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的复兴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每一个古希腊哲学流派都得到了复活。当然，这些古典哲学的复兴者们并不是简单地重述古典哲学，而是从哲学上对人文主义思想作出理论的阐述。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费奇诺、皮科、庞波纳齐、蒙台涅等。

一、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

最早打出复兴柏拉图主义旗号的，是1440年在佛罗伦萨建立的柏拉图学园和该学园的两个中坚人物：费奇诺和皮科。

（一）费奇诺

马尔西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是佛罗伦萨一个医生的儿子。他在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良好的人文学科教育，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学习医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由于他精通希腊文，1462年，佛罗伦萨统治者柯西莫·梅迪奇给他一所房子，让他翻译柏拉图及其他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后来任命他为柏拉图学园的领导人。他一生翻译和注释了柏拉图、普洛提诺、波尔费留、扬布利柯、普罗克洛、伪狄奥尼修斯等人的大量著作。1482年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柏拉图神学》，1495年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其中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哲学论文。费奇诺的积极活动使他成为这个学园的核心人物和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最大的柏拉图主义者，为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费奇诺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神学的宇宙等级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容，提出了他的世界统一性思想。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灵魂。宇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是一个由上帝、天使、灵魂、性质、物质构成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事物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和级别。但它们不是简单地排列起来而是互相联系的。整个结构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在各等级之间，都有中间物存在。在这样一个等级世界中，灵魂以其认识和爱的能力具有特殊的作用。据考证，费奇诺第一个使用了“柏拉图之爱”这一概念，他把这种爱与基督徒对上帝的爱和人们之间的友谊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把它规定为世界统一的原则。当灵魂思考并且爱一个对象时，就和这个对象统一起来，对它发生作用。由此，灵魂成为联结理智世界和物质世界、联结整个宇宙的纽带，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这种理智灵魂在费奇诺那里指的就是人，人的崇高和价值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和爱的作用之上的。

费奇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沉思”。沉思是一种直接的精神体验。在沉思中，灵魂与肉体、与外界的一切事物脱离开来回到自身，深入到自己的内在本质。在那里灵魂不仅发现了自己的神性，而且发现了理智世界、超验的理念以及构成这些东西的共同源泉和本质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在这里代替了普洛提诺的一。沉思不仅是形而上学思辨的基础，而且还是真正的道德生活的唯一源泉。当我们回到内在的精神生活之中时，我们就避开了罪恶，避开了命运的干扰，仅仅服从于纯粹的认识和良知。因而沉思的生活应当是一切人追求的目标，是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唯一道路。但沉思的这种目的只有少数智者的灵魂可以在今世达到，为了使它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适用的目的，就必须假设有来世的生活，假设灵魂的不死。

费奇诺的学说用思辨的方式表达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为人文主义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他的思想在皮科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二）皮科

米兰多拉的乔万尼·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是米兰多拉伯爵的儿子，曾就学于波伦亚大学、费拉拉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毕业后他周游各地，并参加了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成为费奇诺之后的又一个中坚人物。皮科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多种欧洲语言和东方语言，熟悉古代文献和各种哲学学说，曾有“神童”之誉。他企图调和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对立，建立一个全人类的世界宗教，把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统一起来。1486年，他出资邀请各地著名学者齐赴罗马讨论哲学，并拟就了900个论题，但因其中多数具有明显的异端性质，遭教皇反对，讨论会最终搁浅，皮科本人亦因此遭到教会迫害，被迫流亡法国。他为这次讨论会所撰写的开幕式讲演稿，在他去世后以《论人的尊严》为名发表。

皮科进一步发展了费奇诺的宇宙等级论。但在皮科的宇宙等级结构中，人已不再占有一个固定的地位，宁可说人是在这个等级体系之外的。上帝在依其神秘智慧的法则建立起宇宙家庭之后，希望有某物来细细揣摩他的伟大工作的计划，爱它的美，惊异它的广大。这样上帝就想到了创造人。但是上帝已把一切列入最高等级、中间等级、最低等级了。他已经没有一件原型、一样遗产以及世界中的一个席位给他的新儿子了。于是，上帝决定使这一未能从它那里得到他本应得到东西的生物，具有每种不同生物所特有的一切。上帝把人暂时放在世界的中心，但没有决定他在世界事物等级系列中的地位，为的是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按照自己的判断取得自己所渴望的位置、形象和功能。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使人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本性的界限。人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尘世，既非可朽，亦非不朽。作为自己的塑造者，作为一个自由的、光荣的匠师，人可以把自己造成任何模样，可以沦为低级的生命形式，即沦为畜牲，也可以凭灵魂的判断再转生为高级的形式，即神圣的形式。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在宇宙体系中的地位，人的本质和伟大就在于无限变化的能力。人在一个无限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东西，从而实现自身，超出自身和世界。人感到自己是造物主，是地上的神。

根据人在宇宙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皮科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伦理思想。他认为，构成一事物本质的，不是其外部形式，而是它的内在本性。造成树木的，不是树皮，而是它无知无觉的本性；造成负重畜牲的，不是兽皮，而是它无理性的感性灵魂；造成天空的，不是其球形形状，而是它不偏不倚的秩序；造成天使的，不是脱离肉体，而是他的精神的智慧。因而放纵食欲者无异于草木，为幻象所蒙蔽、为感性世界的诱惑所束缚者无异于走兽；能运用正确的理性推断的哲学家是天上的人；而不感觉到肉体，幽居心灵深处的纯冥思者则是穿着人类血肉外衣的更可敬的神灵。因此，人们应当不辜负自己的特殊地位，用道德哲学驯服情欲的冲动，用辩证法驱除理性的黑暗。这样，自然哲学的光辉就会照进我们平静纯洁的灵魂，使灵魂通过认识神圣的事物而达到完美。显然，皮科继承了费奇诺的沉思说，把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摆脱情欲的影响，进入自我的反思视为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此外，他在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同时，也强调了人的道德责任感。

二、庞波纳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与柏拉图主义复兴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对真正的、未被中世纪经院哲学歪曲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当时主要分作两派：一派和当年的拉丁阿威洛依主义一样，追随阿威洛依的观点，否定个人的灵魂不死，但却承认所有人共有的理性灵魂是不死的；另一派追随阿弗罗底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公元2－3世纪）的观点，一概否认人有什么不死的灵魂。两派的争论又同强调灵魂不死的柏拉图主义的争论交织在一起。一时之间，灵魂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亚历山大学派的主要代表庞波纳齐。

皮埃特洛·庞波纳齐（Pietro Pomponazzi，1462－1524）出生于意大利的芒托瓦城，就学于帕多瓦大学，其后在帕多瓦大学、费拉拉大学和波伦亚大学教授哲学和医学。1513年，拉特兰宗教会议正式把灵魂不死规定为基督教的教条。仅仅3年之后，庞波纳齐就发表了《论灵魂不死》一书，公开地、全面地否定了灵魂不死，这种无畏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庞波纳齐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肯定了人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人是最完满的动物，在物质世界占据首位，因而是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之间的中介。人是小宇宙或者小世界，在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其本性不能与人一致的事物。“人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因为它是整个的世界，并且能变成每一种自然状态，因为他已被赋予追随无论任何为他所喜好的东西之性质的能力”。[1]但与柏拉图主义不同，在庞波纳齐这里，人的本质不在于理性的沉思生活，不在于灵与肉的分离，不在于彼岸生活，而在于现实的道德生活，在于灵与肉的结合，在于此岸世界。

庞波纳齐把人的灵魂的智力划分为三种，即理论智力、实践（或行动）智力和生产智力。理论智力是人们从事思辨和科学活动的能力。这种智力是神赠与人类的。虽然人人都具有理论智力，但并非人人都能正确地、完善地运用它，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成为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产能力是人们从事生产借以维持生命的智力，它不仅为人类所普遍拥有，而且也为一部分动物所具有。唯有实践智力，即关于品性和处理公私事务的智力，才真正地、正当地叫做人的智力。根据理论智力和生产智力，一个人可能被称作好的形而上学家或好的建筑师，而只有根据实践智力才能被绝对地称作好人或者坏人。所以人类普遍的目的，是相对地分享理论智力和生产智力，完全地分享实践智力。人只有在实践生活中才能充分地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

由此出发，庞波纳齐否认了灵魂的不死。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与它的本性相符合。我们不应超出事物的本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人来说亦复如是。必死的人不应当指望不死的幸福，因为不死的东西不适宜于必死的人。人的灵魂依存于人的肉体，不死的灵魂只是人们为了促进道德生活而提出的假设。不死的灵魂，甚至包括阿威洛依所说的为所有人共有的理性灵魂，都是无法用理性证明的，也是与亚里士多德的原则相抵触的。

否认灵魂不死也必然导致否认来世赏善罚恶的性质。庞波纳齐认为，赏罚是存在的，但由于灵魂是必死的，所以赏罚不存在于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是存在于今世。有两种不同的赏罚。一种是偶然的赏罚，它与德行或者恶行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分离的。另一种是本质的赏罚，即德行或者恶行本身，它们是必然的、不可分离的。德行使人稳定，使人摆脱一切骚乱，因此德行是最大的幸福。而恶行则使人不安，使人痛苦、不幸。所以有时即使偶然的赏罚没有出现，本质的赏罚也是不会缺乏的。同时，偶然的赏罚也会淡化德行或者恶行本身的性质。得到偶然的赏报，本质的善就会降低，不能保持其圆满了。同样，受到刑罚的恶行也没有本质的恶行那样恶劣了。所以，“与一个希图在德行自身之外得到一些报偿的人相比，一个按照良心的指示做事，除了德行自身之外不再希冀任何报偿的人，他的行为似乎要远为高尚、远为纯洁得多。而一个出于憎恶恶行的丑恶，并非因为惧怕对恶行的正当惩罚而拒斥恶行的人，似乎要比一个出于惧怕惩罚而避开恶行的人要更为值得赞扬”。[2]当然，否定灵魂不死和来世赏罚，并不是主张纵欲弃德。因为德行是最大的幸福，恶行是最大的不幸，从而德行比生命更可贵，犯罪比死亡更可怕，所以弃恶从善就是人们自愿追求的目标。那种认为宁可犯罪也比忍受死亡的痛苦好的观点，只是产生自人们不知道德行的优越和恶行的卑鄙。因此，对灵魂死亡与否的看法，与人们关于德行的主张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由于主张灵魂必死的人是从德行本身出发的，所以似乎比主张灵魂不死的人更为有益于拯救德行的根基。在庞波纳齐的思想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康德“善良意志”的某种萌芽。

三、蒙台涅的怀疑主义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蒙台涅（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出生于波尔多市的一个大富商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曾在波尔多大学、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精通古代语言，熟悉许多古希腊罗马学者的作品。他曾先后担任波尔多市议员和市长，游历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是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的最重要代表。有的学者认为，人文主义在彼特拉克那里达到了第一次高潮，而其最后一次高潮则是以蒙台涅为代表的。蒙台涅的主要著作《随笔集》于1580－1588年分3卷在巴黎先后出版。

与其他人文主义哲学不同，由蒙台涅恢复的怀疑主义不仅试图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权威，而且试图否定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一切哲学学说的价值。蒙台涅虽然也研究人，但更多地着眼于揭露和抨击人的弱点乃至弊端。在某种意义上，蒙台涅的哲学是对早期人文主义者的那种乐观主义的纠正。这种倾向突出表现在他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分析上。

蒙台涅的一句格言就是“我知道什么”。他一反其他人文主义者积极讴歌人类的态度，认为人是渺小的，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东西。日月星辰运行不息，主宰着我们的命运和祸福、德行和罪恶、才能和学问，甚至我们的理性也是上天赐予的。但是我们人类却由于一种灵魂的盲目性而自以为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为我们自己设立的，自称是宇宙的主人；认为世界上唯有自己才具有理性，唯有自己才能够认识宇宙大厦的美及其组成部分，唯有自己才有权对宇宙大厦的建筑者表示感谢。人们把自己不知道的就看作是不存在的，把月亮看作是天上的一块土地，凭空臆想月亮上也有山脉河谷，梦想在那里建造人类的家园等等。“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更谈不上指挥和控制宇宙了”。[3]相信存在有真正的知识，是人类最大的不幸。企图用我们有限的知识认识上帝和宇宙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人类应当抛弃这种自以为是的盲目性，回过头来认识一下自己。人类千百年来探索的结果并不是获得了某种新的力量和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学会了认识自己的低能，肯定和正视了我们身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愚昧无知。“人类经过了一切的尝试和探索，在这纷纭复杂的知识和各种各类的事物之中，除了空虚之外，找不到任何坚实可靠的东西，因此就抛弃了自命不凡的心理，承认了自己本来的地位”。[4]

人类的无知根源于人的认识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首先表现在人类的认识能力上。我们的知识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之上。一切认识都起源于感觉，而感觉则可能是虚假的，是会欺骗我们的。感觉无法证实自身是否与现实相符合。所以，建立在感觉之上的理性也是不可靠的。每个人的感觉各不相同，但每个人又都确信自己的认识，这样就造成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人们相互之间永远也不会就一个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甚至同一个人的看法也在经常地变动，今天的看法可能否定了昨天的看法，同时又可能被明天的看法所否定。而事物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只能是相对的。所以，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知识和真理；固执己见，固守一种看法都是愚蠢的。

蒙台涅认为，认识到我们的无知并不妨碍我们的实践生活。知识的可靠性只涉及到什么是真的，并不涉及我们应当做什么。关键性的东西不在于知识，而在于道德行动。生活的标准有两个：自然本性或者建立在自我认识之上的合乎自然本性的生活；超自然的启示即福音。由此可以看出，蒙台涅的伦理思想显然受到了斯多亚主义的影响。他主张，人应当有妻儿、财产、健康，但我们的幸福不应当依赖于这些东西，人应该保留一个一切属于自己、完全自由的退避场所，这就是返回自我。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莫过于学会如何归依自己。他曾作过如下的自我表白：“多年以来，我的思想只以我自己为唯一的目标，我只研究和考察我自己；即使我研究任何别的东西，那也只是为了将它们直接应用于自己，或者宁可说，直接在自身之内应用”。[5]蒙台涅据此嘲笑了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人们企图超出自身，却使自己变成禽兽”。[6]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乃是因为人们缺乏自知之明，追求虚妄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相反，“一个能够真正地、正当地享受他的生存的人，是绝对地、而且几乎是神圣完善的”。[7]

同后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一样，蒙台涅在人的“自然生活”中看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在那里，“没有买卖，不懂文学，没有数学，没有长官或政治家这种名称，用不着奴隶，没有贫富现象，没有契约，没有继承，没有分割，除坐食之外无所事事，只有对于父母的一般偏爱，不穿衣服，不从事农业，没有金属，不用酒类或五谷。表示虚伪、奸诈、蒙骗、贪婪、忌妒、诽谤、饶恕等等的字眼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8]和薄伽丘一样，他认为人的价值标准不在一个人的出身门第、权势、财富，而在他自身的价值。国王、贵族、富人和农夫、平民、穷人之间的差别不过在衣服而已。

蒙台涅的哲学为近代哲学深入细致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倾向开了先河。他的怀疑主义思想以理论的形式反映了哥白尼日心说等一系列科学发现和一系列地理大发现对中世纪教会旧观念的猛烈冲击，对促使人们从宗教神学和死背教条的注释哲学中解放出来具有积极的意义，并对后来的法国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蒙台涅无疑夸大了认识的相对性，使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