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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骞：人的解放与自然的全面复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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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生态哲学之基础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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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骞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9-30 【哲学在线编辑，转载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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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然异化 人的解放 自然的全面复活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为我们将生态危机这一表面问题同具有结构性地位的现代资本批判联系起来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如果不触及到社会历史的基本建制，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实践方面着手，脱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相反，在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关系中谈论社会的和谐，最终都会陷入意识形态的幻象。因为真正说来，人对人的剥夺和人对物的剥夺是内在同一的过程，人的真正解放才意味着自然的全面复活，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 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生产力概念的通常规定中，对自然的利用和控制成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意识形态。自然仅仅作为有用物，作为绝对的“客观性”这一现代的主体性姿态，已经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检讨过了。人的主体性之确立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和根本成果，即是说，现代是一个“人义论”的世界，这一点已经在同中世纪神学世界的比照中得到了认同，并且通常在批判或者颂扬的意义上被领会为神义论的人本化颠倒和置换。 然而，人之本体论地位的确立更是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发生的，只有人在对物的关系中获得了主导地位，上帝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异化这一点才可能被动摇，并且从理论上被揭示出来。笛卡儿自我反思的怀疑原则本身却实现了自我主体性的确证，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实体即是主体”这一命题，更是表达了主体性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因此真正说来，主体性原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态度，而是实践的态度。这即是说，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成了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实施着“权力”，一种现实的支配性关系，而自然仅仅被他者化为一种统治和操控的对象，成为一种纯粹的“客观性”。这就是主体性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可以说，现代的工业实践和科学技术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存在论事件，我们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关系之中，才能揭示出自然属人的存在，亦即是自然在现代社会中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和实在性。剥离了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绝对自然，只是一种观念论的抽象。自然通过工业和实践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样，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使自然获得了属人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和自然的现实性或实在性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马克思强调历史实践活动对自然的中介，他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自然现实的存在形式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在劳动和实践的形式中领会和把握现实自然具体的存在方式，亦即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关系和存在规定在方法论上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和人之间的现实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 马克思说未来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人的解放中实现自然的解放，扬弃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异化。生态问题的探讨必须深入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对此基础而言，生产方式是核心范畴——而不能只是变成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我们才能有效地揭示当今生态问题的真实根源，同时也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并不只是现代主体主义的非批判继承，或者简单对立。 二 存在乃是对象性的存在，现实的、真实的自然乃是工业中的、生产中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这些现实的生产关系之中才能得到揭示。虽然，就人的存在而言，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是一种“天然的必然性”，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中，此种必然关系却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性质。因此，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处境中，生态危机问题的讨论应该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为具有本质重要性的命题揭示出来。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也好，自然主义也好，都不是脱离了现实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思辨概念，马克思根本的贡献在于联系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来揭示和考察这些范畴。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作为生产的条件和对象成了人的异己的存在，工人作为被剥夺者意味着自然被从劳动者手中剥夺，或者自然是作为资本而与劳动者发生关系。与其说自然作为资本参与剥削过程，不如说自然被资本剥削所规定，因为资本不过是体现在物上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资本赋予了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因此，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性质来谈论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自然的独特性在于，它仅仅作为“有用物”而存在，作为赚取利润的条件而存在，它已经被剥夺了全部的神秘性，这是由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本性质决定的。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使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在这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规定被本质地揭示出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为一种效用关系，不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自然都完全服从于人的需要，其神秘性和诗意完全在淹没于冰冷的利己主义打算之中。在资本的普遍中介下，人本身都只是作为商品存在，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xxix]，难道还能确立起纯洁的自然的价值吗？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尖锐指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xxx]。由此，必然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它才是我们的。[xxxi]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一种有用的“物性”。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人发生关系时，人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只有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自然界才会失去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xxxii]只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没有被彻底的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就得不到彻底的解放，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与人单面化的对象性关系中实现“全面复活”，所谓确立自然权力的本体论地位来批判生态危机等等如此做法只可能是思辨的抽象，最多是一种观念的革命。 在资本对自然的全面抽象中，自然界仅仅成了“劳动的资料库”，自然在资本昼夜不停的循环中被攫取，接受着“资本”的逼迫，这才是当今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与资本原则的普遍确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不能单纯从理性和思想的内部来探讨其本质以及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马克思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意义上来考察科学技术的产生、性质及其功能的。 三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视域，它不仅产生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历史的批判，而且本身就在这一批判中得到全面展开和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意义在于，为理解现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批判范式。马克思以资本命名现代，资本被阐释为现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建制，批判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原则的内在规定及其限度，揭示资本在现代社会历史中的普遍贯穿，揭示资本对自然、人和社会的全面中介，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也不过是被资本中介的现实历史过程观念上的“副本”。在这个意义上，在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剖析中正确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范畴，实际上就站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上。 马克思思想从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阐释当代生态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此一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意味着生产方式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范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建构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关系，必须是一种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一样，此种和谐关系的建构必须触及和推进到社会基础的层面。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思想的原则性和方向性面对具体的历史处境却显得不“实用”。这就要求我们结合现实的历史处境实现理论的“具体化”。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迅速拓展，伴随着人的需求和欲望的急剧膨胀，各种自然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触及到了自然的底线，人类的存在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阐释马克思思想对生态学的基本意义。将生态问题本质性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事业之中，并与当代中国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从暂时策略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甚至于将这种关系的建构停留在“观念革命”的领域之内。 如果说资本的自发性导致和加深了自然的全面异化，而且，从属于资本原则的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受到资本原则追求效率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制约，那么，社会主义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它岂不是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吗？尤其是在市场对资源起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的时候，社会主义如何还可能避免环境灾难，避免将自然仅仅作为攫取的对象呢？这当然不只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无论如何，国家应该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此种作用绝不是从国家是市场的补充结构这一意义上说的——因为此种见解，甚至是实践无疑会将国家拖回到它试图超越的历史阶段上去——而是就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历史地承担解决而不是强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使命而言，唯有承担着这一使命，并实际地完成着这一使命，它才不会失去创造历史的机会，其实践才真正具有指向未来的伟大意义，并且也只有如此才不会背弃它神圣的伟大承诺。 --------------------------------------------------------------------------------
[ii] 这是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一书的基本观点，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 [iii] 张志扬：《偶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P2。 [iv]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20、P316。 [v] 道梅尔在《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中说：“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0。）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比基督教还要反动的“自然宗教”，求救于自然不过是“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0。） [v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1。 [v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325。 [vi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10－311。 [i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6。 [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7。 [x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97。 [xii]《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111。 [xiii] 卡尔?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北京，P17。 [xi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7。 [xv] 海德格尔就曾经批判性地指出：“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素材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此规定讲来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
由此，海德格尔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学说。（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1996年，P383。） [xvi]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2。 [xvii]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1。 [xviii]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能够活着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身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2）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节，马克思在讨论劳动的必然性、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对此也作了强调，问题只在与如何合理地安排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让自然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人们的生活。（《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P925。） [xix]《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4。 [xx] 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我在尚未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有具体的论说。 [xx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5。 [xxii]《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中文第二版，P285。 [xxi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83。 [xxi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98。 [xx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98。 [xxv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69。 [xxvii]《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P922。 [xxviii]《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390。 [xxix]《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275。 [xxx]《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141；也可见《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194。 [xxx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3。 [xxx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4。 [xxxiii]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932－933。 [xxxiv]《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933。 [xxxv] 关于这一点，可见马克思的如下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试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的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运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P520－572。) [xxxvi] 海德格尔：《泰然任之》，《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1239－1241。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此一姿态只是以思想家的深邃导致对自然的“理论直观”，按照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说法，海德格尔毕竟只是哲学家和理论家。 [xxxvii] 见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P396－404。 [xxxviii] 见弗里德里克：《重新发现自然辩证法》，载于《政治事务》，1975年第5期。 [xxxix] 见霍尔：《生态危机的阶级方面》，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第8期。 [xl] 见帕森斯：《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革命世界》1977年第21/22卷，P98。 [xli] 俞吾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叙述方式》，载于《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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