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学科之“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目前进一步深化为对“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创新”及“如何重写中国哲学史”等问题的探讨。此种情形与其说是学人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的忧虑和不满，毋宁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新形态的形成和未来发展的期待的一种表述。

    一段时间以来，在讨论“如何实现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创新”及“如何重写中国哲学史”中，有人主张“回到中国哲学本身”。应当说，这是“实现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创新”和“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基础性的工作。这样的观念预示着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将从“头”说起，而其中史料、对史料的分析和解释、对史料解释的判断和评价等问题便凸显出来。是否要回到史料？能否回到史料？回到史料的意义如何？在什么程度上回到史料即回到史料的界限如何？都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每当中国哲学史面临变革和转型之际，研究者都会试图回到过去寻找出路。这从中国哲学范式的近代转型可见一斑。19世纪中叶，中国传统哲学仍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但其思想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趋向复杂和多元，当时清学哲学形态转换的一个基本路向就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学派与古文经学的论辩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上以重视史料为特征的经学的反思，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在中国本土哲学面对西方哲学形态的冲击时，是否（能否）回到史料或回到中国哲学自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析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与学科范式转型的诸种讨论后的深层背景，可以发现，我们仍面临与近代同样的问题；所不同则在于，我们对提问方式或解题路向的期冀会产生质的飞跃。

    以史料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可称为一种回溯性的立场，但这是无可避免的。无可避免的还有在“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目标预设下，其中的三个有关如何处理史料的问题也变得无可避免：

    一是史料在中国哲学史中的意义路向。依学者研究旨趣的不同，史料在中国哲学史中的意义路向可以分为两类：“以问题求史料的路向”和“以体系求史料的路向”。这两种意义路向在近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很明显，同样也构成了作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的背景之一。“以问题求史料的路向”关注的是中国哲学为生活世界所提供的资源，如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对当代伦理建设和风气建设的影响、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提供的证据，儒家宗教性对人的信念关怀和日常价值所提供的依据，等等。以此认为中国哲学要有一个新的范式，而这种新范式的确立可以有史料的回溯和求证但求证的前提则是实践的需要，回到史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体系求史料的路向”则关注中国哲学概念体系的建构和学科本身的普遍意义。主要的特点是在与西方哲学的共读中，从“哲学”一词在中西方的异同、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期冀中国哲学范式的变革。对胡适、冯友兰哲学史著作的反思便可见一斑。具体到史料在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确立中的作用，史料变为研究的具体对象，史料的挖掘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前者强调的是在现有哲学史范式的意义的挖掘和扩展、拓宽，后者则强调的是从基础上对哲学史范式进行反思和重构。

    二是哲学史家与哲学史料的关系。在此问题上，研究者无疑会产生两种倾向：客观求证和主观阐释。客观求证者认为，史料的存在进而哲学的历史是不依赖于哲学史家的观点为转移而自在地存在的，哲学史家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它，但不容搀杂本身的主观臆想。主观阐释者则相反，认为不存在所谓真实的史料和哲学的历史的事实，对史料的处理和认识进而对哲学的历史的认识是以哲学史学家的主观意识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为转移的。这两种处理史料的倾向将会导致不同哲学范式的形成。事实上，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的哲学史家甚至同时体现着这两种倾向。

    三是哲学家个人在解释哲学史料中的作用。近年来学界关于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的讨论，其中关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哲学家个人在解释哲学史料中的作用。哲学家个人在解释哲学史料中的作用取决于他对哲学史目标的期待，进而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其一为“文本解读法”，即从重新解读中国哲学史料及经典文本入手，力图在与经典的直接面对中，实现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向经典真实哲学视界的历史回归，从而为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一个真实的基点；其二为“比较解读法”，即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来解读史料，进而解释和补充中国哲学思想，以此寻求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中国哲学现代性的理解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从而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其三为“实践解读法”，即从对现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的解读入手，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根本问题，然后运用传统哲学史料及资源进行研究，提炼出时代精神，寻求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何种解读史料的方式，哲学家都希望在解读中达到三个目标：一者通过史料弄清楚“是什么”，就是力求澄明中国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澄清各种哲学史著作所理解的中国哲学，以回到或走进所谓真正的中国哲学，即“返本”；二者揭示“有何意义”，也就是怎么看待中国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即如何正确审视和评价中国哲学；三者“如何使中国哲学走向当代”，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范式即“开新”。

    中国哲学长期以来徘徊于寻求普遍性（致力于与西方哲学的接轨）与寻求认同性（致力于保持独立性）之间，回到史料也许能更好地说明中哲史研究中的普遍性与认同性之间的张力，以及哲学史家同过去及现在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本身证明，对于哲学史家来说，只有真正回到史料，在对史料的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走出史料、寻求创新，普遍性才能与认同性达到和谐一致。从此点上讲，回到史料，其意义在此，其限度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