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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运动发端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意大利，昌盛于15－16世纪的西欧各国。意大利之所以成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这固然是因为它临靠地中海，地处交通商业要道，因而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但也是由于意大利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有着一定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与阿拉伯人的广泛接触，使意大利人较多地接触到了由阿拉伯人保存下来的古典文化。特别是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大批研究希腊文化的学者和希腊典籍进入意大利，极大地促进了人文主义的蓬勃发展。
人文主义运动是世俗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思想运动。11至13世纪，随着城市地位的提高、市民阶级的形成与逐渐强大，出现了摆脱教会束缚的市民文化和一大批由城市创立的非教会学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世俗知识分子阶层。当文风轻快、重视人、重视世俗生活、重视客观现实世界、学术相对自由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入西欧之后，立刻就与文风呆板、扼杀人性、提倡禁欲主义、敌视客观现实世界、禁锢思想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吸引了这个世俗知识分子阶层。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一股复兴古典文化的热潮。无论是日益世俗化的教皇，还是积极争权夺利的诸侯王公，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不可缺少世俗文化。人文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到了15世纪，人文主义开始越出意大利国界，在西欧诸国获得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各个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和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斐微斯、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爱拉斯谟等文化巨匠。此外，布鲁尼的史学、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莫尔和康帕内拉的空想共产主义也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杰出成就。
人文主义思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其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复杂多样。这里只能就其最一般的特征作一些分析。
人文主义运动首先是一场文化运动，主要从事人文学科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发掘、研究和传播。人文主义者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障碍。为了能够直接欣赏、利用和研究古代文学，14－15世纪，在意大利兴起了学习古希腊语的热潮。许多拜占廷学者在意大利讲授希腊语。到了16世纪，希腊语甚至成为大学和许多文科中学的必修课。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还恢复了西塞罗时代的古典拉丁语，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和研究了古希伯莱语，从而为直接利用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者都精通希腊语，瓦拉、爱拉斯谟甚至成为当时的语言大师。
在此期间，西欧社会搜集和收藏古代典籍蔚然成风。意大利学者、作家、商人，甚至贵族、君主、教皇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到各国搜集、购买、转抄古代作品。教皇尼古拉五世的藏书量达数千册，一些神职人员、贵族、巨富亦以藏书众多而著名。15－16世纪，西欧其他国家也竞相仿效意大利，巴黎、慕尼黑、维也纳相继成为当时的藏书中心。据考证，这些收集已拥有现代所拥有的全部古希腊文献。在此基础上，人文主义学者们进行了紧张的整理、翻译、注释、出版工作。大批的古希腊文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作品被译为或重译为拉丁语。许多古希腊罗马作者或作品第一次为人们所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拉丁语全集相继出版，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也在此时被发现。古典文化借人文主义者之手在西欧土地上再次得到繁荣，这就是后世史家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一个根本原因。人文主义者的活动使人们看到了古典文化的完整的、本来的面目。这不仅是对中世纪所歪曲、阉割了的古典文化的矫正和恢复，而且也为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出发点。
不过，人文主义运动并不仅仅是古典文化的复兴，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中世纪崇拜古代权威的遗迹和新思想尚不成熟的一种表现。随着复兴和仿效古典文化，人们的目光开始由神转向了人。在文艺复兴早期，基于对经院哲学式的理性主义的厌恶，人们往往诉诸于感性、情感的因素，因而这一转向大多是采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以文学艺术的成就为最高。在此期间，出现了词句优美、以反映市民生活和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和小说，以及具有现实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在被誉为“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三杰”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瓦拉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充满了对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人的世俗生活、人的真实欲望和情感、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的热情歌颂，对教会腐败、虚伪、扼杀人性的激烈批判。“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这句古老的箴言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口号。
从思想内容上说，人文主义的实质就是强调人、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中世纪的宗教学说也曾对人有所研究。它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最高造物，是尘世的最高目的，尘世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创造的。但是神学研究的重心是上帝，研究人是为了论证神，面对神圣的上帝，人的地位是卑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并没有发展到否定上帝至尊地位的程度，他们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避开上帝，把研究的重心从人神关系转移到人兽、人物关系，强调人与万物的区别，从而突出了人的优越地位。但丁认为，天赋的理性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辨别善恶之光。只有遵从理性的指导，人才能达到至善之境，获得真正的幸福。“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在这方面，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斐微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在《关于人的寓言》一文中，斐微斯热情地讴歌了人及其创造力。他指出，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人足智多谋，单靠自身就创造出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在人的许多发明之中，最为出色的、特别使聪明之士赞叹不已的是：房屋的建筑、农作物的栽培、石器的制造、金属的冶炼、万物名称的制定。人用很少几个字母就可以拼成极其复杂的语言，用以纪录知识，记忆力是人们储存知识的宝库。人几乎可以获得先见之明，具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文明不再是神的恩赐，而是人自己的创造，人由此摆脱了在基督教神学中的卑微地位，一跃成为众天神尊敬、羡慕的对象。英国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主人公之口对人的热情赞美，更是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肯定了人生的价值，也就必然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中世纪的伦理思想强调人的真正幸福在于达到上帝的真善美的本性，也就是说，只有来世或者彼岸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们在现世必须克制自己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限制欲望的满足。人文主义者并不否定来世的幸福，但他们把这看作是遥远的事情。人生在世，重要的是现世的幸福。彼特拉克就明确地宣布：“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薄伽丘则进一步指出，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应当聪明、强壮、有感情、有教养。人应当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应当在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时也追求感官的享受。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然的力量，任何企图压抑这种权利的人都是妄自尊大、愚不可及。拉伯雷在其著名小说《巨人传》中，塑造了一个特来美修道院作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式。在这里，不存在高大的围墙，男女老幼都可以自由出入。修士修女不必单独分开，他们可以相敬相爱，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修道院内没有任何清规戒律，也没有烦琐的宗教仪式，唯一的院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人人都有一种趋善避恶的天然本性，如果压抑这种本性，只能激起人们的反抗。相反，如果顺应这种本性，人们就会得到全面的发展。拉伯雷所主张的人是博学的、全知全能的人，是勇武知礼的骑士和窈窕灵巧的淑女。拉伯雷很重视知识的作用，他相信人类可以用知识来武装自己，成为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巨人。这正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理想的个人肖像。从市民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人文主义者们为人的自然平等大声疾呼。他们认为，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人的贵贱不是以血统的高贵与否，而是以个人的才能和品德为标准。因此，人们应当积极地发挥个人的才能，建功立业，追逐名利，实现自我。在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世俗的新道德观念，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人文主义者在肯定人生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人性的自由，这就涉及到上帝的预知或者天命。人文主义者大多承认天命，但要求给人的自由意志留下活动余地。但丁虽然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命运，但命运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必然性，否则劝善惩恶就不正当了。命运本身就包含了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的活动。人具有种种劣根性，诸如贪欲、野心、逸乐等等，稍不小心就会走上邪路，跌入罪恶的深渊，而其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如果人能够善用自由意志，就能达到良好的归宿。瓦拉也认为，上帝的预知与人的自由意志并不矛盾。上帝虽然能预见到人的某些将来的行为，但上帝的预知并不是事物发生的原因，事物的发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所以上帝才能预知它们。在人类事物中，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本性，是意志。上帝规定了各种可能性，但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将得到实现，则是自由意志决定的。上帝的预知是建立在他对人的意志的了解之上的。斐微斯则用文学的方式歌颂了人的自由意志。他指出，人作为天帝的儿子，分有了天帝不朽的性格、智慧、精明和记忆力。就像天帝的权力及于一切一样，人也可以成为一切。整个世界就像一场戏，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无感觉能力的简单生命、无理性的野兽、长于政治善于社交的人，甚至可以扮演人神之王天帝。这就意味着，在人身上具有成为一切的可能性。人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命形式，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的普遍腐败和虚伪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薄伽丘的《十日谈》和爱拉斯谟的《愚神颂》是这方面的杰作。在《十日谈》中，上自教皇、主教，下至修士修女都成了薄伽丘冷嘲热讽的对象。他指出，这些人虽然满口仁义道德，自称是上帝的代表，是清心寡欲的大圣人，是人们进入天堂的引路人，但骨子里却是最无耻、最荒淫。它们过着糜烂的生活，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满足自己的钱欲和情欲，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根本不配去管别人。而爱拉斯谟则借用愚神的口吻，辛辣地嘲弄了教皇、神父、国王、贵族这些愚不可及的人物。他指出，教皇和主教们只知道热衷于权势和财富，钻营宗教的买卖，甚至不惜为此发动宗教战争。神父修士们标榜的是安贫乐苦，其实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们在酒色面前决不会退让。他们用烦琐的三段论去论证神学教条，却不知道基督唯一的戒律就是要从事仁爱的工作。国王和贵族们热衷于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寻欢作乐，争权夺利。这些人如果想一想他们所处地位的责任，如果他们是聪明人的话，就会良心不安，但愚蠢却使他们心安理得地作这一切。面对这种普遍的腐败，彼特拉克把教廷称作“恶毒的寺院”、“谬误的学校”、“谎言的熔炉”、“阴谋的牢狱”。但丁在《神曲》中不仅把贪得无厌、作恶多端的教皇、主教扔进地狱的火窟之中，而且还大胆地在那里为尚在人世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预留了一个位子。不过，人文主义者所抨击的并不是神职人员对现世生活的追求，而是他们的虚伪，而这种虚伪的根源就在于中世纪所奉行的禁欲主义是与人性相冲突的。因此，在批判教会腐化堕落的同时，他们也都对禁欲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人文主义者们的活动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被人遗忘了的精神世界，动摇了基督教思想的一家独尊局面。对人本身、对理性、对现世生活的肯定使人们不再甘心屈服于教会的淫威，促进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文主义的一些研究成果，如瓦拉所证明的“君士坦丁赠与”之伪，则直接否定了教皇对西欧世俗政权的要求的理论依据。这些活动都起到了瓦解中世纪教会神权统治的作用。
但是，人文主义还没有发展到成为天主教教会竞争对手的程度。他们对教会的批判大多仅限于指出教会的腐败和虚伪，并没有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存在的根基。而精神、文化的世俗化，对于一个在政治、经济、组织上已经世俗化了的教会，固然会妨碍它继续愚弄人民群众，但也可以为其穷奢极侈的生活提供借口和条件。人文主义活动要求必须有闲暇和财富，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局限于上层知识界，并且依附于权贵阶层，因而也就不可能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许多人文主义者与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数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对天主教会的忠诚。他们与贵族、高级神职人员、国王、教皇来往密切，彼特拉克、瓦拉等人甚至成为教皇的宠信。爱拉斯谟曾多次向教皇表白自己的忠诚，莫尔甚至为维护天主教的统一不惜献出自己的头颅。而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也能够容忍人文主义者的嬉笑怒骂，甚至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利奥十世以及一些世俗统治者当时都是人文主义的著名积极赞助者。人文主义运动自身的这些局限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人文主义者成为咬文嚼字的学究，有些则沦为权贵们装潢门面的饰物。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欧各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然而此时的意大利却在教廷和列强的干预下四分五裂。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成为意大利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早在14世纪初，但丁就曾提出：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使世俗政权摆脱教会的干涉，建立统一的君主国。而更加完整地、系统地论述这一要求的，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恐怕再也没有一位思想家像马基雅维利（Niccolò[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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