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斥巨资从香港抢救回1200余枚战国楚简，据整理者推测，这应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前言》）。这批楚简共35000余字，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有近百种古籍，其中除少数有传世本外，多数是佚书（陈燮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序》）。这是继郭店楚简之后先秦古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消息一经公布，即在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引起强烈震撼。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中，由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竹书》）第一册于2001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三篇简文，其中的《孔子诗论》立即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几乎成为2002年简帛研究界全年讨论的中心话题。200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竹书》第二册，内容更加丰富，价值更可珍贵。《竹书》到手，挑灯夜读，兴奋难眠，喜不自胜，几乎是学者们的共同表现和感受。可以预想，随着上海博物馆藏1200余枚竹简的陆续发表，这种兴奋欣喜将会像海潮一样一浪接一浪，不仅给人们带来无上的愉悦和美感，而且浪潮拍岸，旧迹刷新，中国学术史上一道新的亮丽的海岸风景线必将由此产生。

    一、相关学术会议

    围绕新出《竹书》，本年召开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会议。1月12日，《文艺研究》编辑部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学者，共同就《孔子诗论》的整理与内容，及其对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本着百家争鸣、繁荣学术的精神，从与会专家的论文中选录部分作为一组笔谈，发表于《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3月31日至4月2日，由北京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展开广泛讨论。会议印发了《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文续集》及《清华简帛研究》第二辑。前者总共收入与会作者论文46篇，多数是对上博《诗论》简的研究；后者收入论文27篇，是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出土简帛与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课题组2000年以来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作。清华大学和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赶在会议召开前出版，并作为珍贵的礼物分赠与会代表。此书收入论文43篇，汇集了国内（包括港、台地区）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批最新成果。7月28至30日，由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台湾楚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博物馆协办的“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海内外的70多名专家学者就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简、郭店楚竹简以及其它新出土文献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

    除此之外，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还举办了一些形式多样的研讨会、讲读班等。如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一如既往，定期举办“简帛讲读班”活动；南京大学于本年1月18日开始启动“简帛暨出土文献研讨班”，每月举行一次研讨会，并根据进展安排研究专题报告会。这一切都显示出简帛学热度的升高。与此相应，许多学术期刊也紧追学术前沿问题，相继推出一系列新作、力作，《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文艺研究》、《齐鲁学刊》等刊物，均开设了上博简与儒学研究专栏，发表了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研究论文，为推动新出楚简与儒学研究的进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学者们来说，除了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以加强交流外，最快捷方便的交流方式莫过于网上交流。两册《竹书》的出版，使“简帛研究网站”（以下简称“简帛网”）更加火爆，新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许多学者的论著往往先在网站公布。在这里，大家以超高速度及时交流研究成果，共享学术信息，极大地推动了简帛研究的发展。最古老专门的学问与最先进新潮的技术方式结合，这也是学术界的一大奇观。

    总的来看，本年度的新出简帛与儒学研究主要以上博简为兴奋点，其中对《孔子诗论》的研究成绩尤大。郭店简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进展，其中《性自命出》一篇，因为有上博简《性情论》这一同篇异本的出现而再度引起学者的特别关注，并在认识上有所深化。对其它出土简帛也时有作品发表。限于篇幅，仅对有关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研究状况略加介绍如下。

    二、上博藏简的学术价值

    对上博简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学者们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陈燮君指出：“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学术意义。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传为美谈”，为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书法艺术史、音乐史、图书史等提供了丰富确凿的材料。他还强调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对于先秦时期诸多文化领域的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这些战国楚竹书的陆续整理发表，这种影响将日见深广”（《竹书（一）·序》）

    马承源说，上博简占20世纪下半叶出土楚简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都是文献类。这批竹书可填补历史空白，纠正历史传误”（朱渊清：《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以下简称“《竹书研究》”）。

    在上博简引起的新一轮简帛研究热中，李学勤进一步强调简帛佚籍的发现研究对“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意义，认为：“简帛书籍的发现研究作为学术前沿，带动了不少学科的进步，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关系最直接、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学术思想史”；“大量简帛‘惊人秘籍’的出现，迫使学者们对学术思想史的若干根本问题作重新审查和思考”，“由于简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因为新发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古代学术思想看法的改变，同时也必然波及对后世，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思想问题的认识”，如关于20世纪疑古思潮的重新认识问题。“疑古的一个主要内涵，是对古书的怀疑，而简帛书籍的发现，确实给了大家很好的机会，对疑古思潮所达到的结果进行衡量”，对其“进步性应有充分肯定，对其不足及副作用则须补充和修正，并提高到方法论上来反省”（《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总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面对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和研究，李零乐观的预测：“如果我们把古书比作一条藏在云端的龙，宋元以来的古书是它的尾巴，敦煌的发现是它的身子，那么，现在的发现就是它的脖子，我们离看到龙头的日子已不太远了。”他还从“七十子”研究的角度强调郭店、上博两批竹简的巨大的学术价值，认为“向来的思想史研究，其实有个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对孔门学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谓‘七十子’，太不重视，认为《礼记》是汉代文献，《论语》以外，免谈孔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讲早期儒家，把本来作重要的一段给忽略掉了”。90年代出土的郭店简和上博简中大量儒书的存在，迫使人们重新关注“七十子”问题。李零认为，郭店简“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其中也包含子思一派的东西”；上博简中“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如此丰富的材料，对推进“七十子”研究、弥补思想史研究中的“漏洞”，显然有巨大的价值（《郭店楚简校读记·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谢维扬从认识“中国古代文献整体和文献传统”、“建立具有现代水准的史料学基本概念与规范”的角度，论述了上博简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他指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的大批实物资料，其对于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珍贵资料的出土，前所未有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真实情况的认识，也促使我们根据对新、老资料的通盘研究，来认真思考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完整的特征”；而上博简“是有史以来出土的最大宗的早期文献文本实物资料，其简文的数量和对古代文献文本情况反映的广度与深度均超过了郭店楚简。有了这宗资料，人们对古代文献总体和文献传统的全面表现的认识无疑将大大推进，建立具有现代水准的古代研究史料学基本概念与规范的任务可望有真正实质性的重大突破。这对于古史和其他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意义很可能是革命性的。这应该是包括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内的新出土古代文献文本实物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古代文献研究的最重要价值，对这方面问题研究的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竹书研究·序》）。

    丁四新主编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第一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以下简称“《思想研究》”）《前言》评价说：“许多楚地出土简帛已经、正在或者即将改变一些旧有的学术观念和见解，导致今人对先秦至两汉的许多具体学术看法以及史料的解释产生了较大的不同和进步”；“就上博收藏的楚简来说，其中涉及到的先秦古籍甚为夥众，《孔子诗论》等简书业已整理出版，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孔子与《诗》之关系的看法；而上博所藏的楚简《周易》和其他竹简佚籍一旦发表，可以预计，必将在某些方面较大地改变人们以往的经籍观和子、史观，推动先秦学术研究更进一步的发展”。

    三、《诗论》简研究

    （一）《诗论》简的学术价值

    《孔子诗论》共有完、残简29支，约千字，内容都是有关《诗》的评论，无篇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所拟。在最先公布的三篇简文中，《诗论》最引人注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占本年发表简帛论文总数的80%以上。究其原因，可能与简文的内容及其特殊的学术价值有关。正如彭林所说：“《诗经》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但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只能在经、传、笺、注中进行。其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发现《诗经》残本，但其价值主要局限于传本研究，对《诗经》研究难以带来突破性的成果”；而“《孔子诗论》的时代早至战国，其内容是孔子论说《诗》义，其价值之重要难有其俦”（《关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尽管有关《诗论》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讨论，但《诗论》在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却已是学界共识。对此，学者们有很多评价。

    马承源说：“《孔子诗论》是一部难得的战国竹书，将对中国文学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朱渊清：《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濮茅左说：“《孔子诗论》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二千数百年来，它的再现为我们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为我们了解孔子思想、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孔子诗论〉简序解析》，《竹书研究》第10页）

    李学勤从《诗》和《诗》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出发，对《诗论》的重大价值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诗》与《诗》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佚书《诗论》的发现，关系于学术史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意义至为重大”（《〈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在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他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诗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认为：《诗论》处于先秦至汉初的经典形成阶段，涉及到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对于当时、历代、今日以及往后的学术、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至少有七大课题值得深入研究：（1）追索当时或更早的《诗经》文本及诗学真相；（2）孔子与《诗》；（3）孔子之后诗学的传授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诗学思想；（4）《诗论》与《毛诗》的关系；（5）《诗论》与四家诗的关系；（6）对先秦诗学的认识，重评历代诗学；（7）近现代诗学研究的反思（李锐：《“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简帛网”，2002年9月9日）。

    廖名春的《上博〈诗论〉简的学术史意义》（《中国艺术报》2002年3月15日）指出：“从经学史的角度看，上博战国《诗》论简印证了儒家经学传授记载的可信，又补充了大量珍贵的材料。比如孔子论《诗》，过去《论语》等文献的记载有限而且缺乏系统，基本上是只言片语，鸡零狗碎。这次不但从总量上大大超过了《论语》，而且质量更高，系统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因此，“过去我们从传世文献里看到的只是孔子《诗》学的冰山之尖，而简文孔子《诗》论则让我们看到了冰尖下的被掩埋的冰谷”。文中还从文学史、思想史的角度对《诗论》简的学术史意义予以阐发。

    姚小鸥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表，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诗学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诗学繁荣与发达的程度，给了一个使人们在哲学层面重新认识先秦诗学的切入口，并预示着当代先秦诗学研究在整个学科领域的学术进展中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相信，随着《孔子诗论》研究的深入，中国先秦诗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内容将大为扩充，研究的深度将大为增加，研究的品位将大为提高”（《〈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黄鸣认为，《诗论》“正是罕见的先秦时代儒家文学思想的原本。探讨它的意义，对于研究儒家文学思想春秋时代的初步成型到两汉时的经学化中间所经历的过渡阶段的面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具体研究了《诗论》的文学思想并与《毛诗序》作了较详细的比较分析后，黄鸣指出：“《诗论》补足了由先秦儒家的文学教化思想到两汉经学化儒家文学思想中的过渡一环，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上博楚简〈诗论〉在〈诗经〉批评史上的地位》，《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二）《诗论》简的编联排序及其相关诸问题

    在有关《诗论》简的研究中，竹简的编联、分章及文字的补缀、隶定、考释等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探讨的热点，学者们在整理者的主张之外提出许多不同意见，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由于竹简的编联、分章及文字的隶定、释读涉及到对《诗论》体裁、性质、内涵及当时《诗经》类名、篇名序列与今传本之间的异同、孔门诗学思想传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诗论》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属于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和“当务之急”，理所当然受到研究者高度的重视。对此，廖名春曾剀切忠告说：“《诗论》简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文献学存在的问题，只有在竹简的编联、文字的隶定、字词的释读、作者和作年的探讨等基础性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进行学术史的深入发掘，才能进行义理的探讨。绕开这些问题，我们就是把七宝楼台建立在沙滩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研究浅见》，《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1、编联排序和分章问题

    首先是整理者的意见。《诗论》的整理者马承源对整理时的困难和方法有如下说明：“这29支简很多残断，有的文义不连贯，因为没有今本可资对照，简序的排列就相当困难，局部简据文义可以排列成序列，但有的简中间有缺失或断损过多，很难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而且没有发现篇题，虽然所整理的简文内容和书法相同，但原来也未必是连贯的一本，句读符不统一，可能分为若干编，由于残缺严重，只能分类整理，故名为《孔子诗论》。”（《竹书·孔子诗论·说明》）可见，即整理者所排定的简序只有“局部”是“据文义”排列的，或许比较合理；另有一部分则因“中间有缺失或断损过多，很难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因此，其“分类”和排序一方面带有很大的主观推测性质，另一方面也是姑且为之而已，并未以此为文本原貌。在接受朱渊清访谈时，马承源又强调说：“我们用的是归纳法。完整的简序颇难再现。”（《竹书研究》第6页）濮茅左在《〈孔子诗论〉简序解析》中也透露：“由于竹书的不完整，造成了一些简位兼容的现象，马承源先生在整理《孔子诗论》简的时候，方案就有十余种。”可见，最后发表的简序只是在多种方案中择优选取的结果，而非以其为必是。毫无疑问，整理者在提供其简序和分类之时，实已为其他学者重新编次和复原《诗论》文本预留下充裕的空间。因此，在马承源整理本（以下简称“马本”）之外出现多种重排本不足为奇。

    “马本”将简文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所谓“留白简”，与其它“满写简”形制不同，其简辞中“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诗的《讼》、《大夏》、《小夏》和《邦风》”，属于“诗序言性质”。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是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是单简上篇名纯粹是《邦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邦风》、《大夏》，《邦风》、《小夏》等并存的”。根据第2、3、4简文先论《讼》、再论《大夏》、《小夏》、最后论《邦风》这一明确的论《诗》次序，整理者认为：“这些情况说明诗各编的名称，在孔子论诗之前已经存在了。其中《诗》各编的排列是前所未见的新的重要资料”，“《诗论》29支简就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列次序”。据此，四类29支简被依次分为“诗序”、“讼”、“大夏”、“小夏”、“邦风”、“综论”六部分（《竹书·孔子诗论》“说明”及“释文”）。

    作为上博简的主要整理者之一，濮茅左对“马本”简序是赞同的，认为“这一简序是合理的、逻辑的，所复原的文本是通畅的，符合孔子思想的”。在《〈孔子诗论〉简序解析》一文中，他对排序方法的确定原则、补文依据的标准、竹简定位分类的具体根据和理由等问题，作了补充性的具体介绍与分析，对人们理解“马本”简序很有帮助。关于排序方法，他说：“排序方法的确定是竹书复原的先导。根据《孔子诗论》中竹简的现状、简文特点，可寻求出三个具有价值的思考点：‘孔子曰’的传统主干线索，竹简特殊形式的导引标记，不可拆分的篇名组合。这就是我们确定简位的主要办法。”关于补文依据的标准，他指出：“孔子在论述诗的过程中，循序渐进，以排比式语句出现，这以谨守其章句不乱，言重辞复而理明的特点，为我们捕捉段落、章次提供了可把握的方向，同时，也为补缺找到了匹配的文字”；另外，“竹简上的各编线、契口间距离、墨节、墨· 、书写行款等是补文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还可参照今本的篇名、诗句及有关论说，寻求对应的文字依据”。鉴于“有人把一简分作两篇、为时人已有明确篇名的竹书再题写篇名、不同契口间距的简缀合在一起、把不同长度和不同卷的竹书而混合一起编‘竹书’”等现象，他还特意在文末附录“《孔子诗论》竹书现状”一节，对每简的完、残状况及长、宽、厚度、契口位置、特殊标号、留存字数等予以详细介绍（《竹书研究》第9-50页）。这些介绍及上述关于排序方法、补文标准等问题的意见，无疑对人们继续研究《诗论》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针对“马本”简序，不少学者根据各自对简文内涵的独特理解及竹简形制、残断、缺失等情况的估价，以不同方法对简序做了调整，提出一些价值独到的复原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学勤的方案。李学勤在《〈诗论〉简的编联和复原》中，将其编联和复原的《诗论》文本（以下简称“李本”）分为12章，其中第一章简序依次是简10、14、12、13、15、11，二至十二章简序依次是16、24、、20、27、19、18、8、9、17、25、26、23、28、29、21、22、6、7、2、3、4、5、1。与“马本”比较，“李本”对简序和分章的调整“无异于推倒重来”（刘信芳：《孔子〈诗论〉与新世纪的学术走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特别是对简10、14、12、13、15、11、16、24、20以及简21、22、6的编联，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赏和信从。如姜广辉称认为其“编连准确，一定是如此”（《关于〈古诗序〉的编连、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的研究》，《中国哲学》第24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李锐则称其首章编联“内中有逻辑、句式上的痕迹可寻，确实不可移易”（《〈孔子诗论〉简序调整刍议》，《竹书研究》第192页）。对简21、22、6的编联，廖名春和李锐虽然都从形制上提出异见，并对简6另作安排，但也认为“文字的衔接简直是天衣无缝”（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并因此受到启发，或据简6拟补简22之后缺简（李锐），或据简21、22拟补简6之后缺简（廖名春），也可以说从另一角度肯定了这一编联的价值。当然，学者们对“李本”也提出不少商榷和修正意见。迄今参加这一问题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简序和分章释文的学者主要有李零、廖名春、李锐、姜广辉、愈志慧、周凤五、范毓周等。

    就简序和分章而言，学者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留白简的认识和处理,二是对《诗论》简体裁性质的判断，三是对《诗论》类序的确定。这其实也是其他学者相互分歧的焦点问题。

    2、关于留白简的认识和处理。《诗论》第2至第7简上下两端都留白，与其它23支满写简形制不同，对此应如何认识和处理，论者意见纷纭。分歧之一是将留白简与满写简各自分篇编联，还是同篇混编。与此相应，又引出编联的依据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形制和文义的关系。

    对两种简形制的区别，整理者显然已注意到，但在整体编联时却并未考虑这一因素，而是根据其概论《讼》、《大夏》、《小夏》、《邦风》等类名的文义特点，将其编联在一起，并接于概论《诗》名的满写简第1简之后，构成整个释文的首章《诗序》。对此，廖名春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在同一篇竹书里，各篇的书写形制应当相同，因此，两种不同形制的简应该分开，“满写简归满写简，留白简归留白简，如此才能把不同文献的区别开。不顾这一点，追求《诗序》、《讼》、《大夏》、《小夏》、《邦风》之别，只会治丝愈棼”（《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研究浅见》）。他认为留白简当来自“一篇孔子的语录”，其篇名现在还不能确知。满写简则应归诸《子羔》篇。“两者虽同为《诗》论，记载相近，但各有不同的来源”。对“李本”将简6接在简22下，并以简1殿全篇之后，廖名春也提出批评，认为与“马本”一样，如此编联都是只关注文义联系而忽略了形制区别，这也是其它种种将满写简和留白简相拼接的简序方案“在认识上的一个共同基点”，“都是不可取的”。李零对自己将简6上接简22下接其它留白简提出特殊的“过渡”说，认为简6简首是有缺字而非留白，简尾则同其它留白简，所以简6是由满写简向留白简“过渡的关键”（《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孔子诗论”部分》，“简帛网”2002年1月4日）。廖名春认为此说难以服人：“这种解释，虽然表面上既照顾到了‘满写简’和‘留白简’文义的联系，又解决了‘满写简’和‘留白简’形制的矛盾，显得很圆通。但实质上是很难信服的。因为这种既不是‘满写简’，也不是‘留白简’的形制，是为了简6与简22文义的衔接而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已有的29简，不是属于‘留白简’，就是属于‘满写简’，并没有折中的第三条道路。”他因此特别强调形制的重要性，主张在“文义和形制之间，形制应是第一位的，而文义则是第二位的”，“只有在根据形制分篇的前提下，才能根据文义系联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上博〈诗论〉简的形制与编联》）。张三夕的《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编联排序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曹峰的《对〈孔子诗论〉第八简以后简序的再调整》（《竹书研究》第199-209页）等文对廖名春从形制出发对留白简予以分篇处置均表赞同。彭浩也从形制出发主张留白简当归属别篇，但对形制有不同认识，说见下。

    针对廖名春对形制第一性的强调，范毓周表示不能苟同。他认为在讨论留白简和满写简的关系时，还是应“注重其内容的相互联系，因为形制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是为内容服务的。单纯根据形制去分析这些‘留白’简与满写简的区别，难免会导致舍本取末的结果”；“实际上，从内容上看，这些‘留空’简与满写简是混编在一起的，所缺的内容经上下文比较是可以部分拟补的。因而单纯根据形制上的差异来判断内容上的分类是未必妥当的”（《〈诗论〉留白问题的再探讨》，“简帛网”，2002年8月3日）

    留白简与满写简的形制之别，引发人们对留白简产生原因的讨论。无论分篇处置，还是同篇混编，论者对此总有一种解释，作为自己所以如此编联的理由。

    李学勤、周凤五、彭浩等主张原先有字，只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造成文字消失。对此，李学勤认为是“皱缩脱字”造成的；周凤五则认为是人为刮削造成的：“所谓‘留白’，可能先写后削，是削除文字所造成的，不是这批竹简的原貌，更非先秦楚国简牍形制的常态”；“上古有将随葬器物破坏入葬的习俗，《孔子诗论》的所谓‘留白’既然不切实用，是否反映这种习俗？值得深入探究”（《论上博〈孔子诗论〉竹简留白问题》，《竹书研究》187-191页）。但彭浩指出，“在古代墓葬中，尤其是在东周墓葬中有随葬器物部件的现象，如车马器便是其例，但无将器物故意破坏后再行入葬之事”，所以，他认为“可以排除留白简是入葬时认为删削”的可能。他主张留白是由先秦、西汉时期古书“分栏抄写的格式”造成的，“即同一竹简分作上下若干栏，文字从右至左抄写，先读上栏，后依次读以下各栏”，并举郭店简《语丛三》、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和《日书》为证。因此推断“《诗论》留白简原是分三栏书写的，后因某种缘故将上、下栏刮去，只留存中栏。其阅读次序是上栏—中栏—下栏，各栏均由右向左。这种抄写方式不同于《诗论》的满写简，应是另一个篇章，不应归于《诗论》之中”（《〈诗论〉留白简与古书的抄写格式》，廖名春编：《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2002年3月，以下简称《论文集》）。

    马承源、濮茅左等整理者及廖名春、姜广辉、范毓周等皆主张原先无字，所谓“白”是“预先留出的”。而何以要预留空白，廖名春未明确解释，但他曾说：“从总体上来看，‘留空简’论《诗》与‘满写简’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突出概论，后者侧重分述；前者的主体多为孔子，后者的主体多为孔子的弟子。”（《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范毓周据此认为廖是以留白简为特殊内容之特殊格式，以与满写简的内容相区别（《关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留白问题》，“简帛网”，2002年2月9日 ）。马承源、濮茅左似乎也是从内容之特殊上来看待留白这一特殊形制（“马本”《说明》、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姜广辉则提出富有想象力的底本残缺说，认为《诗论》简的“抄写者所用的底本已经有残简，他大概知道竹简残缺的大致字数，因此在抄写时预留了空白，一是向读者提醒这部分是残简，二是希望有朝一日找到完本，将缺字补齐。如果这一分析不误，那么这篇简文在当时已经是珍本，抄写者与作者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间隔”（《关于〈古诗序〉的编连、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的研究》）。对此，范毓周表示赞同，认为这一看法“应当说是近乎事实的”；“‘留空简’与‘满写简’不会是文本固有的格式，未必是为了区分概论与分述或论述的主体而采取的书写方式”。因此他与姜广辉一样不以留白为特殊形制，而毅然将其与满写简同篇混编且不整体编联（《关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留白问题》）。但6支简何以都在“第一道编线之上和第三道编线之下留白，文字写在第一道编线之下、第三道编线之上，每简大约三十八至四十三字”（“马本”《说明》）？对“如此整齐的留白”似乎尚需进一步做出合理解释，否则，所谓底本残缺就难免缺的有点离奇。

    照理说，留白简到底是“预留空白”还是“刮削”或“皱缩”造成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实物本身。但以上诸学者大都有机会亲睹原简，而观察结果却迥然不同。这就提醒人们对留白简的研究、鉴定尚需更高技术手段的帮助，而不能单靠目验。濮茅左曾表示进一步鉴定的意见（《〈孔子诗论〉简序解析》），范毓周则向马承源建议用红外照相方法处理，看是否有“先写后削”的遗迹，已获认可（《〈诗论〉留白问题的再探讨》）。另外，从诸家的讨论中还可看到，留白简问题的彻底解决，实际上有赖于对整个先秦简牍制度、抄写格式以及著述形式等问题的综合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与留白简的编联密切相关，即留白简的议论方式与满写简比较是否特殊及其自身是否构成“一个整体”？对此，也基本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尽管在简序和分篇上彼此有分歧，但均将留白简不加拆分，编联到一起，如马承源、濮茅左、李零、李学勤、廖名春、李锐等即是。持否定意见者则均将留白简拆分开来，与满写简彻底混编，姜广辉、范毓周即如此。

    3、关于《诗论》简体裁性质的判断

    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对《诗论》简如何编联和分章，论者的分歧主要在《诗论》是否为一篇具有内在逻辑的“专题论文”。

    马承源的意见似乎矛盾，既说简文“原来也未必是单独联贯的一本”（“马本”《说明》），又说“《诗论》文辞的逻辑性非常清晰而强烈”（“马本”第五简“讼”字考释）；濮茅左也肯定“马本”简序是“合理的、逻辑的”（《〈孔子诗论〉简序解析》）。从“马本”简序、分章之井然有序来看，他们可能还是将其视为一篇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整体性作品。李学勤则明确主张“这篇《诗论》是有严密组织和中心主旨的论文”（《〈诗论〉的体裁和作者》，《竹书研究》第51页）；姜广辉在提出他的《古〈诗序〉复原方案》后也说：“一篇结构讲究、逻辑清晰、语意连贯、首尾呼应的古代佳作便朗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范毓周也认为“這是一篇逻辑关系非常清晰的论述《诗经》象征性含义的论文，其作用有如《毛诗》的大序”，“整篇文章文气貫通，逻辑层次清晰明朗，是一篇高水平的诗论文章”（《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释文、简序与分章》，《竹书研究》第184-185页）。与此不同，廖名春认为“孔子《诗》论属于问答语录体而非专题论文”，“一般来说，长篇的专题《诗》论应晚于随人释义的对答语录，孔子弟子所记的孔子答对的论《诗》的语录应是儒家《诗》传之祖，其真实性更易得到证实。从这一观念出发，还孔子《诗》论简为问答语录体更胜于鸠集于一篇的专题论文”（《上博〈诗论〉简的性质和编连》）。张三夕也持类似意见，他说：“《诗论》原本只可能有一种排序，如果今天有多种排序而每一种排序都声称自己的排序是合理的，合逻辑的，有非常清晰的逻辑关系，这本身就不合理，不合逻辑”；“即使不考虑《诗论》简的残断，仅结合《论语》中孔子讲学的风格特色以及弟子们的技术习惯来看，现在残存的《诗论》简之间难以有今人所企图复原的严格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不充分意识到《诗论》编联排序在逻辑依据上的限度，那么今人任何自称复原式的编联排序都可能是一种臆断”。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编联排序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任何编联排序都试图在简与简之间建立某种意义联系，都是对《诗论》认识的深化”（《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编联排序的几个问题》）。

    关于《诗论》的类序，整理者认为有别于今本《毛诗》，是按照《讼》、《大夏》、《小夏》、《邦风》的次序论列的，因此整个《诗论》即按照这个序列编联分章。对此，多数学者提出质疑，有关争论涉及到《诗论》所见《诗经》文本与《毛诗》异同问题，将在后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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