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2/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5

    李淮春(1934-)，河北丰润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杨耕(1956-)，安徽合肥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和教学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力图建构一个既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又符合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重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 中国传统哲学例子”，而是要在“双重解读”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民族形式”，用中国哲学话语说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5-0021-09

    　　　　一、“第一版”到“第五版”：演变及其背景

    由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自1982年首次出版以来，以其观点明确、重点突出、层次明晰、语言简练等鲜明特点，深受人们的欢迎。从第一版到第四版，《原理》发行了一千万册。它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原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较大的社会价值，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理》第一版是受原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和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委托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共同课教材。从体系上看，《原理》与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主编)有历史继承关系。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以“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和意识”、“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认识和实践”、“真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及其形式”、“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样一个体系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其显著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法”的板块结构。《原理》第一版的体系是：“世界的物质性”，“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诸范畴”，“认识和实践”，“真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国家、革命”，“社会意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可见，在体系上，《原理》第一版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一致。

    毋庸讳言，这种体系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法”的板块结构上。但在具体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时，《原理》第一版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又吸取了《矛盾论》、《实践论》的主要观点，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阐述这些基本观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色。同时，在内容上，《原理》第一版参照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一书，吸取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并尽力概括当时的实践经验，从而突显出一定的时代特色。1984年出版的《原理》第二版，依据1983年教育部颁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大纲》(修订本)在内容上做了一定的修改，但在体系上基本维持了第一版的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较大的争论，也取得重大的进展。较大的争论体现在：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理解上形成了三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在这三种观点的争论中还交织着实践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以及实践一元论之争，但在这种种争论中却存在着一个共识，即都承认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史观中的基础地位。重大的进展体现在：在实践观、本体论、价值论、认识的选择性与建构性、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等一系问题上获得重要突破。1990年出版的《原理》第三版以这样一种研究状况为理论背景，在内容上对《原理》做了一次全面审视、校正修改和充实提高，反映了当时已取得共识的新成果，对全书的“节”和“目”做了较大的调整，如增加了“实践是自在世界向人化世界转化的基础”、“系统论和唯物辩证法”、“结构和功能”、“真理和价值的辩证法”、“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等，力图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学说。但是，第三版在体系上没有突破，基本上维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法”的板块结构。这就使内容和体系产生了一定的逻辑矛盾。

    对体系做出突破的是1995年出版的《原理》第四版。第四版的体系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实践与世界”，“社会及其基本结构”，“世界的联系和发展”，“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动力”，“从客观辩证法到主观辩证法”，“认识的本质和结构”，“认识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真理和价值”，“人的本质、自由和全面发展”，“认识与思维方法、思维方式”，“文化和社会现代化”，“人的本质、自由和全面发展”。这样一种体系仍有局限性及其内部矛盾性，但它最大的特点在于，既确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又强调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并从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实践观及其辩证关系，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尽可能地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化”。应该说，这是第四版的显著特点及其优越之处。

    问题在于，《原理》第四版出版八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又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和重大进展，如：从生存论的视角探讨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从虚拟与建构关系的视角探讨反映论，从全球化的视角反观世界历史，从实践的否定性辩证法的视角探讨辩证法及其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也得到深层次的研究，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等等，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和新的解释，并取得了许多共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实践也获得了一系列新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以及教学实践的新经验表明，第四版的内容和结构仍需改进和完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深入阐述和补充，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并妥善处理，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问题，应得到深刻而充分体现。

    《原理》第四版出版八年来，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从国际看，新的历史条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这一历史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交往方式，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并利用科技革命的新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1]。从国内看，新的历史条件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启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任务的提出，等等，标志着当代中国已进入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一社会转型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从而构成了一个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变迁，它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并给人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

    更重要的是，《原理》第四版出版八年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扩展了我们的理论新视野，它所内含的创新精神启示我们对新的实践做出新的概括。

    当然，哲学命题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效应并非等值，但哲学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却是无疑的，而且同一个哲学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常识”命题，然而它在1978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转变成一个极强的政治命题，它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是巨大的，以致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哲学不能成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或辩护词，因为哲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即科学性、反思性、批判性；哲学也不能远离甚至脱离政治，因为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实现的，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大学生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就是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而“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2]。因此，我们决定对《原理》再做一次修订，向读者献上该书的第五版。

    　　　　二、“第五版”的中心线索：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化”

    的确，马克思一生都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辩证唯物主义”是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在1890年致施米特的信中首次提出的。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其根据和理由的。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包括历史观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3]。普列汉诺夫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惟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4]。所以，普列汉诺夫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论述了一系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

    在我们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5]。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加上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彻底完备的唯物主义形态，而这种彻底性、完备性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6](P66)

    问题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实现“一体化”的?这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给我们以较大的启示。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普列汉诺夫指出：“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他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4](P769)而“‘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4](P676)。

    这就是说，科学的实践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基础。在编写《原理》第五版的过程中，编写者经过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达成共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哲学体系。这是编写第五版的指导思想，也是第五版的中心线索。

    要理解和把握这一中心线索，首先需要把握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变革的关键所在，以及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从总体上看，旧唯物主义包括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两种形态。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代唯物主义，后在霍布斯那里达到系统化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它根据“时间在先性”的原则，把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人则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拉美特里那里又被贬为一架机器。在自然唯物主义体系中，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自然唯物主义确认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却一笔抹煞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自然唯物主义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而到了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并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典型形态。人本唯物主义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把人看做是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基础，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这是其“巨大的优越性”。然而，人本唯物主义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不理解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不理解实践是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所以最终得到的仍是抽象的人，忽视的仍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同自然唯物主义一样，人本唯物主义也“只是”从客体的形式，而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包括”在旧唯物主义范畴之中，并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不了解实践活动及其意义。

    唯心主义肯定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论证了人在认识活动中是通过自身的性质和状况去把握外部对象的。这种认识成果集中体现在康德的批判哲学和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之中。康德是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来思考人、探讨人的第一位哲学家。康德的“人是目的”的观念，既是对封建制度的无情控诉，又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超越。康德的思想直接动摇了基督教宏伟的理论建筑，直接冲击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而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则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理解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从而为历史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形式。

    然而，无论是康德的批判哲学，还是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都仅仅依据“逻辑在先性”的原则，或者是片面地夸大了主体的知识、思想等对客体的作用，或者是片面地夸大了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对立，把本质看做是独立于现象之外并决定事物存在的“本原”的东西，结果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唯心主义不理解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

    可见，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同的主要缺陷就在于，不理解实践活动及其意义。由此，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而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在历史观上重归唯心主义。结果，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论和辩证法遥遥相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咫尺天涯”。从空间上看，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相距很近，人类社会就处在自然环境之中；从时间上看，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却相距遥远，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人类走了两千多年的心路历程。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动一次震撼人类思想史的哲学革命，关键就在于他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即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换言之，实践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人类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使之为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7](P131)。

    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而且为了实现这种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然进行活动互换。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反过来，人与人的关系又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的“人化”是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7](P122)。同时，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又交织着物质与观念的转换。这是因为，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离不开具体的目的。“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8]

    与自然运动过程不同，实践活动过程不是一般的原因——结果的转化过程，而是目的——结果的转化过程，即目的作为环节插入客观的因果链条中，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而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特殊的因果关系中，目的作为原因并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所以，人的实践活动并不是单纯为过去的事物所制约，同时还为未来的事物所制约；并不是单纯适应规律，同时“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

    这就是说，人的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即人通过实践把自己的需要以目的的形式贯注到物质世界中，把目的这种观念存在转化为物质存在，从而不断改造、创造属人的对象世界，同时又不断改造、创造人本身——他的肉体组织、思维结构和社会关系。

    应该说，在各种矛盾关系中，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包含着客观性，而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又进一步证实着自然的客观性，并使自然具有了社会性，使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历史性。马克思之前众多的哲学大师都没有正确解答这一复杂的矛盾关系问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实践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从而使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了。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之时，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日，反之一样。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一个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被“推广”出来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马克思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现代唯物主义”。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实践仅仅是作为认识论的范畴而被阐述的，在认识论之外，即使提到实践，也只是一种应酬式的热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这一命题所要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全方位的：在自然观中，实践是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实践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历史观中，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的本质，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二位一体”的基础，实践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在辩证法中，实践是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分化与统一的基础，而且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实践使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间达到了真正的和解；在认识论中，实践构成了认识活动的基础，“实践反思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特征，并填平了一般认识论与历史认识论之间所谓的鸿沟。

    这就是说，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去揭示社会结构，并“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6](P78)。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只有把实践作为主旋律导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宏伟的交响乐中，它才能表现为美妙的和谐。

    正因为如此，《原理》第五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并以此为基础和轴心，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自然观和历史观、人与世界的关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使它们融为一体。这样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第五版的显著特点。由此产生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

    的确，马克思一生只提到一次“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但实践唯物主义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基本特征。与旧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而是同一种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表述。我们不能把实践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的实践观是和彻底的唯物主义、“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有机结合的：“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9](P58)，同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自在之物”又转变成“为我之物”；人的实践活动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同时，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它是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如果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突显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突显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则是为了突显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实践唯物主义所突显的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所突显的辩证性，历史唯物主义所突显的历史性，具有同样的原始性及其一致性。如前所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所以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P75)。同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而实践本身又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具有历史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6](P344)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由此成为我们透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

    所以，《原理》第五版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把实践的观点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历史性和实践性集中体现为它的彻底批判精神。所谓彻底，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0](P416)，不仅对其他社会思潮、哲学体系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且对自身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正是这种彻底的批判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成为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德里达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明确指出：“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吸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11]《原理》第五版注意到彻底的批判精神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极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学说。

    　　　　三、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原理》第五版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系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相反，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之间必然具有“时间差”、“距离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和教学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教学体系重在阐述学科的基本观点，它既要依据科学体系，又要符合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规律。修订《原理》第五版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力图建构一个既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又符合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从而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

    《原理》第五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结构做了新的安排：“物质与世界”(含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实践与世界”，“社会及其基本结构”，“个人与社会”，“联系与发展”，“发展的基本规律”(含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历史规律与社会形态的更替”，“认识与实践”，“认识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认识活动与思维方法”，“真理和价值”，“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第五版力图以这样一种教学体系来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阐述体现这种精神实质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教科书的主要任务都是阐述该学科的基本观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应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深化的；同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我们也应持一种辩证法的态度。

    第一，对于像“物质统一性”、“反映论”、“决定论”这样的基本观点，应结合现代科学的新成果讲出新内容，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例如，应结合量子物理学及其“测不准原理”说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结合统计决定论说明历史决定论。基于此，第五版增加了“物质形态的层次性和同构性”、“矛盾论与系统论的关系”、“语言、符号和认识”这样一些内容。

    第二，有些观点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涉及或未重视这些观点。为此，第五版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物与物的关系和‘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等。

    第三，有些观点在经典作家那里有所论述，但尚未充分展开、详尽论证，现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又日益突显出这些问题，使之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热点问题。对这样一些观点，应以现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为此，第五版增加了“传统文化和社会现代化”、“虚拟的实质及其作用”、“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样一些内容。

    第四，有些观点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随着学科的分化，这些观点已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其他学科的重要内容了，如阶级、国家和革命的理论就已成为政治学的内容了。对于这样一些观点，第五版就没有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没有列出专章来详尽展开这些观点，只是在有关章节中有所涉及。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适应学科的分化，而不是说这些观点不重要。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的内容都要经历一个从不确定到确定、确定以后还要不断调整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也是如此。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在编写《原理》第五版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一十分重要而又非常艰难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这一巨大而丰富的理论资源，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原则真正地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至今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 中国传统哲学例子”，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起来。第五版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同样没有解决问题，没有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 中国传统哲学例子”这一思维范式和论述方式。

    马克思曾经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0](P121)。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世界哲学，它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并科学地解答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深刻地把握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从而成为“世界的一般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种能够在不同专业语言之间“翻译斡旋的模式”，而且是一种能够在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翻译斡旋的模式”，所以它能够“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12]。

    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产生于欧洲，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民族尤其是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本土化”，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毛泽东自觉地意识到这一重要问题，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使之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从理论上说，“取得民族形式”，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特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内容，也是编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关键所在。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编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具有可能性。这是因为，哲学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具有超越民族性的一面；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和可相容性，一种哲学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哲学系统中。所以，不同民族的哲学既各有其独立性，又能够进行“对话”，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这个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世界哲学”，它具有超越欧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转化为民族文化的现实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体现的是农业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是工业文明。例如，当今的生态失衡、“全球危机”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说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实际上，撇开其中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色彩不说，这种“天人合一”说向往的也只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人们处于依赖和服从自然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是指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即人按照外在规律和内在需要这两种尺度来改造自然，不断改变原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平衡系统。

    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具有现代形式；同时，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去创造性地理解、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具有民族形式。换言之，我们应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式解读。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思想登山之路。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 中国传统哲学例子”所能解决的，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民族形式，用中国哲学话语说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就既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又能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从《原理》第一版到第五版，时间跨度为二十年。二十年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使马克思在空间上离我们越来越近，并日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令人震惊的空间感”；同时又表明，我们既要变革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又要凭借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当代，“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并存，表明任何民族哲学的发展必须同时考虑时代性或世界性和民族性，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而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人类“早熟”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富有东方神韵的深沉的哲学智慧，能够代表中国哲学发展方向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编写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版”，是摆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收稿日期：2003-06-10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7.

    [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39.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