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下旬，中大（按：「中大」乃「香港中文大学」的简称）迎新营的筹备委员在迎新
营活动中号召参与的新生呼喊淫秽口号的事件，彷佛是今年中大四十周年校庆纪念的丑闻式
预演，提前迎接校庆的来临。如果说这是一件「事件」，那么这肯定是一件利奥塔（J. F.
 Lyotard）式的「事件」（event），换言之，它的出现标志着几种不同的语言游戏（
language games）或叙事（narratives）之间已发生了无法解决的冲突。对于这一冲突或「
事件」，牵涉其中的任何一套语言游戏或叙事均无法作出完满的解释或占据主导诠释的位置
，以至于这些相互迥异（differend）的语言游戏或叙事都在这一事件中暴露了它们各自的
局限。实在点说，这次中大迎新营事件把社会主流的性道德、大众传媒文化、通俗色情文化
和大学机构文化等不同的文化逻辑牵扯进一个漩涡之中，最终使这些文化逻辑各自不同的界
限在碰撞和磨擦之中显露无遗。因此，若要认真探讨这一事件的意义，我们至少不能略过上
述任何一种文化逻辑，或者可以反过来说，要真正了解这些文化逻辑或语言游戏的运转状况
和理路，中大迎新营事件是最好的切入点。从这角度出发，本文希望籍此深入探讨由这些不
同的文化逻辑所共同构作而成的我们整体社会的「沉默装置」。

一、淫秽与友谊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体生产仪式，大学迎新营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参与者提供一种团结感，
把参与的个体询唤（interpellate）进「大学生」这一意识形态主体位置中。正如梁文道所
指出的，迎新营「往往在大学生的生涯之中起着一个仪式性的作用，它的目的是在数天之内
把一帮中七学生转换成一群大学生。」他认为：「迎新营在赋予新生们一个新身份的同时，
常常还伴随着一个『会籍』（membership）。……而所有这些会籍的取得，都透过『认同』
和『排拒』两种程序的操作。」（梁文道2002）但问题是，如果模塑一种「大学生」主体位
置或身份认同真的是大学迎新营的主要功能的话，为何这次迎新营事件的参与者要以淫秽笑
话和口号来营造这种认同感？难道他∕她们会以为「大学生」的身份认同跟淫秽笑话有什么
关系？

在对这次事件的后续讨论中，论者都必定提及通俗色情文化和淫秽笑话的问题。但一贯的论
调都不过是以社会主流的性道德对事件的参与者大加讨伐，其论点不是媒体中的通俗文化毒
害青少年，便是现今的大学生质素低落每况愈下，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当然亦不过是「世风日
下，道德沦亡」八个大字，可以说无甚高论。虽然这次多了一些新指控，如不尊重女性、歧
视性工作者、两性平等意识薄弱等，但可惜的是，这些时髦的指控却始终没有脱离主流性道
德的意识形态框架和局限，1既没有对淫秽笑话这一文化现象作出认真的分析，更遑论对参
与于事件中的学生的社会和文化处境作深入的探讨。2在一篇评论中，叶荫聪估计，对这次
事件的反应，「『最激进』者可能只是性学权威出来大骂社会性压抑、性恐惧。」（叶荫聪
2002）但遗憾的是，直至现时为止，在笔者读到的报导和报章评论中，竟然连这种声音也找
不到。

事实上，在众多讨论中，只有叶荫聪的〈藏在「淫秽」中的认同危机〉一文认真论及淫秽笑
话这一文化现象。在该文中，叶荫聪借用斯洛文尼亚籍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齐泽克（
Slavoj Zizek）的理论，谈到淫秽语言和团结的关系。他指出：「齐泽克承认淫秽的内容侮
辱了女性，但若只停留在以道德压人的批判方式，则没有看到言语的形式如何在社会现实中
的运作，它是覆盖在种族矛盾上的外衣，因此，其意义不在内容，而在具体的语言运用处境
之中。」（叶荫聪2002）亦即是说，若要深入探究这次事件的文化意义，问题的重点不在淫
秽语言的内容是否侮辱了女性，而在于淫秽语言形式这一症兆（symptom）的运作逻辑。

在文章里，叶荫聪回忆一九八零年代末他曾参与的迎新营的情况，说道：「直至八十年代末
，迎新文化仍集中在书院认同，加上仍残留的少许大学生使命感，所以会邀请学生会、传媒
界、民主派来讨论人权与民主……，中间只会夹杂少许无聊的笑话或口号」。依据这一经历
，他进而以问句的形式推论道：「到了今天，甚么教育理想、大学生自命的精英的认同感、
社会政治议题的讨论是否已烟消云散，所以才剩下分享大众文化里的『淫秽』来取得团结？
」换言之，藏在大学迎新营的「淫秽」文化中的不是甚么，正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而在我
们当下新的社会转变中，缺乏自我认同、自我表达语言的，除了我们的大学生以外，还有我
们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大学高层和政治精英们。（叶荫聪2002）叶荫聪的分析无疑切中
问题的要点，但（可能碍于文章篇幅问题）他却没有进一步探讨他所说的「认同危机」的实
质内容。

叶荫聪在这篇文章中所借用的齐泽克的论点，来自齐泽克专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文版所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齐泽克谈及一件发
生在南非的轶事：在以前南非发生的一次反种族隔离示威中，一群白人警察奋力驱赶黑人示
威者，其中一人手持警棍，紧紧追逐一位黑人女士。怎不知，那位女士竟然跑掉了一只鞋；
但那名警察想也没想，便遵循了「礼仪」，检起了鞋子还给了她。此时此刻，两人交换了目
光，都意识到了这种情形的空虚无聊。在经历了这一礼仪性姿态之后，即是说，在把那只鞋
子交给那位女士并等她穿好以后，警察已经不再可能挥舞警棍继续追击她了。于是，警察彬
彬有礼地向她含首致意，然后转身离去。（齐泽克2002：3）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故事的寓意理解为，警察如何在一瞬间良心发现，天赋善良如何战胜了种
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后天训练云云；但齐泽克却认为：「恰恰相反，就其全部或然性而言之，
从心理状态上看，这位警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在这里，真正大获全胜的只是他
在礼节方面接受的『皮毛』训练。」因此，在此真正能突破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是甚么良
心或人性，而是那位警察无意识的礼仪性反应。换句话说，白人警察和黑人女士事实上生活
在两个不同的社会–象征世界（socio-symbolic universes）中，双方没有进行直接交际的
可能。而警察在这一瞬间的礼仪性反应就像一只来自某个奇异世界的手，伸向了另一个日常
现实之中，推翻了「日常现实」中隔离了两个世界的象征屏障。（齐泽克2002：3）

但齐泽克认为要巩固这一神奇瞬间所带来的成果，不能依赖高雅文化，相反，我们必须进一
步做的事情是诸如分享黄色笑话之类的猥亵之事。就此，他举出了一段轶事以作说明：在前
南斯拉夫，到处都流传着有关不同种族的笑话，这些笑话颇具特色，如蒙特哥尼罗人总是懒
得出奇，波斯尼亚人总是愚蠢不堪，马其顿人总是贼性难改，斯洛文尼亚人总是吝啬成性等
。但耐人寻味的是，自一九八零年代末以来，随着民族关系的日益紧张，这些笑话日渐衰落
。在一九九零年代，随着民族对抗的加剧，这些笑话更完全销声匿迹。齐泽克认为这些笑话
，特别是那些描述不同民族相遇时闹出的笑话，与一目了然的种族主义无关，而是「友谊与
团结」这种现实存在的重要表现形式。换言之，在种族矛盾严重的地方，共享的黄色笑话非
但没有被用来充当排斥「非我族类」的工具，相反，它更是被用来包裹业已存在的象征契约
的最小值。因此，为了确保眼前的团结，仅靠共同体验高雅文化是不够的，我们还得与他者
交换淫秽快感，这确是令人尴尬的癖好。（齐泽克2002：3-4）

但种族冲突跟中大迎新营事件又有何关系？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当下香港劳动市场中相互竞
争和分化的个体关系置放在齐泽克理论中种族冲突的位置上，便不难发现他所谈论的种族关
系问题跟我们社会中的个体关系问题都依循着同样的逻辑运作。换言之，中大迎新营事件这
一我们社会的症兆正指示着一个我们社会的严重问题：我们社会劳动市场中的个体敌对状况
绝不逊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种族敌对状况，以至于我们的大学生之间要以交换淫秽快感来维
持他∕她们至低限度的「友谊和团结」。

让我们重头说起。中大迎新营事件爆光以后，社会齐声讨伐，其中一种评论观点牵扯上香港
当下的经济状况。譬如《香港经济日报》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的社评中有这样的论调：

面对经济转型之痛，不单香港，世界各国都想方设法，维持竞争力。……当大家勒紧裤头时
，都寄望下一代，可传承港人的刻苦耐劳，灵活「食脑」的精神。现在的大学生，多在八十
年代中后期成长，当时香港正处富裕阶段，家庭经济环境良好，有点像温室的花朵，但公众
期望是在温室的环境下，能培养更好的品种，他们有更聪明的脑筋、更健康的体魄，更多元
的技能，更广阔的视野，下一代的港人及香港可青出于蓝。然而，这些大学生却把脑汁及创
意，放在设计低俗色情口号上，难怪不少社会人士感到失望，有些更非常愤怒。 3

这种论调把现在的青少年和学生视为不识世途险恶的受保护动物，并以「历尽沧桑」的长者
身份对「无知」的后辈晓以大义，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在这一脉络之中，这些年轻人
真的这么「无知」吗？遗憾的是，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以「刻苦耐劳，灵活『食脑』」这种
市场竞争标准来衡量，这群懂得以淫秽笑话制造认同感的学生可能比很多年长者更清楚我们
社会的游戏规则，至少他∕她们懂得顺应迎新营文化的「市场逻辑」，为迎新营的新生「度
身订造」「合脾胃的」「娱兴节目」。事实上，我们的大学生很清楚自己将会踏上甚或已经
踏上的坎坷路途，他∕她们很清楚，在自己将来投入的劳动市场中甚或在自己现在的学习中
，身边的同学都是最实在不过的敌人，而这亦正是叶荫聪所说的「认同危机」的根源。

过往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前途，他∕她们自然也不会出现身份
认同的问题；如今时移世易，大学生身在校园之中便已需要考虑如何令自己得以在非人和恶
性竞争的劳动市场中获胜。因此，在同学等如敌人的环境中，唯一能让他∕她们继续维持最
低限度的「友谊和团结」的脐带，可能便只剩下淫秽的笑话。换言之，问题不是我们现在的
大学生越来越「淫贱」，而是我们的社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一个非人的生存环境。而当我们
的卫道之士高呼他∕她们的道德口号以赚取文化资本之际，恐怕得先静下来想想：如果我们
连淫秽的笑话这最后一条「友谊和团结」的脐带也剪掉，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社
会？

二、过度曝光的真实

梁文道在〈这是反动，不是反叛〉一文中说道：「今年中文大学的『淫贱』迎新营事件被中
大学生会张扬出来之后，一片沸沸扬扬，尽是斥责之声。所有这些批评，都建立在一个理想
的大学生的形象和实际的大学生表现这两端的差距之上。」他并指出，大学迎新营成功与否
，「端看它能不能把实际上和中学生还差不多的人变得比较接近理想中的大学生。这也是为
什么论者会对这次事件如此错愕的心理原因，因为一个应该呈现出大学生理想风范的活动竟
然和大家的『理想』差得这么远。更不堪的是，迎新营的搞手可不是新生，而是起码已受过
一至两年大学教育的同学。」（梁文道2002）把公众对这次事件的强烈反应理解为大众心目
中理想大学生的形象和实际的大学生表现之间的落差和冲突，这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
这个解释无法解答以下问题，即在这次事件之前，不同大专院校已出现淫秽的迎新营游戏，
而相关的报道亦不只一回，为何偏偏到了今次事件才引起轩然大波？

事实上，这次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注意跟传媒的介入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虽说以往已有
淫秽迎新营游戏的报导先例，但这些报导的材料却都是记者偷偷携带摄录器材进入「事发现
场」，以「偷窥」的方式获取的。但这次事件却有一个十分显著的不同点，即中大学生会就
事件公开向校内的「性骚扰政策委员会」提出投诉；如此一来，全港各大报章均获得了借口
，纷纷以大篇幅报导这次事件，甚至某些向来以「正派」自居的报章，也在「头版」上刊印
迎新营场刊中的淫秽口号以及一些淫秽的标语设计，譬如，其中一幅新闻照片拍下了一个迎
新营参与者手持一幅巨型旗幡，该旗幡的设计参照风月场所宣传海报的式样，上面并写上「
新亚桑拿」字样。而这种报导介入方式的转变则制造了以下效果，即原本以半遮半掩的偷窥
形式报导的事件赫然赤条条地展露在我们眼前。最终，这种效果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事情的理
解，使原本被认知为「私人的」事情，转变成「公共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事件的「旁观者
」和「参与者」的不同反应看到这种「公」和「私」的移位。

在〈整顿校园？整顿传媒？〉一文中，评论者蔡子强说道：「自从中大迎新营沦为三级派对
的新闻曝光后，社会上声讨的声音排山倒海，相信不用笔者多费唇舌。我只想补充一点，这
不是性观念开放与否的问题，成年人私底下的性取向及行为，旁人毋须指指点点，就如我们
大部份人（包括笔者）都有看过三级电影、杂志书籍等，但大家都不会觉得有甚么大不了一
样。但今次牵涉的却不是私人行为，而是在大庭广众之前，以极为露骨及粗鄙的语言，向他
人作出侮辱，……。」（蔡子强2002）换言之，对于蔡子强来说，这次事件是一件公共事件
。

以上是「旁观者」的意见，我们再来看看「参与者」的想法。在一篇题为〈大学生堕落了？
干卿底事！〉的文章中，专栏作者曾繁光以大篇幅引述了一位参与了这次迎新活动的女学生
寄给他的电邮内容，其中有以下两段文字：

这不过是年轻人顽皮的玩意，又何用假道学伪君子般肆意批评呢？那只是校园里的玩意，对
社会不曾有任何影响，若不是现今传媒发达，消息流通得快，世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
。

一群年轻人稍为过火的幽默，却像伤透了社会上各正义人士的心，看来我们应该公开道歉，
我们实在辜负了世人对我们的期望。但你们的期望与现实不一样，便要我们负上责任吗？我
们过分了，不见得对你们有任何影响，却要向我们来一次道德的审判，干卿底事！（曾繁光
2002）

对于这位女学生来说，迎新营中的耍乐是一种私人行为，而批评者的问题则是把一次原属私
人性质的耍乐视作公共事件，并对此进行「道德的审判」。

笔者在这里并不打算分辨孰是孰非，而只想指明以下事实，即「旁观者」蔡子强对整件事件
的理解和感知，可以说完全建基于大众传媒的报导；亦正因着大众传媒的介入，构成了「旁
观者」和「参与者」对事件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若略过了大众传媒的文化逻辑在这次事
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便根本无法真正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

在〈没有出庭应讯的超我〉（"Superego by Default"）一文中，齐泽克谈及到透过激光唱
片聆听歌剧和透过录像带收看歌剧的分别。他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中，因着「你无法看到任
何东西」这一事实，使你得以运用创造性的虚构填满由「无法看到」所遗留下来的空隙（
void）。而当你透过录像带收看歌剧时，却总是会感到有点庸俗，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所有东西」。齐泽克借此说明我们身处的媒体「景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的特
性。他指出，当代媒体的问题不在于，它们正迷惑我们，使我们混淆现实与虚构；而在于，
它透过侵入象征虚构空间（space for symbolic fiction）所开放的空隙而产生的「过度真
实」（hyperrealist）特性。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社会象征秩序本身实际上是一种虚构（
fiction）逻辑，它只有跟「真实」保持一段最起码的距离才能起作用。换言之，社会象征
秩序的运转情况就像我们透过激光唱片聆听歌剧时的情况一样，必须为「虚构」留下最低限
度的空隙才能畅顺运作。（Zizek 1995：76）

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来说明这一逻辑：当一名侍应以「今天好吗？」这一问
句跟我们打招呼时，他根本不会期待我们作出任何实质的回答。相反，若我们认真回答他的
问题，说道：「我今天真的糟透了！首先，我早上起来便头痛欲裂。然后……」这位侍应肯
定会因此而感到不知所措。换言之，我们若要保持社会象征秩序的正常运转，便不能把它全
然落实于真实之中。在社会象征秩序和真实之间需要保有一个空隙，好等创造性的象征虚构
将之填满；而这一空隙亦即拉康（J. Lacan）所说的欲望的客体–原因（the object-cause
 of desire），它提供了一个真空的框架，让欲望得以在这一空间中发声。但当代媒体「过
度」真实的呈现技术使原本开放给象征虚构的空间变得愈来愈少，媒体影像把这些空间都填
满了，作为欲望的客体–原因的空隙与真实之间过度地接近，以至窒碍了象征虚构的活动。
如此一来，因为距离的消失，真实不再由象征虚构所结构，最终只会造成真实本身的「非现
实化」；情形就像我们透过录像带收看歌剧时一样，最终我们会在「把一切都看清楚」之后
发现大量的瑕疵和产生俗不可耐的感觉。（Zizek 1995：76）

在这次中大迎新营事件中，我们作为「旁观者」实际上深受上述所说的媒体逻辑影响，以至
于在「参与者」眼中的私人耍乐最终被我们感知为在公共领域发生的丢人的丑闻，并造成了
我们极大的反感和厌恶。但我们不能就此打住，因为这件事件比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更深地触
碰了我们的道德神经。以下我们将会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性史（第一卷）》（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中，福柯（M. 
Foucault）曾谈及学校与性的关系：

以十八世纪的中学教育为例。总的说来大家会觉得，人们在学校生活中并不谈论性。但是只
要看一眼学校的建筑分布、各种规训的规则以及所有内部的组织就足够了。这里不断会有性
问题，建筑师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学校的组织者们也一直考虑这一问题。校长们对此总
是保持警惕，调整、预防措施以及惩罚与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地被提出来。班级的空间
、课桌的形状、游戏课的安排、宿舍的分布（有还是没有间隔，有还是没有屏障）以及休息
和睡眠的监督规则，所有这些都不厌其烦地涉及儿童的性。（Foucault 1990：27-28）

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的学校体系依然循着同样的模式运作：一方面，在我们的日常意识
中，「性」是一种必须被学校体制排除于外的话题和活动；另方面，我们学校体制中的绝大
部分规划和安排都在在提醒着我们「性」的无处不在，致使我们强烈感受到以下的情况，学
校的体制建基于「性」的无处不在。

这次中大迎新营事件之所以能产生如此轰动的效应，恰恰在于它触及了上述的学校体制的悖
论逻辑。可以这样说，我们社会中的卫道之士对这次事件的强烈反应，正好反证这次事件是
我们社会象征秩序的「幻象」（fantasy）。在近年曾哄动一时的电影「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中有这样的情节：备受母亲「压抑」的中年女钢琴教师遭受到一位男孩执
迷的性挑逗，为响应男孩的所作所为，这位女钢琴教师暴烈地向他展示自身的性幻想，写了
一封信给他，内里详细列明各种被虐狂式的要求，譬如，他要怎样把她绑起，强迫她舔他的
肛门，掌掴甚至搥打她等等。起初，这位女钢琴教师暴烈的响应使她自身在男孩心目中的位
置从令他着迷的爱情对象物转换成厌恶之物，因此男孩自然地因无法忍受这一转变而抽身离
去。但后来男孩却竟然反过来被女钢琴教师所提供的幻想剧本所吸引，被隐含其中的过度的
绝爽（excessive jouissance）逮住。他回去找女钢琴教师，并按照她信上的吩咐掌掴她至
鼻血直流，用力地踢打她，最终在她彻底崩溃之时与她做爱，以此证明他的胜利。最终，那
女钢琴教师因忍受不了男孩的「还击」而自寻短见。对于上述情节的常识性解读是，女钢琴
教师最初所展示的被虐狂式的要求不过是她抗拒实际的性行为的心理反抗机制而已，这只表
达了她无法让自身去进行和享受性行为。但齐泽克却认为事情恰恰相反，女钢琴教师在信中
写下来的种种被虐狂式的要求正好是构成她存在内核（the core of being）的「幻象」。
换言之，这些被写下来的要求对她来说是一个极度真实的创伤性内核（the traumatic 
core），以至于她只能将之写下来而不能直接说出来。（Zizek 2002：20-21）

上述的电影情节有趣地证明了拉康的著名论断。拉康认为人和动物的最大分别是，动物会被
「以假乱真」的事物所骗，但人却会被「以真乱假」的事物所骗。（Zizek 2002：20）换言
之，对于那位女钢琴教师来说，她写在信上的幻想剧本并非「虚假的想象」，相反，这恰恰
是支撑她的存在的最真实的内核，是「在她之中而多于她自身」（in her more than 
herself）的不可能的「真实」（the real）。正因为它是如此「真实」，女钢琴教师才需
要将之伪装成虚假的幻想之物。我们大可以此逻辑来分析对这次中大迎新营事件的强烈回响
。对于这次事件参与者的一个最普遍的指责是说他∕她们「品味低劣」，而其中最具想象力
的批评则出自立法会议员张文光：「中大的百万大道，以前孕育过很多学运故事，不少集会
和反建制的抗争都是大学生的良心写照，怎料现在竟变成了砵兰街！」4他把中大的「百万
大道」比喻为色情场所林立的「砵兰街」，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个夸张的比喻，但亦正正是这
个夸张的比喻以最具体的形象展示了我们社会象征秩序不断以种种不同的机制掩饰的真实的
「幻象」。换言之，我们的卫道之士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上述女钢琴教师的行为，他∕她们
以一种怒斥的姿态清楚地道出了我们社会最「真实」的欲望，也道出了支撑我们社会象征秩
序的「幻象」――学校即「性」的场所。

三、坚持你的欲望

然而，这次事件的参与者们真的没有半点错误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却很少有批评者能
精确地分析出这群事件参与者的问题。印象中只有杜家祁的〈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稍稍
触及到问题的所在，以下笔者会以较长的篇幅来援引她的文字：

早晨起床听到广播电台批评中大迎新营学生呼喊淫亵口号，结论是现在的大学生水平下降，
对社会没有承担，也没有品味。当然现今大学生基本上是这样，但因为这些年来的经验，我
不太敢完全相信传媒，特别是和「性」有关的，我见过不少断章取义和扭曲诠释的报导。我
还在想，有没有可能是迎新营的同学用「性」为途径，来引导新生思考社会上文化层面的各
种问题。

在论坛和报纸上都看到两方面不同的声音，到了今天，终于四院迎新营筹委会作出公开道歉
了，承认「订口号的尺度时不够谨慎，及未能有效控制当时情况」，但看来看去，总觉得问
题症结的所在似乎还是被忽略了。

我本期望同学辨驳外界指责时可以援用傅科的理论「性的论述是被建构出来的」，让新生喊
押韵的「咸诗」，大可以是让各人感受一下现今传媒无孔不入的以及被强迫接收这些讯息的
「受众」的无力感，我也期望他们可以援用布尔迪尔的「秀异论」(distinction)，来解释
「品味」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是我看到的并不是年轻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建制和主流意
识的挑战、批判和反省，相反的，那些发表的言论(「反映了年轻人的文化」、「同普通人
交涉都唔会唔识」，甚至正面的「生命天使计划」)都正好显示了，他们是如何的服膺于主
流--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逻辑下，文化、社会与意识型态的共生互动--，这个现象和其造成
的原因，我认为，才是真正问题症结所在。（杜家祁2002）

很明显，杜家祁对这群「大学生」的期望不是向大众乖乖认错，然后重新当一名好学生；而
是能进一步质疑和颠覆我们社会的既有道德规范，履行一个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责任。换言之
，这次事件的参与者们的问题不是他∕她们死不认错，而是他∕她们太容易认错。若以拉康
的语言来说，他∕她们的问题则是没有践行以下的律令：「坚持你的欲望！」（Don't give
 up your desire! ）

要真正了解这个律令的意思，我们先得看看齐泽克在解释「伦理」（ethics）和「道德」（
morals）关系时所引入的格雷马斯式的符号矩阵（a Greimasian semiotic square）：

在以上的符号矩阵中，圣人（Saint）和无赖（Scoundrel）构成了纵轴的两极，其中圣人能
兼顾伦理和道德两者，亦即他∕她既能坚持自己的欲望不作妥协，亦能顾及其它人所认同的
美德；而无赖则既非伦理又不道德，亦即他∕她既会为着快乐（pleasures）和利益（
profits）放弃自己的欲望和固定的原则，亦会背离道德的规范。至于占据水平轴线两极的
则是超我（Superego）和英雄（Hero），其中英雄是不道德和伦理的混合体，即他∕她会以
更高的生命伦理或历史的必然性等名义来违反现有的道德规范，这也是拉康的「坚持你的欲
望！」这一律令的意思；而超我则是道德和非伦理的混合体，即他∕她会遵守社会上非伦理
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会为遵守者带来伴随的淫秽快感（an obscene enjoyment）。（
Zizek 1995：67）

齐泽克曾用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解释超我的淫秽快感：一位严厉的教师在借为学生着想的
理由来支持他对学生进行的体罚和折磨时，他已在不知不觉间投入到自身的性虐癖好之中。
事实上，在我们被超我的欲力所左右的日常生活中，这类有关淫秽快感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
，譬如大学迎新营的传统玩意便是一个好例子。梁文道在讨论大学迎新营的「认同」和「排
拒」机制时，便精确地指出大学迎新营传统的「家长式威权精神」：「『认同』程序最闻名
遐迩的例子就是港大（按：即香港大学）的『玩新生』，强迫新生通过种种不人道的考验，
为的是换取旧生的认可；里头贯穿的是一种黑社会式论资排辈分尊卑的家长式威权精神。妙
的是受过虐待的人可以在虐待下一年的新人身上得到满足，所以每一个听话新生的将来都是
有保证的，而不愿玩这些游戏的人就简单无理地被当作不合群分子。至于『排拒』程序，最
好的例子就是眼前中大的『四院互片』，每一个新生都要洗脑般地熟记自己单位的好处，然
后学习其它的单位的可笑缺点。」（梁文道2002）换言之，任何一个遵守大学迎新营的传统
「道德规范」的参与者都会获得保证，日后在折磨其它人的过程中得到伴随而来的「淫秽快
感」。

事实上，如果从齐泽克的伦理道德模型出发理解，不难发现这次事件是一次超我与超我之间
的冲突，亦即大学迎新营传统的超我和社会主流道德的超我之间的冲突。那么，我们又可以
怎样理解社会主流道德的超我在这次事件中的位置呢？

事件曝光后不久，中大前任校长兼现任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向媒体发表了他对事件的响应
，形容学生的行为是过份的行为，并说道：「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我们社会是不接受的话，
这当然是过份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你做任何事情，社会人士都会关注，你不能
够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今次事件反映大学生质素下降，但不应惩罚学生：「即
是好象一个小孩子一样，每个小朋友都会顽皮，这样你是否便不理了？不能够不理会，但是
你说应否惩罚呢？我相信应该是教导。」 5李国章的响应无疑是「得体」的，他一方面既要
求学生要顺应公众的诉求，重回主流道德的怀抱；另方面亦要求社会人士和相关部门不应对
学生进行苛刻的惩罚，而应好好「教导」这些学生。而这「得体」的响应也同时是大众主流
道德规范的超我的最清晰的展示，并明确地向学生们发出一清晰的指令：你不能坚持你的欲
望。换句话说，大众对这次事件的强烈谴责的目的是要全面整顿一切与主流道德规范相违背
的行为，把这批「顽皮」的学生重新纳入主流道德规范的超我的规管之中。而最终，大学迎
新营筹委所发放的公开道歉声明则从两方面展示了这次事件的社会文化意涵：一方面，这则
道歉声明表明学生们高喊淫秽口号的行径根本不是在坚持自身的欲望，这些淫秽口号不过是
迎新营赏罚机制的淫秽超我所制造的副产品，因为，如果这些淫秽口号是他∕她们自身的欲
望的话，他∕她们便不会这么容易放弃；6另方面，这则道歉声明也同时标志着主流道德规
范的超我的全面胜利，以及它又一次对社会大众的成功整编。

推论至此，或许大家会问：依循主流道德行事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为何需要大费周章在这
里进行详细分析呢？笔者的回答是，正正是这种把主流道德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才是问
题的真正所在。近年，在我们的「社会人士」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说我们的年青人和学生
们缺乏「理想」，并就此大加责难。「社会人士」们并认为这跟年青人和学生们缺乏道德感
是同一回事。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下齐泽克的格雷马斯式符号矩阵，便会发现这种常识性的
说法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因为主流道德超我的特征是会为了遵守社会上多数人接受的
道德规范而放弃某些伦理的「理想」，而坚持「理想」的「英雄」则会为着某些更高的生命
伦理而违反社会上的主流道德。换言之，两者是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运动的。因此，当我
们要破口大骂现今的年青人和学生缺乏「理想」的时候，或许我们亦先得抚心自问：当这些
年青人和学生真的有一天成了一个坚持自身欲望的「英雄」时，我们的社会又是否会接受他
∕她们？我们可以再具体点问，如果有某位年青人或学生像台湾的何春藸教授般坚持自己的
「理想」，积极在香港推动性解放运动，为恋童者和动物恋人士等少众争取权益，我们的社
会又是否会接受呢？

这样说来，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年青人和学生有「理想」的话，我们的社会同样得拿出勇
气，拆除我们的主流道德规范的无形枷锁，并敢于鼓励我们的年青人和学生坚持自己的欲望
。否则，无论我们怎样高呼「青年人要有理想」，又或如何惋惜「新亚精神的死亡」，最终
都不过是无聊的空话而已。换言之，一个真正关心我们社会伦理状况的公民，其责任并非把
社会的违规者重新收编进主流道德超我的管辖领土之中，而是要进一步问这些违规者是否真
正在坚持自己的欲望，并帮助坚持自身「理想」的违规者从主流道德超我为我们设下的重重
的「沉默装置」中解放出来，让他∕她们发出「真的恶声」。

2003/9/29

参考书目

中文部分：

1. 〈张文光：中大变成砵兰街〉《苹果日报》2002-08-29，A2。
2. 〈中大允查淫贱迎新口号 李国章主张教导代惩罚〉《苹果日报》2002-08-30，A6。
3. 〈大学生低俗 怎当「精英」〉《香港经济日报》2002-8-30，A3。
4. 杜家祁。2002。〈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信报》2002-9-6。
5. 梁文道。2002。〈这是反动，不是反叛〉。《明报》2002-9-18，D8。
6. 曾繁光。2002。〈大学生堕落了？干卿底事！〉。《星岛日报》2002-9-4，D6。
7. 叶荫聪。2002。〈藏在「淫秽」中的认同危机〉。《明报》2002-9-4，C16。1
8. 齐泽克。2002。《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9. 蔡子强。2002。〈整顿校园？整顿传媒？〉。《苹果日报》2002-9-3，E11。

英文部分：

1. Foucault, Michel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
2. Ziz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3. Zizek, Slavoj (1995).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4. Zizek, Slavoj (2002).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five essays on 
September 11 and related dat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 事实上，要把淫秽语言从我们的社会中根除根本不可能，除非我们希望把这个社会改造成
一个像医院般「清洁」的集中营。因此，面对这次事件，真正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不应以卫道
之士的身份谴责事件参与者们缺乏性别平等意识，而应进一步质问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自己
，为何没有生产或创造出一些具备性别平等意识的黄色笑话？为何我们社会的通俗和淫秽「
资源」如此贫乏？
2 对这次事件有较深入分析的评论文章包括梁文道的〈这是反动，不是反叛〉、叶荫聪的〈
藏在「淫秽」中的认同危机〉、杜家祁的〈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和马国明〈击碎大学残
留的博雅门面〉等数篇。
3〈大学生低俗 怎当「精英」〉《香港经济日报》2002-8-30，A3。
4〈张文光：中大变成砵兰街〉《苹果日报》2002-08-29，A02。
5〈中大允查淫贱迎新口号 李国章主张教导代惩罚〉《苹果日报》2002-08-30，A06。
6 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安蒂冈妮（Antigone）这个戏剧人物可以说是「坚持你的欲望！」
这一律令的模范人物。安蒂冈妮是索克福勒斯（Sophocles）所着的同名剧本的主角。
故事讲述，伊狄帕斯王的两个儿子伊狄奥克斯（Eteocles）和波利尼沙斯（Polynieces）为
了王位之争而命丧战场。在兄长死后，安蒂冈妮来到宫中和妹妹伊斯美妮（Ismene）商议，
问她是否愿意违抗摄政王克瑞翁（Creon）的命令一起去埋葬其兄波利尼沙斯。伊斯美妮却
认为她只是一个女子，理应服从命令。因此安蒂冈妮决定独自去完成此一任务。 安蒂冈妮
两次私下埋葬波利尼沙斯的尸体，最后被逮捕到宫中，并与克瑞翁发生一场辩论。安蒂冈妮
表示：克瑞翁只是一个凡人，她不能因为凡人的法令就枉顾了天神的律法。对于安蒂冈妮的
抗命，克瑞翁判以死刑。虽然伊斯美妮前来提醒他，安蒂冈妮乃是克瑞翁之子海蒙的未婚妻
，并且又有海蒙的亲自抗议，克瑞翁仍然维持原议，安提冈妮必须被生葬于墓穴之中。 最
后，虽然克瑞翁收回成命，但在克瑞翁赶到墓穴之前，安提冈妮已自尽身亡。
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在索克福勒斯的《安蒂冈妮》中，我们能够认同的人物，是她的妹
妹伊斯美妮――善良、周到、机敏、准备让步或妥协、具有同情心、『人道』，这一切都与
安蒂冈妮完全相反。安蒂冈妮总是走到极限，她总是『坚持她的欲望』（拉康语），而且在
其对『死亡驱力』的固执中，在其对走向死亡的存在、可怕的无情的固执中，她被免去了日
常感受和思虑、激情和恐惧的循环。」（齐泽克2002：164；Zizek 1989：117）很明显，依
据齐泽克的格雷马斯式符号矩阵中的分类，安蒂冈妮是英雄，而伊斯美妮则是超我。换言之
，拉康的律令――「坚持你的欲望！」――实际上是一种对「死亡驱力」的固执，这种固执
使「英雄」能为了某一「理想」或「欲望」，不惜拋弃超我道德体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快感
、名誉、利益，以至自身的生命。从这一角度看，急于从迎新营超我的赏罚机制中获取认同
的迎新营参与者当然不是「英雄」。而我们亦不妨再作进一步推论：即使为国捐躯的士兵亦
不能算作「英雄」，因为他∕她们的死是有报酬的――即能在国家的超我赏罚机制中获取名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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