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黑格尔“理性”的现代性概念之后，以资本范畴重建了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以资本为现代的“总体性”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对现代性展开批判，马克思实现了现代性观念论批判和存在论批判的内在贯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客观尺度和主观尺度内在地结合起来，通过对现代性悖论和分裂特征的揭示，建立了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和资本运动的客观性之间的联系，在阶级革命的话语中蕴含了面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虽然总是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但却不能在“极端”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态度，相反，它构成对各种现代性极端态度和折中立场的批判。

    『关键词』  现代性  资本  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法

    通过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现代性范式的批判，马克思以“资本”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揭示现代性的特征及其本质，形成了“总体”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由于将现代理解为资本规定的社会历史运动过程，马克思对待现代性的态度，虽然总是以激进的方式表达，却不能在“极端”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在阶级分析和阶级革命的话语中展开的现代性批判，是对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既不是出于激愤的道义立场，也不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毋宁说，它是统摄了主观尺度与客观尺度的历史辩证法，或者说是现代历史辩证运动的辨证批判。本文的目的在于，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揭示马克思面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在“如何面对现代性”这一当代的“总体性”问题上，阐释马克思提供的基本思路和立场。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范式

    “现代”是作为达人类文明的形态学范畴，意味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学划分。从历史性的纵向来看，它等义于“现代历史”，从共时性的横向来看，它等义于“现代社会”。人们基于对现代文明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的领会，将“现代”从历史的总体中区分同时又关联起来。“现代性”范畴被用于指称现代之为现代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则。这意味着人们对“现代”这一反思对象可能形成不同的规范基础，因此，现代性批判可能在不同的论域之内展开。

    形态学的“现代”概念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划分中出现了[i]。但从对“现代”的反思和自觉来看，黑格尔可以看成是第一个将“现代”问题哲学化的思想家[ii]。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上，黑格尔以“新时代”来颂扬现代，将现代理解为“理性的时代”，奠定了“现代性”概念重要的规范基础。主体的自由、平等、解放都以理性的概念为基础得到阐释，“理性精神”成为现代的基本标志和基本成果。晚年黑格尔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也是从理性批判角度出发的，他以绝对理性的国家和法来批判有限的“理性”和“想象的理性”[iii]，希望以理性的国家来克服现代市民社会的困境。黑格尔“理性”为基础命名的现代性概念，在今天仍然是现代性批判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源头。不少人将现代性的批判理解为对启蒙精神的批判，主体性批判和理性批判成为基本的主题，本质上就是延续了黑格尔“理性”的现代性概念。

    事实上，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理性”基础，已经遭遇了马克思本质性的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现代的解放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政治解放，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法并不够成对市民社会内部对立和冲突的克服，而是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因此，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由此，马克思动摇了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理性”并不是现代的本质规定，理性精神同人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紧密联系，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现代性批判不应该变成对理性精神的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理性”只是表达了现代性的精神原则，现代理性的基础及其限度应该在对社会历史的存在论批判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本身应该遭到批判。

    马克思通过哲学、政治经学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它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本质同一的。在此思想视域中，马克思以资本范畴重新命名了现代，在一种存在论的意义上建立了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在马克思的范畴里，现代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文明就是资产阶级文明，“‘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iv]。资本原则成为现代的基本原则，资本是现代的本质范畴。当然，资本范畴必须在马克思提问的高度和广度上才具有这种普遍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资本是一切存在物的存在形式，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而且是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一种存在联系。资本成了存在的普遍中介，贯穿于存在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面貌、人们基本的意识形态，而且改变了与人类历史本质相关的自然形态，因此，资本范畴能够标志和揭示现代社会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资本作为现代的本质要素，“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v]。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它对人们现实生活和观念形态的改变，才使现代同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分离看来。因此，现代的价值观念、精神原则应该在对资本中介的历史存在论批判中得到揭示。

    马克思将现代同资本这一历史原则本质地联系起来。资本规定的现代历史运动就是现代性的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贯穿了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在这种总体性的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是“资本现代性”批判。对资本规定的现代性进行存在论上的剖析和批判，既意味着克服了现代性批判中建立在观念论基础上的理性批判范式，也意味着对非批判的国民经学的扬弃和对建立在“伦理”应该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扬弃。由此确立了对待现代性的辩证态度。

    然而，由于忽视现代性本身的总体性，人们总是在分裂的现代性话语中阐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由此一来，马克思面对现代性的立场也从不同的极端上被漫画。马克思对代现代性的态度，不是同他对现代社会历史辨证运动的揭示联系起来，而是被阐释为根源于伦理立场的激进乌托邦，或者是立足于经济决定论的绝对客观主义。事实上，虽然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马克思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成果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马克思的批判具有一种明显的划界意识，他辨证地揭示出现代性的限度，揭示出现代性的悖论与分裂、进步与衰退、流动与停滞、自由与束缚之所在，他试图将主观的价值批判建立在客观历史过程的揭示之上，在现代性的辨证运动中消解主客体之间“应当”与“实然”的绝对对立。可以说，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这种历史的、辨证的态度，深深地根源于他对现代性辩证本性的深邃洞察。

    二、现代性本身的矛盾和悖论：辨证态度的存在论根源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以资本这一范畴为核心，在社会运动的客观逻辑和阶级革命的主观诉求之间建立联系。这样一来，在人们的阐释之中，阶级革命的极端话语和经济决定论的客观逻辑往往从两个极端上掩盖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辩证态度。事实上，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面对现代性，马克思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指出了现代历史是文明与野蛮交织的历史，既与保守的浪漫主义怀旧相对立，也与自由主义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争论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vi]

    马克思的辩证态度根源于他对现代性辩证特征的深刻揭示和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的产物。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被炸毁以后，“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vii]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代统治只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只是一个“过渡”。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历史过程，人们只能减轻和缩短未来社会分娩的痛苦，而不可能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viii]。因此，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社会经济规律”的揭示，而不是出于“应然”立场的道德评判。马克思开创了批判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这一视域超越了面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和道德批判，将批判奠定在坚实的存在论分析基础之上。正是这一视域，使马克思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因为十分显然，如果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产生于现代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裂，未来是建立在对“现代”的超越之上，那么，现代性的成果就必须得到充分的肯定，同时，其内在的限度也必须从超越的角度得到有力的批判。这意味着，简单的肯定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简单的否定是一种反动的“浪漫主义”，现代性客观的辩证法本身要求主观的辩证立场。

    还在政治经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就从法哲学批判的立场上肯定了现代的解放意义和现代解放的内在限度。马克思认为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它从抽象的、形式的方面建立了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体生活。马克思高度地评价了法国启蒙精神和法国大革命，认为他们确立并且创作了政治解放的“抽象的现实”，从而创作了“政治原则本身。”[ix]相对于古代社会，人们已经获得了政治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但是，马克思的意思无疑是说，市民社会内部的对立和冲突仍然存在着，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解放话语还受到市民社会的现实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