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Conservatism]（p. 157－159）

    保守主义常被其批评者斥为“富人”维护其既得特权地位而反对“穷人”的近乎愚民政策的一种图谋。更糟的是，它被一些批评者认为与纳粹主义和国民阵线等极端主义运动有暖昧关系，从而砧污了名誉。与此相反，下文将论证保守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它不仅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思考，而且它恰恰是与上面提到的那种极端主义运动相对立的。这种学说的精髓乃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人类的生存以紧张状态为其特性，而政治活动可以使之缓和，但是决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

    这种保守主义哲学观念中关于紧张状态不可消除的思想，其里大意义在同敌对的激进主义学说作比较时最为显著。根据后者的看法，邪恶和苦难的主要原因并非埋藏在人类生活的本质之中，而是漂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因此，至少可以考虑通过对社会秩序中适当的部分实行彻底变革，以求消除这些原因、从而解放人类。在近代世界，这类激进主义的典型是马克思主义，依据它的见解，人类不幸的主要根源统统可以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所消灭。相比之下，邪恶和苦难在保守主义眼里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摆脱的，明智的做法不在于用宏大的乌托邦方案去废除它们，而在于以温和的措施去抑制和减少其影响。因此，这些紧张状态的固有的本质限定了政治只是一种有限的活动。

    如果将这种认为紧张状态不可消除的基本观念与关于政治活动有限的概念结合在一起，那么保守主义就可以定义为以维护有限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

    近代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埃德蒙·伯克的功绩就在于，他及时认识到以革命方式追求自由并不像法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希望的那样会扩展有限政治并使之完善：恰恰相反，这将毁掉维持有限政治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中首要和最关键的是法治；其次是独立的司法制度；第三是代议制度；第四是私有财产制度；第五是靠维持均势以保护政治独立的对外政策。在保守派看来，这是藉以建立国际和平的唯一橡定而现实的原则。

    正是在这种捍卫有限政治的形式下，保守主义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过这也可能遭到反对，因为有限政治同为自由主义的内容，因此难以将如此限定的保守主义同自由主义分得一清二楚。而答案是，尽管双方有共同的背景，即洛克创立的自由主义原则（经由伯克本人所拥护的辉格主义改革的传统的传导），保守主义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维护这些原则，并有若干重要的附带条件。正如伯克所表明的，保守主义反对诸如个人、人权以及与辉格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契约等抽象概念。它也反对功利主义和进步信念，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在19世纪得到重新解释的自由主义原理的特征。

    以有限政治的理想为基点.现在可以进一步区别保守主义思想的3种不同传统。虽然其中没有一种为某个国家所独具，但它们在法、德、英各国保守主义思想中所分别受到的重视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各种传统阐述紧张状态观念的理论纂础，就能够最便利地说明它们的差别所在.

    最古老的一种理论基础是神学性质的.其形式

    最古老的一种理论基础是神学性质的.其形式是表现在堕落和原罪神话中关于人性的基督教悲观主义论点。这种悲观主义效命于君主制和教权，是法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并莫定了反对革命的思想传统的基础。后者由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创始于19世纪，到20世纪修正为一种世俗形式，最突出的代表是夏尔·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r。基督教在伯克等人的思想里也有重要地位，而反革命哲学的特征却在于追求一种保守主义乌托邦，这通常被理解为革命前的一个据信消灭了人类主要冲突的世界。其结果是，反对革命者以宣布献身于有限政治的理想开始，但是对乌托邦的徒劳追求却难免以毁灭乌托邦而告终，因为有限政治给他们所畏惧的冲突让出无限的活动余地。

    相比之下，在德国保守主义思想里，对人类状况的神学解释明显地为一种世俗的历史哲学所取代。后者认定国家这种有机体是实现人类自由的完美手段。然而有机体论的理想与其说增强、还不如说损害了有限政治，因为自由在德国传统里一向与一种民族主义学说紧密结合，而后者使万事万物从属于文化统一或（例如纳悴主义的）种族纯洁。

    最后，在英国，保守主义的突出特征是主要反映在混合政体理想中的一种怀疑的和灵活的态度。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这一理想的关切几乎被保守阵营内各派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侵蚀殆尽，争论的一方为于预主义“中间道路”的卫士，另一方则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卫士。不过在更详尽地研究这一当代的发展之前，有必要通过探讨我们的时代向保守主义提出的主要任务，将整个现代保守主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这就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革命政治的批判。通过依次研究保守主义思想家们认为最具灾难性的革命的9个特点，批判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充分的说明。

    其中第一个特点是一种类似宗教的狂热，它将有限活动的政治、即致力于逐步调解利益和情感冲突的政治改造为讨邪伐恶的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十字军。这样一种狂热几乎总是源于首先由占梭以近代形式作出表述的一个信念，即人生来是善良的，他们之所以腐败，完全是由于罪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然。在本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我们对此实在太熟悉了。

    革命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理性主义，它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念：理想的人类制度只能由人类去创造和使之合法化。依据这种观念，所有现存制度都在原则上遭到否定。这并不是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不满，而是由于这些制度被理性主义改革家们武断地定为传统习俗的非理性产物。理性主义者试图以一些新制度取而代之，它们之所以中选，是因为理性主义者相信它们符合一些纯粹的抽象理念，诸如人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正义或“伟大社会”等等，不一而足。从埃德蒙·伯克到迈克尔·奥克肖特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一向坚定地认为，这种信条式的政治并不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而不过是教条主义和顽固不化的死板公式。他们还提出，理智事实上无法完成为实现乌托邦而制定详细计划的任务，因为它所能提供的无非是现在政治传统的蒸馏物〔或奥克肖特所称的“节略。概而言之，他们坚持认为，空论是非的政治所固有的对传统习俗的轻蔑毁坏了自然形成的社会纽带，结果是维系社会的手段只剩下强制。因此1789年以来的每一场革命均以暴政而告终，这绝非偶然。

    第三个特点是一种不着边际的乐观主义，即确信人类意志的力量能够以人类期求的任何形式塑造人类的命运。这种乐观主义在法西斯主义永远革命的理想中得到最妆观而可怖的表现，根据这一理想，民族生存的意义在于不断地重新界定自己的特质，确定自己在历史长河中持续生存的权利。为此首先要绝对服从一位领袖，他将带领民族发动永不停息的战争，并且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意志祟拜及其伴随而来的政治极端主义是与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后者注重无法解脱的紧张状态所加于意志的限制，而不是意在消灭紧张状态的徒劳无益的叛逆精神。

    最后，保守主义者批评作为新时尚核心的天真信念—人民主权是实现国内与国际和谐的关键。依据这种学说，民主将自动保障良好的政府与世界和平，因为民主意味着自治，而恶劣的自我治理或彼此攻击对（假定的）自治的人民无疑是不利的。与此相反，保守主义者告诫人们，民主不能机械地等同于自由和良好的政府，而通过公民投票，它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独裁统治合法化.

    从1了89年到1945年间，正是这种新型的革命政治搅扰得保守主义者心绪不宁，它曾几度发生戏剧性的复活，例如184$年革命和1917年10月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这冲突不已的一个半世纪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反应。一个极端是一些近乎绝望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他们抛弃了有限政治的理想，而乞灵子对绝对领导权的崇拜，那便是托马斯·卡莱尔和其后的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人的思想主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T·S·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和西班牙人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的《群众的反抗》（1929年）等一批著作也是保守派绝望心境的回响。然而，对现代世界的这些反应无异于宣告保守派为脾性乖决的无能之辈。在另一个极端，像休·塞西尔勋爵这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似乎情愿对民众的保守天性委以无限的信任。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反应之间，或许可以开出一份不小的名单。实际上影响最大的，是一长串或多或少怀有雄心的调和方案，以迪斯累利的“一个民族”理想为开端，以1945年后的“中间道路”思想体系为高潮，后者是由哈罗德·麦克米伦千1938年在一部以此取名的著作里首先提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间，中间道路理想取得了坚实的进展，其部分原因在于新的社会主义的挑战已经取代了旧的自由主义的挑战.保守派为对付这种新挑战，禁不住要窃取对手的衣钵.部分原因在于，战时经济所采用的控制措施，看来为政府计划在解决30年代遗留的失业问题上的能力提供了实际证明；另外一部分原因在干，世界性的福利国家潮流使每个政府都承担了对消费者的藉求进行“徽调”的贵任，以使保持充分就业。其结果是向集体主义漂移，到7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趋势强劲到如此地步，以致于在许多人看来，保守主义已经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当代“自由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对中间道路集体主义的反应必须在这个背景下加以说明，这种观念在不同程度上是过去10年欧美政治的特征。

    自由保守主义的反应是由敏锐地觉察到中间道路理想所固有的五大局限性而激发起来的。首先，中间道路的卫士们天真地假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地保证社会福利普遍增进，丰裕本身可能带来问题的观念却从未受到认真对待。尤其在美国，这一直是反对“伟大社会”的新保守主义批评家诸如丹尼尔·贝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欧文，克里斯托尔等人的一个中心论题。他们声言，政府现在被召去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做一些力所不及的事，从而难免被人按照不现实的标准加以评判，结果使得现代民主国家日益不稳。

    第二个攻击方向是中间道路的拥护者对计划的粗琉信念——视计划为治愈所有人类弊病的灵丹妙药。F·A·哈耶克在其1944年间世以来影响渐增的著作《通向奴役的道路》里声称，计划将自由社会推入一条必然径直通往极权统治的轨道。他特别强烈地批驳这样一种观念；中间道路代表一种坚定的折衷方案，靠着把计划和自由两方面的优点结合起来，就可以集中全人类的精华。

    依据第三种批评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保持高就业率和增长率的政府，对西方民主国家在70年代开始恶化的通货膨胀负有直接责任。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主要的自由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拿出的解决方案是：取消政府对货币供应的一切控制。然而究竟如何做到这一点，恰恰是一个仍未解答的难题，迄今所提出的只是一些怪谁的建议，例如哈耶克关于消除国家对发行法定货币的垄断的要求.另一位自由保守主义思想家W·罗普克的见解似乎较为合理，他强调，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根本不在于货币供应，而在民主国家倾向于推行“软的”而不是“硬的”财政政策，即宁可借贷以履行对选民作出的过度承诺，而不愿以必要的强制平衡预算。因此，通货膨胀便成为一种伦理和政治现象，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具有讽材意味的是，为此寻求解救办法的努力似乎耍使自由保守派走向权力主义，因为一旦通货膨胀不再被看作一个技术性的经济问题，那么症结就在于民主制度本身了。

    第四种主耍批评意见附合托克维尔的预言，即现代民主将毁于一种新奇的家长型统治。其成因并不是政府的镇压，恰恰相反，而是一种过分的善良意愿，它使政府对其（假定是）软弱无力的人民如此关照，以致于“可以让他们不为思索而焦虑，不为生活而烦恼”。自由保守派坚持认为，正是这种有害的家长政治在一种历史较久远和有限度的福利理想（例如贝弗里奇基于社会保险和特殊需求两概念的主张）变种的推动下，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从摇篮到坟墓无事不管的依附性国家。

    最后一种批评意见强调，中间道路所需要的管理政治与握合政体本身的存续势不两立。1976年，黑尔什姆勋爵在丁布尔比讲座中告诫说：行政权力现在耍求成为政府中唯一有代表性的部门，它以洒牲其他部门为代价发展得十分迅猛，以致于议会政治正在转变为一种选举的独裁制。《泰晤士报》在（1976年10月15日）一篇自鸣得意的社论中回击说.黑尔什姆忽略了一种超宪法的新型侧衡体系（例如政党和压力集团〕的发展，这一体系确保了大政府不致于演变为强政府。《泰晤士报》却没有看到，新的权力平衡未必趋向于促进法治，或切实满足宪政的任何其他要求。

    自由保守主义明确发出了一些有益的警告，但还说不上对保守主义思想作出适当的表述。自由保守主义的中心见解为自由不可分割，这意味着公民和政治自由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可是这个定理一旦受到考察，就至少显露出3个重大难点.

    首先，自由保守主义将保守主义等同于维护资本主义，这难免混淆有限政治的主张与对唯物主义和消费者价值观的提倡，而后者是与保守主义力图维护的伦理、社会和政治价值相冲突的，其次，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有利位置即维护自由市场机制的间题上.自由保守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易于被指贵为教条主义；第三，对自由保守主义的最有力的批评恐怕还不在于说它言之有误，而在于说它文不对题。这是因为它逆流而行，发达的西方社会正向一种“后工业”的社会秩序过渡，资本主义的观念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从而投有多少人指望退回自由市场状态.

    保守主义看来前景瑙淡。一方面，它可以靠迎合托克维尔曾十分敏锐地预见到的集体主义风潮来康得大量选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自身的性质也就模糊难辨了。另一方面，它可以决意维护它一直因袭的有限政治的理想.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就会发觉它很难执掌政权，因为没有哪一种与有限政治（例如法治、议会资任制、以及司法独立》相联系的制度明显地适用于主要与追求萦荣的政治相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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