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治学院　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03)

    ［摘　要］当形形色色的理论试图以狭隘的实践观来局限人们的历史活动时，实践活动也毫不留情地将这些理论逐一排除在历史的视野之外。实践活动强有力地呼唤着属于它自己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人是在实践活动以及由实践所展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获得自己的完整意义的，实践被提升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属性，实践造就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和作为社会化人类的思想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际地存在于推动马克思前进的诸种因素之中，存在于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实际过程之中。因此，就其属性或特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反映着实践过程、并由实践过程表现出来的全部内容。

    ［关键词］实践；实践观；马克思主义

    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问题，乃是由于实践发展呈现出来的重大课题。在当代，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马克思主义命运的理论问题，而且各种流派或思潮的斗争论战越来越局限于学术研究和思想领域中的分歧，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呈现着远离现实的趋势，使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日益陷入到纯粹的争论之中。究竟应当在活生生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钻进文本的迷宫寻找“马克思主义”？究竟是要立足实践的新发展探究实践中的理论问题，还是苦心孤诣地从思想和概念的演绎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这种现状使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鲜明地凸现出来，迫使我们重新回到实践这一问题的源头上来。

    一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历史存在的前提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人出现于“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亦即“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1](P67)的时候。马克思之所以鲜明地强调实践的社会意义及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这既是因为实践不仅在思想理论和认识的层面上造成了新旧哲学的截然分野，而且由于实践的作用使思想理论和人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又是因为实践不仅确立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而且确立了人的自我发展的方式和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途径。实践活动通过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等多重关系不断发生变革的作用引起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因此人类发展的历史便在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中显现出来了。这一切都表明：探究和反映人类历史命运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解放所经历的现实发展过程两者内在地统一于实践活动之中。

    人类社会历史的秘密深刻地蕴藏在实践之中，因为实践活动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使客观世界进入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人通过实践活动在展开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在对自己的存在进行着自我确证。这表明人是在实践活动以及由实践所展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的。实践活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形态，实践的现实状况反映了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生活状况或生存处境。事实上，由于缺乏科学的实践观，旧哲学总是把历史的创造与人的活动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如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实践界分为以自身为目的的“理论”与“实践”和以制成物为目的而以自身为手段的“创制”，是因为在当时的城邦国家中人被分裂为有公民身份的自由人和无公民身份的“奴隶”或“外邦人”。这种分裂的社会状态堵塞了人们通向历史的道路。康德区分了“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他只是在道德领域(而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们的创制活动)中抽象地克服了人的等级差异。[2]（P6）黑格尔从奴隶在否定性关系中肯定人的价值的活动中看到：奴隶性、手段性和工具性的劳动在辩证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变成了目的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活动。然而，当形形色色的理论试图以狭隘的实践观来局限人们的历史活动时，实践活动也毫不留情地将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逐一排除在历史的视野之外。实践活动强有力地呼唤着属于它自己的理论。于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被提升为实践，实践被赋予了劳动的内容。手段性的、工具性的活动用它的生产性改变了世界，它不仅生产出了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出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

    实践在马克思那里被提升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属性，实践在其展开过程中造就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和作为社会化人类的思想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由此发现了实践的终极意义在于它是以感性的人的活动方式存在着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从“人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的意义上来揭示实践的科学内涵，并进而指出人通过“感性的活动”获得了由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创造的生存、发展的环境。实践作为“生命直接的物质生产和与这种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全体活动”（Gesamtt?tigkeit）成为“历史的真正基础”，实践的革命性品质是使历史呈现为阶段性发展的根源，人们的实践活动实现着“社会和历史的根本性变革”[3](P101)通过“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人类才得以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实现着人类自身生存方式的革命！同时，由于人的本质“现实性”地体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因此，社会形态的演变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从而，蕴藏在实践之中的人类社会历史也展示着以人的本质的发展的标志的人的解放。

    二

    马克思主义是把握在人们头脑中的现实世界的运动过程，是在思想领域中展开的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也是这种现实世界运动过程本身，是人类历史展开的直接现实。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P75)马克思主义是从对现存世界的革命性改造中所锻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是现存世界在人的活动中发生变革的过程以及这个变革过程所体现出来的新旧世界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本身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规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缘由。

    从现实本身中寻找理念，革命的实践使马克思超越旧哲学。事实上，马克思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总是从它的实践意义上来理解的。马克思曾受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影响，但费希特主义把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用应有否定现有、用理想否定现实，而不注重研究现有和现实本身。马克思看到这一缺陷，便抛弃费希特主义转到现实本身中去寻找理念。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分子组成的“博士俱乐部”，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并完成了向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转变。但马克思“不是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强调哲学在预见未来、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并认为这种作用通过实践即理论批判来实现。“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外部世界”，而是作为改造世界的“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直面“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现实”。[6](P135,258)在《莱因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从“关于出版自由问题”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两个事件中意识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时费尔巴哈发表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直截了当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马克思从中得到了思想解放，并一度用“异化”“类本质”等费尔巴哈命题来说明世界，用“消除异化”理解人类解放。但马克思一开始就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他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提出要“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的状况”；[7](P43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费尔巴哈看不到黑格尔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中包含着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强调从反映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异化及异化的扬弃中说明社会历史；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的发源地是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超越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性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首次明确地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立起来，并把它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加以批判，指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科学地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从而，同唯心主义而且同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彻底摆脱了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为建立完备彻底的世界观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立足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马克思的继承人在各自的国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和征兆中，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革命已由准备时期进入直接实践时期。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他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人民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列宁主义阶段。中国经过鸦片战争已逐渐在殖民主义的框架下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势力由于在华利益的不均衡发展引发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局面为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得以在中国传播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马克思主义自在中国传播到发展壮大成为我国的主导思想，显然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社会的特殊矛盾和各派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主观的方面看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组成部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主义革命、在中国特殊的国情环境下中国革命道路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判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毛泽东思想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发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邓小平理论的新阶段。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继往开来，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提出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课题，提出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为媒介再一次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历史性对话。

    三

    何谓实践形态？[8]，实践形态就是相对实践这个一般概念而言的，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特定的活动领域中的具体实践，是实践的具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看到了实践形态演变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生产”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分工的发展程度”，“分工”导致“工商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9](P68)从而出现新的实践形态。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五十多年来，人类社会生活和当代人类实践的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后工业文明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都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境域。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人类实践形态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当时人类正在经历着的一次历史性的实践形态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由实践活动所表现的各种关系（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得以充分的展示。这种展示，使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比较显著的方式自我暴露出来，为科学的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这一时代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在这一时期以科学的理论形态反映在人类的头脑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仅仅只属于这个时代，仅仅只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以往文明成果的继承，证明人类在特定的实践形态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换句话说，人类实践发展的一脉相承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人类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现象，“马克思主义”的传授者们在课堂上往往将这个疑问解释为前人的实践“暗合”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我们毋须如此牵强附会地强迫自己的思想“暗合”某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成见。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人类通过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所把握到的一种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却是通过自己时代的人类实践活动把握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不只是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规律，而是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自有了人类历史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不仅使我们了解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渊源，还使我们预见到未来，即预见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由此看来，不是以往的实践“暗合”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暗合”了以往的实践。

    实践是通过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实践形态表现出来的，实践的发展正是这些具体的实践形态纷纷呈现的过程。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直到今天我们迈向后工业文明等不同时代的实践形态的演变。而每一次演变，虽然都在丰富着实践的内容，但却都没有改变人类的实践的本质内涵，因为实践形态的演变都存在于实践本身所蕴涵的内容之中。其实，“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0](P88)就实践的领域范围而言，古代和现在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古代和当代人们无非都不过是在从事着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科学文化的等方面的实践活动，其差别仅仅是从事实践的工具手段、方式方法和环境条件等方面。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人的千变万化的存在方式或实践形态总是蕴涵在实践之中，是实践的具体表现。无论何种实践形态，就其最终的意义来说，它都是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幻过程，实践使以物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却演变为以人的方式存在的自然（即人化自然），人们的社会关系正是在改造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不断的生成着、变革着。由于实践变革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关系，因此实践要实现这种变革就意味着它的变革所作用多重关系将达到相互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人们社会关系的协调，意味着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一致性，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发展，意味着每个人的发展成为他人发展的前提。这两个方面的协调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目标。这又说明，实践“暗合”了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人类实践正处于一种多元实践形态并存的总格局之中。就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平等竞争中历史地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展开着自己的实践形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于受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同时，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带来了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实践形态到底给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特殊性呢？我们应当看到，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就潜藏在这种纷繁复杂的表象的深层之中。历史地看，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总的说来，主导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总是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政治文明和先进的文化，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会使实践形态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其结果是导致社会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方面出现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然而，拉动这个社会前进的却只能是它的先进性因素所主导的社会力量。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不断丰富起来的因素正是这种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先进性因素。因此，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实践，就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和吸纳人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创造的文明成果。

    四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其创立者的卓越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人们往往根据马克思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性特征来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主要发生了由“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11](P29,107)两次比较重要的转变，认为马克思在完成了这两次世界观的转变之后，就成为共产主义者了，同时他的学说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近来，又有学者试图从其它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解，如科尔施根据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阶段”，阿尔图塞则提出了“认识论断裂”说，等等。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对马克思不同阶段思想的分析，试图找出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他们的缺陷就在于，用固定的标准（如某种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样式）来衡量“马克思主义”，以转变的结果（或转变的某个特定阶段）为标志来制造“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世界观始终处于转变发展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断地形成和发展着的。但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给马克思的世界观的发展设定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境界，并把这个最高境界的“马克思的世界观”与转变完成之前的马克思的世界观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许多人在现实活动中就是这么理解的，比较典型的是当前学术界中依然悬而未决的有关“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争)。笔者认为，这种设定不符合马克思世界观发展的实际，因为发展的过程性就意味着绝不可能存在所谓“最高境界”的发展阶段。有人也许会以“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发展的”来否认我们对“最高境界”的非难。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已经被看成是转变的最终完成，被当作“共产主义者”的标志，被假定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也就在实际上被限定在它所定义的关于“最终完成”、“标志”或“主义”等的框框之内了。同时，把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外在地描述为“黑格尔唯心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若干阶段，也不能客观地反映马克思世界观发展的内在过程。事实上，人们在对马克思世界观的发展进行这种外在描述时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比如，在谈到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唯心主义”时，特别说明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在谈到马克思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转变时，又强调“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者”[12]( P29，150)。这说明，学者们早已意识到在这个使马克思“从来不是纯粹的……主义者”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

    而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马克思完成了这两次世界观转变之后的学说，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某种发展到(？)最高境界的世界观或成熟的理论果实。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使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历史相联系的发展过程发生了脱离，“马克思主义”就使自己同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发生了中断，而马克思通过实践活动使自己的思想前进的内在过程则也遭到了机械的分割。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使马克思所从事的实践探索活动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而马克思如何使自己的思想发生革命的过程本身也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这种从不断变化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的做法，便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时常令我们陷入一种尴尬窘境的缘由。

    笔者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的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问题在于这种关联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以及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事实上，马克思世界观的两次转变是马克思毕生实践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要科学地考察马克思这一阶段的活动必须紧密联系马克思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革命风格。马克思世界观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变，很大的程度上说只能从马克思所具有的内在品质中寻找根源。因为在时代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实生活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发展的主观条件的情况下，在同时代的人中只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时代精英分子才实现了这种转变。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之所以专门研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其说是出于哲学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13]（P527）到底是什么样的兴趣呢？他选择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比较为课题，目的是通过考察古希腊哲学，“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找出当时德国历史转变“与古代希腊哲学的联系”。[14]马克思的理论兴趣总是同他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相关联的，现实的矛盾运动是他超越哲学从而超越自身的动力。因此，在世界观发生转变的时期，现存的思想资源对于马克思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机缘，比如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马克思总是从“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意义上以现实斗争的需要，在改造的过程中吸取着这些思想资源，并借以超越这些思想和自己的时代，所以他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者”或“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者”。有一种看法认为，青年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经历了“哲学的实践、政治的实践、抽象的劳动实践、劳动实践”等几个“层层递进，逐渐深入、具体”的阶段。[15]这表明实践活动始终贯穿于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发展历程之中，而推动这些环环相扣的发展阶段向前运动的是一种内在于其中的体现着实践活动本质特征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精神。

    显然，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真理的体系。“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16](P217)马克思主义，实际地存在于推动马克思前进的诸种因素之中，存在于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实际过程之中。因此，就其属性或特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反映着实践过程、并由实践过程表现出来的全部内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的内在联系蕴涵着“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深刻寓意。

    作者简介：商景龙(1963-  )，湖北武汉人，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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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张汝伦．历史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 鉴于对实践形态这一概念在一般意义的理解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分歧，同时限于本文研究的主旨，故不在此详细讨论此概念的定义问题。本文认为，实践形态的演变是实践发展的重要内容，比如，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目前正在向“后工业时代”过渡，而在这些不同的文明时代，首先表现出来的可以看作是人类实践形态或实践方式的演变。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2] 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 商景龙．究竟应当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5）．

    [15] 张阳升．青年马克思对实践理解的演化［J］．新华文摘，1993，（12）．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