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100732）

　　【内容摘要】与从意识形态和观念论特征展开的现代性批判不同，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理论将现代性批判导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向，资本成为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范畴，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构成。文章认为，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转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并不能构成批判和否定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依据，相反，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效果历史”。在当前现代性全面拓展和成熟的语境下，文章指出，中国当代实践的基本意义应立足于现代性的内在批判，以一种辩证的实践智慧探索和开创超越现代性走向未来的可能性之路，而不是单纯以现代性的确立作为自己的目标取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此一实践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马克思  现代性批判  实践意义  中国实践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提供了不同于观念论批判路线的资本批判范式。他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基础，而且在辩证批判中以明确的未来指向拒绝了向现代性的妥协，此种辩证批判的话语意味着对抽象立场的克服和扬弃，同时也易于被极端地发展和延伸为抽象立场，从而遭致漫画式的辩护和否定。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正是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发挥着特定的“效果历史”，影响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话语和经验实践。当今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话语和现实实践总是从正面、反面、侧面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意义同时也在诸种复杂的关联中被巩固了。本文的主旨在于，就其基本的方面原则性地申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实践意义，至于细密的学理论证以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其他方面还不是这里的主要任务。

　　一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在当今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除去与制度化层面的“现代化”大体等意的“现代性”概念而外，总体而言，“现代性”被塑造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现代性批判主要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观念批判。这一批判路向，或温和或激进地反思现代的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将现代性的困境和灾难看成是现代启蒙精神的后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潮流，更是将现代性批判从社会制度和历史形态的批判中完全地置换出来，追溯现代几种社会制度（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共同的观念基础，现代性批判成为对现代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理论特征等等的批判。“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时代精神，反过来又以这种精神来定义和理解现代，社会历史的特征首先被阐释为一种文化的、精神的特质。

　　这种现代性批判路线本质上是一种观念论批判。所谓“观念论批判”，在此不是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意义而言，而是指以下两层基本含义：一方面，这种批判的主题是揭示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它们只是揭示和批判了现代性的“观念论副本”，而没有深入此种观念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批判质疑改造和变革社会历史的革命理论，将其看成是现代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产物进行批判，此种批判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理论批判的方式，也就是观念批判的方式，而不是实践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理论倾向的形成和强化，与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密切相关，一方面，专制、暴力、侵略等等现实的灾难并不仅仅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代表的实践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严重的异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发生了社会主义阵营崩塌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现实的资本主义通过国家的干预似乎实现了自我稳定和自我完善。这样一来，对现代社会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就从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社会形态批判中脱离出来，从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话语中脱离出来，转化为一种观念批判和话语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此种现代性批判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今的现代性批判话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以马克思的思想为争论的对象。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理论，将现代性批判导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线，相对于观念论批判，我们或可简约地称之为一种现代性存在论批判。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受到现实经济基础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解放只是形式的、抽象的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类解放”。由于观念的意识形态、政治国家受到资本原则的规定和限制，观念范围内的批判和扬弃就只具有“虚假”的性质。现代性批判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及其原则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全面贯彻和实现，现代性的超越就依赖于扬弃资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或理性自身内部的运动。只要资本还是社会历史的基本建制，工具理性批判、抽象理性批判、主体主义批判等等始终就只具有观念论批判的性质。这当然不是说诸如此类的批判没有意义，而是就其限度而言，它们没有达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基础。

　　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命名为资本现代性批判，是就两个基本的层面而言，一方面，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根本对象，另一方面，资本范畴是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历史的核心工具，或者说，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现代社会历史的存在论中介，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揭示资本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贯穿及其内在限度，由此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和现实途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展现为几个内在相关的主题。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现代性理论批判的方面和建构的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现实的诊断和对未来的探索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革命是立足于现实走向未来的途径，马克思力图在社会运行的客观性和阶级革命的历史主体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联系。由此，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和与此密切相关的革命理论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的基本内容。

　　在当今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遭遇了强烈的挑战，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兴起实际上本身就执行着一种置换资本批判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与“资本主义没有替代物”和“告别革命”的公开宣称密切配合，以一种话语批判的激进主义贯穿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有意思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乃至捍卫，在当代的历史境遇中，本身也以一种话语的方式实现。这一现象在理论上表现为，由于往往从三个组成部分的学科化进路阐释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思想的意义被阐释为各自学科范围之内的思想史革命，面对实践的挑战，它更多地在离现实较远的、“抽象”的哲学上得到坚持。现代性批判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根本主题没有被本质地突出出来，作为这一主题内在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理论在一些学理化的阐释中被有意或无意地悬置和剥离了。相反，在马克思的批判和反思者当中，这些方面恰恰是关注的焦点和重心。探索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基本的一点就是要直面这些批判，考察马克思相关思想的有效性和意义，而不是将它单纯申诉为一种抽象的哲学，一种思想史范围之内的所谓革命。如果马克思思想的这些基本方面本身过时了，或者说得不到有效的阐释，根本就谈不上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

　　二

　　一般来说，实践性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品性，而对实践性却有不同的阐释。在国内学院化的阐释中，实践范畴甚至被提升为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的“原点”，成为其扬弃传统哲学、立足于当代哲学视域的基本标志，成了实现思想史内部变革的理论范畴。对马克思思想此种理论意义的强化，易于将其意义封闭在思想史的内部，而忽视现实历史的变迁，不去对现实的实践问题和挑战作出有效的回答。而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看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和现实的实践，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不是彻底的破产就是过时了，最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本身遭遇了实践的反讽，马克思理论的失败是历史实践本身证实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正是诉诸于所谓的历史性和实践性，以经验历史的变迁和事实来指认马克思理论的过时、错误、乃至于根本的失败，比如苏东剧变被看成是马克思思想失败的实践证据等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遭到了全面的批判。

　　与黑格尔试图以理性的国家作为现代的超越维度来克服现代性的困境不同，马克思否定了现代国家的这种超越性，指明现代国家本身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物质关系的基础之上，它确立和捍卫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家只有在经济基础的变革中才失去它政治统治的职能[i]。亦即是说，现代国家只是资本现代性的从属建制，不可能构成对现代性的超越。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国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为了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的观念论倾向，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突出和强化了国家的从属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主要就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随着资本不断遭遇自我限制和危机，国家权力开始成为资本干预因素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的转变。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处境中，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加强，经济生活的法制化、社会失业保障的制度化，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有人甚至认为国家在“制造自己的经济基础”。这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国家的从属性遇到了挑战。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受到了哈贝马斯等人的批判，他们指认当代社会的组织原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批判理论已经不再适用[ii]。

　　事实上，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资本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诚如马克思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指出的那样，“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iii]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金融资本主义等等，也不过是资本在自身原则之内的颤变。资本作为时代的基本原则无疑是历史地生成的，但就它自身的过程来说，是逐步的展开，也就是说那个真正能作为起点的起点乃是抽象的全体本身，对于这个全体来说，它是先在的，内在地同一的不变的“实体”，否则它就不可能被标志为一个时代。资本仍然是当今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基本中介。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把握到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及其限度，彻底地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不触及其内核和基本纲领的证实或证伪，既无损于它的高度，当然也无增于它的高度。因为他是触及到了时代的基本原则，并对这一资本原则进行了实质性的揭示[iv]。以一种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实践性和历史性批判策略来否定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无力的。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另一种解读，可以充分地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不仅参与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参与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转型。

　　理论和思想对历史的参与性是现代社会中“实践主体性”的基本内涵，社会历史不再被看成是非反思的、自在的、自然的、绝对客体性的过程，吉登斯将现代性的这一特征命名为“反思性”。在我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和矛盾的揭示与批判正是以这种反思性参与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马克思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不能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资本将由于自身的限制而带来对限制的突破，因此资本的稳定和巩固需要资本之外的力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作为市场存在的消极结构，而是积极地发挥经济职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生产不再是纯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这时，理论上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在实践中占主流地位。从“反思性”的概念来看，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以否定的方式成就了自身的理论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西方理论家指出，是马克思拯救了当代资本主义。当然，从马克思的视域来看，国家对资本经济的这种干预，是遵循和实现了资本的原则，是对资本的维护和巩固，而没有触动资本的前提和存在条件，因此，并不意味着人们走出了现代性，而是现代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盟和一体化。忽视了这一社会变化的资本基础和本质，就会仓卒地宣布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破产。关于国家干预资本运行这一现象的实质和意义，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巴斯夏和凯里的批判就可以清楚了[v]。

　　二十世纪世界图景的另一面貌出现在东方社会，即落后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曾经以资本批判的面目出现而成为资本世界的敌人。如今面临的事实是：沿着革命逻辑建立的社会主义，经过近80年的发展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等等，资本逻辑被再度引进了现实。此一历史被批判者看成是马克思思想失败的有力证据。

　　我们知道，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包含了阶级革命的内在逻辑，当这种革命的话语从资本批判的逻辑和现实历史语境中置换出来，移居到其他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时候，发生了本土化过程。从总体上来看，在这种移植中，从传统走向现代成为革命的基本诉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只是反对殖民主义，目的在于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从苏联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来命名自己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走向现代性而不是超越现代成为基本的组织和动员目标，现代性原则以反资本的名誉通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得到实现，成为一条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导向现代性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不同，按照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的说法，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最后立场，是现代性的彻底化[vi]。我们无意于否定任何实践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原则高度和社会的具体现实之间存在基本的差异。因此，实践上的成功或失败与理论的真理性之间并不直接的同一。当两种社会形态“趋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仍然遭遇现代性的风险、危机和困境，处于现代性的普遍包围之中。

　　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不论是资本主义形态内部的颤变，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衰落，都使得资本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进一步彰显出来，资本的全球化正在创立一个总体性的“世界历史时代”。但这并不能说明资本的永恒，而是为资本现代性批判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语境，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资本命名和批判也因此而与整个时代的命运密切相关。然而，面对资本的坚硬现实，创造历史的激情被代之以普遍的肯定主义。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空间移植由此也成为历史。面临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面对革命的“失败”，资本更易于被看成是一条先验的原则，一个永恒的范畴，今天流行的“资本没有替代物”和“后革命时代到来”的说法内在相关地证实了这一点，它们无意识地承担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功能，构成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批判。如果像我们所说的这样，二十世纪的历史实践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那么，就当前的情况而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之实践的可能性何在？

　　三

　　马克思的革命话语被从批判和超越现代性的语境中移植出来，参与了一些国家作为“落后者”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这一移植，导致了恩格斯所说的“革命第二天”的历史困境[vii]。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得不伴随对资本现代性的隐形遵从，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中，真实的状况是传统、现代和未来因素的多重并置。“实践的社会主义”由此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批判，站在传统保守立场上的人指责它的激进主义以及它与现代性的同谋，站在资本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人指责它的“封建”因素和指向未来维度的意识形态乌托邦，而站在未来理想立场上的人又指责它的“封建”因素和它与现实资本的同谋，指责它的落后和对现代性的“退让”。在多重张力的挤压中，发生了“共产主义大面积塌方”的历史事件，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谷。由此，“资本没有替代物”，“告别革命”，作为来自于经验历史的结论，才成了批判和质疑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命题。我们认为，在资本全球化全面推进的今天，才真正提供了马克思思想发挥其生命力的现实条件，同时也为客观地反思马克思的理论成果提供了真正的语境。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关联，发生在马克思的思想历史影响的这一转移中。其面临的历史处境和基本任务与马克思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批判理论之间存在差异。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建设，也不得不遵循着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和完成现代性的基本目标，这样一来，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初步设想同现实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基本的困扰。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苦于现代性之发展而且苦于现代性之不发展的当代中国，它将如何可能进行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它是否可以不但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平，并且达到这些国家即将会达到的超越现代的水平，亦即是说，它是否可能不仅越过自身传统的界限，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已经面临的和已经显示出来的现代界限？当年谈到落后德国现实的时候，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革命，肯定此种可能性的存在[viii]。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问题的实质是，在革命不具备马克思谈论的原则高度，并且已经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时候，马克思思想如何可能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并且真正发挥其指导原则的作用？问题或可换成这样的说法，即是，一种批判和超越现代性的理论如何可能在具有现代性建设性质的实践中发挥其指向未来的历史功能？

　　如果仅只是立足于“苦于现代性之不发展”，基本的目的只在于形成一个“现代的中国”，使它像西方“列强”那样，并且比它们“更列强”，那么，问题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对资本现代性的全面接纳将是卓有成效，并且切实可行的。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复苏这样无可争议的事实吗？在这样的前提下，问题至多不过是变成：结合我们的传统，结合我们的国情到底该如何“拿来”，该如何转化吸收，如何在多种现代性中形成我们自己的一“种”。现今关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讨论，深入一点的大体也只是触及到这一层面。这将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失去超越现代性的历史担当，马克思的思想被以各种形式“创造性地转化”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资源。相反，如果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苦于现代性之发展”一端，忽视现代性之不发展的实情，以一种强硬的方式来取消资本、商品、市场，批判言论、思想、选举自由等等，否定现代的基本成果和基本原则，激进的批判常常会同最传统的保守主义合流，诸如对现代自由民主的批判等等，往往成为为专制政权和个人迷信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对现代的批判和超越。这种情形，一度是历史的真实，并成为一些人批判“实践的社会主义”的有力“把柄”，同时也成了批判马克思的“把柄”。实质在于，此种状况正是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原则高度上的跌落，正是马克思所极力批判的现象。

　　中国创造历史的可能性和对人类历史的真正担当就在这种现实的张力之中，就在否定和批判如此两种“极端”的努力之中。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不仅需要一般的实践智慧，尤其需要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和思想指导，它从根本上要求实践是有“理念”的，有超越指向的，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操作和博弈演算。当然，此种思想或理论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提供一种直接的、可操作的“模式”和“方案”，而是就其基本意义而言，它立足于现实并指向未来，因而能成为历史的路标。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是“辩证历史的辩证批判”，是对人类未来的积极承担，不能把它看成对现代性的抽象否定。在马克思那里很明显，如果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产生于现代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裂，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对“现代”的超越之上，那么，现代性的成果就必须得到充分的肯定，同时，其内在的限度也必须从超越的角度遭遇有力的批判。这意味着在对待现代性的态度问题上，简单的肯定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简单的否定是一种反动的“浪漫主义”，现代性客观的辩证法本身要求主观的辩证立场。

　　中国当代的实践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原则上要它在实践中对现代性贯彻一种内在的批判和走向未来的超越意识，否则，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至多变成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宣称。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单纯从一种未来的“应然”态度来剪裁现实，忽视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历史条件，从而重复那种势必落空的乌托邦实践，导致现实的灾难。不论其中何种形态成为现实的实践，都将使我们失去创造历史的机遇，或是亦步亦趋，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一跃而入现代性之汪洋大海；或是因循守旧，打着批判现代性的旗号，却是与最为落后的保守主义调情，甚至将蒙昧主义看成是超越现代性的精神旗帜，专制主义看成是克服西方民主缺陷的良方，如此等等。

　　面对现代性的全面拓展和基本成熟，面对超越现代性的冲动复归于现实的平静，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直接相关的当代中国实践，应该获得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担当意识和雄伟气魄，并且应该自觉地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继承者，以一种精神的力量洞穿历史，并且使实践趋向精神，而不是使精神锁定在“实用”、“现在”的平面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具有人类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具有真正的原则高度，而不是以形成一个恃强凌弱的现代“东方不败”为最高目标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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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中文第二版，P294。

　　[ii]可见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P58。还可以参见《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P32。

　　[iii]《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中文第二版，P345。

　　[iv]罗骞：《“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不同定向——论马克思资本批判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基本差异》，见《教学与研究》，2005年7期。

　　[v]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二版，P7－8。

　　[vi]见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P396及以下至404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

　　[vii]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二版，P670－671。

　　[viii]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