝敬双亲，敬重兄弟，热爱国家，对朋友忠诚等。合乎德性生活总是一种责任。
在他们眼里，最具有德性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即“哲人”，所以，对哲人的讨论在他们的伦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哲人是没有激情的，因为最主要的激情分为痛苦、恐惧、欲求和快乐四类，而这些是灵魂的一种不合理的、不自然的运动，或者是一种过度的刺激。其次，哲人也没有虚荣，因为他对荣耀不荣耀都无所谓。再次，哲人做一切事情都很出色，是绝对正确的，不可能犯错误。第四，哲人与神相似，因为他们之中有着神圣的因素。第五，哲人不富有同情心，严格执行法律所决定的惩罚，对异乎寻常的事情也不感到惊异。最后，哲人并不孤单，他本性是社会的、行动的。正因为如此，万物都属于哲人。只有哲人才是真正的祭司，他们研究供奉、庙宇的建筑、净化及其他一切与神相关的事物。哲人也应当参与政治，因为这样可以抑制邪恶，增进德性。哲人不仅是自由的，也是君主，因为君权是绝对的统治，只有哲人才能维持它。哲人可以结婚生孩子，哲人之间应当公妻，自由选择配偶。哲人为了正当的原因（如国家利益、朋友之谊、患了不治之症等）可以放弃生命。
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还包括“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人的本性都是宇宙本性的一部分，都是神圣之火的火花，无论在王座上还是在枷锁中，人人自由而平等。整个世界应该是一个具有完善德性的、与宇宙秩序相一致的大家庭，不应有财富、种族、门第等等级差异。
早期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主义一样，一反古典时期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在认识问题上诉诸于感觉经验，而且同样主张德性在于顺从自然的本性而生活，但是他们对自然的本性的理解却与伊壁鸠鲁有所不同。认识上的感觉主义似乎并没有妨碍斯多亚学派在伦理问题上持理性主义的态度，当他们视自然的本性为理性（逻各斯）时，其摒弃感觉欲望的程度甚至达到了禁欲主义的地步。这就是他们与伊壁鸠鲁主义的主要分歧所在。
总之，早期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承袭了苏格拉底的精神，尤其发挥了犬儒派的思想。它所宣扬的宿命论和禁欲主义，为晚期斯多亚学派进一步发展，并且构成了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
从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到公元前50年左右，是斯多亚学派发展的中期，其显著特征是把早期斯多亚学派的观点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毕达戈拉斯学派的思想加以折衷，努力适应变化了的时代的需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得岛的巴内修斯（Panaetius，约公元前185─109年）和他的学生叙利亚人波塞多纽（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50年），还有罗马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年）。
巴内修斯在哲学上致力于折衷斯多亚学派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对早期斯多亚学派的观点作了较大的改变和重新阐释。首先在自然哲学方面，他放弃了世界轮回的大焚烧说，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永恒说。其次在伦理学方面，他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一般官吏和平民利益，否认哲人之德，提倡中庸之道，放弃对一切无动于衷的冷漠，较多地注意健康、财富等外在的善，认为至善就是符合本性（自然）的生活，人类的这种自然愿望，就可使他达到德性。最后在宗教神学方面，他把神学分为三种：诗人的神学是拟人的和虚妄的，毫无价值；哲学家的神学是合理而真实的，但不适宜于流行；政治家的神学坚持传统崇拜，对公众进行教化，是必需的。巴内修斯的观点，是罗马化的斯多亚主义的开端，对斯多亚学派在罗马世界的传播、生根、开花，起了重要作用。
波塞多纽是巴内修斯最著名的学生，被有的哲学史家称为亚里士多德以来希腊最渊博的思想家，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数学、天文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建树。
在哲学上，波塞多纽一方面继续巴内修斯的折衷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较多地保持了早期斯多亚学派的一些观点。他把宇宙分成不灭的天上世界和可灭的地上世界两个部分，认为人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结合物，因为人有肉体与灵魂两方面，处于可灭与不可灭之间。万物和人都由神创造，宇宙受理性和天命支配，所以整个宇宙是统一有序的，一切部分都彼此相互交感。宇宙经历一定周期便焚毁重生。
在伦理、政治方面，他认为政治和伦理是一回事，任何形式的道德伦理和政治活动都是宗教上的责任。人能够使自己自由并获得有关精神天赋的知识，从而在死后享有最高形式的存在。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论辩家和文学家，也是中期斯多亚学派唯一有著作留传下来的人物。他的主要哲学作品是《论神性》、《论目的》、《论命运》等。
在哲学上，他是典型的折衷主义者（有的学者因此而不把他归为中期斯多亚学派），主要把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观点揉合在一起，反对伊壁鸠鲁主义的原子唯物论，宣扬灵魂不死学说。他指出：“灵魂既是如此迅急活泼的东西，能记忆过去，能推测未来，能通解艺术科学，能有如许之发明，既如此之广大无边，其本质一定是不死的了”。灵魂本是天上的东西，上天之所以驱使灵魂降落地下，进入肉体，正是要有人料理这个尘世，同时再以天上的风光贯彻到人生里来。灵魂只有摆脱了肉体的桎梏，才更纯粹光明，才有智慧，才可以回归天府。“如果灵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地顺利地升天”。他也宣传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主张等级和睦，认为罗马共和制是最合乎自然的理想国家。
西塞罗的哲学观点缺乏独创性，他对斯多亚学派的主要贡献是记载和阐述了该学派的思想，这不仅有利于当时斯多亚学派的传播，也为后世对该学派的研究保存了资料。他是第一个把大量希腊语的哲学概念译成拉丁语的人，这是他对哲学的另一重大贡献，因而他的理解对哲学语言拉丁化以及哲学概念随之发生的意义变化，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当然，也有许多哲学家（例如黑格尔与海德格尔）认为希腊语的哲学概念被译作拉丁语大多遗失了其中的哲学意味，因而后患无穷，不过这种翻译毕竟对哲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塞罗的哲学工作和思想倾向，成了中期斯多亚学派向晚期斯多亚学派的过渡环节。
晚期斯多亚学派又被称为罗马斯多亚学派，从公元1世纪延续到3世纪中叶，基本上与前期罗马帝国相始终。晚期斯多亚学派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们的著作均用拉丁语写成，且大多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二是明显表现出罗马人不擅思辨，偏重务实的民族特征。所以，逻辑学和物理学不再受到重视，伦理学的中心地位愈益突出，对人的地位、责任、道德规范、生活方式和内心修养等直接关系到个人幸福的实践性问题更为关注，并且使伦理学与神学结合得更加密切，以便与普通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协调。
晚期斯多亚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他们之中既有奴隶，也有皇帝或大臣，的确体现了斯多亚学派崇尚平等的理想。
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年—公元65年）是西班牙人，著名的罗马暴君尼禄的老师和显臣，因卷入宫廷阴谋被赐死。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幸福生活》、《论天命》等。
塞涅卡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把人引向德性，而德性就是要尊重自然，顺从神意，“按照自然的规范进行自我修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精神健全，既考虑身体的需要又不过分忧虑，既应充分享受幸运的恩赐又不为此成为奴隶。“这样就会得到一种持久的心灵安宁，一种自由，不为任何刺激和恐惧所动”。特别要认识到肉体快乐的危害，“要知道，肉体上的快乐是不足道的，短暂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不要这些东西，就得到一种有力的、愉快的提高，不可动摇，始终如一，安宁和睦，伟大与宽容相结合”。
然而，宣扬摒弃物欲、抑制激情的塞涅卡，自己却聚财敛物、穷奢极欲。当有人指责他言行不一时，他是这样狡辩的：“哲学家所谈的并不是他自己怎样生活，而是应当怎样生活。我是讲美德，而不是讲我自己；……要知道，如果我的生活完全符合我的学说，谁还会比我更幸福呢？”塞涅卡的言行不一虽然遭人唾弃，但是亦表明，或许恰恰是在哲学家那里，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得更加尖锐。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公元55－135年）本为奴隶，后获自由。他仿效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他的学生阿里安将其言论整理出来，辑成《爱比克泰德谈论集》传世。
爱比克泰德指出，一切东西都是神创造的，人是神灵本质的一个特殊部分，并且在人自己身上包含着神的某一部分。神即是善，神的本质在哪里，善的本质也就在哪里。神的本质不是肉体、土地和名誉，而是智慧、知识和健全的理性。所以，人应当克制欲望，保持理性，实现道德的善。当人遇到阻碍和限制，肩负重担，感到无能为力时，应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好好地运用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别的就听其自然吧。‘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愿望”。总之，服从神意、忍受命运、克制欲望，这就是爱比克泰德的信条。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是罗马皇帝，“御座上的哲学家”，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著有《沉思录》12卷，作为供自己阅读的独白。该书的基调是悲观和消极的，反映了他内心中对人生无常的无奈。
奥勒留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由神决定其内在次序的整体，所以有两个原则必须确定。首先，“我是自然所统治的整体的一部分；其次，我是在一种方式下和与我自己同种的其他部分密切关联着”。有了这两条基本原则，结论就显而易见了：对于一切出于整体而分配给我的事物，我都将满意；我不会做不合乎人群的事情，而会把全副精力放到共同利益上面。如果这样做了，生活就一定愉快。也正是因为人只是宇宙整体之一员，永恒时间之一瞬，茫茫沧海之一粟，极其渺小，因此“就要认定：除了按照你的本性所领着你的去作，以及忍受共同本性所带给你的东西之外，就没有伟大的事情了”。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死灰和烟”，不足挂齿。我们也应该以漠然的态度对待死亡，轻视它，不要把它当成可怕的痛苦事，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又有什么可痛苦的呢？人生如戏，剧本不由你书写，何时出场何时退场也不由你决定，我们只是演员，无论两幕还是三幕，都是全剧，应该满意地退场。
虽然晚期希腊哲学各派与前人相比较而言缺少创新性，但是它们对哲学也有相当的贡献，在形成新的问题方面尤其如此，斯多亚学派可作典范。就它们共同关心的伦理学领域，斯多亚学派揭示了形而上学一元论与伦理学二元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形而上学寻求的是统摄宇宙万物的共同根据，一切事物无一例外都源出于它因而是必然的，所以斯多亚学派主张顺从自然（理性）而生活。然而伦理学不仅必须接受好与坏、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而且必须以意志自由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就谈不上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所以斯多亚学派强调无论在王座上还是在枷锁中人都是自由的。显然，它试图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调和一致，但是由于形而上学理所当然地是基础，所以它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命定论或宿命论。
晚期斯多亚学派哲学所宣扬的宿命论和忍耐、克制原则，无疑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对处于动荡社会的人们普遍心态的真实反映。反映了这种心态的还有另一个哲学派别，这就是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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