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重置德沃金的切割

　　A

　　德沃金否认福利平等为均等主义目的提供了正确的解读，在这点上我同意他。但是我并不共享他的这个观点，即福利平等的仙去将使得均等主义者反过来拥护资源平等。我在那点上不同意德沃金的部分理由在于，我相信他对福利平等的一个主要的反驳可以为那个原则的一种修正形式所满足，这点马上会得到捍卫。不像福利的平等，这个修正的福利原则允许和实际上命令偏离福利平等，只要与不足的福利机遇相对，这种偏离反映了相关行为者的选择。如果一个人的福利低是因为他自由地冒着福利损失的风险来为福利所获进行赌博的话，他没有任何得到补偿的要求权。一个浪费了被其他人抓住了的那种福利机遇的人也没有这种要求权。考虑一个不同的例子，一个人出于对一个理想的热爱而选择放弃福利，这个理想（明白地，或单纯碰巧地）要求自我否认。

　　这个修正的原则可以称为福利机遇的平等。[15]它也不是一个我将认同的原则。福利机遇的平等原则是比福利平等本身对均等主义的更好解读，但它目前还是不能好到这份上，即给我留下它是均等主义的正确解读的印象，正确解读的目的是消除非自愿的不利，据此我（规定）是指受苦者对之不能负有责任的不利，因为这种不利并没有恰当地反映他所做出的或正在做出的或将要做出的选择[16]。福利机遇的平等消除了非自愿的福利不足，福利不足是不利的形式。因此我认同的这个原则回应了人们在福利机遇上的不平等。但是，如接下来要阐明的，利益是比福利要宽泛的概念。任何增强了我的福利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利益，但是反之则不成立。不利相应地要比福利不足宽泛，这样我支持的观点，它可以称为利益机遇的平等，或者更可取地，称为可及利益的平等，它纠正了福利机遇平等对之不敏感的那种不平等。

　　为什么对这种观点而言，“可及利益的平等”比“利益机遇的平等”是一个更好的名称呢？我们通常并不把稀少的个人能力看作减少了机遇。无论你是否强壮、聪明、软弱或愚蠢，你的机遇是相同的：如果你是软弱和愚蠢的，你可能无法很好地利用它们——但是那蕴含着你具有它们。但是个人能力的缺失这方面还是进入了均等主义关注，它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减低了对有价值东西的可及性，即使它们并没有减少获得它们的机遇。因此我偏好“可及”[17]，但是我仍然要求这个可能不大寻常的规定：我将把一个人实际具有的任何东西都视为他可及的东西。[18]

　　德沃金对福利平等的某些反例没有对福利机遇平等形成挑战，它们更加不能挑战更宽泛的不利原则。这里我想到的德沃金的与昂贵嗜好相关的例子，它不仅仅没有挑战福利机遇的平等，一个人还可以说更强的东西，它们将这样的主张引向了前台来作为均等主义目的的候选解读。但是德沃金的其它反例则使得福利机遇平等转向可及利益的平等成为必然。具有这种效果的一类反例与残疾有关，在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在下一个子节的开始，我将提出对福利机遇平等的残疾反例。

　　然而，在我看来，资源平等受到如同那些挫败福利平等（和福利的机遇平等）同样强的反驳。现在我将通过描述一个双重不幸的人来捍卫这个结论。我相信均等主义者将因为他的双重不幸而被驱动来补偿他，但是要求补偿的第一个事实挑战了福利平等，第二个事实则挑战了资源平等。

　　B

　　我的这个不幸者的腿瘫痪了。为了四处活动，他需要一个昂贵的轮椅。均等主义者倾向于建议应该给予他。在询问这个人的瘫痪把他的福利减低到何种水平之前，他们就倾向于这样做。当补偿残疾时，均等主义者并不立即区分具有类似残疾的人因为不同的（负）效用函数而减少的不同数量的悲苦。他们建议对于一般而论的残疾进行补偿，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有害的福利效果。只要我们能够把对资源缺失的补偿与对福利缺失的补偿区分开来，那么前者看来就享有独立的均等主义支持。

　　看来对于残疾的这种均等主义反应不仅仅挫败了福利平等，也挫败了福利的机遇平等。无论根据什么标准，蒂姆实际上不仅仅不是不幸的，而且，因为他天生幸运的性情，承天照看具有丰富的幸福机遇：他不需要做很多就可很幸福。但是均等主义者不会因为那个理由，从而把他从轮椅接收者的名单上去掉。他们并不认为轮椅的分配应该由那些需要它们的那些人的福利机遇要求唯一地决定。残疾人需要得到足够的资源，无论他们是否需要这些资源才是或才能够是幸福的。

　　注意到我并没有说，无论他们面临的其它要求是什么，均等主义者将总是服务于类似于蒂姆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在他周围还有不幸的四肢健全的人，患有一种可治愈的悲苦，他们的福利是如此之低以致他们的要求被判断为优先的。这里要确立的观点是，他的很多幸福并不是一个反对补偿他的残疾的决定性理由。

　　在面临（我所说的）直觉现象下，维护福利平等是均等主义目的的正确解读的这种观点的唯一方法是主张，均等主义者之所以建议对于残疾进行支助而不收集福利信息，是因为在个体情形中残疾与坏的福利之间确认一般联系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太高。正如森与德沃金一样，我也发现这个捍卫没有说服力，由此我的结论是，对残疾的均等主义反应挫败了福利平等[19]。此外，如我所主张的，它也将挫败福利的机遇平等，因为对残疾的反应而并不是由这种东西所所塑造的，即残疾在不同的人那里引起的福利机遇损失的不同成本。

　　我还没有完成对这个人的不幸的描述。他的手臂也有些问题。他能够如常人那样地移动它们：我甚至将假定，为了使得我的观点更有活力，他可以非常灵活地使用它们。但它们仍然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每次移动后，他的手臂肌肉都会非常痛。

　　根据我曾经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机会做出的区分，这个人可以没有困难地移动他的手臂，但是这样做成本很高。[20]我所称为的“困难”和“成本”两个术语，尽管经常混在一起，但有重大的不同，这可体现在一个人做某事很艰难（Hard）上。（我给你一张500美金的支票或者告诉你一个秘密，它的泄露会毁灭我，两者成本都很高，但不困难。对于我以自行车将你运到Heathrow这是极端困难的，但是由于我爱这个挑战，我今天无事可做，所以其成本不高。在困难连续线的远端是不可能，但是在成本的情形中占据那个位置的则是不可承受。）[21]

　　现在有一种昂贵的药物，定期的服用，可以抑制那种本来会伴随其运动的那种疼痛，这种药因为非常昂贵而没有负作用。我确信，均等主义将支持给予这个人以这种药物，即使这种药物有如轮椅那么昂贵。但是假设这种药物并不能代表对一种资源缺陷的补偿。因为，在相关的意义上这个人移动他手臂的能力（如我所规定的）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好。

　　“在相关的意义上”在此做了很多工作，故让我对它做点解释。有人可能认为，我也没必要否认，在一种意义上一个典型的正常人将具有这个人所缺乏的一种能力。我不需要否认他缺乏无痛地移动他手臂的能力，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那种不服药而无痛地移动手臂的能力。我甚至能够同意正是缺乏那种能力是补偿它的均等主义根据。但是与对福利机遇的缺失进行补偿相对比，对一种需要以这种方式描述的能力的缺失作为有待揭示的补偿根据来进行的补偿，它并不能代表对那种无能力的补偿。一个本来是资源均等主义者的人说，“这里需要补偿是因为这个人缺乏能够避免疼痛的资源”，实际上将援引福利机遇平等的思想，即使他使用资源主义语言来描述它。

　　我的例子在医学上有点幻想性，但是一个医学上更为普通的例子可得出相同的观点，尽管你不得不运用较为敏锐的理解力来明白它。当前的情形是有点幻想性，疼痛将完全是跟随，而不是伴随产生疼痛的运动。现在思考一个更为普通的情形，即伴随着关节疼痛的运动，假定，这是很有可能的，即运动不仅仅是疼痛的，由此和/或者要不然，也是困难的。那个困难把资源不足引入了情形，尽管如此，这个例子作为对资源平等的挑战还是成立。因为对均等主义者而言，仅仅只迎合运动的困难而不独立地针对这个运动偶尔引起的疼痛，这是不融贯的。因此，在真实生活中对残疾进行均等主义补偿的例子中，这里有一个无法还原的福利方面。

　　或者只是考虑不列颠的穷人，他们受苦于冬天寒冷的不适。以电票来帮助他们的均等主义情形部分地立基于这个不适本身。这个情形并不是完全基于无能，寒冷既能通过不适也能独立地引起这种无能。

　　但是人们在同样的低温下遭受的不适是相差很大的，结果为了消除这些不适所需要的资源数量也是大不一样的。有些人需要昂贵的大衣和许多燃料以获得一般水平的温暖福利。他们就温暖而言具有德沃金所称的昂贵嗜好：他们需要不同寻常的大份量的资源来达到普通的福利水平。在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之下，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将是失败者，因为它本身就反对对昂贵嗜好进行补偿。

　　但在残疾人情形中，适用于均等主义补偿的两个根据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这个人直接就没有能力移动他的腿，以及他移动手时会遭受疼痛，这两者都是他（我暗暗地假定）不能对之负责的不利，我表示，这是为什么均等主义者会对它们给予补偿的理由。他的困苦的两方面代表了无法避免的不利，这既不是他可以预先防止的，也不是他现在能够纠正的。基于我对均等主义的理解，一般而论的不利并不能命令矫正或者补偿。相反，它关注于“非自愿的”不利，这是那类没有反映主体选择的不利。与可及性平等这个背景下的选择模式相对比而言，当不平等（平等）反映的是可及利益的不平等时，人们的利益是不正义地不平等的（或不正义地平等的）。严重的实际不利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可及利益不平等的标记，但是综合考虑，规定的平等并不是利益本身而是可及性的平等。

　　当决定正义（与仁爱相对）是否要求再分配时，均等主义者问，不利的人是否能够避免或者现在能够克服它。[22]如果他本可以避免它，那么从均等主义观点看，他没有任何得到补偿的要求权。如果他过去不能但现在能够克服它，那么他只能要求对克服所做的努力进行资助，除非克服它的成本比不克服而是补偿它的成本更高，否则他不能指望社会对他的不利给予补偿。

　　我认可可及利益的平等，无论这个利益可以被正确地认为是什么，但是我不能够以一种令人惬意的系统方式说什么东西能够确切地算作利益，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做出的思考还不够，这肯定是规范哲学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23]。但是看来清楚的是，资源不足与福利不足是独特类型的不利，每个都覆盖了相当独特的子类型：贫穷与身体虚弱无疑是非常不同的资源局限，沮丧与没有达到目的明显是一种坏的福利。无论福利的边界与类型可能是什么[24]，如果存在资源平等与福利平等的对比的话，免于疼痛肯定是一种形式的福利；而一般而论地考虑，没有残疾则不是。这两种类型的判断是合理且无争议的，它们是我需要用来支持对德沃金批评的判断的，这出现在对非自愿疼痛情形的反思之中。

　　（我在一开始就提醒了我的正面建议将是粗糙的。使其如此和使得我希望它被超越的一个事情是，利益向量成分中不可爱的异质性。有人希望存在一种比资源或福利更根本的通货，在其中驱动我的建议的各种均等主义回应都能够得到表达。但是至少到目前，我肯定还没有发现它，这样我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它与均等主义要求的福利、资源和福利的机遇解读相冲突，首先，它指向了我确定的理论[或者半理论：它也许太接近于直觉现象不值得我所认可的“理论”名称]。）

　　C

　　无论不利的空间维度可以有多少，基于我的解读，均等主义通过对它的每个维度进行切割，判断某种利益的不平等是可接受的，而其它的则不是，它的试金石是关于不利的行为者是否具有责任的一组问题。

　　在德沃金对均等主义的不同解读中，人们因为在权能（power），即物质资源、精神的、和物理的能力(capacities)上有短缺而得到补偿，但对可以追溯到其嗜好或偏好的短缺则不补偿。他们得到的东西应该反映他们想要的和追求的东西的差异，但不能反映他们得到东西的能力上的差异。

　　德沃金的“切割”与我的切割可以在两方面有对比。首先，它只要求对于资源缺失进行补偿，对疼痛和其它一般而论的困苦（illfare）则不。“在[德沃金的]理论中没有地位……对比较不同人的福利水平”，我推断，他的理论也不会迎合那些并不降低他们能力的痛苦，因为在一种相关的意义上，那个是用来反映关于他们福利的判断，与其他人的福利相比较[25]。我的切割既对资源的不利也对福利的不利进行补偿，但是，在德沃金的理论中，甚至没有给“福利平等以及其它的考虑一点微小的空地”。[26]

　　这样，对于均等主义干涉的目的来说，德沃金型的干涉中只有一个维度的不利得到承认。在我们的切割之间的第二个区别是，在那单个资源维度内，德沃金并不把责任的缺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作为正义补偿的必要条件。

　　我说，在德沃金的表达中，责任问题并没有被看成最重要的，因为我将论证，只要他成功地使得他的切割可行，它是通过模糊在他的切割与我所推荐的不同切割之间的差异来完成的。我也将论证，德沃金的根基性思想是，没有人应该受苦于坏的原生运气，由于不幸命运的相关对立物是那种可以追溯到受害者控制的命运，故我的切割比德沃金公开地支持的那个切割更忠实于他的根基性思想。

　　对德沃金而言，不是选择而是偏好可以为那种要不然是不正义的不平等分配辩解。他提议对能力缺失而补偿，但对昂贵嗜好则不[27]，然而我相信，我们应该对超出个人控制的一般而论的不利进行补偿，相应地，我们也不能在不幸运的资源禀赋和不幸运的效用函数之间划出一条线[28]。一个人的放纵式昂贵嗜好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权，同样，因为一个人可责备地没有发展其能力，由此能力很差的话也没有这样的要求权。从均等主义观点看，个人因为不负责地获得（或无可指责地选择发展）昂贵嗜好与一个人不负责地失去（或者无可指责地选择消费）有价值的资源，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道德差异。正确的切割是在责任与坏运气，而不是在偏好与资源之间。

　　在那种不能代表为反映了选择的昂贵嗜好的情形中，这两个切割之间的差异具有政策意义。在德沃金主要的昂贵嗜好者的例子中，并不存在政策差异。我指的是露易斯，为了得到普通的福利水平，他要求年代甚久的葡萄酒与凤头麦鸡蛋。在实践中我将以德沃金的那种方式对待露易斯，因为，如德沃金对他的描述，他不仅仅是沉迷于他的嗜好：他培养自己进入这个嗜好。但是，尽管我与德沃金都将拒绝路易斯得到特殊津贴的请求，但我们拒绝的根据不同。德沃金说：抱歉，路易斯，我们均等主义者并不支助昂贵嗜好；然而我说：抱歉，路易斯，我们均等主义者不支助人们选择发展的那种昂贵嗜好。

　　现在考虑一个具有政策差别的昂贵嗜好情形。保罗喜欢摄影，而弗莱德喜欢钓鱼。[29]价格是这样的，以致弗莱德可以轻松地追求他的消遣，而保罗则承受不起。结果保罗的生活少了很多的乐趣：他的生活意义就此而比弗莱德的要少，这甚至都可能是真的。我认为均等主义要做的事情就是支助保罗的摄影。但是德沃金不可能如此认为。他的资源平等的忌妒检验将得到满足：因为保罗也可以如同弗莱德那样轻易地去钓鱼。但是保罗的问题在于他憎恨钓鱼，我可以被允许做出这样的假定，他无可救药地憎恨钓鱼——这不适合他的自然倾向。他有一个真正的非自愿的昂贵嗜好，我认为对平等的真正承诺蕴含着他应该以这种方式得到帮助，像保罗的人实际上应该通过共同体支助的娱乐设施得到帮助。如这个例子表示的，在德沃金的均等主义正义论述与我的之间存在这样的差异，我的论述比他的对市场价格机制的要求较少。

　　我按照昂贵嗜好者是否能够合理地对此负有责任来区分它们。如果有一些昂贵嗜好是一个人情不自禁地形成或者现在不能改变的，那么相对比而言，有一些昂贵嗜好是他能够负责任的，因为他能够预见它们或者现在忘却它们。注意到我并没有说一个人深思熟虑地发展了昂贵嗜好应得批评。我不说任何如此严厉的东西，因为为什么一个人想要发展昂贵嗜好存在各种理由，无论他是否确实如此做了，这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检起这个烂摊子不与任何其他人相关。均等主义者有好的理由不去侍奉那种有意培养的昂贵嗜好，因此，福利平等必须被拒绝。但是我们并不相反就支持资源平等，因为那个学说错误地拒绝了对于非自愿嗜好的补偿，它也并不是因为正确的理由而拒绝补偿自愿的昂贵嗜好。

　　在德沃金看来，只有资源平等原则能够解释为什么均等主义不能放纵路易斯的昂贵嗜好。但是对于均等主义者否认路易斯要用来服务于他的嗜好的资源，他对路易斯的长长的讨论拒绝了最为明显的理由：他“精心打算来培养”它。[30]关键的是，如德沃金所承认的，“路易斯是有选择的”：这个嗜好不是通过一个遏止他的意志过程而灌输给他的。[31]

　　德沃金非但没有看重路易斯的选择这个事实，而是主张，路易斯能够被拒绝额外的资源是因为，只要我们认为，一旦路易斯要求它们，他将是要求得到超过他的公平份额的资源，这里的“公平份额”是以独立于福利的术语确定的。于德沃金而言，如果不用这种公平份额或者类似的思想的话，它要求伟大的“天才”对这里的论证产生某种说明或解释——路易斯不应得更多的资源，仅仅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更昂贵的生活——这个论证并不使用公平份额或任何类似的观念[32]。

　　现在，因为无足轻重，这肯定是真的，如果我们认为路易斯应该被否认他要求的资源，那么我们必定相信，如果我们给予他这种资源的话，他将拥有超过公平份额的资源。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很简单地用福利机遇平等来定义公平份额：我们会说，当份额是平等化福利机遇时，它们是公平的。因此只有当我们转向资源平等，转向德沃金的特殊意义上的公平份额时，我们才能解释均等主义对路易斯不具有同情，这是错误的，它也很少需要采用天才的技巧来表明这一点。

　　我的结论是，尽管这实际上是真的，即“昂贵嗜好对于平等意味福利的平等的这种理论是尴尬的，恰恰是因为我们相信平等……谴责而不是建议对有意地培养的昂贵嗜好进行补偿”，但是平等意味着福利机遇的平等的理论[33]轻易地滑过了路易斯的反例。[34]

　　D

　　尽管福利机遇平等的倡导者可以很容易地处理路易斯的情形，但茱德的情形处理起来要困难得多。[35]通过与资源平等和福利机遇平等相比，我将论证，茱德的情形反映了可及利益平等的声誉（credit）。

　　茱德具有可以称为便宜的昂贵嗜好。它们是便宜的，因为他达到同样的福利需要的资源比别人所要的少。它们之所以昂贵是因为要不是他培养了比他开始时要昂贵的嗜好，他还可以用更少的资源达到那个福利。茱德开始具有极其朴素的欲望，但是后来他读了海明威，培养了观看斗牛的欲望，一旦他有了它，他需要比以前更多的钱来得到平等的福利水平，尽管仍然比其他人所需要的要少。

　　一个福利机遇平等的相信者将让茱德保持贫穷，因为他并不一定要成为斗牛爱好者（可以合理地认为，他本来可以没有很大的成本抑制他培养这种嗜好的欲望）。而一个相信德沃金式资源平等的人将忽略茱德的嗜好和它们的历史，认为在到目前所说的东西中，发现没有任何理由给予他比别人要少的收入。我拒绝两种观点。追随福利的机遇平等，我看不到在茱德得到他旅行去西班牙所需要的资金有任何明显的不正义。那时，他仍然具有比他人更少的资源，也只有相同的福利，这样，基于这个根据，可及利益的平等说他所得过多。但是追随资源平等，看来期待茱德接受一些较少的资源并不是不合理的，因为他具有幸运的从资源中得到更多福利的能力。既不像德沃金的理论也不像阿内逊的理论，我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两者总的较少资源和总的“较低福利”（尽管，相应地，是体面的福利水平和体面的资源束）看来是错误的。[36]

　　E

　　德沃金把某些昂贵嗜好看作“着魔”和“痴迷”，为了分配正义的目的，他打算将这些嗜好等同为资源缺陷。这类嗜好是其拥有者“希望他没有的，因为它干扰了他们在生活中想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得到满足的话，这会给予他们以挫败感和痛苦等”[37]。德沃金的结论是，“这些嗜好是残疾”，由于资源平等对残疾进行再分配，据推定，在这些嗜好的情形中这样做（在实践的界限内）可以满足所引的描述。

　　现在，德沃金对“残疾”嗜好的描述配置了（至少）两个特征，他没有说哪个特征使得它们成为残疾，或等价地，赋予它们的所有者以得到补偿的要求权。这个人希望他不具有那个嗜好的事实是关键的特征吗？或者，它威胁到会引起他的挫败与痛苦，这是他希望他不拥有这个嗜好的理由吗？[38]

　　后一个建议对德沃金是不可用的。尽管如我在IV节B部分所敦促的，不自愿的受挫败或痛苦确实能够博取补偿，但那个思想反映的是对人们福利，而不是对他们资源地位的均等主义敏感性。因为德沃金只捍卫了对残疾的干涉，但是对于福利缺失则不，因此他没有资格因为嗜好引起痛苦而将其归类为残疾。

　　但是，我们考虑的这个嗜好的关键特征也许是，那些拥有这些嗜好的个体“希望他们没有”它们。他与它们并不认同，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个思想归于德沃金——他们不是这个人的不可分离的方面（见IV节以下的F部分），而是更像不幸的周围环境。它们没有构成他的抱负的任何部分，在德沃金使用那个词的特殊意义上，这就是为什么资源平等可以视它们为残疾。我相信这实际上是德沃金的立场，下述的一大堆关于它的陈述并不是不公平的：要且只要拥有这些嗜好的个体并不认同它们，这些嗜好就是着魔，当且仅当嗜好代表了着魔，它们是（有理由得到支助的）残疾。

　　我对这种论点有四个评论，即正是个人同他的嗜好的异化使得它成为着魔，因此允许我们将其视为残疾。

　　1，存在某些被痴迷物所攫住的人，他们因为过于不反思而无法形成放弃偏好的二阶偏好，德沃金参考它们而辩护“残疾”的描述语。但是仅仅因为他们缺乏反思，从而否认将给予他们的帮助扩展到其他人看来是不公平的。这样，“不认同”准则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值得补偿的着魔。

　　2，并不是所有阻碍一个人生活并因此引起补偿情形的嗜好都核准为着魔，或者是其拥有者在高度反思之下将放弃它。保罗（见上面的IV节C部分）也许不想不想去拍照，一个“因为音乐有点难”而具有不幸嗜好的人，也许很可能不是不认同对那种音乐的喜好[39]。他有理由对他具有音乐嗜好表示遗憾，由于它引起了挫败感，但这并不是他希望不具有这种嗜好的结论性理由。他最有可能遗憾的不是（如德沃金规定的）他具有一般而论的音乐偏好，而是满足它的不可能性或昂贵性。他的嗜好可能是不自愿的和不幸运的，但很可能不是“着魔”或痴迷：在此上瘾可能不是正确的模型。

　　一个典型的不富裕的昂贵音乐嗜好者，他不是把具有这个嗜好本身，而是将它碰巧是昂贵的视为一个坏的运气（我强调这些词，仅仅作为它们的表达的区分可以是的那个样子，因为这极大地破坏了德沃金关于昂贵嗜好的修辞）。他可能会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他还是想要他的实际的音乐偏好，但他也选择它不是如此的昂贵。他能够对这个嗜好负有责任，因为这是他的个性的那个样子，但是可以合理地否认需要很多资源来满足它的那种责任。

　　3，但是与比上述更具代表性的个人相对照，德沃金的音乐痴迷者并不偏好不具有这个不幸的嗜好，据假设他还是坚持拥有它。这个恰恰表明他没有办法不具有它，反过来引起了这个怀疑，那就是它不是被选择的并且是无法控制的，相反不是其不受偏好的特征使得对它进行补偿是恰当的。如果德沃金知道曾经有明智的老师警告过这个音乐痴迷者，这个嗜好将会引起挫败，他对这个人的态度不是会有较少的关切吗？

　　4，假定没有这种警告，而我们的不幸者无辜地陷入了昂贵嗜好，我们能够进行一种不昂贵的不令人讨厌的治疗将使他得以摆脱。如果他同意这种免费治疗，那么我相信平等的理想将认为他应该得到它，无论他是带有纯洁信念来向这种嗜好说永别，或相反，还是对反映了某种程度的认同而表示遗憾，但这恰恰显示了认同与不认同对于正义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们表示了是否存在选择。[40]

　　F

　　因此当前的反思将我带到了我在IV节C部分中已经大胆提出的主张，即，只要我们认为德沃金的切割可行，那是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他分开了是否存在选择。选择在幕后做了许多无名的工作。这里有一段话表明了这种主张：“不错，这种论证提出了对人和他的环境加以区分的某种观点，把他的嗜好和抱负归诸于他个人，把他的生理和精神能力归于他的环境。这也正是我在导言部分所勾画的那种人的观点，即在某种假设性的经济能力的平等下，他在形成自己的抱负时意识到它对他人的成本，虽然它是不同于福利平等所设想的画面，但却是资源平等的中心画面。”[41]

　　为把“嗜好与抱负”置于再分配补偿的范围之外进行辩护，这段话提供了“它们”的两个特征。第一个说，与物理和心理能力相对照，它们属于个人而不属于他的环境。但是这些词的日常使用中，这明显得不到支持。以日常的方式使用语言，我的心理能力正如我的嗜好及抱负一样是我本来样子的组成部分。个人与环境之分必定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区分，这意味着必须有其它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区分，在这段话第二个句子出现了另一种可能的不同方式。这个不同的方式与这个建议相关，人们形成他们的偏好，但是据推定不形成他们的能力。但这个建议有其困难。

　　首先它提议了一个错误的结合。人们肯定形成他们某些抱负，但可以论证他们不能形成所有抱负，也肯定并不形成他们所有的嗜好，而这些也被假定属于个人。[42]德沃金强调人们“决定他们追求的生活类型”，但是他们不能决定在所有相关方面他们的效用函数是什么：追随德氏，他们广泛地不能“决定他们想要什么类型的生活”[43]。这样，如果嗜好与抱负构成了个人的话，由个人“形成”肯定不能是成为这个人的一部分的必要条件。

　　这证实了我的主张，德沃金的切割看来可行是因为它分开了是否存在选择，这是通过交替地使用“一个人追求的生活”与“一个人想要的生活”，从而将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等同了，但是一般地，只有第一种是在直接意义上体现了选择。类似地，在其它地方，“选择或贵或贱的嗜好”与“选择或贵或贱的生活”[44]被放在同一层次上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被告知，当“人们为他们的生活选择计划或方案”时，“他们的选择决定了[随致的]偏好”[45]。这种表述冲走了将处于选择的决定性背景中的（通常并没有得到选择的）偏好[46]。一个占有某种能力的人通常会（在他面临的约束之内）选择追求某种职业，但他并不总是选择他偏好的那种职业，后面的事实将合理地限制对选择追求一个昂贵生活的责任。

　　被“形成的”对属于德沃金所称的个人的东西不仅不是必要的条件：它也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因为心理与物理能力处于个人之外，属于环境之中，但很明显一些能力是形成的。因此在个人/环境的每一边人们都发现事情和形成事情。因此诉诸于形成性(fomedness)并不能表明分配正义应该忽略偏好与嗜好的差别。

　　不仅如此，如果这个错误的组合（形成的/不是形成的=个人/环境）确实起作用的话，无疑，它将构成将个人/环境的区分还原为什么是或不是受制于选择的区分。重复我的一个主要主张：这仅仅是因为德沃金的偏好/资源的区分与它在最终不能相符合的，但却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区分看来结盟了。

　　从个人/环境区分的另一个不同表述中，我们形成我们的抱负这个思想消失了，这个区分在我们刚刚研究的那个表达中很快又出来了：“资源平等要求的区分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这种理想归因于那个人的，决定着何为人生成功的信念与态度，另一方面是这种理想安排给这个人的环境，它是给这种成功提供手段或形成妨碍的生理、心理或人格特征”。[47]从上面的区分（它反置了嗜好与抱负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个建议具有不同的含义，因为不是所有的抱负，并且只有极少的嗜好是由信念和态度形成的：许多嗜好与抱负并不是从任何信念的推动下出现的。[48]但是鉴于德沃金的更大的目标，为了以信念本身的术语来评估它，我将暂时将“信念”切割与“偏好”切割之间的差异问题放在一边。

　　在这些目标下，个人/环境的区分不仅是互斥性的而且在相关意义上是穷尽的：从一个均等主义角度看，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任何超越了人的人格与环境的东西来知道如何对待他们。[49]但是，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从均等主义正义来看，我们把提升生活的愉悦性特征置于何处呢。愉悦性，引起了一大一小两个困难。

　　首先，考虑较小的困难。愉悦性不是“定义一个成功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东西，因此它应该算作环境。但环境在其它的地方又被刻画为能力和缺陷，但愉悦性并不是这些东西。它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幸运的性情，给定投入，能够产出高于一般的效用。它也不是当一个人追求目标时运用的东西，即使它能够改善对它们的追求。由于它做了后面这个工作，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能力的这个事实，也许，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那里肯定有其它重要的意义。

　　重大的意义是：愉悦性的价值不仅仅地或主要是，根据个人的眼光，提高了他获得一个成功生活的可能性。愉悦性远不止这点，它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它能够减少失败的悲伤。它是独立于目标促进器的一个独立的效用增强器。这就使得德沃金很难对缺乏愉悦性的人的忧郁进行充分的补偿。但是对于决定什么东西是外在于个人的准则，以及不是来自于个人特征但需要补偿的不利的原则，这里就存在着不一致性。忧郁外在于个人，但是很难明白德沃金如何对它给予恰当的补偿。

　　当我与德沃金讨论忧郁时，他表示这对于个人/环境的二分法中，忧郁是一个边界问题，最好的处理方法是问个人是否会对他最终忧郁进行保险，如果我们认为答案是“是的”话，那么就对他的忧郁进行补偿。

　　我认为保险机制作为决定是否对忧郁进行补偿的方法确实具有某种吸引力。但在我看来，这种吸引力与个人/环境之分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个人是否选择对忧郁进行保险不是做出那个区分。如果我们假定这个人确实做了这种选择，那么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因为在德沃金对保险机制的主要用法中，当个体决定是否要投保时他知道什么东西属于他的个人：这正是德沃金的无知之幕在重要的方式上，要薄于罗尔斯的地方。[50]但是，决定不对忧郁投保的个体，据假设，对于他是否是忧郁仍然并不知情。

　　那么看来，保险机制还是不能解决德沃金的忧郁问题。但它仍然独立地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当无知之幕很厚时，我认为，这看来是挑出了对于均等主义特别重要的一个重大的差别：由于坏的原生运气所带来的不利和不是由其带来的不利。[51]保险的实质性质是我们对于运气投保，真正的选择与运气相对比。这样，任何人，类似于德沃金，强烈地使用保险检验的人，应该考虑的是接受选择/运气的切割，并且放弃捍卫偏好/资源的这个不同的切割。

　　G

　　在我看来，均等主义的根本性目标的很大部分是为了抵消原生运气对于分配的影响（见上面第II节）。原生运气是正义平等的敌人，由于真正选择的效果与原生运气相对照，真正的选择为要不然不可接受的不平等作了辩解。

　　足够奇怪的是，德沃金在“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应该关注平等”一文中的勾画性陈述提倡了非常类似于当前的这种观点，但是他在“什么是平等？”中并没有忠实于这点。在此文中，德沃金说，“我们应该关注，任何人的经济地位的哪方面来自于他的选择，哪方面的利与不利并非选择的问题”。[52]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核心思想，但在偏好与资源的区分中得到了错误的表达。同时在该文的其它地方，德沃金也接近于采纳把真正的选择/运气作为他的基本区分。他说自由主义者“接受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要求，只要人们的真正选择对于共同体是昂贵或有益的（这由这个共同体的其他人对其生活想要的东西来度量），那么人们在他们生活的任何一点上都具有不同数量的财富。市场看来对这个原则是不可或缺的。第二个原则要求，人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固有的能力来产生他人想要的东西，或者因为他们受到运气不同的偏爱，而具有不同数量的财富。这意味着市场配置应该这样纠正，使人们尽可能地得到这种资源份额，要是他们具有的初始优势、运气与固有能力没有差别的话，他们本该有的那份资源。[53]

　　我说在这里，德沃金非常接近我所支持的那种基本区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得达，部分是因为运气（或机遇）在他的文本中只是影响不正义分配的一个元素，其它的还有初始优势和固有能力上的差异。我认为德沃金对不正义分配的这种析取有点怪异。因为任何认为初始优势与固有能力是不正义分配的原因的那些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使得一个人的命运过多取决于纯粹的运气。因此德沃金析取的分类属于不同的层次，一个包含另一个。

　　现在，一旦我们明白，运气在宽泛的德沃金式分配正义理论中应该起的那种中心作用的话，那么他只补偿资源的不幸，而不补偿效用函数的不幸，这看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人们不只是在他们无法选择的禀赋上不幸，他们同样也在无法选择的偏好上、无法选择地易于痛苦、受难而不幸。只补偿生产能力的不足，而不补偿从消费得到福利能力上的不足，这会引起荒谬的对照。

　　考虑幸运的阿德里安和不幸的克劳德[54]。不像克劳德，“其他人的欲望和需要”意味着阿德里安可以追求他自己心仪的[收获颇丰的]职业。人们乐于购买阿德里安而不是克劳德能够享受性地生产的东西，对德沃金而言，这使得克劳德具有对他与阿德里安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进行修正的要求权。但是现在假定，就他们的休闲偏好而言，阿德里安像钓鱼者茱德，而克劳德像想要成为摄影家的保罗[55]。为什么钓鱼便宜而摄影昂贵，同样也是因为许多人喜欢钓鱼而很少人想拍照，这样在钓鱼的设备而不是拍照设备的生产上实现了规模经济。这可以得出，不像克劳德，“他人的欲望和需要”意味着阿德里安可以追求“令人满意的[闲暇]职业”。然而，德沃金因为它处于消费而不是生产领域中，故不会对运气产生的那个差异而进行再分配。[56]但这并不是不情愿再分配的好基础。认为阿德里安能够追求心仪职业作为一个令人忌妒的环境可以为再分配进行辩护[57]，但是同样的对待却不能扩展到满足他的休闲机遇，这是非常荒谬的。[58]

　　我们必须避开德沃金的偏好/资源区分来支持一种更宽泛的可及导向（access-oriented）的均等主义。我们能够同意他，“也许真正的资源不平等分配的最终罪恶在于，即一些人有理由对这样的事实遗憾，即他们被剥夺了其他人具有的使得他们的生活有价值的机会”[59]。但是对这些机会的均等化需要区分出什么是和不是被选择的，而不是什么属于偏好与属于禀赋相对。在对德沃金的理论如何正确地纠正罗尔斯的理论缺陷的精妙阐示中，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话语是，“如果人们因为他们的环境而不利是不正义的，但要求他人为我的选择成本付费是同样不正义的”[60]。这非常好地表达了德沃金的根本洞见，但是这种坚持以选择为中心的观点导致了一个不同于德沃金理论洞见的发展。实际上，德沃金为均等主义完成这个工作做了巨大的贡献，纳入了反均等主义的权利武器库中最强有力的观念：即选择与责任的观念。[61]但是还需要使他的贡献的卓越效果更为明晰。

　　有些人也许会说，把选择作为分配正义的核心问题会将政治哲学置于自由意志问题的泥沼之中。在偏好与资源之间的区分在形而上学上并不是很深刻，但是相对比，确认什么是真正的选择却有极其可怕的困难。以我所推荐的那个切割来代替德沃金的，这会将政治哲学受制于可能是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

　　对于这种焦虑的表达，我既有令人不安的也有令人安慰的话要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确实将我们自己命悬于自由意志问题，但这正是一个很严酷的运气。但它并不是我们不得出论证所要走向的那个地方的理由。

　　现在考虑令人心安的观点。我们并不是要在真正选择的存在与缺失之间做出绝对的区分，选择中的真正性数量是个程度的问题，[62]修正的均等主义表明的是，一个不利确实没有反映真正的选择的那个程度。这个程度是几个东西的函数，一个人的情境中，没有任何方面能完全归因于真正的选择。

　　我现在来阐明这一点。影响一个选择有多真的东西之一是，选择者所具有的相关信息的数量。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问，一个人必须具有确切的什么类型的和多少数量的信息，才能算作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真正的选择？我们需要说的一切只是，从均等主义正义的观点看：他具有的相关信息越多，那么他对现在所有的能够抱怨的理由就越少。

　　在我看来，这个可行的精妙方法也减弱了政治哲学对心灵的形而上学的依赖。[63]

　　H

　　在其轴心在于运气与选择的区分的分配正义理论中，积极的律令是均等化利益，利益的不平等反映了选择的地方除外。现在这个听起来更像是真正选择范围的均等化，对此，一个人可以等价地说，人们能够均等化什么。如果这些等同（assimilations）是正确的，那么潜伏在德沃金中的立场看来更接近于由森所激发的“可行能力”平等，在直面这样一个挑战之后，即在清楚地阐明我的均等主义观念时，我对选择所给予的那种重视所受到的一个挑战，我将转向它。这个挑战将引入对那个观念的一个必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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