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说明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关键范畴国家、阶级和社会进行的解构式理解，揭示了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过程中对这些范畴进行的新的阐述。其中要点在于，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和价值选择是多元冲突的，这种冲突是对抗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单一化趋势的根本力量，因而现代发达社会民主政治斗争的任务不是运用阶级斗争来争夺国家权力，而是进行多样化民主力量之间的“连接”，形成民主化的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范畴只是与其产生出来时的情况相适应，在现代发达社会中，国家、阶级范畴已经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民主力量的形成，失去了重要性，民主斗争的“领导权”才是现代民主政治问题的核心范畴。

　　本文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所自称的“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式继承和发展，只是在基本价值观、现代社会政治斗争这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密切联系。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把现代社会看成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世界之间结构分裂的，因而，它没有正确估计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作者简介：尹树广，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出生，2000年获得黑龙江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200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著作：《国家批判理论》，《近3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编著：《后结构，生活世界和国家》；译著：《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一、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最早把他们自己的理论明确地称为后马克思主义，他们致力于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左派提供激进民主理论。在他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而是重视当代社会中各种斗争形式、力求在非同一性基础上形成民主斗争领导权并且拓展社会民主运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它力求通过话语民主实践连接起各种斗争力量，在承认现代社会构造的复杂性基础上，反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商品化、社会的同质化和官僚主义，推进激进民主。

　　面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遭受的挫折和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重要理论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其称呼本身就事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运问题，后马克思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激活还是终结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问题在国内外一直是被关注的。就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来说，拉克劳本人的说明是：“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1]在他看来，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曾经是正确的理论范畴，现在已经不再与现实吻合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贫乏的本质主义和机械必然性的话语，使理论丧失了生命力。后马克思主义要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目的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创造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伟大传统的超越从来不会发生在突然崩溃的形式之中。”[2]这种恢复和重新激活首先承认自身与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传统的直接理论联系，肯定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社会客观特征上的正确性。但是，“人们从传统来思维，当然，与传统的关系，不应当是屈服、重复，反而应当是变革、批判的关系。在与传统的关系中，人们必须构建自己的差异话语，同时，这意味着连续和断裂……任何传统都应当被重新铭写，否则它将会死亡。”[3]进一步说，“就它（指后马克思主义）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并且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指出不可能只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中来认识它。”[4]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库恩、波普和费耶阿本德）、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结构主义（阿尔都塞、波朗查斯）、后结构主义（德里达、拉康）等众多的话语联系起来，尤其是借助解构的“非决定性”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才获得了理论滋养，“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5]

　　应该强调的是，在评价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当然不能只根据后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所声称的来盲目断定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发展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力和创造性方面是否有说服力，还有待于现实的验证。认真考虑他们对现实发展变化的分析以及他们在理论上的发展是否得当，对于认识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进而评价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策略，是不可回避的。

　　作为新葛兰西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的思想。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它更加强调自由和普遍平等的价值理想是判别任何马克思主义流派性质的一般尺度。“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6]后马克思主义正是以这一尺度作为理论和实践策略的出发点，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曾经与事实之间有着正确的关系，而且，正是依据这个一般尺度，他们主张，由于当代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构那些基本范畴并且发展出新的理论范畴和话语形式是必然的。

　　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倾向于扩展成为一整套社会关系，由于资本积累规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之中，这种倾向性扩展的结果是社会关系趋于完全从属于只追求利益的生产逻辑。但是这种事实并没有瓦解所有意识形态并且使所有的人变成单向度的，而是导致了反对资本主义侵占社会空间的各种反抗斗争形式，产生了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许多领域都成了反抗不平等和要求新权利的场所。“这些‘新的对抗’是对商品化、官僚主义和社会生活自身不断同质化的反抗形式。”[7]它们表明“所谓的‘客观规律’领域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合理的社会基础这个特征。”[8]正是在对现实发展做出这样判断的基础上，后马克思主义不但反对技术主义、经济主义的普遍历史话语、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而且由重新考虑社会历史理论出发，反对那种把“市民社会”看成是无所不在的观点，转而强调在发达社会中把各种不同社会反抗力量连接起来的政治领导权问题具有优先的地位，进而要求重新思考国家、社会、阶级等经典理论的基本范畴，放弃那种取消社会力量介入的经济主义观念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过程的本质主义幻象，转而把资本主义社会新结构中存在的破裂和对抗不仅看成是处于生产关系之内的，还大量存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之中。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解构式理解

　　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置于历史偶然性的可能条件下，使这些范畴相对化和历史化，从而把握新的对象，建构新的问题和话语，提出新的实践策略，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所具有的主要理论特征。关于“解构”，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强调，“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非简单地抛弃，看来至关重要。”正是对国家、社会、阶级概念的解构，为后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传统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概念，进而强调政治优先性和领导权的实践策略奠定了基础。

　　后马克思主义解构的重要理论背景是二十世纪80-90年代间关于国家自主论问题的争论。这一时期，国家自主论强调“把国家恢复到中心位置上”这个“国家中心化”的理论主张，存在着特有的塑造国家形式和功能的政治压力和过程，这些压力和过程赋予国家以相对于所有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的自主性。国家被看成是一个制度总体或结构化的行动领域，是真实的行动主体和自主的行动组织者。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作用的理论化的缺点是，绝没有可能性会承认国家组织和精英必须在某种情况下反对统治阶级的长远经济利益、或者去创造新的生产方式。”[9] “在理论层面上，实际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作家在关于国家的问题上都一直深深地保留着社会中心的假定。”[10]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国家制度看成是平衡社会力量和阶级冲突的因素，而新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力超出国家是经济统治的工具或只是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舞台这样的国家观念，他们都不允许自己怀疑这样的假定：国家总是由阶级或阶级斗争直接塑造的，并且发挥保护和扩张生产方式的作用，许多可能的国家活动的自主形式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排除了。她认定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分析存在的根本缺陷是“社会中心”论的。

　　与这样的观点相反，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尽管政治因素更加重要，而不是市民社会无所不能，国家却不能被当成是社会理论解释中真实和独立的因素。原因在于，虽然当代发达社会中国家干预的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官僚行政化加剧了社会同质化的趋势，但是实际上社会并没有被同质化，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了各种社会力量各自提出了新的不同要求。正是当代社会和政治的复杂多样性以及冲突焦点的转移，表明了国家问题的解释不再依赖“上层建筑”，进而不再依赖经济还原论、阶级工具论和国家自主论，而是必须建立在现代社会复杂性的事实上，以不稳定的领导权整合与连接为基础。“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在于给予政治连接因素以优先权。”[11]由此而来的是，国家这一概念面临着解构而且其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将被领导权范畴所替代。在领导权理论的范围内，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只是连接不同实践力量形成的领导权形式，甚至“工人阶级的‘将要到来的国家’不再是上层建筑的过程，而是社会关系建构的领域。”[12]“总的说来，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暂时假定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谈论——建立在只能是连接实践结果的政治空间构造之上。而且我们可以谈论类似于统一的程度、存在于不同分支和国家机构中的自主性这些情况，即某些领域的自主性并不是结构的必然作用，而是构造了自主性的连接实践的结果。远非与领导权一致的自主性是领导权的构造形式。”[13]

　　显然，国家范畴被解构并且被建立在领导权范畴基础上，是与社会范畴的解构有紧密联系的。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没有社会力量介入的经济领域是不存在的，不可能指望完全依赖生产力作为渐进发展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发达社会的结构对抗主要存在于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领域之中，单一的客观规律和普遍的历史概念失去了它作为现实和历史合理基础的地位。也就是说，任何封闭的、最终被缝合的客观性概念或社会概念是不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复杂构造的，不存在被充分固定的逻辑同一性。应该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和非实证性，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也不会到来。“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来不是它自己，不是自我同一和自我封闭的，所以，应该解构实证性的“社会”概念，否定可以实现的任何社会同一性。经过解构，“社会”只存在于差异地连接之中，不存在可以受到保证的社会同一性。在宏观层面上，这意味着，社会不应该被看成是通过必然的社会规律“复杂构造的整体”，相反，制度关系、组织形式和代表是偶然的霸权连接的结果，这个连接建立起边界，与其他社会关系相对立，但是这一连接是不稳定的。因此，具有特有决定性原则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的。尽管存在着社会的话语逻辑，但是社会本身不是最终可以理解的合理对象。社会形态是由政治权力关系不稳定平衡带来的结果，现代社会是容纳了多样化利益冲突的民主体系，在“自我决断”基础上的多样化民主才是这一社会的核心。

　　政治权力的连接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斗争策略的基点，被赋予了优先权，而领导权概念成了政治的核心范畴。在瓦解实证的和决定论的社会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卢森堡的“阶级是象征的统一体”这一观点出发，解构了阶级这一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是正确的，它与社会现实是相当吻合的，因为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一个世纪后我们生活与其中的社会，则越来越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了，因为马克思的‘阶级’观的基础，即群体立场的统一性再也不存在了。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着剥削、对抗和斗争，但是斗争却越来越不是阶级斗争了。”[14]从经济利益与阶级的关系上来说，“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15]存在的不过是对不同因素的连接。深层的偶然性需要领导权，而领导权连接创造了偶然性利益的代表，领导权本身不过是重新连接的不停尝试，它不具有确定的新型关系的特征。领导权不以政治终结和人类的最后和解为目的，连接和社会对抗是更根本的政治。现实的社会对抗由此被重新进行了解释，例如，19世纪存在的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斗争，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些斗争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抵制倾向，抵制手工业工人身份的丧失和与之共存的一整套社会、文化和政治形式的解体。进行反抗斗争的是那些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建立而受到威胁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在总体上拒绝资本主义正在建立的新型生产关系，给它们贴上“工人阶级”的标签，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老”、“新”工人在目标和运动方式方面的深刻差异。前者反对经济变化产生的压倒一切的威力，后者的斗争社会基础较弱，是在自然产生的工业化秩序内部进行的。正是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19世纪末的欧洲，出现了可以被严格地称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工人运动；但是这种工人运动倾向于越来越少地对——已经稳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怀疑，而是集中在为变革生产关系所进行斗争上。这些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可以称之为“改良主义”。在这一考虑之下，后马克思主义强调完全依赖政治连接的领导权，而不依赖在政治领域之外构造的本质——例如阶级利益。[16]政治斗争力量的表现形式因而不再以阶级命名，“我们已经离开了葛兰西思想的两个关键方面：（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17]

　　后马克思主义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复杂社会政治关系为基础，解构了国家、社会、阶级这些概念，并且开始把表示政治权力连接的领导权看成是“社会”民主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核心。由于否认社会被彻底缝合和国家的实证性，并且不再把国家看成是有特权的政治斗争场所，所以他们拒绝把领导权放在国家之中，而是转而主张领导权在所有的方向上、通过到处被连接构成的，它自由飘动而不停泊在国家之中。领导权植根于偶然性和差异之中，偶然性需要连接，这种连接以结构的非决定性维度为条件，“如果社会客观性——通过它的内部规律决定了任何结构安排——存在（就象在纯粹社会学的社会概念中那样），那将不会有任何领导权再连接的余地，也不会有任何作为自主活动的政治。为了获得领导权，所需要的是作为外在的和连接实践结果的要素接合起来，这些要素并不被它们自己的本质预定要纳入到某种而不是另一种类型的配置之中。”[18]“连接”不依赖政治以外的因素——例如阶级利益，与决定论相反，“政治领导权的连接创造了它们所声称的被代表的利益。”[19]也就是说，领导权只是非决定性地去“代表”和“连接”，它由此可以保证自己重新获得政治动机的主动性。因此，根本上不稳定的领导权绝非意味着根本上放弃当代社会民主斗争中的领导权要求，相反，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应该对多样的反对资本统治和社会同质化的力量进行连接，把不断构造发达社会激进和多样化的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作为紧迫任务。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以解构为基础的后马克思主义？显然不能以那种作茧自缚的态度事先主观地断定后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或只讲现实实践发展需要的主张，此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完全无关。在这方面，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倒是独辟蹊径、赋有启发性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策略的发展，可以从历史现实和理论范畴的关系入手，在考虑现实的发展基础上，通过具体考虑范畴本身的发展，激活或恢复理论的创造力。因而问题不仅仅是客观阐释马克思的文本，或者不考虑理论和范畴本身而片面地屈从经验要求，甚至为了现实而悬搁理论，把理论与实践分割开来。

　　应该说，解构是积极的，不能只把它看成是一种宏观策略，好像它彻底颠覆了形而上学，或者好像它只是强调反对绝对性，甚至于认为解构就是放弃任何价值的游戏，只能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事实上，反形而上学和反对绝对性的主张早在解构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要理解解构的特殊价值，必须看到解构具体运作的过程。真实的解构不但反对自在自为的透明真理、本质或逻格斯，致力于说明意义的具体存在形式，它在小心谨慎地拒绝重新引入绝对的总体时，还深入到理论范畴中进行微观的运作。这样的解构实际上正是要证明超越性、伦理价值的存在，[20]而把解构变成彻底的颠覆或游戏反而扭曲了解构。“‘解构’扩大的结果是连接这一概念变得完全不可思考了”。[21]正如墨菲所强调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反对的是把现代社会理论的价值基础建立在任何实体性的一般价值或抽象的普遍理性上，它强调，相互之间存在着张力的自由原则和民主原则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价值，个人的自由与民主的共存，并不是要一劳永逸地形成和谐一致的群体意志，而是要通过不断的主动性来维护两个方面之间的平衡。后马克思正是以这样重新理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价值基础解构经典范畴的，也正是在价值观上与传统的联系，才维系了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

　　这里必须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后马克思主义延续了葛兰西、波朗查斯的思想传统，从解构国家、社会、阶级概念出发，认为宏观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领导权在当代社会民主斗争发展中具有重要性。它从现代社会的冲突特征出发，集中了强调现代社会民主斗争的多元性和整合的可能性。正如雅索普所说，“由于这一学派倾向于采纳‘阶级理论’而不是‘批判’分析，它的分析常常低估或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本质中所包含的对国家的束缚。”[22]因此，当资本逻辑的学派由于只是强调资本因为自身的缺陷必然需要国家而需要以分析政治意识形态统治来加以补充时，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确实需要根据经济对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限制来加以校正。尽管新葛兰西学派的优点在于发展了某种分析特殊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而且资本主义不只是被看成纯粹的生产方式，但是，它的分析常常由于忽视植根于资本主义积累本质中的经济束缚而受到损害，也就是说，尽管它充分意识到当代发达社会中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斗争的各种形式，却没有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保证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条件这一最重要问题被后马克思主义置换为社会力量的领导权实践问题，甚至是话语实践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身内在的缺陷，是不可能完全靠自身来把劳动者完全商品化的，劳动者必须借助其他非经济力量才能得以维持，这就决定了任何领导权理论必须重视现代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研究，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权力、文化和生活世界的相互关系。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的客观分析层面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导致了它在资本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问题上缺乏有力的理论说服力。显然，任何强调政治问题重要性的理论在试图超越还原论时，都必须考虑客观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彻底放弃经济分析，要提供现代发达社会民主斗争的策略，还必须具体地阐明一个时代或社会中存在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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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自拉克劳2002年12月致本文作者的信。

　　[2]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文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导论，第5页。

　　[3] 引自1988年美国《策略》杂志对拉克劳的访谈，见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 p179。

　　[4]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文版，第二版序言。

　　[5] 同上书，第4页。

　　[6] 同上书，第176页。

　　[7] 同上书，第183页。

　　[8] 同上书，第42页。

　　[9]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p28.

　　[10]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P5.

　　[11]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文版，第二版序言。

　　[12]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p161.

　　[13]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文版，第159页。

　　[14]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165.

　　[15]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文版，第95页。

　　[16]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文版，第二版序言。

　　[17] 同上书，1984年，第137页。

　　[18]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文版，第二版序言。

　　[19] 同上。

　　[20] 关于解构的策略，德里达在北大关于“宽恕”的演讲明确表明了伦理价值的绝对无条件。可参见本文作者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文章“宽恕的条件和界限”，2003年，第5期，第133页。

　　[21]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文版，第108页。

　　[22]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Polity Press,1990，第一部分第一章：“近来的国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