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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马克思文本研究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受重视，它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新的生长点之势。为了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化，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的主张，旨在对过去研究中存在的无视文本基础、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做法进行反省，以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水准的自觉。这里特看法三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及成果，以期引起同行专家和研究者的重视。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
鲁克俭（中央编译局）:方法论自觉与学派建构
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
聂锦芳
时序已经推进到二十一世纪，距离马克思进行理论创构的时代过去一百多年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但必须看到，作为十九世纪中下叶德意志民族一代思想巨匠，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在当代其实“已经悄然退场”：人们在他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不用说还有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更为复杂的情形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很少有论者是把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来看待的，对他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情绪成分，以致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言说马克思的人越来越多，“挖掘”和阐释的思想越来越新颖，但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和思想却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他的文本越来越不熟悉。在人类思想史、哲学史上，一种流派在传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并不鲜见，但对于远未穷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是亟待改变的。我们提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的主张及其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活动，正是为改变这一种状况而做的一种努力。
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回顾和反思，我们发现，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零散而无序的状态，缺乏宏观性、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这种情况不仅使得这方面的研究缺少学术传承和积累，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原始思想客观、完整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目前在新的时代境遇下进行的马克思研究，要真正超越过去的工作，就需要把其文本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渐次展开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即版本考证与方法省思。对于像马克思这样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的思想家，其留下的文本及其相关文献是我们诠释其思想虽非唯一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依凭；而从总体上对其著述进行比较清楚的梳理和尽可能准确的统计，将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他写作的特点、文体的类型、文本的曲折历程和思想被接受的种种复杂情形，是文本研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对马克思重要著述的手稿、笔记的保存、流传和版本情况进行梳理和甄别，对一百余年文本解读史上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出现过的种种误读和曲解等状况的了解和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的是，我们是置身于二十一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写作的文本的，特别是经过二十世纪社会实践和哲学思维的纵深发展，现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如何迎应时代变迁和包括解释学在内的文本解读模式的挑战，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和超越，这是我们进行文本研究最重要的前提。
二是重要文本的具体解读，包括文本的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和整体研究、宏观研究。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来说，要对其全部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我们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然而就是这些经过过滤和选择是作品的数量也比较庞大，需要我们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有的精读，有的泛读。
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是对马克思代表性作品的精读，即按照“文本学解读”的一般路径，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
整体研究或宏观研究是选择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写下来的若干重要著述重新进行清理和研读。选择的标准，一是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是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是其中的有些著述虽然不成熟，但它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过渡性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在对这些作品的具体解读中，与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相比，考虑到研究时间和精力，可能在每一文本探究的细微处上有些差别，但也不是寻章摘句式的走马观花，而是力图进入其文本内部，从文本本身出发，着重倾听马克思自己的言说。
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的文本，但落脚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和评价。即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贯通梳理和总体把握，在比较的视野内评定其思想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这一工作包括以下一些环节：
——同一思想在不同文本中演变情况的梳理。 文本的具体解读只是对某些作品的研究，从中梳理与挖掘的观点与思想在该文本中有其特定的含义与界域，然而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是持续的、承接的，又是变化的。概括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对不同文本中关涉到的那些相同议题进行悉心的梳理，甄别出它们的具体含义的差别和变迁，寻求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一工作避免了单纯根据马克思某一文本中所阐述的思想就对其总体思想作出表述，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准确含义。诸如马克思毕生重视的“劳动”、“生产”、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人的本质等等范畴和思想，在不同的著述中都赋予了不同的新意，他对资本统治的分析和批判，由一种基于道义的、零散的谴责行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批判理论和方法，而其观照和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嬗变过程，才达及一定的高度和水准，这些都需要我们有比较清楚的把握和认知。
——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的词义辨析。迄今为止，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用最普遍的文本仍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版，这里绝不是对中文的翻译持否定的态度，相反我认为它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而且在目前翻译作品普遍下滑的情况下，马克思著作的中文翻译水准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著作那样，能够做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的一一对应的转换，甚至有时在另外的语种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匹配的词汇，或者勉强用了一个但二者各自又有多重含义，当然还有的是因译者本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的考虑而造成的歧解，这些都为准确的理解原文的思想增添了很多难度。目前对照马克思著述的中、俄、德三种文本，我们发现这种因一个词的翻译而导致的理解上的差异的现象越来越多，诸如把“Recht译为“法”、“法权”和“权力”，把“Eigentum”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 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公民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意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的深入挖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研究方向和领地。
——重要观点的提炼、概括和阐述以及思想的体系化“重构”。基于具体文本思想原始状况的解读、不同文本中思想的演变历程的梳理，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解读者还要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勾勒、提炼，并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述出来。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提炼和阐释时，我们要特别强调对马克思文本的总体性把握，不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时上述几个步骤中对具体细节、过渡阶段的重视应该让位于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上进行的考虑和抽象，必须剔除去偶然、枝节和非主旨的方面及其内容，概括出一个有自己独特思想观点的马克思的形象；否则，前面所进行的细致工作就没有结果，没有归宿。比如新近国内学术界发生了有关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的争论，沿袭国外在相关问题上“对立论”与“一致论”的分野，双方论者都从文本中找到了一些材料佐证其观点的正确。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各自的确对某些问题既发表过前后一致的意见，也表达过程度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把握，应该能够甄别出哪些论述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在比较的意义上体现出他们的思想特征与差别。
必须指出的是，像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尽管成年之后一直到生命的黄昏都在从事写作，但由于鉴于他理论创作的主旨、思想展示的领域以及著述计划执行的特殊际遇和结果等复杂情形，使他未必把自己的所有的思考包括已经成熟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特别是他的哲学构架和体系，都一一明确地表述出来。但从宏观上看，他独特的思想、观点甚至体系或架构无疑是存在的，这就要求文本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文本的解读、根据自己的概括和抽象，把这些分散的观点和思想通过“重构”（reconstruction）的方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结构系统。
——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思想的比较。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不能囿于自己的领域内思考问题，必须在比较的视野作出判断。即将此前所获得的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就马克思而言，至少包括几个层次：一是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的复杂纠葛及思想差异。二是与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背景或阴影的黑格尔思想的关系。此外，在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方法论自觉与学派建构
鲁克俭（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尽管是一个新提法，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所做的马克思研究就是文本解读研究。“文本”是一个解释学的概念。就马克思的“文本”来说，除了马克思本人，其他人在面对这些文本时，也就是在进行“解读”。“读书”，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存状态。马克思研究者也是在“读书”，是“读者”。但马克思研究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因为研究者的“读”是带有研究性质的。这就是说，一方面，研究者的“读”要比一般“读者”读得深，能读出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研究者的“读”是有学术积累的，后来的研究者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解读”。而如何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也是每个研究者都会自觉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研究者至少应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方法论自觉。
第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基于MEGA2。研究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他并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进行解读，而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相关的有价值的材料。研究者依据已有材料做出的解读结论，在新材料出现后，其可信度就要经受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既有解读结论被新材料所“证伪”，或者其可信度大打折扣。而这也是一个学术积累和进步的过程。就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从解放前只有少数马克思著作被译成中文，到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全部出齐，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材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深度也大大提高了。不少老一辈马克思研究者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对马克思文本所做的解读研究达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致。新一代马克思研究者要想超越前辈，就必须利用新材料，特别是MEGA2。
尽可能利用已有的材料，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利用新材料，才能做出新结论。一些西方马克思研究者甚至专程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查阅马克思手稿，从而做出了新的发现。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德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整理出并最终出版了《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国学者一般没有条件这么做，但利用好MEGA2却是新一代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在MEGA2新材料不断发表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仍然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就会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落伍。特别应该引以重视的问题是，不去有意识地利用新材料，就会给思辨留下发挥的空间，就容易出现“过度解读”的情况。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可以说是“过度解读”的典型。尽管阿尔都塞在解读中运用了著名的“症候阅读”法，但他提出“断裂说”所依据的马克思文本材料是很有限的。阿尔都塞晚年精神病发作后曾坦白说，自己并没有读多少马克思的著作。阿尔都塞无疑是天才的思想家，其“断裂说”不乏真知灼见，但“断裂说”毕竟缺乏是充分文本依据的“过度解读”。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学者指出它与马克思文本证据的矛盾之处。就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不在充分占有和利用新材料上下功夫，而是期望靠丰富的想象力和强有力的思辨做出阿尔都塞式的“新发现”，就很容易陷入过度解读的泥潭。
第二，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连国内理工科研究生都知道，阅读国外相关文献是做研究的前提。但对做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国内学者（更不用说研究生了）来说，不了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径直做“解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做研究首先要阅读已有文献，这是每个研究者都知道的道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马克思研究者更多只是阅读中文文献（或者译成中文的国外著作和论文），而没有直接阅读外文文献的习惯和动力。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马克思研究基本上仍处于与国外研究相隔绝的状态，国内学者既缺少与国外学者的对话，也感受不到与国外研究的差距。
就国内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来看，有三类问题比较常见。第一类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这些问题类似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关于一个针尖上能站5个天使或6个天使的讨论，讨论尽管热烈，甚至引经据典，但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第二类问题是拿来国外学者曾经或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如人道主义、异化、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等等。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虽有所了解，但常常是略知一二，或知之不详。于是在围绕这些问题做研究时，常常是花了很大气力并自认为得出了新结论，但其实只是重复（甚至低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是做了低水平的重复性劳动。
第三类问题是貌似新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国外学者已经探讨过的问题。能够提出新问题，应该说是学术进步的标志。但在没有阅读外文文献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自认为提出了新问题，实际上早已有国外学者做过深入探讨了。
毫无疑问，国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总是跟在国外学者后面，新一代学者有责任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即“中国马克思学”）而努力。但“创新”首要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无视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奢谈“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以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为基础。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历史上，新材料的出现（特别是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著作手稿在20世纪相继发表）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认识；另一方面，马克思版本专家在版本考证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也影响到既有的解读结论。比如一些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著作的文本后来被判定为别人（如费尔巴哈、赫斯、恩格斯等）的作品，这势必会改变以往的某些定论。尤其是伴随着MEGA2的编辑出版，马克思一些著作的版本问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本的修改情况、文本各部分的编排问题、文本写作时间的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的关系等）进一步得到澄清，将极大地深化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等基本思想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把握和认识。MEGA2各卷的编辑者关于相关文本所做的版本考证在各卷的资料卷中有详尽的说明，因此利用好MEGA2资料卷是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重要一环。在研究过程中，如果研究者的解读结论与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相矛盾，研究者就应该正视这种矛盾，要么调整自己的解读结论，要么做进一步的文献学研究，从而否证MEGA2编辑者的研究结论。这才是真正严肃的中国学者对待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成果应有的科学态度。在没有做任何进一步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体现了真正科学的理性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单凭自以为是的所谓“思想”（实则是过度解读）就宣布前苏联文献学家及MEGA2编辑者文献学研究成果是“标新立异”，恰似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民间科学家”心态。如果进一步把MEGA2编辑者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归入“西方马克思学”范畴，更是缺乏基本学术常识的体现。总之，无视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都不利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深化，也很容易导致对文本的过度解读。
第四，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善于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对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利用马克思著作的既有中文译本是一个便捷的途径。但为了解读的准确性，研究者有时需要对照马克思的原文，必要时还需对照各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马克思有些话也许参看原文也无法准确理解，但参照其他语种的版本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各主要语种的翻译者大都是马克思研究的专家，翻译本身就渗透了他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因此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实际上也是借鉴前人的智慧，这与主动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新成果是同样的道理。
总之，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应该少些思辨，多些实证。康德在讨论科学时曾说，要给思想的翅膀挂上重物，使它不能任意翱翔。我们以为这一警告很适合当前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如果说康德所说的重物指的是“经验”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重物就是“实证材料”。只有这样，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才会有学术积累和进步，与国外学者的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展开。
《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承担起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艰巨工作。从1883年到1894年，恩格斯历经11载终于在逝世以前将《资本论》的这两卷付梓，可谓是居功至伟。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序言中，恩格斯曾多次强调他恪守了最大限度地尊重原作的编辑原则，除非万不得已才对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进行了修改。但恩格斯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呢？换句话说，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原始手稿是否一致呢？这就是《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最近，随着MEGA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II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面出版，这一问题成为国际上马克思学研究的焦点。
一．《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考茨基。他曾经为编辑《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大众版《资本论》接触过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他在1926年大众版《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曾批评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地把握住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也并没有自始至终地遵循这一思想脉络对手稿进行整序和编辑，在恩格斯版《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之间存在着差异，要想使这一问题得到科学与公正的解决，只有将马克思的全部手稿公开出版，让公众去评价，但由于这一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考茨基本人对能否出版这些手稿持悲观态度。
但是，考茨基的梦想在今天正逐渐成为现实。1992年《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主要手稿（MEGA②II/4.2）的出版终于使一般读者也可以阅读到第三卷的原始手稿。1994年负责该卷编辑的福尔格拉夫（Vollgraf）等人公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恩格斯并没有践行他尊重原作的编辑原则，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了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干涉”，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来计算，恩格斯版《资本论》第三卷共计870页，其中未经恩格斯加工的只有580页，也就是说其中有三分之一不是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但是，由于受《资本论》第三卷其他相关手稿——1871到1894年手稿（MEGA②II/14）于2003年，恩格斯版《资本论》第三卷（MEGA②II/15）于2004年——出版滞后的限制，再加上编者们又没有提供恩格斯版《资本论》与马克思原始手稿差异的具体信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想研究《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一直限于MEGA②编辑者内部以及直接接触和研究过手稿的特殊群体，譬如一批热衷于文献考证的日本学者。
这种状况可能会因2005年底MEGA②第II部门第12卷正式出版而彻底改变。该卷不仅首次公开了恩格斯在1884年至1885年为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而制作的一部编辑原稿（Redaktionsmanuskript
von Friedrich Engels），更重要的还在该书的《附属材料》卷中收录了揭示恩格斯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几个附录，从而为研究两者的关系提供了决定性证据。负责该卷鉴阅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米歇尔·克莱特科（Michael Krätke）在其长达10万言的鉴阅书中写道：“MEGA②第II部门该卷的完成和发表对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MEGA②的该卷第一次为一般研究提供了一个本质性基础。”
二．MEGA②第II部门第12卷的特色
按照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的说明，马克思为撰写第二卷共留下了8份手稿。恩格斯的编辑工作首先是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制作出一部编辑用手稿，这就是MEGA②II/12卷收录的“恩格斯的编辑原稿”。相对于《资本论》第三卷缺少对恩格斯编辑工作的记录而言，这部手稿详细地记录了恩格斯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编辑出《资本论》的过程，它对于我们评价恩格斯的编辑质量具有特殊的意义。
恩格斯出于非凡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曾把编辑目标设定为编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来，这使得他不得不对完成程度相对较低的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进行修改，其结果使恩格斯的编辑原稿超越了原始手稿的草稿性质，在二者之间就出现了对后人来说必须予以究明的三个问题：（1）编辑原稿是否继承了原始手稿的结构和篇章标题；（2）编辑原稿采用了原始手稿的哪些部分；（3）编辑原稿是否与原始手稿的文本一致。
负责MEGA②II/12编辑工作的是日本MEGA编委会仙台小组，对这三个问题日本学者是通过在该卷的《附属材料》卷中增加三个特殊的附录来予以解决的。即针对（1）增加了“构成比较（Gliederungsvergleich）”；针对（2）增加了“出处一览（Provenienzverzeichnis）”；针对（3）增加了“出入一览（Abweichungsverzeichnis）”。“构成比较”列举了恩格斯编辑原稿的构成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章节的区别；“出处一览”标明了恩格斯采用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出处；“出入一览”则揭示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改动、补充和删除等具体状况。通过这三个附录，我们可以完全把握恩格斯的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具体差别。
这三个附录是MEGA②其他卷次中所没有的，它是仙台小组超过MEGA②《编辑纲要》的要求而独立增加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入一览”。当仙台小组提出要在MEGA②II/12中增加“出入一览”时，曾遭到了一些MEGA②编委的反对，理由是工作量过大且与刊有《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卷次缺少统一性。但是日本学者以被称作“丰田主义”的工作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内容庞大的“出入一览”，这也使得MEGA②II/12的《附属材料》卷比《正文》卷的篇幅还大。根据这一“出入一览”，我们发现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变更，主要指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失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这些变更显然要比恩格斯本人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所承认的变更要多得多，而且有些变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内容的理解。例如，恩格斯创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Zirkulationskapital）”概念；他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produktives Kapital）概念改为产业资本（industrielles
Kapital）等等。总之，由于MEGA②II/12提供了上述三个附录，使人们对《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实证阶段。
三．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题”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有无差异的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但在我国和前苏联东欧一直被当成一些西方学者的别有用心，即通过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对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结果长期以来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笔者无意要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对立，更反对那些通过让两者对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但是面对《资本论》编辑中所出现的这一事实，如果再拒绝承认甚至把对它的研究当成异端明显有悖于科学精神，也不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相反有可能限制我们对《资本论》的解读和研究质量。
今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写作150周年。为纪念该手稿的写作这一历史事件，以日本学者为核心MEGA②第II部门的编辑者们正倾尽全力试图将剩下的3册（MEGA②II/4.3、MEGA②II/11.1、11.2）赶在2008年前出版。据说在收录1868至1881年马克思第二卷原始手稿的MEGA②II/11的两册正文中将反映MEGA②II/12增加的三个特殊附录的成果，它们的出版将会使《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成为更加无法回避的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与其回避还不如对其加以正确引导，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因为这毫不影响恩格斯的伟大，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但是，我们在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时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严格依照文献学和文本学的研究成果还历史一个真实，对恩格斯的工作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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