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博简与郭店简比较研究

    上博简的发现和陆续公布，对郭店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两者有同篇文献可资比较，不仅在文字考释方面有互相参照释疑补缺的价值，而且还为研究文本的传播演变提供了最可靠的材料。《缁衣》因有传世文献为据，故两家命名相同，而上博简之《性情论》即郭店简之《性自命出》。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是本年简帛研究中的一大特色。

    有关《缁衣》的比较有陈伟的《上博、郭店二本〈缁衣〉对读》（《竹书研究》第417-425页）、虞万里的《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拾遗》（《竹书研究》第426-439页）等、王金凌的《〈礼记·缁衣〉今本与郭店、上博楚简的比较》（《论文集》（续）第54-73页）、钟宗宪的《〈礼记·缁衣〉的论述结构及其版本差异》（《论文集》（续）第74-85页）等。有关《性自命出》和《性情论》的比较有陈来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上博藏简〈性情论〉》（《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陈来对二者的章序、文字等情况予以详细比较后指出：“上博简与郭店简是不同的传本”，“由于上博简缺损多于郭店简，所以仍应以郭店简文本为优。至于何以不同传本章序不同，这可能需要从传经经师的章句不同来解释”。对《性自命出》上下两部分是否可能为两篇独立的文章问题，他的看法是：“不管两部分是否为两篇独立的文章，这两部分的内容虽有一致的地方，但重点确乎不同。这主要是，上部的重点是以乐化情，以礼养性。而下部的重点是君子的德行和容貌。”丁原植的《楚简儒家佚籍的性情说》（《论文集》（续）第1-35页）指出：上博简《性情论》和郭店简《性自命出》“虽然包含复杂的资料内容，或不同的表达形式，但期原始思想仍可溯源至儒家早期思想的传承上。这些资料应视为儒家早期思想史料之后世编顶的抄本。同时这两种抄本也具有一个中心的论题，它是‘性情’与‘人道’的辨析与关涉”。文章还对简文中的观念结构和重要哲学词语做了系统的梳理分析。赵中伟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上海战国竹简〈性情论〉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之人性论剖析》（《论文集》（续）第36-53页）指出：“此两篇简文寓含一套周延缜密的道德哲学体系。”李景林《谈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

    郭店简研究方面本年也有一些重要成果。李零的《郭店楚简校读记》于2002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在其旧作《郭店楚简校读记》（载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专号）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第455-542页）的基础上扩大改写而成的，不仅对旧作的误读有所纠正，而且增加了“余论”部分，借以补充旧作很少涉及的对简文内容的理解，“并对存在争议或值得开掘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郭店楚简校读记·凡例》）。由丁四新主编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第一辑2002年12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22篇，其中“郭店楚简”13篇，“上博楚简”3篇，“楚系日书与秦汉简牍”4篇，“马王堆帛书”2篇。这是由丁四新博士申请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课题计划中的一部分，是以郭齐勇、陈伟、丁四新等为代表的武汉大学简帛文献思想研究群体整体实力的展示。此外，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主持策划、李学勤任主编的“新出简帛研究丛书”第一辑6种完成，2003年1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同时推出。其中有陈伟的《郭店竹书别释》、李天虹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崔永东的《简帛文献与古代法文化》、刘乐贤的《简帛术数文献探论》、王子今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李天虹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对儒学研究价值尤大。此书不仅对《性自命出》的编连与分篇、文字考释、作者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和精详的考证，而且针对有的学者所谓“考察先秦典籍，原始儒家对‘情’并无所涉，其所言‘情’乃‘实’之义，与感情无关”，因而把《性自命出》归属于“任性命之情”的庄子学派的看法（陈鼓应：《〈太一生水〉与〈性自命出〉发微》，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405-406页），书中提出不同意见。在“《性自命出》与传世先秦文献‘情’字解诂”一章中，李天虹对传世先秦儒家文献中有关“情”字的用法和涵义及其与《性自命出》情性论的关系予以系统的追溯和综合考察。书中还对《性自命出》中的心性论、乐论等问题予以专门讨论。

    专著之外，还有不少论文发表。许抗生的《〈性自命出〉、〈中庸〉、〈孟子〉思想的比较研究》（《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指出：“从性、命思想上来看，《性自命出》与《中庸》比较接近，而与《孟子》则差异较大”； “孔子之后，儒家在人性论上有两条发展路向：一条主张自然人性说，从《性自命出》、告子到荀子；一条主张社会伦理人性说，从《五行》篇到孟子。《中庸》则处于这两条人性论路向中间，它接受了《性子命出》的以情释性说，同时又把‘中庸’和‘诚’当成人性中的道德来看待，因此又倾向于主张社会伦理人性说”。梁涛的《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管子学刊》2002年第1期）认为：“竹简上篇主要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下篇则已开始提出‘性善’论，由上篇到下篇呈现自然人性论向道德人性论的过渡。”梁涛又有《简帛〈五行〉新探》（《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李有兵、卢春红、方哲的《心性本不二——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论儒家“性”论之特征》（《复旦学报》2002年第4期）指出：“在儒家正统哲学中，‘性’作为人得以成立之依据，乃是天赋的。这也可以表述为‘性善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贡献在于，它论证了人性（天性）之实践环节在‘心’上，由此形成‘心性不二’的天—人关系框架。突出‘心’之本题地位，‘人道’内在同一于‘天道’，对“天道”的追求也实践的落实为人道追求；但另一方面，人道实践乃是天道实现的环节，又深刻地区别于‘人类中心’的泥沼，从而有助于建立天—人、人—物的合宜关系。”

    孔德立的《郭店楚简所见子思的修身思想》（《管子学刊》2002年第1期）指出：“郭店简文的修身思想体系完备，既有强烈的实践意义，又不失其形上的理性价值，是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戴兆国的《从楚简看原始儒家德性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孔子到孟子的德性理论的发展，其间经历了何种变化，一直是困扰着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郭店楚简的出土，这一状况得到了改观。郭店楚简中儒家类文献展示了原始儒家德性理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孔子的心性理论得到了深化，孟子的身心一体论也有了理论前提，儒家的德性修养论初步得到系统化，德治主义的理想初现理论光芒，为孟子深入阐发儒家德性力量理论准备了基础。”

    欧阳祯人的《〈太一生水〉与先秦儒家性情论》（《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指出：“先秦儒家的哲学架构是始于性情论，而又终于性情论的。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人的性情是天玄地黄、阴阳大化、风雨博施的摩荡结果。先秦儒家吸收了《太一生水》的自然哲学思想。这不仅体现在儒家哲学的表述方式上，更为重要的是对儒家性情论，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整体架构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国良的《郭店儒家著作的学术谱系问题》（《中国哲学》第24辑）系统论证除《老子》、《太一生水》、《语丛》之外的其余郭店简“基本上都可以承认属于曾子、子思一系的著作”，并反对“子游、子思、孟子的学术谱系的提法”。韩东育的《〈性自命出〉与法家的“人情论”》（《史学集刊》2002年第2期）指出：“《性自命出》的‘人情论’与法家该论间在前提、内容、‘心学’反对、‘道论’和学术流脉上均有着空前的相似性和渊源关系”，因此，“《性自命出》便并不应被视为儒家一家之言，而应当看成是诸子将分而未分前的杂家舆论。这也是为什么在简文中儒家与道家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张，而儒法之间和道法之间，似也可求同存异的原因所在”。

    附言：本文是为《2002年儒学年鉴》而写，曾参考刘信芳先生的《孔子〈诗论〉与新世纪的学术走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廖名春、李锐、张德良三位先生曾帮助笔者查阅或提供资料；孔德立先生仔细校阅了全文，纠正了许多错讹。特此说明，并对以上诸位先生深表感谢。又，本文主要以综述《诗论》研究为主，《缁衣》、《性情论》则述之不详；《竹书》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孔子闲居》等在2002年也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亦未加以叙述，是为本文缺陷。至于所述内容，于学者成果观点也难免遗漏或理解错误，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2003/06/20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