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哲人与诗人之乡

　　５．１．北京莫斯科柏林的风景

　　５．２．异乡人

　　５．３．嘴唇与耳朵的训练

　　５．４．会说话的机器人

　　５．５．通向智慧之门

　　５．６．十字路口

　　５．７．断肠人在天涯

　　５．８．谁是上帝

　　５．９．危机：危险或者机遇

　　５．１０．巴黎印象

　　５．１１．走向海德格尔

　　５．１２．在雷马克生活过的房子里

　　５．１３．在海德格尔的家乡

　　５．１４．罗马之旅

　　５．１５．修道院里的思想者

　　５．１６．归心似箭

　　1、北京莫斯科柏林的风景

　　清晨我和朋友们来到了北京站。停放了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的站台挤满了乘客和送行者，他们都在上下搬运东西，且大声地说话、吆喝。我和朋友们交谈几乎要扯着嗓子，才能听清对方在说些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了我所在的车厢。到了快开车时，搬运行李的活动停止了，但人声更加嘈杂。车上逐渐地可以听到一些女性的哭泣声了。这是一次远行，一场离别，人们要去从未曾去过的地方，也不知道何时能顺利地回到亲人的身边。这自然使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离别的哭声越来越大，在哭声中是亲友们的叮嘱：在外要多保重。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也生起一些感慨。但我和好友们都显得很安宁，没有那么情绪激动。在车轮开始滚动时，我和他们在窗口挥手告别。列车缓慢地离开了站台，他们的身影也远离了我的视野。

　　我所在的车厢里只有四个人，两男两女。我们相互打了招呼，并询问对方的情况，我们都是到莫斯科中转的。我去德国，一个来自北京的姑娘去匈牙利，另外来自温州的男女青年才二十岁，他们要去意大利。大家闲聊了几句，便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整理东西或翻阅报刊。我的位置在下铺。我既没有什么东西好整理，也没有什么闲书好看，便把头转向窗口，静静地看着窗外。

　　随着列车的奔驰，北京逐渐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但往日的情景仍在眼前。我在北京曾生活数年之久，雄伟的天安门，宽阔的长安街……，这已是人们最自然想起的形象和语言。但是人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北京的新老生命在默默地抗挣。老北京日薄西山，新北京旭日东升。老北京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结果。无论是紫禁城，还是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都贯穿着天人合一这一原则。但现在北京却塑造着另外的形象，那是立体交叉桥、豪华的五星级宾馆、耸立云端的办公大楼和千百栋看起来毫无差别的民用住宅。如果人们住在这高楼大厦，那么只能天不天、人不人。他上一种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典型的美国主义文化产物。但我们现代中国人不得不生存于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夹缝之中。

　　列车驰向了原野，穿行在塞北的群山峻岭中。北京淡去了，更远的武汉早就淡去了。我在北京和武汉的生活也成为了过去。这两个地方我留下了人生　　  历程的足迹，它们给予了我欢乐，也给予了我痛苦和悲伤。忘掉它吧，不要再去想它了。想一想未来，想一想火车最终驰向的地方，那遥远的哲人与诗人之乡。也许那里会有充满希望的日子，但也许只是幻想。未来我仍一无所知，它几乎就象透明的天空一样，什么也没有。意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穿梭使我有些疲倦，我不愿再想什么了。还是看一看窗外的风景吧，它是我无言的伴侣，它安慰着我漫漫之旅中的寂寞之情。

　　列车进入了塞外，风景变得有些单调。草木生长得似乎很艰难，如同那些四肢发育不全的孩子的身体。所见之处都是裸露的黄土和岩石。空中弥漫着灰尘，它遮住了苍天的蓝色。窗外吹来的风有些凉意，它一下子使人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更生出一种荒凉之感。火车驰过了一道道山梁，跨过了一条条河流。这些地方我不想再看下去了，我希望火车尽快地越过它们。也许这些地方都不是飞禽走兽的栖息之处，如何能成为人的生存之所呢？

　　到了傍晚，我们来到中蒙边境。火车在中国一侧的城市二连浩特停了下来。我的耳朵已经听了一天的车轮发出的轰鸣声，现在终于可以享受一下草原边城的寂静了。车停下不久，边防警察就来到我的车厢。他索取了我的护照，仔细查看照片和我本人是否相符。由于我当时戴着眼镜，可照片上却没有，于是警察有些怀疑，又叫我把眼镜取下来，端详了半天，才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边检的印章。他又问我带了多少美元，我如实作答。他还检查我带的黑色行李的箱包，看是否有走私文物的可能。等边警走后，我走下火车，舒展一下自己一天没有自由动弹的双腿双臂。因为中国铁路的路轨和蒙古、苏联的宽窄不一，所以火车在边境还要换轨，这样在车站就要停留相当长的时间。趁此我在站台吃了一点小吃，算是解决了晚餐。然后就在那里溜达，转来转去。这时虽然是晚八九点钟了，但这高原边城由于所处纬度较高，太阳还只是刚刚落了下去。西边天空的晚霞十分壮观，红的似火，黑的似墨，一幅豪迈景象。朦胧的夜色慢慢地笼罩在草原之上了。人们此时也如同眷鸟投林般回到自己的家了吧。突然就在站台附近的一栋建筑物响起乐队演奏的音乐，那是一首著名的西洋舞曲。这声音在草原的空中散发开来，显得特别地洪亮。也许一些男女们酒足饭饱之后正在舞池相拥，以度过这孤寂的高原之夜。我聆听这美好的音乐，回想那刚刚消失的黄昏景象，觉得有些怪异。那晚霞的颜色苍凉悲壮，似乎是死亡的一种症状，而这些欧美舞曲却是生命的欢乐和陶醉，它们极度地冲突和不和谐。但我想，可能也只有在生命的享乐中忘掉那荒芜寂寞的生存境遇吧。

　　火车终于开动了，但行驶不久就到中蒙边境的蒙古一端。列车又停了下来。上来几位蒙古的边警，他们也例行公事地检查护照，询问乘客的一些情况。这些蒙古人也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让我有些惊讶。很快火车又开始奔驰了。

　　带着轰鸣声的列车把我们带到了宽广辽阔的蒙古高原。湛蓝的天空使人想到死，去死就是融进那无限的蓝色之中。白云就在头上飘荡，仿佛举手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不过可能马上就是一阵狂风、一场暴雨。蒙古高原不是戈壁滩就是草原。戈壁滩上荒无人烟，只有那石头凝固了所有的时光。绿色的草原上则充满了一片生机，时时可以看到白色的蒙古包。穿着蒙古长袍的骑手放牧着他们的牛羊。可能这些蒙古人过着和他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时代一样的生活方式，自然、原始、淳朴。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于佛祖关心他们，拯救他们，但他们也有诸如自我、自由等现代意识吗？一个蒙古男人或女人所说的“爱”和“性”又是怎样区别呢？我实在感到茫然。人与人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火车缓缓驶入乌兰巴托。人们可以看见一些居民楼和工厂，还可以看到马路上成群的牛羊在穿行。它好象是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火车终于停靠在乌兰巴托火车站。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从站台到候车室以及站前广场都是打通的。我们急不可耐地下了火车，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我一下车就感到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牛羊味。但那里没有活的牛羊，也没有牛羊的制品。经过仔细搜索，我发现那股怪味就是站台边那些蒙古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我来到了候车室里面，那里空气中的牛羊味更加强烈，仿佛房间的墙壁也吸满了这种味道。我有些想呕吐，便急忙走出候车室，回到站台，在那里散步。火车站周围很空阔，没有什么建筑物，也没有什么人。如果没有火车停在这里的话，那么难以想象这就是一个首都的火车站。与国内拥挤、嘈杂的火车站相比，人们在这里感受到的更多是宽松和宁静。

　　我们的火车继续向北行驶，抵达蒙古与苏联的边境。与在中蒙边境一样，首先在蒙古边境停留检查出关，然后在苏联边境停留检查进关。与前面不同的是，火车上出现了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男女。他们说着俄语，少数也能说些支离破碎的英语或德语，这样我们之间的交流大多靠手势语言以及面部表情。

　　火车行驶在西伯利亚平原，它发出的轰鸣声在原野里回荡。西伯利亚几乎是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它比蒙古高原更为宁静。火车的轰鸣声一方面打破了平原的无声，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平原的宁谧。夏日的西伯利亚完全是绿色的海洋，到处都是松树林、白桦林以及无边的草地。上面一丛一丛、一片片的鲜花在风中自由自在地起舞。西伯利亚是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处女，闪耀着生命力的气息与温馨，她期待着农夫对于大地般的爱情。

　　在西伯利亚平原行驶时，人已经感到有些单调。我呆在车厢里无事可做，身体和四肢长期躺卧已经有些发酸发胀。窗外的景色虽美丽，但美丽的景色太多了也变得不美丽了。我们开始有些寂寞无聊，便开始闲聊。那位去匈牙利的姑娘要到一家中国的私人公司打工，她带了几箱包的衣服和鞋帽之类，准备在那里交易出售，赚些差价。她说现在好多人在匈牙利淘金已经发了，她也想加入这个行列，并幻想自己能捞上一大把金子。去意大利的青年男女几乎什么也没有带。我有些不解，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为了便于在边境上行走。原来他们在温州交了一、二十万人民币给偷渡的蛇头，由蛇头把他们弄到意大利去。他们办了护照，并有到莫斯科的签证。等到了莫斯科站，便会有蛇头安排的人接他们。然后他们越过苏联与意大利之间的国家的边境，才能到达目的地。穿越边境的地方往往是山间的崎岖小路，蛇头已经告诉他们，越境至少要跑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因此必须轻装上阵。我问那位头还疼的姑娘跑得动吗，她说跑得动要跑，跑不动也要跑。她和那位男青年没有考上大学，在家没有什么前途。他们在意大利办餐馆的亲戚赚了不少钱，这样他们就铁定了投奔意大利。在我们闲聊时，车厢里也进来一个大汉。他手里拿着一大叠美钞，并用指头拨弄来，拨弄去，以显示他的财富。他说他到匈牙利去，自己在那儿办了一个公司。于是那北京来的姑娘很高兴遇到了一位同行者。他们马上就开始热乎起来，并以兄妹相称。他要小妹有事尽管找他，他大哥绝对愿意帮忙。

　　这种闲聊也极为乏味。每个人虽然去的地方不同，但大都是去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而且要靠自己去闯，因此都有些忧心忡忡。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列车上的一周虽然漫长，但无法形成共同利益，也找不到相互帮助和支撑的支点，人最后还是要各走各的路。

　　我有些疲倦，便躺在卧铺上，拿起了德语口语手册翻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些饿了。上火车以来，我主要靠方便面。一是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二是为了节约钱，不能随便把钱包弄空了。我在蒙古行驶的途中，虽去餐车吃了一顿饭，但几乎是硬着头皮把饭菜塞到肚子里去的。它的味道让我想起乌兰巴托车站在空中弥漫的牛羊臊味，因此我只好回头继续吃方便面。但现在我对方便面感到腻味了，同时也想品尝一下俄罗斯菜肴的味道。在吃晚饭时，我来到餐车。这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其中大部分是带着北京口音的倒爷。我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下。俄罗斯的服务生来了，但他只会讲俄语，这让我有些犯难。我只好用英语点茶和牛肉。他听明白了，不久便送来了一份柠檬红茶和一份牛肉汤、两块抹好牛油的面包。茶杯是玻璃的，外带有银制的托架。红色的茶水加上黄色的柠檬，颜色很美。牛肉汤则盛在一个大碗中，在酱黄色的浓汤中可以看到一块块牛肉。面包很薄，黄色的牛油在两片之间清晰可见。我依次品尝了一下，觉得很好，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吃完一算，才五美元，当时相当于三十元钱。走时我想着下一次还要来吃，并且要换一个花样。

　　火车到了贝加尔湖边。我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来到水边，如同一个在沙漠中饥渴的骆驼见到了泉水一样。它使我干枯的灵魂也变得湿润了。贝加尔湖一望无际，它蓝色的湖水与草原和天空的颜色相似，连在一起。黛色的湖水时时卷起雪白的波涛，使它成为一个流动的风景。在湖面上隐隐可以看到白色的船帆，也许那是渔船或其它船只。听说贝加尔湖盛产鱼子酱，可惜我在它边上也无法品尝了。湖边的草地上奔跑着牛羊，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苏武。传说他就是在这里牧羊，一个人远离家乡在这荒蛮之地度过了漫长的生命时光，想他当时是如何地艰辛、困苦、寂寞和悲伤啊。也许是那羊群给了他慰籍，也许是天空、草地和湖水成为了他的伴侣。他那思乡的愁水一定比这无边的贝加尔湖还要深沉。

　　离开了贝加尔湖，风景开始有所变化。在一群山脉映入视线之后，就是一条条由南向北奔腾不息的大河。没有人居住的自然之野慢慢被人们活动的场所所置换。它们是无垠的麦地，金黄色的麦子覆盖了原野，远处是隐隐可以看到的农舍。农夫显然是开着汽车来到田野的，有人正驾驶收割机在收麦子。他们的劳动是多么轻松啊。我想起我家乡的父老兄弟，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在骄阳下劳作，充满了艰辛和痛苦。中国南方的农民可能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人。越过了田野，火车也穿过一些小城镇。那里有一些由水泥构成的灰色建筑物，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透过窗口可以看到所有的院子和房子的大门几乎是一样的，它们的构图是一轮喷薄而出的半圆形太阳和它四射的光芒。苏联的专制思想把多元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板块，一切都仿佛是从同一模型铸造而成。

　　火车开始在城市之间运行。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车站，它就会停下来，这时旅客和站台上的俄罗斯人就活跃地交换东西。很多北京倒爷很有经验，随身大包小包的东西似乎都是为此时准备的。他们在窗口叫卖北京布鞋、皮夹克以及五星二锅头等，那些饱受生活用品匮乏的俄罗斯人便一拥而上，抢购商品。我亲眼看到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老汉买了一瓶二锅头一口就灌了下去，这使人不得不佩服其酒量和豪迈作风。一位倒爷讲，就凭自己带来的商品，在赚回成本之外，还可以赚回来去的火车票钱。不仅中国倒爷积极活动，而且很多俄罗斯倒爷也纷纷窜上了列车，挨家收购和出售商品，如望远镜、照相机、手表等。我没有什么可出售的，就一个人呆在车厢里。这时一位俄罗斯倒爷用极佳的汉语问我有没有什么可卖掉的，我说没有。但他就是不走，我只好把剩余的方便面、剪指甲的小剪刀，还有自己穿过的但不太喜欢的T恤衫统统卖给了他。他给了我一大把卢布，我想我可以用这到餐车吃饭了。列车开动时，北京倒爷们才把头和手从窗户外缩回来。车上的俄罗斯倒爷有的已下去了，有的还继续挨家串门。

　　由于有了这样的商品交换活动，车厢内的气氛开便热烈起来。人们走来走去，相互交流。这样我在同一车厢里认识了两位到德国的同行者，一位老太太，去美茵茨看望她的女儿；一位大学教师，去康斯坦斯作访问学者。有了同行者，我感到有些安慰，我们可以结伴同行相互帮助了。过了不久，我又认识了一位德国小伙子，他居然就是我要去的那所大学的法律系学生。他在暑假作了一次长途旅游，从法国地中海岸的港口出发，到达香港，然后坐火车到了广州、武汉、北京。我和他用德语作简单的交谈，他答应帮助我。这使不安的我变得有些踏实了，我想这真是天佑我也。

　　列车到达下一个城市停了下来。我和人们一起下车，到站台上享受俄罗斯这夏日明媚的阳光。站台上有一些小商贩出售当地的特产。我到一位老太太的摊前买了几根她自己泡制的酸黄瓜，一吃非常可口，和国内所腌制的泡菜的味道大不一样。正当我在品味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位女人的哭叫声，说被抢了。我一看，抢包者早就跑了。那女人哭诉着说，她手拿着褡裢，里面装有她的护照和美元，在人群中被抢走了。她说这可完了，她该怎么办呀！列车员和站台警察来了，但也无济于事，因为火车不可能停在那里等警察抓来抢劫犯，而且人们压根也不知道能否抓到他。这惊险的一幕提醒了我，要把护照藏在我的衣服里，以免让抢劫犯轻易得手。

　　我们在愤怒、失望、无奈和惊慌中上了车，大家都有些不安，生怕这样倒霉的事撞到自己。到了下一个车站，列车停下来。我没有下车，只是站在窗口看车上车下的商品交换。但在我的窗口前却有几个满脸黑灰的小孩朝我叫喊，我不知道他们在叫喊什么。旁边的人提醒我，他们问我有没有口香糖给他们吃。原来如此，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就找出几片口香糖扔了下去。顿时几个小孩乱作一团，争抢那份宝贝。自然力气大的抢倒了手，把口香糖的包装纸撕开，放在嘴里嚼了起来，看着我笑，流露出高兴的神情。而另外没有抢到的孩子仍向我喊着，带着乞求的眼神。我只好说没有，并用手势让他们走。

　　列车又到了下一个车站，这次我在车厢呆不住了，便下去了。刚一下去，我听到有人喊，车内有强盗。我们纷纷挤上车厢，一看出大事了，乘我们下车之机，俄罗斯小偷来到无人的车厢，把里面的箱包扔到了列车没有靠近站台一侧的铁轨上，随后他自己也跳下去，和在那里守侯的同伙搬起箱包逃之夭夭了。这又引来了列车员和警察，但也没有任何帮助。那丢失箱包的人只好在那里咒骂和悲叹。幸好他的护照和美元放在自己身上，安然无恙。列车员提醒大家能不下车最好不要下车，即便大家要下车，车厢里也必须要有人留守。我看了看自己的黑色箱包，舒了一口气。这俄罗斯土匪简直太猖獗了，比中国还厉害。看来苏联人是穷疯了，而中国改革的富国强民政策是走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上。

　　经过六天六夜，我们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如同一位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员来到可以停泊的港口。我都不知道这六天六夜是如何度过的。如果火车现在还不停下来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可能都要疯了。我兴奋地下了火车，然后和另外两位去德国的同行者会合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准备联系购买从莫斯科到柏林的火车票。由于人很拥挤，我和那位德国大学生失去了联系。不管他了，我们三人乘莫斯科地铁去另外一个车站。这个地铁看起来远不如北京的地铁，它给人的印象是阴暗、杂乱，闹哄哄的。

　　我们来到另外一个车站，那是从莫斯科经过华沙到柏林的始发站。于是我们把箱包堆放在一起，让老太太看着，我和那位老师一起去售票窗口买火车票。一问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售票员说现在只能预售一个月以后的车票，这让我们有些犯难了。我想起卡罗曾给了我一个他莫斯科朋友的电话号码，便给这陌生人打电话，希望他能给我们帮忙。电话里我们用英语说了半天，他说要我们把护照给他送去，他才能给我们订票。这也需要一段时间，正好我们也可以参观一下莫斯科。但我们都觉得时间太长，便考虑是否有其它办法。正在张望时，一位俄罗斯人拿着两张去柏林的车票问我们要不要，我们欣喜若狂，一是太便宜了，二是太及时了。但同时我们也感到为难，这真是二桃杀三士。他们都不吱声，我便要他们俩先走，也许我马上就可以买到另外的票。于是他们俩便付钱拿到了票。虽然我这么做了，但我非常焦虑，也害怕单独一个人行动。这时又来了个俄罗斯人要卖票，也是十美元，我赶紧买了下来。等我仔细一看，是双人票，比那两位同行者的票早几个小时。那老太太知道了，说我们可以卖掉一张单人票。但我们没有时间在那儿兜售，这样我们就准备找一家旅馆过夜。

　　老太太手里有一个华人旅馆的电话号码，因此我们准备到这家旅店去。谁知一出火车站，一大群出租汽车司机围了上来，抢着要送我们，同时他们也争着要买我们腰间围的皮制褡裢。一位司机报价车费最低，十美元，这样我们上了他的车。车行驶时，居然有嘎啦的声音，我们都害怕这样的小车会散架了。车开到了莫斯科城边远的地方，到达了那华人旅馆。我们很快安顿下来，那屋子比较简陋，床是摇动的，马桶是漏水的。但价钱便宜，每晚五美元。之后我们去餐厅吃饭，那里有几个北京倒爷正在喝酒，俄罗斯姑娘招待着他们。我们来了，那女招待用很流利的汉语招呼我们。我们还是吃中餐，便点了鸡与鱼之类。那次我们吃得很饱。

　　第二天，我们考虑去红场看看，但旅店老板说那里很乱，经常有人闹事，人群中有暴徒和小偷，因此建议我们不要去。我们只好在红场周边转了转。在老远的地方，人们便可以看到那金光闪闪、圆球状的红场边的教堂顶端。它才是俄罗斯精神的真正象征，即由东正教的基督教思想所塑造的灵魂。俄罗斯大地深重的罪恶和苦难，它的哀伤和呻吟，它对救世主死而复活的热切期待，成为了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历史的主线，并主要表现在其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中，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基督教主题，即人的沉沦与拯救。与其古典建筑一样，莫斯科的现代建筑也极其高大宽广，但却是灰色、单调的。它当然与建筑艺术风马牛不相及，它只是赤裸裸的钢筋水泥的结合。路上俄罗斯人都显得焦虑不安，神色慌张。人们偶尔也能看到酒鬼醉醺醺的丑态。

　　在莫斯科停留了两夜，我们三人便来到莫斯科开往柏林的火车站。我先上了车，和他们分别，并说希望以后在德国再联系。我来到我所在的有四个铺位的小单间，里面正坐着一位俄罗斯姑娘。我进去和她打了一下招呼，用简单的德语交流。她说德国很好，她也想去。等过了几个车站，她便下车了。我一个人呆在车厢里，有些害怕。我在这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万一有坏人进来，我该怎么办？想到此，一种极端的恐惧之情向我袭击而来。但我努力使自己镇静，我想上苍会保佑我的。同时我还可以叫来列车的乘务员，对付这些劫匪，也可以摆一下中国功夫的阵势吓唬他们。想到这，我就无所畏惧，不禁笑出声来。

　　列车在夜间到达苏联与波兰的边境，在苏联一侧停了下来。很快进来几个边防警察，看了我的护照与签证以后，还要打开我的箱包检查。他们翻了一会儿，发现里面全部是换洗衣服便无声地离开了。火车启动了，不久到达苏波边界的波兰一侧，上来的边防警察与他们的苏联兄弟的做法如出一辙，弄得我都有些厌烦了。

　　进入波兰之后，列车上的乘务员才开始查票。乘务员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俄罗斯中年妇女，她拉开我的小房间的门，查看我的车票，说我的目的地马上就要到了。我有些奇怪，告诉她我不是到波兰的某个城市，而是到德国的首都柏林。但她说车票上写的就是如此。原来我没有注意到我虽然乘坐的是从莫斯科到柏林的火车，但我的车票所标明的区间就是从莫斯科到华沙之前的一个城市。我怪罪自己疏忽，但向乘务员表示我愿意补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坚持说不行，我必须在那个小城市下车，然后自己再买票去柏林。我不理解她的脑袋为何如此僵化和固执，怎么她就不能给我补票了。为了感化她，我去她的乘务室，给她送了从国内带来的真丝手帕、风油精和清凉油，还把清凉油打开给她闻了一闻。说了好半天，她才收下我的东西。我说只要能补票，我还愿出十美元，说完我把十美元的钞票塞给了她，而她也没有拒绝。我想虽然多花十美元，但还是值得的，关键问题是保证一路顺风。

　　过了一个小时，两个青年乘务员来到了我的小房间。他们面带凶相，我一看情况不妙。他们手里拿着我送给女乘务员的礼物和十美元，要退还给我，并强调我一定要下车。不容分说，他们拽起我的箱包，丢出房间扔到两个车厢的结合部。我没有办法，只好收拾剩下的物品跟着他们一起过去。在那里，这两个乘务员不再走，而是要我出示车票，问我从哪里买的。我说是一个俄罗斯人在火车站退我的，花了十美元。他们立刻说，这是黑市交易，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是违法的，是要坐牢的。我说请原谅，我实在不知道。然后他们话题一转，问我是不是很有钱，我说没有钱，我只是到德国读书去的。他们又问我为什么给那女乘务员钱，我说是为了补票。他们说从波兰华沙到柏林至少要一百美元。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便没有作声。他们又继续说如果我不想有麻烦的话，那么再给三十美元，共四十美元，作为补票的费用。我暗自算计了一下，虽然认为这是在敲诈，但也是坏的可能性之中最不坏的一种，于是我又给了他们三十美元。这两个乘务员喜笑颜开，让我继续乘车直到柏林，并帮我把箱包抬到我所在的房间。他们走后，我心里一直在痛恨这两个敲诈犯，又怪责那个死脑筋的女乘务员。女乘务员也许可以说是太恪守规则了，而那两个男乘务员又太阴险狡诈了。从莫斯科到柏林花了五十美元，总的来说还是便宜的。

　　列车终于抵达波德边境。在波兰一侧，其边防警察依然十分认真地检查护照、箱包。但在德国一侧，边防警察只是看了一下护照和签证，都没有检查其它东西。顺利地进入了德国边境，我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离柏林只有几个小时了，我想德国应该是安全的。我离开小房间在走廊上转悠，突然仿佛从地里冒出来一样，那位德国大学生出现在我面前。我太高兴了，没想到我们俩又同坐一趟列车。他也很兴奋，说我们可以在柏林坐同一趟车去奥斯纳布吕克。

　　柏林终于到了。让我惊奇的是，柏林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同纽约一样摩天大楼比比皆是。它的建筑楼层一般都不高，但都建得很别致，每栋都有自己的风格。美国式的摩天大楼看起来虽然如同巨人般显得很壮丽，但它却有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即它把人从大地连根拔起，使人虽有漂亮的居室却深感无家可归。德国这种建筑，尤其是掩映在大片原始森林里的建筑给人的感觉却与大地密切相联。看来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虽密切相关，但它们却是不同的。如果说建筑是柏林固定的风景的话，那么穿梭于建筑之间的汽车长龙则是它流动的风景。到处可见奔驰、宝马和大众汽车，它们成为德国人的第二个住所。看来人制造了汽车，汽车也制造了人。我在想，这是一个技术化了的国度，它作为诗人、哲人之乡也许不能在其现实世界，而要在其精神世界中寻找。

　　我和那德国学生在车厢口相见，一起下车。我们到候车室等了几个小时，便坐上了去奥斯纳布吕克的列车。奥斯纳布吕克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它的儿子，著名的小说家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的开篇提到它的大名。我隐约记得是这样说的：火车从奥斯纳布吕克站台开出的时候……。现在我就要来到奥斯纳布吕克车站了。在奥斯纳布吕克，有一位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的弟子，我想学的就是海德格尔思想。

　　到了奥斯纳布吕克车站，我就到达了十天十夜漫长列车旅行的目的地。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德国北部美丽的城市生活长达六年半之久。

　　2、异乡人

　　我住进了当地的学生宿舍三楼北边的一间房子。我想首要的任务就是熟悉当地的环境。奥斯纳布吕克的德语本意为“牛桥”，它源于命名者看到牛走在市内野兔河的桥上。这是一座只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在中国不过是一座小城，但在德国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在下萨克森州仅次于汉诺威和不伦端克，屈居第三。我住的学生宿舍离市中心不远，它周边都是高大的森林和茂密的丛林，不时可以看到野兔在其间穿行。我从学生宿舍乘车到市中心不过一刻钟的路程。坐在车上，我感到很特别，车上只有几个人，大多数座位是空的，没有国内公共汽车上的拥挤和嘈杂。同时我也感到自己有些不自在，在众多的金黄头发当中，只有我是黑色的。一个欧美人到中国来，无论是在哪里，都有人主动打招呼、攀谈。但我这个中国人到德国来，却无人理睬我。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他们眼神中的淡漠与距离。

　　我来到市中心叫市场的地方，它就是这座城市的中心。那里有一个小广场，是用石头铺成的，旁边就是哥特式的市政厅和新教堂。这座市政厅在欧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著名的基督教的三十年战争时，天主教和新教就是在这里签订了和约，从而成为近代欧洲的开端。在市政大厅内还挂着当时几十位国王的油画肖像。在客人的签名本上，我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大名。距离广场不远是大教堂市场，旁边屹立着气势恢弘的罗马式的天主教大教堂。奥斯纳布吕克所辖的天主教教区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因此这个大教堂成为了这个教区的中心。我走进教堂，看到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在这静谧的空间里，体会其庄重与神秘。奥斯纳布吕克城市中心的建筑完全合乎古希腊城邦建筑的理念。古希腊城市的中心是一广场，周边是神殿，剧院和议政厅。神殿是城邦守护神和诸神现身的场所，而剧院表演神与人的斗争，议政厅则讨论城邦的公共事务。这一格局在近代城市建筑中发生了变化，神殿变成基督教堂，剧院则更多地上演近代艺术门类，市政厅是民主议政的所在。离开市中心往南去，就是奥斯纳布吕克的王宫。它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黄色的墙体、红色的瓦顶，自身形成了一院落。同时在宫前树立了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人体雕像，喷泉在不断涌出，使那里变得生机勃勃。在喷泉的南边，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坪，它的周边是高大的树木，上面则是湛蓝的天空和白色的浮云。昔日的王宫久已成为今日的大学。我在草坪上躺下，想着这里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在奥斯纳布吕克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不仅对那里的城市街道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也对其气候有了些常识。奥斯纳布吕克位于德国北部，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虽然夏不热，冬不冷，但气候多变，有时一天会出现几种天气现象，出太阳，降暴雨、下冰雹。它几乎每天都会间歇性地降雨，但极为短暂。为此我总是带一件轻薄的雨衣。

　　尽管奥斯纳布吕克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我没有家园感，我总认为她是别人的，而不是我的，因此有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和疏远感。我在超市购物时，也会碰到一些友好的老太太打招呼，她们问我是不是越南人，我说不是；有时她们也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也说不是，而强调说我是中国人，并耐心地告诉她们越南人和日本人都比较矮小，不会长到一米八以上。于是她们笑了，称赞我的德语非常好。德国人之所以会把我当作越南人和日本人，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越南人和日本人。在德国，大批越南难民开设了中餐馆和中国的杂货店，同时日本人的汽车和家用电器也充斥着四周。这样越南人和日本人进入了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相反德国人对于中国人所知甚少，也许他们一般只知道筷子和功夫，更多的也只知道一点毛泽东和毛式服装。对此我有些憋气。中国还有许多东西德国人闻所未闻呀。有些德国人和我说话时没有预设我是越南人或日本人，而是问我从哪里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从中国来时，就会接着问我什么时候到的和什么时候回去，我告诉他们我刚来，一旦学完了就会回去。

　　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我想我应集中注意力思考自己在生活与学习的问题。我每天都在我的房间里盘点，哪些是我面对的困难，同时又如何去克服它。

　　首先是语言。虽然我能对付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能听能说，但稍微复杂了还是不行。因此我和人还不能进行深入的交流，有很多词听不懂，有时即使听懂了一些词，但也不明白整句话的意思。特别是在看电视时，我简直无法分辨节目主持人口中发出的音节。另外我说的能力也很有限。我首先用汉语造一个句子，然后把它翻译成德语，有时却无法找到一个切中的词，只好先想出相关的英语单词。这样往往形成了：有话说不出。至于我读报纸、刊物上的文章，还不是很流利，必须借助词典。写一篇地道的没有语法错误的德语文章，恐怕要一天的工夫。我的语言能力除了要对付一般的日常交际之外，还要对付学校正式入学的语言水平考试。我当时还只是短期的访问学生，转成正式学生必须通过这样一门考试。之后我还要对付各种哲学课程的语言问题。总之语言是我在德国遇到的最大的鬼门关，而且也是永远跳不完的鬼门关。

　　其次是经济。在德中国留学生许多是国家公派的，他们享有德国方面资助的奖学金，无须为马克发愁，可以一心读书。但他们也可以在放假期间打工去挣一笔外快。另外一批是自费生。一般家境殷实，从父母那里拿了数万马克，因此在德国也衣食无忧。但他们往往无法动用这笔钱，靠在周末和假期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费用。不过自费生中还有一批是没有任何经济保障的，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有些学生干脆就不上课了，同时找了几份工作，成为地道的打工仔。在众多留学生中，公费生瞧不上自费生，而自费生中的富人也瞧不起穷人。其实我就属于其中的穷人，因此成为了异乡人中的异乡人，处于最边缘的地位。我出国的大量费用是借的，在德国每月的生活费最低为六百马克，如果每小时能挣十马克，那么每个月至少要工作六十小时。刚到德国，我也去职业介绍所去找工作，但由于我的德语水平还不是很高，不能胜任其工作要求。于是我想还是把语言提高了再说，等待时机找较好的工作。虽然我开始没有工作，但我还是忧心忡忡，为自己的生计发愁。那只有唯一的办法是：节约、节约、再节约。我给自己一个规定，绝不乱花一分钱。

　　第三是专业。我所学的专业是哲学，那西方哲学当然就在西方了，其中除了古希腊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现代哲学。我来到德国，可以说是来到了哲学的故乡，在这里可以学到纯正的哲学。但这种纯正的哲学也是最困难的哲学。我认识一批在国内学习哲学的人，来到德国以后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以发挥作为中国人的特长。即使拿到哲学博士之后，人们也很难找到饭碗。因此哲学不是一个可以寻找面包的工具。也有一些国内学哲学的人干脆改换去学经济学等专业，这样就可能在德国的公司找到职务或者充当西方公司在中国的代理。我充分意识到了学习德国哲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不想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向。对我来说，哲学不仅是我的专业，而且也是我的生命。如果放弃了哲学的话，那就等于放弃了我的生命。因此我决定锲而不舍地继续学习哲学，或者说，重新开始学习哲学。

　　所谓重新开始学习哲学，就是抛弃自身过去在国内所接受的哲学教育。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大都是编译性、介绍性的，很难说是一种研究性的工作。许多专家并不懂德语或其它西方语言，因此无法阅读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的原著。即使有人有能力阅读，但他们掌握的哲学文献也极为有限。但在德国则是一幅另外的情景。我到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了看，每一位重要哲学家的著作都摆满了一书架。一方面是他们各种不同版本的著作集，另一方面是关于他们的英、法、德文的研究著作。至于各种哲学期刊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了。中国学者在语言和资料上的欠缺，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更多的只有西方哲学史的传播。因此我在德国的哲学学习迫使我要完成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第四，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德国生活，我必须适应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吃的方面，我开始尝试吃面包加黄油和奶酪，并练习使用刀叉。当其他德国同学不在厨房时，我才偶尔做一点中餐，并马上彻底清除中国菜烹调过程中所特有的油烟味。德国人有些爱吃中国菜，但有些连其味道都不敢闻。在睡方面，我仍保持自己的习惯，晚十一点睡觉，早晨七点起床，中午午休。但德国同学一般是晚上一、两点钟才睡，上午十点左右起来，中午无午休。这样他们在晚上和午间的吵闹往往干扰了我的休息，有时人很疲倦，只有靠咖啡来提神。但我也想逐渐地和他们的生活节奏合拍，晚睡晚起，放弃午休。至于个人卫生方面，我比以前更重视。听说中国人身上有一种猪的气味，德国人身上有一种牛的气味，而人对于不同类型的气味非常敏感而且反感。这样我坚持每天早晚淋浴一次，并更换衣服，修理胡须与鬓角，以保持个人的清洁卫生。

　　第五，心理。一个人在德国，就如同一个人生活在陌生的世界，他并不象有的人想象的那样是生活在天堂。在这样一个陌生的世界，最大的心理问题就是孤独和寂寞。一般的中国人，不管上公费生还是自费生，都很难融入德国社会里。因此在德的中国人只能构成一个自己的交往圈，他们往往在一起吃饭、打牌，然后闲谈，东家长、西家短。我刚到德国时，周围既没有什么德国朋友，也没有什么中国朋友，完全是独自一人。特别是在周末，楼里的同学都纷纷外出，与友人共同享受快乐时光，而楼道里仅剩下我一个中国人。这样往往整天没法和人说一句话。由这种孤独寂寞所引起的对家人的思念，对未来的忧愁往往如同雾霭一样弥漫在我的心头。我知道这种孤独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我也知道我不能逃避，必须习惯，也就是说，我必须在这种孤独中生活。因此我要忘掉孤独，专注于学习。或者我在学习之余，独饮德国啤酒和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以酒释怀；有时我就一个人在周围的树林和原野散步。

　　除了这五个问题之外，我自己还存在许多其它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在国内所不曾有的。它们虽然我也曾想象过，但却从没有经历过，现在我在德国却亲身体验了。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是困难，有的还是非常大的困难。但我想我一定要克服它，走一条路出来。

　　到德国一个多月了，我开始慢慢地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写信，告诉他们我在德国的状况，让他们不要为我操心。同时我也积极地和德国的一些熟人建立关系。卡罗已经回到波恩附近他父母的家，他邀请我到他家住一段时间，也许能帮助我了解和适应德国的情况。

　　我坐车来到了波恩，卡罗在火车站接我。能在德国相见，我们感到万分高兴。随后卡罗开车带我到波恩的主要街道跑了一圈。我们去了贝多芬的家，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贝多芬狮子般的头发似乎是其英雄交响曲的音符，它使我想起他的名言：扼住命运的咽喉。这位英雄给予了我勇气，我现在就是要从他那里获得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之后我们来到莱茵河畔。莱茵河水象苍天一样蓝得纯粹。在伟大的德意志精神空间中，除了古希腊诸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和中世纪建立的上帝之家—教堂之外，就是这自南向北贯穿德意志大地的莱茵河了。莱茵河！诗人荷尔德林称它为父亲般的河流。在其赞美诗《莱茵河》中，诗人颂扬莱茵河的源头是个谜，连歌声也无法将这个谜底揭开。诗人诉说了莱茵河的命运，同时也诉说自己的命运。莱茵河不停穿越在德意志的大地上，也流淌在诗人的心田里。在这夏日的黄昏，我漫步在莱茵河畔，被这河流呈现出的神秘所吸引，它也勾起了我对家乡河流的追忆。

　　天快黑了，我们驾车由西向东越过莱茵河，驶向波恩东边的一个小村，那是卡罗的家乡。他的父母和三个妹妹都都热情地欢迎我，流露出兴奋和好奇之情，也许他们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中国人，也许是第一次请一个外国人来到家里。我就这样在他家住了下来。卡罗白天在一家工厂干活，赚些钱作为平时读书和生活的费用，晚上才回家。这样我白天就看书并和他母亲聊天，晚上则和卡罗交谈。过了几天，我便对他家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原来卡罗的父母年轻时都是种地的，后来由于普遍的工业化，他的父亲便去了工厂上班，而母亲则操持家务，三个妹妹也都在工作。他们家有四辆汽车，这是上下班必要的交通工具。他们家的生活很松散，大家都是分开吃饭，而不是象中国人那样围在一起吃，只是过节才如此。到了周末，卡罗不再去工作，便带我去看朋友，和游览附近的风景。有一次我们来到了著名的爱姆斯温泉，那里曾是俄罗斯人聚集的地方，据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左夫兄弟》就是在那里酝酿而成的。有时我们也去周边小镇的啤酒馆去喝当地出产的啤酒。我在卡罗家呆了半个月，便想回去，我感到客居于我于他都有所不便。但卡罗和他家人都不这样认为，挽留要我住下去，但我还是坚持要回奥斯纳布吕克。

　　我在回去的途中去了明斯特，到那里看望我研究生时期的女同学。我们能在异乡见面，心里得到了无比的慰籍。她比我早来一年，但现在仍处于困难时期。她的德语入学考试还没有通过，一直都在语言班学习，同时不断在当地和外地的餐馆打工。生活应该说是很辛苦，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与哀愁。其实我虽刚来不久，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况相见已相识！

　　3、嘴唇与耳朵的训练

　　在十月冬季学期初，我开始到大学去听课。尽管我知道凭自己的语言能力想听懂教授的话和课程内容很难，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听。我除了去哲学课堂之外，还去了文学、艺术、神学及社会学的课堂。德国大学的哲学与文科教学的授课类型分两种，一种是宣读课，另一种是讨论班。在宣读课时，老师在讲台上一字不漏地朗诵自己写好的讲义，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和海德格尔的“尼采”就属于这种类型。人们能把一个长句就构成一大段的哲学文章慢慢地读懂，就已经是件不错的事情了，更不用说能去听懂它。至于讨论班，教授指定许多参考文献，同时还会分发一些文字资料。除了他主讲外，所有选课的同学也必须依次讲解自己选定的专题。于是参与讨论课是很难的，而旁听讨论课是较易的。我听课的所有感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懂得了自己听不懂，或者知道了自己不知道。我有时听完两节课，除了知道课文和写在黑板上的几个字外，其它一无所获。尽管这样，我还是坚持每周上两次的哲学课程，强迫自己逐渐地适应。

　　在上哲学课的同时，我最主要的是上大学的语言课程。它也是每周两次，是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学生大致有几类：一是欧美各国的白人，二是非洲地区的黑人，三是中东的阿拉伯人，四是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东亚人。一个四、五十人的教室里仿佛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在开会一样。那位女教师发音清晰，语速很慢。她说这个班没有系统的语言学习，它不过是帮助那些已有德语基本知识的人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并给予他们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而且课程没有教材，只有一些从报刊上复印的文章，它们相关于当时德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我们首先阅读，当然要借助双语字典，然后讨论，最后回答老师的提问。那位德语女教师有一种隐蔽的种族观念。她对白人学生尤其是美国学生充满了热情，而对其它肤色的学生虽然面带笑容，但流露出一种傲慢和不屑的神情。在这样的境遇里，我明显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优越感。我觉得西方的偏见使他们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也不能真正理解我这个中国人。当然为了学好语言，我尽量排除各种干扰语言学习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对那种疏远的眼神视而不见。

　　我在德国生活和学习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问题，我的耳朵半聋不聋的，舌头也结结巴巴的，而语言考试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要尽快消除自己语言方面的障碍，我想哲学专业课是无济于事的，而大学的语言课程也没有太大帮助，我最需要的是进入一个专门为准备德语考试而设立的强化班。但苦恼的是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没有这样的班，只有附近的明斯特大学和奥登堡大学才有。鉴于经济和其它的原因，我没法去别处，只好留在此地。我一直在考虑如何通过入学考试，成为正式的学生。我听说有很多人在德国学了四年的语言也没有通过考试，真是不寒而憟。按照德国学校的规定，每一个外国学生只能注册三学期的访问学生，如果在第三学期还不能通过语言考试，那么就只好收拾行装回国了。但许多外国学生深谙游戏规则，他们一旦在某大学注册第三学期，仍不能通过考试的话，就转到另一大学注册第一学期，这样他们就可以逃避回国的厄运，而可以连续不断地参加考试，直到通过为止。但这种策略对我来说是糟糕的，我不想一直为一门语言考试拖累，而要尽快度过难关。不久我听说离大学不远的新教学生会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语言班，它的目的是为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外国学生准备参加德语入学考试而设立的。我赶到它的教室时，里面还没有人，但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人，把位置占满了。这里没有一个白人，全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教室不大，可以闻到周围人身上发出的其人种独特的体味。我有些受不了，但也没有办法。老师是一师范毕业生，因为失业受雇于此，只拿半份工资。他非常平和、善良，并具有幽默感，对我似乎特别友好，说他很喜欢中国菜。我听的这个非正规的语言班基本上可以说是德语入学考试班。老师每次都是讲解德语考试的基本题型，然后我们集中做某一题型的练习，而题目大多是从以往各大学的入学考试题汇集而来的。这种应试的德语班对于我们这些同学来说可谓对症下药。每次课间休息时，我们同学之间都会用德语简单地交谈。慢慢我才得知，班上有许多人居然是难民，他们来到德国之后也想到大学学习，但更多的是想尽快找一个工作，以赚取一定的马克。

　　第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始终坚持上哲学课程、大学的语言课和新教学生会的语言班。当然我的重点是语言班的学习。平时一回到宿舍，我就开始自学，那本袖珍的德汉词典已经被我翻破了，语法书中的规则被我划了不少红线，至于练习则做了再做，录音带也是有空就放。我感到自己成了德语的奴隶，每天都被它折磨得疲惫不堪。我有时对那些词典和语法书顿生厌恶之情，恨不得把它们一把火烧掉。我想要是不到德国就不会受这份洋罪了。在中国，难道我的耳朵和舌头不是很灵敏吗？我几乎就没有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就是我大脑那不可见的意识的温顺的工具。但现在好了，耳朵和舌头却处处阻挠我的意识的自由表达，它们仿佛是充满砾石的崎岖山路。我就走在这路上，我希望尽快地走完。

　　在夏季学期开学时，学校要进行入学考试了，我赶快跑去报名。我想不管能否通过，我都要参加考试。如果通过了，那么是我走运，如果没通过，那么也有了一次经验。考前在班上的模拟测试中，我的成绩处于通过与不通过之间。语法部分轻而易举，我能拿满分，文章理解也没有太多麻烦，只有文章复述较为棘手。老师以较慢的速度将近两张打字纸长的文章（往往是科技文献）念第一遍时，考生只是听，而念第二遍时，必须同时记录其中五十个左右的要点。然后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写出一篇文章，用自己的语言完整无误地将听到的文章复述出来。这旨在检验一个人的听力与写作能力。我的问题是有许多地方听不懂，这样自然也写不准。鉴于这种情况，我在自己准备时加大了听力训练的力度。

　　考试的日子来了。我们进入教室时必须出示自己的护照和准考证，然后坐在指定的位置。我顺利做完了语法与文章理解部分，只是等待文章复述。老师在慢速地朗读课文，内容是关于全球人口与生育控制的问题，我听得朦朦胧胧，似是而非。当老师念完第一遍后念第二遍时，我尽量抓住可以听懂的每一个词，将它们写在稿纸上。但当我开始写作时，突然发现脑海里一片空白，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将那些孤立的单词组合成一篇有意义的文章。这一空白给我带来了惊慌，我几乎想去卫生间小便。但我命令自己一定要沉住气，慢慢想。我冷静了下来，仔细考虑全球人口与生育控制这一问题可能讲的内容，又努力找出我记下来的一些单词的内在关联。这样我连蒙带猜地写了整整一张纸的文章出来。谢天谢地，但愿我是瞎猫抓死耗子，能抓住几个才好。

　　一周以后，我收到学校一封信，说我在笔试中得了三分，丢了三分。语言考试的通过分是六分，如果笔试没有得到六分但又得到三分以上的话，那么还可以参加口试，借此补足所差的分数。尽管我没有完全通过，但仍然获得了参加口试的资格。如果我有幸能拿到口试的满分即三分的话，那么我就成功地闯过德语考试大关了。这个通知书真是把我逼到了通过与不通过这种让人头疼的境地。不管怎样，我还是努力争取过口试这一关。

　　口试的评委会是由几个德语语言和文学教授组成的，他们坐在台上。我得到一篇关于海涅的文章，在教室外准备了一刻钟。按要求我先朗诵了整篇文章，随后五个评委提问，最后我一一回答。遗憾的是，他们商量后通知我，我的回答不能使他们满意。我要求他们是否能考虑破格的可能性，他们还是予以拒绝。

　　通过与不通过之间的模糊界限终于结束了。通过的梦幻惨遭破灭，不通过的现实如同惊雷震惊了我。我有些头疼，这意味着我至少还要再学习一学期枯燥的语言，等待半年后的考试。这真是见鬼了。

　　我不得不重复上学期走过的路，去听哲学专业课，去上大学语言课程，去新教学生会的语言班。但现在我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感觉，简直是轻车熟路，耳朵灵敏多了，过去不懂的东西现在变成可懂的，好象一个人在黑夜中摸索之后见到了光明。舌头也灵活多了，一些话不须用中文造句再翻译成德语，而可以脱口而出。我也能流利地阅读一些德国大报的文章了。由于耳朵和舌头的变化，我开始对自己增长了信心。我想我的第二次德语考试也许就是我的最后一次德语考试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九二年冬季学期的德语考试，我充满信心地走入考场。我得心应手地完成了语法部分，也轻而易举地回答了文章理解中的相关问题。我只是等待着文章复述，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老师开始念文章了，内容居然是龋齿是否可以通过细菌传染的问题。里面充满了一些医学术语以及统计数据，我似乎可以把握轮廓，并抓住了其中一些核心词汇。但这样一种科技文章毕竟远离了我个人平时阅读的范围。我有些担心，怕重蹈覆辙。于是乎尽最大努力写作了一篇龋齿与细菌的文章。交了考卷后，心里还是不很踏实。考分出来了，我的笔试还是三分，因此我还必须参加口试。我知道口试困难重重，但与上次相比，我怀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我到德国有一年多了，口语已突飞猛进。在口试时拿到了资料，那是关于宪法根据的一篇文章。我依然是先面对考官朗读一遍。我泰然自若，字正腔圆。然后依次回答他们的提问。我强调了宪法的根据在与人的人性和理性，把我所理解的近代哲学的思想都用了出来。在我回避之后，主考官当时就公布了结果，我圆满通过了口试。这意味着我也圆满地通过了整个德语考试。我非常高兴，连连道谢离开了他们，我想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德语学习资料统统扔到垃圾堆去，把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摆到我的书桌上来。从此我就是一名正式的哲学专业的学生，而且是一名哲学博士生。这个语言关口的闯过消除了我在德国的第一大心病，它使我获得了自由的感觉，如同一只小鸟飞出了囚禁多时的笼子，得以在天空自在地飞翔。因为这个消息太好了，所以有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生怕这样一个结果会有什么意外。直到考完一周后，我才收到正式的德语考试资格证明。它是我进入德国大学的通行证。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海德堡的卡罗及其女友。他们也为我高兴，并通过礼品公司给我送来了一盒鲜花。

　　4、会说话的机器人

　　作为自费留学生，一切生活与学习费用都只能依靠自己打工所得来承担。最初为了过语言关，集中精力应考，我在九一年的冬季学期就没有打工。但过了一学期，我在经济上实在支持不住了。除了自己的生活费用之外，我还要考虑赡养我的母亲所需，以及偿还在国内外所欠的庞大债务。我必须去寻找工作，否则连面包都没有吃的。

　　每天为生计发愁的日子是一种以前从未有的痛苦的经历。我原来在农村，家里虽然有时揭不开锅，但母亲还是可以找邻居借一点米解决燃眉之急。再说这些家事也不用我来操心。后来我读大学和研究生都有助学金，那些钱虽说吃不饱，但也饿不死。至于当教师的工资除了吃饭外，每月还有节余，如果有时能得到一百元钱左右的稿酬，那么我也就相当富裕了。那时我从未想到自己会没有钱吃饭，但现在我走到了一条贫苦潦倒的路上。看来命运是一个奇怪的东西，谁也说不准啊！

　　忧愁是没有用的，我要尽快行动起来。在语言班上认识的一位中国同学，曾在市里的一家名叫“金龙”的中国餐馆打工，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建议我去洗盘子。我曾听说在中餐馆干活虽然有其优点，即无须使用德语，但活累，工资低，而且老板和老板娘一般都不友好。其原因在于，他们大都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没有什么文化，也是从做苦工、洗盘子开始发家的。当他们洗盘子时，他们希望老板多给钱，而当他们当老板时，却希望少给洗盘子的钱。尽管这样，我还是和中国同学去餐馆试了一试，但老板说不要男的，只要女的。这样我们只好失望地离开。

　　我在新教学生会和同学们聊天时，急切地表达了自己想打工的希望，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工作。一对情侣告诉我，他们在一家市中心的德国餐馆帮忙，男的当服务生，女的给厨师当助手，每天工作十小时，这样可以赚相当可观的马克。男的说那里有洗盘子的活，建议我晚上去试一试。我去了，进了狭小的厨房内。工作不难，较小的盘子和杯子可以放在洗碗机里洗，至于较大的东西如锅之类则需用手洗。这个颇费周折。我先要在热水里加洗涤剂擦去油迹污垢，然后在冷水里漂去洗涤剂剩余的气味，最后用干净的毛巾将其拭干，如同崭新的一样。这是个很细致的活，因此我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认真地处理每一个细节。但我从未干过体力活，连续站了几个小时以后，也不免腰酸背疼。同时厨房里浓烈的黄油和奶酪的气味也不免使人头晕。终于干到下班，我从老板手中接到五十马克，象逃命一样地赶回了家。第二天晚上，我又来到这家餐馆。干到中间，老板就来了，说因为顾客太少，所以不再雇我了。但我后来得知，其真实原因是劳动局禁止人们雇佣黑工，包括没有使用税卡的外国学生。

　　这样一种零碎的劳动不能保障我每天最低的生活开销，于是我在九二年初到工作介绍处登记，看是否有公司需要季节性的工作人员，但等了一周毫无消息。后来我来到另外一家劳务公司登记。它实际上将一些人员雇成自己的员工，然后派到各个不同的公司，尤其是季节性生产很强的工厂。它从工厂能赚到较高的工资，但给雇员只发较低的工资，由此牟取暴利。这家公司很需要临时工，于是我和它很顺利地签订了一份为期两个月的合同。每一个劳动日大致可赚一百马克，这样两个月可赚五千马克左右。这实际上可以解决我大半年的生计问题。

　　我从签订合同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就上班了。工作的地方是市郊的名叫“女士蛋糕”的食品工厂。它早中晚三班倒，我被安排为早班。我要在早晨五点赶到劳务公司，然后乘它的车经过半个小时的路程到达工厂，在六点钟准时打卡上班。我所住的学生宿舍离劳务公司骑车尚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这就要求我每天四点左右起床。对我这个失眠者来说，早晨四点有时是早醒的时刻，有时却是梦想的时光。我一般在八点钟起床，但现在这种安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为了保证四点钟醒，我去买了一个电子闹钟，它既可以当收音机，也可以当闹钟。它是我在德国买的第一个电器。

　　到了星期天晚上，我很早就入睡了。但睡到深夜，那些度完周末回来的同学在楼道的公用厨房里喝啤酒聊天，把我吵醒了。一旦醒了之后，我就再也难以入睡。但我在想，自己在路上要小心什么，在工厂劳动要注意什么。我提醒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这样的夜想之中，我昏昏沉沉地入睡了。但就在睡梦之中，那闹钟的铃声把我叫醒了。我真是不想起床，不仅身体乏力，而且眼皮都睁不开。但闹钟响个不停，我只好起来了，这时窗外还是深沉的夜色。我很快吃了两片面包，同时带了几片面包作为午餐，骑着自行车向劳务公司赶去。冰冷的路灯下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我的车轮有时惊起路边灌木丛中的野兔，它们甚至惊吓地越过马路而去。我一个人飞快地骑着，心中还有些害怕，担心马路边跑出醉鬼或暴徒将我打倒。在这样的心态中，我终于到了劳务公司。

　　门口已经蹲了几个人，我们说了声早晨好，便互不搭理了。谁都知道，谁都没有睡醒，哪有精神去闲聊呢？我们五点整坐车去“女士蛋糕”。汽车驶出奥斯纳布吕克之后，是在一大片森林中穿行，除了汽车的前灯照出一片光明之外，周围都是漆黑一团。我不管它开到哪里去，坐在那里居然打起盹来。我是多么不愿意坐在这狭隘的座位上，而愿意回到我温暖的床上。在似睡非睡和似醒非醒之中，我度过了整个路程。车一停在工厂前，我们都直奔厂房里。

　　我们排队轮流打了出勤卡，等待工头来派工。我站在那里打量着庞大的厂房内的景象。在昏暗的灯光下是一个长达百米的流水线，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蛋糕在一端焙出，在另一端则被包装好了。流水线上站满了操作的工人。这里真可谓热气腾腾，充满腥味的气浪时时扑来，简直让人作呕。我从来不爱吃鸡蛋，也不喜欢吃蛋糕，但现在我将要和这讨厌的东西打交道了。

　　我们的德国工头来了，他们都穿着蓝色制服，面无表情。其中一个工头把我带到一个车间，让我在那里打杂。我的工作就是洗清洁各种用具，并打扫地面。工作并不复杂，但是要马不停蹄。每隔一段时间，工头都要来检查督促，看我是否在偷懒，同时他还在呵斥，说不要这样，而要那样。我只好说是，没有其它的言辞。谁叫我为了钱呢？否则我就不会为资本家干活，也不会被这工头吆三喝四了。干了两个小时，到了十分钟的早餐，我只是木然地休息了一下。到了十二点钟，又是半小时的午餐，我拿出了自己带来的食品。我从来不爱吃德国人喜爱吃的又冷又硬的面包，但在近六个小时的劳作之后，也狼吞虎咽地将它吃了下去。之后我有点疲倦，但我知道，不要再想那么悠闲自在的午休了。我回到打杂的车间里，被另一个工头叫到另一个车间去，和一个德国人去看管炉子。那里气温很高，在炉前呆不了半小时就要到休息室去呼吸点凉爽的空气。我和那位工人轮流去休息。我到休息室时，虽然觉得身体凉快下来，但体内饥渴无比，我很想在那墙角边的自动售货机里花一马克取一瓶汽水喝。但我强迫自己克制这个念头，现在还没有拿到工资呢，还是喝点自来水算了。正当我回到休息室时，上午叫我的工头来了，满脸凶相，见到我就咆哮起来，吼着问我到哪里去了，说我是在为他干活，为什么躲起来休息。他边说边挥舞起拳头，似乎要揍我。我有些害怕，告诉他，另外一个工头要我看炉子去了。他不相信，我说我带他去看。由于一时性急，我走错了通道，找不到我看管炉子的地方。那工头更是气急败坏，以为我在骗他，但我坚持告诉他我一直在劳动。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地方，那个工人正准备下班，我说这位师傅可以作证。那位工头和师傅谈了几句，便不再生气了。但他并没有向我道歉，也许他认为不需要向我这么一个外国临时工道歉吧。我一时委屈无比，真想有一身中国功夫，让他领教我拳脚的厉害。为了钱，为了我在德国的生活和学习，这种屈辱只能暗暗地埋葬在心田。

　　第二天，我被安排在流水线中间的一个环节，即蛋糕经过焙烤出炉的地方。这里必须用手工操作，即把传送带中传出来的铁盒中蛋糕倒到另外的传送带上。出炉口的地方热气灼人，我和一个泰国籍的临时工来到那里，马上就觉得身上发热、流汗，便脱去了上衣。那铁盒在高温中烘烤得灼热无比，因此我们都戴了双厚厚的防护手套。过了一会儿，双手难免就有灼伤的感觉。休息时我脱下手套一看，手上已经烫出了水泡。我向工头说是否可以和人换一下班，但他看了一下，摇了一下头，说从什么地方找人来换呢？我只好咬牙把这一天干完了。我给劳务公司反映情况，他们也不理，说不能轻易更换工种。我只好拼命干了一周，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我把烫得满是伤口的双手给劳务公司的职员看，他们才通知“女士蛋糕”的工头给我另找工作。

　　但是所谓的另外工种仍然是在流水线上，不过我远离了出炉的地方。我的任务是将传送带的蛋糕装入包装盒内。这个活看起来轻松，但非常紧张，要求人保持高度注意力。第一动作要敏捷。蛋糕是连续不断地传送过来，人们必须尽快用手抓住它，放在旁边同步传送过来的塑料盒内，否则就会乱套。第二用力要适度。手不用劲就抓不住蛋糕，可太用劲就会抓破蛋糕。因此人必须用力不轻不重，恰倒好处，才能把蛋糕完好无缺地装入盒内。在装蛋糕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被工头批评，于是我在那里简直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我在这个蛋糕厂劳动了一个月以后，劳务公司又把我分配到一个更远的建筑材料厂去打工。这是一个烧制陶瓷和砖头的工厂。在烧制车间，几乎看不到什么人，也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窑场。据说他们烧制的陶瓷很坚固，其建筑用的砖头也几乎和石头一样，不易破碎。我的工作是把一种特殊型号的砖劈成两半。这种砖的中间有一条缝，我将它对准一个铁砧，轻轻一敲它就分开了，然后将它们整齐地摆在货架上。与我在一起的全都是土耳其工人，他们不讲德语，也不懂德语，只是叽哩咕噜地讲他们的母语，大概还是他们家乡的方言。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话说，只是埋头干活而已。久而久之，我敲打砖头的手也磨出了水疱和厚厚的茧子。

　　我在这家建筑材料厂劳动了两周，又被改派到一家纸品工厂。这工厂是将一种很厚的纸板加工成纸箱。我在那里只是给德国工人当帮手，把纸板放在机器上，等工人把它切割成一定形状，我把它再抱走，捆扎在一起。那些被切过的纸板很锋利，稍不小心就会割破手指。到结束那里的工作时，我的手已经伤痕累累了。

　　两个月的打工结束了，我终于歇了一口气。我赚了五千马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依靠它，我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用为生活费用忧虑了，同时还可以寄点儿给我的母亲，并将其中的一些钱偿还债务。但对这笔钱，我自己委实不能乱花，它可是我的血汗钱。每当我看到马克，我似乎就看到了我被烫伤、被割伤的双手和流淌的血。我暂时不能工作了，因为按照德国劳动局的规定，外国学生只能在假期打两个月的工，超过期限就是违法行为。另外我也要集中精力学习语言和专业。

　　但到了九二年冬季学期开始，我的德语考试通过了，我的主要问题就变成了经济和专业。比起专业，经济更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钱，那么我基本的专业书都买不起，更不要说买电脑之类的必备工具了。但如果为了钱而成天打工，那么我也没有时间去读书。当时我不可能找到任何资助，打工是唯一的出路，没有其它选择。因此我在考虑如何做到打工和学习两者兼顾。那种全天上班式的打工看来是不行的，虽然它能够保障一个固定的收入，但却影响了我学习的时间。那种零敲碎打式的工作也不是不行，我可以用学习之外的业余时间去打工，但它不能给我带来足够的马克。因此我要找一个每周二十个小时亦即两天半的固定工作，这也许能给我带来一个新的出路。

　　于是我到了职业介绍所去登记，同时也注意搜集每天报纸上的工作信息，并抄下了他们的电话号码，然后一一打电话去报名，并留下我的电话。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个清洁公司的电话，我的任务是在学生宿舍附近的超市里打扫卫生，每天超市关门后七——八点劳动两小时，这可以保证每月固定收入六百马克。尽管我认为做清洁是一个脏活和累活，而且在超市里会碰到熟人，有失面子，但为了生存和钱，也管不了这么多。我去干了一周，很是辛苦，那工头跟在后面督促着，两小时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但后来我发现，这一工作时间与我的专业课程的时间相冲突，为了上课我不得不辞掉了这份工作。

　　过了不久，一个服装仓库的小头目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去打工。我在那里的主要工作是搬运，一周可干二十个小时，时间由我根据学习情况自己安排，这样每月可挣八百马克左右。我很高兴能找到这份工作，于次日就前去报到。我所住的学生宿舍到那里有半小时骑车的路程，我每周就花三天时间奔命于其间。这个仓库属于一个大型服装公司，它把布匹等原料运到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地加工，然后把成品运回来发售。我和其他的搬运工人主要是把布匹运上车，把成品卸下车，最后又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放在仓库的货架上。跟德国搬运工中那铁塔般的壮汉相比，我一米八的瘦弱身材看起来的确如同东亚病夫。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力气活，压根就搬不动那些沉重的布匹。但我必须咬牙干到底，即使在冬天，我都会劳累得全身衣服湿透。在干了半年后，我终于病到了，胃部的剧烈疼痛使我在地上打滚，但为了钱，我仍带病继续上班。在这家仓库里，我一共当了一年的搬运工。

　　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没有占有我的更多时间，但一天劳累让我根本没有心思学习。有时晚上上课时，人都无法自控地睡着了。我想我必须改换工种，找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活。这样我去大学图书馆打听，看是否要帮手，正好他们空缺了一个学生助手的位置，便让我占了。图书馆的工作很轻松，无非是把人们还回的书根据图书分类插回其原来所处的位置上，然后就是整理书架上被人们弄乱了的书。我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还有大量的剩余时间，可以在图书馆查找资料。当然我坐在位置上安静地读书肯定不行，只能站在书架中翻阅书籍。在图书馆半年的打工时间里，我几乎把其中哲学类的每本书的目录都翻了一遍，把美术画册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图书馆的打工不仅使我在经济上获得了一笔收入，也使我对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文献有了大致的了解。当在九四年十月开始获得奖学金时，我才彻底告别了勤工俭学的生活。我在打工时（除了图书馆之外）似乎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只会干活的机器人。打工给我带来了许多的痛苦和耻辱，但也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在逆境中能够自强不息。

　　5、通向智慧之门

　　我到德国的真正目的是学习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但最初由于语言和经济的问题，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投入哲学研究。随着那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我便能安心地走向思想之途了。

　　在国内数年，我学习了哲学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哲学和文学。但我始终感到，国内的哲学研究始终是隔靴搔痒，抓不住要害。说得更明白一点，在中国很难学到地道的西方哲学。这曾使我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危机。

　　在德国的最初的日子里，思想的危机不仅没有被克服，反到加剧了。这是因为语言世界的转换所形成的。我们在中国还可以用汉语思考西方哲学问题，因此这种危机仍然被汉语表达的惯常性和自明性所遮盖。但是德语的陌生性和它所独特具有的西方的思维却敞开了一个为汉语所不能覆盖的维度。不仅语词是它样的（有些语词在汉语中根本找不出对等的），而且语法也是根本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一些看起来同样或者近似的语词在汉语和德语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于是思想的危机便到达了一个极限，它迫使人自身改变自身的思想。例如，我们所说的“哲学”，“理性”和“思想”这些字眼都必须使用新的意义，也就是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后现代所形成的历史意义。

　　当然最根本的不是语词的意义问题，而是思维自身的问题，亦即如何思考。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是自然思维和历史思维，现代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传统，相反中国人对于西学的介绍和阐释始终基于自身的解释学先见。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先见的自身边界的划分，并指出哪些它是可以看到的，哪些是不可以看到的，最后促成中国先见的改变和视野的扩大。所以问题必须回到中国思维的自然性和历史性。中国思维始终设定了思想之外的自然的优先性。它表现为三个方面：1，存在。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天地亦即自然对于人具有绝对的规定性。2，思想。人首先从自然中思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予人。3，语言。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给汉语的文本表达的自然性一现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文本表达中，人们先描写自然，再描写人，如同诗歌中的先写景再抒情。基于这种思维的自然性，中国思想也发展了其历史性特征。所谓思想的历史成为了注经的历史，而注经自身则演变为历史的叙述。

　　人们必须追问思想的自然性和历史性特征。黑格尔曾直接地指出，中国的思想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并没有达到思想自身。另外他强调哲学不是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叙述并不关涉于思想自身的展开。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思维实际上遗忘了思想本身，这通过它将思想移交给了自然。但是自然为何具有其规定性？对此中国思想从来没有追问过。人们只是假定了自然的自明性。然而这种所谓的自明性却具有无限的幽暗性。因此中国思想必须追问自然。这又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思想必须追问思想自身。对于思想自身的追问已经由西方哲学的传统提出，因为西方意义的哲学就是理性的事业，而所谓理性就是纯粹思想。因此第一哲学亦即形而上学成为了纯粹思想的表达。如果哲学作为纯粹思想的话，那么它便区分于自然和历史的思想。它成为概念，并实现于逻辑。

　　因此对于一个在西方学习哲学的中国人来说，所谓思想的改变就是从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思维走向思想本身。当然这种改变是痛苦的，因为思想要与自身相分离并成为它所尚未是的。

　　那么思想的改变如何发生呢？这只能通过对于思想的学习。当然学习思想唯有学习那已思想的。这已思想的正是哲学史。西方已思想的就是西方哲学史。

　　在德国的六年半时间，我系统地学习了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西方哲学。对于德国大学的哲学学习而言，所谓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点不同于英美大学的惯例，也不同于中国大学的做法。我们中国大学的哲学课程有太多的概论，太多的原理，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玄谈，与真正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人们读完哲学课程，仍然不知道什么是思想自身和如何进入思想自身。与之相反，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哲学原理或概论之类的课程，它引导学生学习哲学就是将学生引导到哲学史中去。

　　作为具体的哲学史，它总是由哲学家所形成的哲学史。于是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哲学的历史。这样的一个历史是一个万神殿，哲学家们仿佛诸神一样立于其中。或者这个历史是由那些如同巨峰一样的哲学家们所构成的雄伟山脉。因此不存在哪个哲学家是否过时的问题，也不存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样的选择。这与我国哲学界在西学研究过程中喜新厌旧，追赶时髦的学风大异其趣。在德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下列哲学家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中世纪的普罗丁，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纳；近代的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现代的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后现代的德利达，福科和梅罗－庞蒂。

　　基于这样的哲学史观，哲学史的学习不是通史的概览，而是专题的研究。在这样的哲学讨论中，哲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都无关所要，关键是他所写的哲学文本，正是这样的哲学文本才使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的思想表达出来，并作为已思想的重新被思想。例如，我们整整一个学期只是讨论巴门尼德的残篇，有时一节课的基本内容就探讨残篇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语词。在对哲学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性的语词都得到了认真的分析。追问一个词就是给它划定边界，亦即追问它究竟说出了什么，同时它又没有说出什么。在此中国的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思想必须思不可思，说不可说。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个语词在此如此说（显现）同时又如此不说（遮蔽）？在此基础上，一个语词向另一语词的转换所构成的关系成为了哲学学习中的根本主题，因为所谓的逻辑就是将事物聚集在一起的语言关系。在关系的演化中，一个文本仿佛是在原野上所开辟的道路。它自身的伸延引导人们追随。正是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我们进入到了哲学家的思想中去，并经历每个哲学家是如何思考的。

　　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最著名的哲学教授要算博德尔先生了。他是海德格尔弗莱堡的晚期的著名弟子，和弗莱堡的早期的著名弟子比梅尔（Biemel）教授是好友。博德尔著名在弗莱堡做完博士论文之后，便游学到英国剑桥和法国巴黎，后回国到不伦瑞克大学，接替了著名的《黑格尔全集》的编者克罗纳的教席，之后又转入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其间曾受邀去美国纽约社会新校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的大学讲学。人们认为，博德尔著名虽不如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有名，但他也许是一个最深刻和最晦涩的哲学家。国际海德格尔学会主席里德尔（Riedel）教授曾说，博德尔是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因为我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心醉神迷，所以我希望投奔于海德格尔的弟子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于是我向博德尔教授表达了我这一愿望，他很高兴收下了我这位中国门生，并问我想做海德格尔的什么文章，我说我偏向于海德格尔后期的语言问题。他说这很好，实际上后期海德格尔才进入思想的成熟阶段，当然也要注意他早期经过中期到后期的变化。

　　在大学系统地听了一些哲学教授的课程之后，我最后决定只是选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博德尔教授的课程。他的教学都安排在晚上，一般是一门宣读课，一门讨论班课。他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包括了从巴门尼德到后现代的所有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当然每一门课只涉及一个人物，甚至只是其思想的一个部分。他的语言是典型的学院式的语言，因此要完全领会十分困难。我一般下课后找德国同学索取笔记，回来后认真钻研。大概听了两年之久，我才开始明白博德尔教授的思想。

　　博德尔教授的思想当然来源于海德格尔的思想，但他又作出了创造性的分离而独树一帜。在他看来，哲学应回复到爱智慧上去，哲学自身的发展是哲学与智慧关系的变化。在西方的历史（古希腊、中世纪、近代）上，每一时代所给予的智慧都唤起了同一时代的哲学。古希腊的智慧话语是由《荷马史诗》唱出的，它要人成为英雄；中世纪的智慧是《新约全书》说出的，它要人成为圣人；近代的智慧是由卢梭等人写出的，它要人成为公民，亦即自由人。与此相应，哲学自身具有不同的规定，古希腊是理论理性，中世纪是实践理性，近代是诗意（创造）理性。但从现代到后现代，智慧死亡了，因此它再也不召唤理性，于是哲学也终结了，哲学成为非哲学。博德尔教授的哲学史观一方面注重每一个时代的整体的内部关联，另一方面也强调每一个哲学家思想整体中的要素及其关系。他反复讲述的是在整体中的区分。由此我们将清楚地看到，一个思想结构是如何构成的。这样在他的课堂上，人们能够学到最纯正的西方思想。

　　可以说，正是博德尔教授给我打开了通往西方智慧和哲学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上，我学会了一般思想的原则：批判。批判与任何否定或肯定都没有关联，它就是划分边界。边界是一个事物本身的起点和终点。在边界之处，一物与它物相区分，而规定自身。所谓的批判有三个维度，首先是语言批判，其次是思想批判，最后是现实批判。这种批判的态度要求我和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一方面我要走向他，另一方面我要告别他，走在一条自己思想的道路上。

　　6、十字路口

　　到了九三年冬季学期开学，我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一年半，语言关过了，经济上也能勉强度日，专业上也开始入门。但这种半工半读的日子依然非常痛苦。关键是无法估计，我什么时候能不打工而专心读书，什么时候能结束在德国的学业。我似乎看不到任何确定的前景，远处若明若暗，我只有耐心地等待。

　　就在这时，我的签证有效期只有半年了，由于经济和其它各种复杂的原因，我无法在德国续签。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回国。如果要再到德国来学习，那么我必须重新在德国驻华使馆等候签证。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我很想回国，我不想再过这种半工半读的痛苦日子了。哲学虽然重要，但生活也很重要。同时我已经一年半没有见到我的母亲和家人了，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回国，我在德国除了受苦之外，几乎是一事无成，哪有脸见江东父老啊！另外想起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受压抑的情景，我就害怕。如果我回去了，那么系里的当权者不更是有理由嘲笑和打压我了吗？我要争取留在奥斯纳布吕克读完博士，即使不行，我也要转到德国其它地方，或者干脆去美国读书。万一这所有的路都不通的话，我就想办法去北京。

　　我把签证的困难告诉给了博德尔教授，看他是否能帮助我。他派他的女秘书带我到市外事局去交涉，找到一位女主管。她很冷漠地说，这是规定，我必须回到北京再次申请签证。女秘书问那需要多长时间，女主管说这说不准，也许一年，也许两年，目前从中国到德国读书的很多，因此要排队。女秘书和我生气地出来，认为外事局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将情况告诉了博德尔教授，他说他再努力想想办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么我还是回北京重新签证，也许不要那么长时间。他会关注这件事情。

　　我很沮丧地回到了宿舍，准备开始实施我原来构想的其它各种对策。我坚信，在众多的道路上，必有一条是可以走通的。我给海德堡的卡罗打了电话，看他是否能帮我转到海德堡。我们商议了半天，决定试一试。他找到一位在西门子公司任职的朋友给予我经济担保，并把我的各种材料递给了海德堡大学。同时他也推荐我去找那里的一位著名教授，一名伽达默尔的弟子，并约好了见面时间。

　　我如期来到海德堡，见到了伽达默尔的这名弟子。我简单地说明了我的情况，他答应我可以在他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这太好了，我非常希望在这座美丽的大学城读书，卡罗也很高兴我将来成为他的学友。我在海德堡住了几天，漫步在它的山水之间。

　　静谧的内卡河穿过南北对峙的山脉在海德堡缓缓向莱茵河流去。我首先游览了内卡河南“御座山”半腰中巍峨屹立的“王宫”。虽然它被当年宗教战争的炮火已摧毁得残缺不全，但仍然充分显示出它的王者气象和雍容大度。这个破损的王宫今日依然是整个德国最美丽的王宫之一。

　　从王宫下来之后，穿过内卡河上那座著名的石桥，我爬向河北的“王山”。王山的半腰伸延着“哲学家之路”，它正对峙着王宫。路边万木吐翠，奇花异草飘香，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宁静，它呼唤人们去思想。也许正是因此，这半山之路被称为“哲学家之路”。在此路上，一定留下了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雅斯贝斯的脚印。它也召唤了执当代德国哲学牛耳，现已逾九十岁高龄的哲学家伽达默尔一直执教于海德堡。

　　在“哲学家之路”旁立着醒目的石碑，它镌刻了诗人荷尔多林的诗行：“海德堡，我长久地爱着你！”人们说德国是哲人和诗人之乡，而海德堡则是德国的哲人和诗人之乡。她的山灵水秀所拥有的浪漫情怀，使十九世纪末许多浪漫主义诗人聚集于此，咏诵出许多关于生、死、爱的不朽诗篇。荷尔多林—这位被称为“诗人之诗人”歌唱者，由于见到了无限的光明从而限于了无边的黑暗。他在疯狂之中生活了长达四十年之久。但他在二十世纪重新闪耀的光芒却使歌德也为之黯然失色。

　　离开荷尔多林诗碑，我继续沿着盘山路爬向“王山”山顶。山顶树木森然耸立，人们仍可以看见中世纪教堂的残迹。离它不远立着一座巨大的露天半圆型剧场，它是在纳粹时代人们义务修建的。希特勒对海德堡也情有独钟，曾在此剧场进行声嘶力竭的纳粹主义的演讲。历史已经过去。人们现在则在此举行大型音乐会，它将天簌、地簌、人簌聚集于一起。

　　我实在脚步艰难地离开了海德堡。回到奥斯纳布吕克之后，我又写信给美国伊利诺伊斯的美国教授，看他是否能帮我从德国去美国。他很快回了信，说他愿意向他的朋友，一位在伊利诺伊大学的著名尼采专家推荐我前去攻读博士学位，并建议他破格录取我，免去托福和GRE的成绩。这位尼采专家也同意要我，并把我的申请材料转到了大学的学籍申请处。但不久大学学籍申请处要求我补寄托福和 GRE成绩以及相关的申请费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根本就无法去考托福和GRE 。于是我告诉美国教授，鉴于这种要求我放弃去美国的打算。

　　由于一切尚未确定，我最后还是考虑了回国的可能性。因此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写了信，要求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他友好地给我回了信，建议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写信，请他们特批。我马上意识到，国内条条框框太多，破格大概是不可能的，由此我很快就死了这条心。接着我给北京的一个很一般的学校写信，想前去工作。我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因，是因为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学校广招人才。我去这所不起眼的学校不过是想找一个去北京落脚的地方。一旦到了北京，我就可以重新选择去其它著名学府工作或深造了。这个学校充满热情地回了信，也许他们还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才，许诺要我去当带头人，并寄来了表格要我填写寄回，说随时欢迎我回国前去工作。有了这么一个北京的学校要我的消息，我心里也踏实多了。不管何去何从，我有了在北京的立脚点，至少不用再回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这个让我蒙受屈辱的地方了。当然我没有愚蠢到马上回国，去北京的这个学校不过是我的底线，是我最坏的选择。我最好的选择仍是留在德国，或者在奥斯纳布吕克，或者去海德堡。

　　博德尔教授当时不知道我这个中国人的如意算盘，当我去海德堡时，我内心里深深觉得对不起他。他对我那么友好，我却想投奔别人的门下。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想如果博德尔教授能帮我留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话，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出其它心思的。博德尔教授其间将我的情况反映到学校的外事处，请他们以学校的名义到市外事局来帮我。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外事处告诉我，继续在奥斯纳布吕克签证是不可能的，但也不一定非要去北京重新办理，只需到阿姆斯特丹的德国驻荷使馆重新签证就行。博德尔教授为我还专门给德国驻荷使馆签证处通了电话，请求他们给我方便。

　　于是我积极准备去阿姆斯特丹签证处签证的事宜。幸好在奥斯纳布吕克就有荷兰领事馆，我很快就前去办好了去荷兰的签证手续。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奥斯纳布吕踏上了去阿姆斯特丹的路程。从高速公路上放眼望去，展现的是平坦如砥的绿色草地和色彩斑斓的牛群。不时能看见那在风中缓缓旋转的巨大风车。到了德国大使馆的签证处，我递给官员我的申请资料，并说明博德尔教授曾给这里打过电话。他说知道这事，但要商量一下。过了不久，他回到窗口很遗憾地告诉我，说他们不能在这里给予我在德国的留学签证，原因是我的荷兰签证是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如果我的荷兰签证是有效的学习与工作签证，那么我在此获得德国的学习签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此我的当务之急是在荷兰的一所大学注册并得到学习签证。这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我几乎绝望地走出了德国使馆。我想我命中注定是要回国了，那我就回去吧。我也想赶快离开这不能给我希望的阿姆斯特丹。但是我又想起了美丽的郁金香和伟大的梵高，我不能错过这个良机，特别当我要离开欧洲的时候，要抓紧时间来游览。于是我便忘掉了签证的烦恼，漫步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

　　阿姆斯特丹立于北海边上。市内布满了无数条小河。许多街道及其建筑便沿河伸延。因此阿姆斯特丹素有北方威尼斯的美称。在这座国际性的都市里，生活着无数不同肤色的人们，他们大都来自荷兰以前的殖民地国家。大街上黑男人拥者金发女郎，黄脸妇拉着高大的白人汉子，个个都自由自在，欢天喜地。

　　我以步代车，走遍了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除了在鲜花店里看到那迷人的郁金香之外，它在街边屋前乃至绿化地带了无踪影。我不禁有些怅然若失，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只是一个梦幻的传说？但当我走进阿姆斯特丹的数家艺术博物馆之后，我的心情则变得如同郁金香一般了。

　　我首先参观了那如宫殿般富丽堂皇的“王国博物馆”。它用荷兰艺术的历史表达了荷兰这个民族的历史。她的崛起，她的强盛与海上扩张，以及她的今日。在这个博物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伦勃朗及其弟子们的作品，伦勃朗的油画〈〈夜巡〉〉则几乎成为了焦点，许多人驻足欣赏这幅惊人的鸿篇巨制。

　　“王国博物馆”珍藏了荷兰的古典艺术作品，而“市立博物馆”则展览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作品。它不仅收藏了荷兰艺术家的杰作，而且也集中了世界上许多艺术大师的珍贵原迹。诸如毕加索、马蒂斯、高更、塞尚以及康定斯基的油画。古典艺术充满了宁静和谐，它表达了某一确定的对象，如人与风景，因此它比较容易理解。但现代艺术与之完全相反，它显示的是无秩序的骚乱不安。人仿佛面对着死神的舞蹈，慌张，畏惧中隐藏着绝望。那在古典艺术中曾十分确定的对象也已经消失，现代艺术凸现的是不确定的对象。色彩和线条不再是工具，去描绘什么，表现什么，而只是色彩和线条自己的游戏。因此现代艺术勿宁说是不可理解的不可解释的。

　　参观了“市立博物馆”之后，我来到了“梵高博物馆”。天才而又疯狂的梵高是荷兰人的骄傲。不仅他的绘画，而且他那几乎不可思议的生平也散发出无穷的魅力，把人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召唤而来。

　　梵高博物馆展出了梵高大量的油画，速写以及与梵高的艺术生涯有关的材料。梵高是一位真的艺术家。他的绘画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绘画。虽然梵高曾尝试将他的油画换成面包，但几乎无人问津。他卖的几幅作品所得的钱恐怕不够他喝苦艾酒。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画了一辈子。而现在梵高的大名如同太阳，他的作品贵于金子。梵高的确不得不预言般地陷入了疯狂。然而，是梵高疯了，还是这世道疯了？

　　梵高的作品清楚地展示了这样一条轨迹，从早期的晦暗到晚期的鲜明。如他早期所画的土豆如土块一样黑暗、沉重、悒郁，但他晚期彻底改变了这一风格，广阔的田野，旋转的星空，火一般艳丽的桃花和向日葵。梵高最喜欢用的颜色是蓝色和黄色，它乃是梵高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其实也早已显示于天地之间。蓝是天空与海洋之蓝，黄是太阳与天地之黄。蓝与黄是自然最本然的色彩。但只有梵高发现了它。

　　我在梵高所画的〈〈农鞋〉〉前驻足良久。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这双鞋作出了极富诗情哲理的阐释：这农鞋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同时它又归属于农妇自身的世界。因此这农鞋显示了大地的遮蔽和世界的敞开，以及大地与世界的抗争……。真是说不尽的梵高。

　　在告别阿姆斯特丹时，我想起了郁金香和艺术。艺术，人类用它装饰自己的精神，让它上升到美。阿姆斯特丹拥有如此惊人的艺术品，它们正是阿姆斯特丹永开不败的郁金香！

　　回到奥斯纳布吕克，我一方面存有观看了梵高绘画之后的激动，另一方面又怀有签证失败之余的无奈。我给博德尔教授打了电话，讲述了去德国大使馆的经历。他说原来如此，真是徒劳。不过他说他再想其它办法，也许还是有希望的。

　　大概过了一周，博德尔教授打电话来要我去找市外事局的一位负责人，去续签学习签证。我惊喜过望，很快去了外事局。我在路上想，博德尔教授有什么办法使外事局破格给予我学习签证呢？后来我才知道，他找了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给外事局打了招呼，因此外事局也马虎不得。我到外事局见到那位负责人。他非常友善，只是问我护照、入学通知书和我作为博士生正式注册的学生证带来了没有，根本没问经济担保书。我连忙递上材料，他翻了一下，就叫手下人给我签发了学习签证。我连忙给博德尔教授打电话，说签证问题已经解决，衷心感谢他为我操了不少心。

　　我能继续留在奥斯纳布吕克学习了，便不再考虑去海德堡，当然也不考虑回国去北京了。只是我还要过几年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

　　7、断肠人在天涯

　　在德国的最初几年里，我过的都是极为糟糕的生活，就象是孤魂野鬼一样，在黑夜的荒原上飘泊。我多么想成为一个人，能行走在光明大道上。但现实的一切都给我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应该说我就是一匹伤痕累累、身心都在流血的孤狼。只是我这孤独的狼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定要寻找到猎物。但在寻找的过程中，也许伤口之痛会剧烈地发作。

　　痛苦作为我的身体和心灵的一种状态，是由撕裂和压迫造成的。我在德国的生活承受了太多的撕裂。从中国到德国，我在国内拥有的东西变得没有了，而没有的东西就变得更加没有可能了，我仿佛是由一个精神贵族被剥夺成一个一无所有的贫民，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更糟糕的的是我陷入了两难处境。我要能安心读书，就必须有钱。但如果赚钱的话，那么我就读不好书了；如果一心读书，那么我就赚不到钱了。正是这种赚钱和读书的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我仿佛背上了无数沉重的石头，而它们的沉重是我无法承受的。心理的无法承受也导致了身体的无法承受。

　　长期的失眠现在更严重了。虽然我每天觉得很疲倦，但就是难以入睡，总是在想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我睡着也常做噩梦，梦见被人追赶，无处藏身。有一次我就梦见警察在抓我，说我打黑工。梦醒之后，我就再也难回梦里，只好辗转反侧。由于睡眠不好，我白天往往无精打采。对于我来说，漫长的黑夜变成了无穷的白天，而要工作的白天仿佛是要成为休息的夜晚。是什么东西困扰我的睡眠呢？我自己知道，那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是对生活和学习的忧愁，我心忧郁的黑色比夜之黑色还要沉重。我如何能在夜里安眠呢？

　　除了失眠，我的饮食也出现了问题。也许是吃惯了中国的饭菜，即使是食堂十分糟糕的饭菜，我突然一下子根本不能适应德国的牛奶面包。当拿刀去切面包时，就有些反感。那又干又硬的面包非常艰难地进入嘴里，被我咀嚼并吞下去。可能是我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我，总是在我的肠胃里面制造废气，使我腹胀。当然打工的劳累也往往破坏了胃口，我有时根本不想吃饭，只是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下，等缓过气来，才强行啃几片面包。我心里明白，我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未来的焦虑，它在根本上影响了我的食欲。一大堆烦恼的事情，我哪有心思去吃饭？去品尝美味呢？吃饭被人们看成人生一件乐事，对我而言就是充饥而已，而且在充饥的过程中，体验的只是难咽的痛苦。

　　因为睡眠和吃饭都不正常，所以我总是感到乏力、困顿，眼光暗淡，面色苍白，四肢乏力。我想要是相士看到了我这副形象，一定会说我交了霉运吧。我当时给人的印象就是穷愁潦倒。我打工时觉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搬重箱子时双腿发颤。我读书时也几乎没有力气挺胸坐直在椅子上，而是靠在上面，甚至就想躺在上面。我感到自己病了，而且是身心俱病。

　　我的病开始只是以感冒流涕表现出来。感冒是身体受到过度的冷和热的刺激所作的反应。但对于我来说，不是过冷过热，而是稍有一点冷和稍有一点热，都会觉得不舒服，而且皮肤会起鸡皮疙瘩，并导致打喷嚏和咳嗽。一旦如此，它就不会很快过去，而是要持续很长时间，这时它会使脑子变成空的。我曾服用一些感冒药，但都无济于事。我只好去淋浴，冲一个热水澡，这样往往会缓解一下症状。我知道我之所以连续不停地感冒，是因为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不行。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整个身体出现问题。

　　突然有一天，我在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白发增多了。我本来有极为茂密的头发，而且又黑又硬，在国内时虽然有那么几根白头发，但完全被黑色的头发所覆盖。现在却不一样了，白发如同雨后春笋，遍布头部，黑发已经没法掩饰了。我的忧愁使我的黑发变成白发。我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试图忘掉我的忧愁，但问题是我没有找到一个根治它的办法。在发现我的头发变白的同时，我还觉得自己的牙齿出了问题，牙龈天天流血，牙齿出现怕冷怕热的情况。我的一口牙齿曾经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我过去在和朋友一起和啤酒时，从不用其它工具打开酒瓶，而是用牙齿咬开瓶盖。但现在牙齿这最坚硬之物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应该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哪！看到头发和牙齿的情况，一阵悲凉之感象闪电一样袭击我的全身。

　　就在我为头发和牙齿感到不安时，我的双脸和脖子开始出现脓疮。过去我都没有生过青春痘，现在却长这玩意儿，有点不合时宜，莫名其妙。这些脓疮既痒又疼，叫人整天不得安宁，而且会给衣服留下污斑。虽然如此，我还是忍耐着，希望它自愈。但我不知道它居然一个痘好了，另一个痘又出现了，层出不穷。在脸部出现脓疮的同时，我觉得自己的臀部严重不适。仔细一看，内裤上留有血迹，原来我长了痔疮。这真是祸不单行，从头到尾都开始溃烂了。人们说十男九痔，但我从未得过这种病，也从没体验过它所带来的痛苦。现在不想染上此疾，真有难言之隐。痔疮的疼痛和便血使我只能夹着尾巴走路，给我带来了诸多不便。我有时暗暗地想，老天爷，你为什么这样地惩罚我呢？在我生活最黑暗的时侯，我最需要的是健康的体魄啊。

　　尽管有这些病症，我还是忍受着，坚持打工、学习，希望自己慢慢地好转。但有一天，身体的剧烈疼痛突然爆发了。那天早上我吃了几片冷硬的面包，喝了一杯牛奶，就去服装仓库搬运。但我总觉得自己的胃不舒服，那冷硬的面包似乎没有吞下去，还哽咽在喉，而肚子好象装满了很多水，荡来荡去。在搬运时，我感觉特别虚弱，不时冒出冷汗。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我赶紧回家休息。路过一片森林时，我明显地支持不住了，跳下车来站了一会儿。这时口腔里似乎分泌了很多唾液，我努力地吞咽下去，但之后它们又冒了出来，我开始有些恶心。不一会儿，那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呕吐出来。我想既然它要呕吐，那就让它呕吐彻底吧。于是我蹲在那里，让自己呕吐完毕。这样我感到轻松多了，但那肠胃仍不饶过我，我感到了腹泻的预兆，便赶快奔到森林里，让那折磨我的腹内之物赶快排掉。如此这般，我仿佛经历了一场劫难，推着自行车慢慢回了家。我淋浴了一下，躺在床上休息。突然腹痛难忍，浑身冒汗。床上的我没有办法抵抗疼痛，只好下床在地上滚来滚去。这种剧烈的腹痛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自己的肠胃可能出现了大问题。因此我再也不能讳疾忌医了，必须马上去看医生。等这阵剧痛过后，我便给附近一家诊所打了电话，预约好时间，就奔向了诊所。

　　我给医生简单地描述了我的症状，他说这是肠胃疾病。他问起我大便的颜色，我说有时是黑色的。他说我的肠胃已经出血了，非常严重。他要给我作胃镜检查，看是哪个具体部位在出血。我躺在病床上，护士给我注射麻醉剂，并将一根管子插进我的嘴里，我很快朦朦胧胧失去了知觉。醒后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躺在这里了，仿佛经历了一个梦境。医生微笑地对我说，我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他用拇指和食指捏成硬币大小的一个圈，说溃疡面积有这么大。他说我对疼痛的感觉太不敏感了，否则早就应该感到疼痛的。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那么溃疡很快就会穿孔，这就非常麻烦了。对此过去只有做手术，但现在有了很好的药片。我庆幸自己还没有到那样危险的地步，便问医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十二指肠溃疡。他说大多数肠胃疾病都是心理性的，我的病因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医生最后劝我要多休息和放松，最好去地中海边和美国的加州海岸度假，享受日光浴。我说这是不现实的，我一边要读书，一边要打工，希望医生尽快把我的病治好。我拿了医生开的处方到附近的药店去领药，马上就吞服了一粒，愿这药是灵丹妙药。

　　两周后，我服完了药，明显觉得肠胃好转。按预约我去复查。护士给我做了胃镜，结果溃疡已愈合。医生又开了一些药，使治疗的结果更加巩固，他说这样就不会再出现问题了。我千恩万谢地告辞了医生，但愿我再也不踏进这家诊所的门槛。我现在才真正明白，健康的身体比一切事情都重要。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事情都办不成。我现在开始踏向健康之路，心情也变得好一些了。

　　在把医生续开的药全部服完之后，我基本上不再理会那根十二指肠了，而是考虑如何治疗我身体其它部位的疾病。但不久我又觉得腹痛，其症状如同从前。我感到不好了，它肯定就是十二指肠又溃疡了。我赶紧跑到那家诊所。护士又给我做了胃镜，果然原来溃疡的地方仍在溃疡，而且有血。我心中生起些怨恨，这德国的药究竟有什么鬼用？吃时管用，不吃时就没用了。医生安慰我，说仍需治疗一段时间。我又服用同样的药，过了半个月再去做胃镜，当然是愈合了。医生又开了一周的药，叮嘱我继续服用。服完之后，一旦发现问题，就要速来。如果药物治不好的话，那么他就要考虑手术了。但经过这次治疗之后，我再也没有复发。

　　虽然十二指肠溃疡治好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从头到尾的皮肤病仍然在折磨我，牙龈仍在流血，白发越来越多。虽然我去皮肤门诊看了一下，从药店买了一些软膏涂在病处，但不见任何好转。我知道我的皮肤疾病绝对不是通过消炎杀菌所能治好的，而是要通过内部的调理，才能真正地消失。我认为，我的精神压力影响了我的肠胃，而肠胃产生的毒素进入了血液，这样就导致了皮肤的病变。于是我决心对自己进行治疗。

　　既然我的身体疾病是由心理疾病导致的，那么我就从心理治疗开始。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各种压力。我想既然各种压力很大，那么就不要自己给自己施压好了。一切顺其自然，自己尽力为之就行，成则成，不成则不成。因此我要克服各种不良的心态，尤其是愤怒和忧郁。它们不能成其事，相反只能毁其事。这两种情绪仿佛是明火和暗火一样会把自己的灵魂烧成灰烬。克服了这种情绪之后，我自己才能做到心态平和，不急不缓。唯有如此我才能应付各种困难。

　　除了心理之外，我还注意饮食的调整。因为肠胃不好，所以我平时吃饭以蔬菜、水果为主。我听说胡萝卜有助于治疗溃疡，便坚持生吃胡萝卜；我又听说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赶走医生，我于是做到每天吃一个以上的苹果。事实证明这些蔬菜水果对保护肠胃有很大的作用。同时我每天大量饮用白开水，借此排除体内的毒素，另外我还经常饮用苹果醋，用它来强健自己的身体。

　　与进行饮食方面调整一起，我又开始静坐和静站。我静坐时，不将身体保持为任何固定的神秘的姿态；也不遵守某种具有特殊意味的呼吸方法；当然也不意守丹田，渴求达到一种幻想的境界。我只是静坐，让自己如野马般奔腾的心灵安静下来。但我发现静坐对心理有很大帮助，对身体却没有明显效果。于是我就开始静站。我面对墙壁，双腿放开成马步，双手抱成圆圈。我这样站立一般达半小时，其间就会感到四肢酸胀，而且手心、脚心出汗。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综合治疗，我的痔疮居然奇迹般地好了，脸上和脖子上的脓疮也逐渐地消失。我的身体慢慢地走向复原。

　　8、谁是上帝

　　我在德国所遭遇的各种苦难，使我不得不沉思自己的命运，追问我和神的关系，并呼唤我的守护神。

　　我小时侯只知道害怕鬼的到来，不知道神的存在。我的家乡一带，巫风盛行，此外偷偷信佛信道的人也不在少数。有些家庭的密室里还供奉一些叫不出名的神像。但我母亲从来不信神，我家堂屋的柜子上面只是放着《毛泽东选集》四卷和毛主席的半身石膏雕像。因此儿时的生活告诉我，世界上也许存在鬼，但不存在神。

　　我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所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的。简而言之，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人是物质运动的历史形态的产物，所谓意识只是物质世界的反映。至于人们鼓吹的宗教和神不过是意识的幻象，它是苦难世界的一声叹息，是人民用来麻醉自己的鸦片，因此它也会成为统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精神工具。这时我知道了世界上有许多人相信神，但我认为他们不过是愚蠢和疯狂。这个神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一种对于宗教和神的偏见一直影响了我，但它在我来到德国之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德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大概一半人信天主教，一半人信新教。天主教和新教是德国的官方宗教，每一个教徒每年都必须缴纳教会税。德国的基督教性质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如每个城市，甚至每个村镇最具历史性的建筑都是教堂。很多人都会到教堂去做弥撒或者是祈祷，特别是在周末。德国人的姓名大都源于“圣经”，他们从出生到结婚到死亡都离不开神甫的祝福。德国的假日也主要是基督教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等。

　　基督教不仅影响了德国人的现实生活，而且也刻划了其精神历史。中世纪就是基督教的时代。近代以来的德国哲学始终都不能逃离理性与启示的关系，许多德意志唯心主义者都尝试建立一种理性的宗教。现代基督教虽然已逐渐失去了其基础，但反基督徒们始终又和基督教构成一种敌对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弄懂德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人们不进入其基督教之门，是难以理解其奥妙的。这样《圣经》成为了我案头上最引人注目的书之一。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就收集到了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的《圣经》。一本袖珍的英汉对照的《新约全书》一直伴随在我的身旁。

　　由于我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人，我很难赢得朋友和友谊。这在于人们都不愿意与一个比自己穷困的人交朋友，不但德国人，而且中国人恐怕都不会违背这一不成文的原则。我深知这个原则，明白自己在这种困境中没有获得朋友和友谊的能力，因此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想起教堂。这一冲动倒不是由于我突然萌生了信仰，而是因为我想去体会一下，在教堂里一个孤独的人与神是如何神秘沟通的。

　　我先参加新教的礼拜。其教堂的外观结构比较简陋，堂内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到了礼拜开始，牧师就来到台前讲道。他穿着很随便，上穿花格衬衣，下穿牛仔裤，看不出他是神职人员。牧师讲了一些基督教的道理，同时也批判了现实的一些问题，没有制造什么神秘的感觉。礼拜完后，我才知道参加礼拜的还有一对男同性恋伴侣，据说他们准备在这个教堂举行婚礼，并由这位牧师祝福，而永结百年之好。我逐渐了解到，新教已摆脱其宗教色彩，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有时非常激进，倡导一些新观点，如支持同性恋结婚、允许堕胎、保护非婚生子等等。

　　参加了新教的礼拜之后，我又去参加天主教的弥撒。罗马式的主教大教堂的外观拥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里面悬挂着巨大的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下面是燃烧的蜡烛和怒放的鲜花。伴随着洪亮的管风琴声，合唱队开始高唱赞美诗，同时教堂里弥漫着熏香。神甫来到台前开始引导大家祷告，信徒们都跪下来，口中念念有词。在祷告后神甫依据《圣经》的经文开始布道，我们都在静默倾听。此后大家又是跪下来祷告。如此这般，礼节程序极为复杂。到了高潮，是人们领受圣餐，吃面包与喝酒。最后是相邻的人们握手问候，并自动掏出硬币丢在从前面传过来的小蓝子里面。在管风琴的乐声和合唱队的歌声中，弥撒结束了。我很喜欢天主教的这种宗教仪式，它的烛光象征着希望之火，它的歌声引导着灵魂越过肉体。但我对他们下跪的做法不以为然，我痛恨人给人下跪，也不赞成人给神下跪。

　　在奥斯纳布吕克，教堂每天都会传出晨祷和晚祷的钟声，每到正点，教堂的排钟也会敲响。当然真正的安息之日是周末。从星期五晚祷的钟声开始，人们就停止了工作。德国的法律规定人们在周末不能工作，此时很多信徒都会去教堂参加礼拜。因此周末的安宁总是弥漫着一种宗教的和平与安详的气息。特别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教堂里，人更能感觉到这种氛围。当我发现了这一奥秘，我就常常来到教堂，在圣母玛利亚面前点起一根红烛，然后坐在椅子上静默祈祷。我祈祷神保佑我，给我智慧，给我健康，让我和我的家人都能平安地生活。

　　但基督教最伟大的时刻是圣诞节和复活节。

　　圣诞节是在寒冬已至之时庆祝耶稣的诞生。在它前一个月始，节日的脚步声已经走近了。人们装饰教堂和街道，到处都是火树银花。如果那时下一场大雪，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变成晶莹的白雪王国。平安夜是家庭团聚之时，大家会在圣诞树旁互赠礼物，并共进晚餐，然后就去教堂参加弥撒。我曾受卡罗之邀与他家共度圣诞节。我们去了一个古老的大教堂，在管风琴伴奏下合唱队唱起了“圣母玛利亚”，它那充满神圣之爱的歌声抚慰了我寂寞和痛苦的心灵。

　　复活节是春天来临之时庆祝耶稣的复活。这不是一个家庭的节日，甚至也不是教堂的节日，而是一个大众的和大街的节日。在奥斯纳布吕克的主要大街上，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人们穿着奇装异服，戴着各种面具，尽情地唱歌、跳舞，呼喊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口号。许多人手拿酒瓶和香肠，大享口腹之乐。在这样的节日里，男女可以随意拥抱接吻，游人稍不小心，脸部可能就会留下被金发女郎突袭的香吻所致的红色唇印。游行之后，满街都留下了空酒瓶和其它垃圾。不过复活节的后遗症不只如此，那些被酒精所激动的男女会春情大发，因此这将导致许多婚姻破裂。在复活节，我也曾来到大街上，但不是作为参加者，而是作为观看者。我也被那种狂欢的场面所激动，但我总觉得这不是我的节日，我没法和他们一起同乐。

　　人们庆祝这种节日，不过是在遵守一种由传统而来的生活方式而已。本来圣诞节和复活节作为基督教的节日，是教会对古罗马节日的改造。圣诞节祝贺最寒冷的冬天即将结束，这是因为太阳到达了南回归线并开始北移。复活节则欢庆最美好的春天最终到来，生命的复苏与万物的繁殖。人们此时所吃的鸡蛋和兔肉就是生命的象征。当然教堂将这种自然性赋予了精神性，而且与上帝之子耶稣的生死相连。今天人们既不完全考虑节日的自然性，也不完全追忆其精神性，而是关注在这个传统的节日里，如何使自己个人的存在中断与日常时间的关联，在那里尽情狂欢。

　　虽然大多数德国人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并不一定真正地信仰。特别是一些青年教徒，过着一种与基督教原则不相符合的的生活。他们往往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断，虽然不杀人、不偷盗，但可以撒谎，可以通奸。而且他们犯了罪去忏悔，忏悔了再去犯罪。因此他们犯罪后不用终身背着沉重的包袱，而可以心安理得。不过在年轻的大学生当中，有许多人公开表示自己脱离教会，或为无信仰者。我的一个同学和他的女友是基督徒，但他们有天早上起来无事可做，最后想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市民政局正式以文字表明自己和教会脱离关系。他后来告诉我，他想成为一个现代的道家。

　　在德国除了天主教和新教这两种官方宗教之外，还有一些在法律的规定中允许存在的基督教小宗派，如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等，这些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教派。他们会站在大街上分发小册子，并主动上门传教。其眼光也盯住了外国学生，以帮助外国人克服在德国所遇到困难为由，吸引人入教。这些教派的神职人员大概是在学生宿舍的门铃边发现了我的名字，便想办法进来敲我的门，送来一大堆中文的宗教手册，并说愿意帮我在德国生活与学习。我见他们很友好，就和他们聊了起来，并和他们有些往来。不久他们就劝我入教。我想这太可怕了。我说第一我没有任何信仰，不能入教。第二，这种教派在德国不禁止，在中国可是禁止的。他们看到我不为利诱所动，以后就不再找我的麻烦了。

　　因为德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所以还活动着许多非基督教的小宗派，那些厌恶基督教的大学生建立了很多小的宗教团体。在我所住的楼道里，就有伊斯兰教信徒，禅的修炼者，另外还有信奉喇嘛教的人。有一天，一位学教育学的女生和我在厨房里聊起来，问我信什么。我说什么也不信，但她自称是喇嘛教徒，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出于好奇，我和她一起去了另一个大学生的宿舍。房子较大，里面放着一尊佛像，还有一些西藏活佛的照片。大家交谈以后，就开始礼佛活动。他们口里念着不是很清楚的“六字真言”，然后下跪叩头。我在旁边没有做声，但心里在骂：这帮愚蠢的家伙，应该是走火入魔了吧。之后我跟他们讨论，我说信佛不在于膜拜，而在于觉悟。

　　在和这种种宗教组织打交道之后，我感到基督教也许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宗教。于是我远离了一切宗教组织，而只是观望基督教的所作所为。但我几乎天天阅读《新约全书》，时间一久，我手头的圣经都被翻破了。其中许多重要的章节和句子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为什么要思考上帝？我为什么要阅读《新约全书》？这相关于我当时那种生存境遇，我的贫穷、疾病、孤独与痛苦。这种种人生经历使我觉得我似乎生活在黑暗之中。黑暗的沉重，几乎使我的双眼变得全盲。但我要寻找光明，寻找拯救之途。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依靠我自己的才能了，我也不能借助于朋友、亲人，也许我只能依靠神来给予我安慰和帮助。但是我常常问自己，谁是上帝呢？我期待那真正的上帝的到来。

　　我们中国人认为天是最高的，没有什么能比天更高了。神不过是天下众生的一种，正如牛鬼蛇神之类。至于灶神、门神岂能欲与天公试比高？因此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神是可能存在的，但神绝不可能一定是最高的。

　　犹太人相信一至高无上的神，他是自然与人类的创造者。人们虽然可以从自然天地的奇妙之中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和在人类自身的面容上看到上帝的形象，但是谁也没有见到上帝本身。上帝是谁，他始终遮而不露。不过上帝往往显现为神秘的光和声音，他是丛林的火焰和天空的闪电。先知们从中获得启示。因此犹太人的神仍然具有自然的形态。

　　只是在基督教里犹太人的神由其自然形态转化为历史形态。十字架上的基督乃是道成肉身。处女玛丽亚感受圣灵而成孕并生出基督，这使基督有一不可见的、神的父亲，又有一可见的、人的母亲。它表明了基督实际上乃是一半人半神。他刚好位于人神之间，引导人归向神。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他的复活，并不意味着上帝远离世界，而只是意味着圣灵长存。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秘密在于圣灵。因此神就是圣灵，是精神。如果说神存在的话，那么他就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他并不存在于犹太教的神殿里，也不存在于基督教的教堂中。于是人与神的关系便表现为人与自身精神的关系。人唯有在他的精神中才能找到与神会面的通道并能与神对话。这样人即在神之中，神亦在人之中。

　　但人并不等于神和精神。人只是一个怀有血肉之躯的动物。他必须吃喝才能维持个体的生存，他还必须通过两性的交媾来满足自己的性欲和维系种族的繁衍。只要他活着，他就要劳作如牛马，而且他会生病，衰老以至死亡。如果说人有神性的话，那么不如说人更有兽性。

　　但人又不是一般的动物。他是能说话、会思想的、有理性的动物。这使人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动物只是靠本能来生存，人则是有意识地建造自己的生活。正是因为人有意识，所以人区分了光明和黑暗，打碎了人与自然一体的混沌关系。这样人使自己告别了自然铁的规律，走着自己的道路。人在大地上仿佛一孤独的漫游者。人必须依靠自己的意识来承担起自己的命运，他的生和死，他的爱。

　　不过人与自然和动物的区分仍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是人与自身的区分。人一旦有意识，人就与自身分辨开来了。一方面是人的意识，另一方面是人所意识到的他自身的存在。但只有意识为人的存在指引出方向。意识在它的成长中，不断将人自身的不同维度显示出来：首先是兽性，它是人的自然本能；其次是人性，它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最后是神性，它是意识在与兽性和人性区分之后的自我确立的提升。因此人在他存在的道路上走向神。

　　人走向神与人的神化毫不相关。他并不把自己确立为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自己为中心和尺度来衡量一切。相反当人把自己的精神提升到神的高度的时候，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兽性和人性的层面以及它们的界限。当然这也不会导致人向一外在上帝的膜拜。对一外在神祗的膜拜只会产生于人的精神尚未生长的地方。

　　神虽然是人的神，是人的精神，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有神。许多人并没有神，如同行尸走肉。有些人的神仿佛游神四处飘荡。也有人似乎与神同在，但一遇生死关头，便神不守舍，魂飞天外。唯有那有神者能置生死于不顾，沉着、镇定、毫不畏惧，泰然自若。

　　神的存在和消逝相关于每一个人，他对每一个人都祝福和降灾。人在爱时已得到了神的爱，人在恨时已遭受了神的恨。因此人的精神便是自己的守护神。

　　《新约全书》其实就是上帝启示的话语。我对它的阅读努力消除其神话的神秘解释，也超过了其历史叙述的局限和不足，而是倾听其纯粹的上帝之道。它教导我：爱我的神！同时爱我的邻人！正是在它的指引下，我牢记了信、望、爱，尤其是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怀有无限的希望。这成为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无穷动力。

　　我常常祈祷：

　　　　　　我的神！

　　　　　　给我智慧！

　　　　　　给我健康！

　　9、危机：危险或者机遇

　　在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办好在德学习签证之后，我不用为在德居留的事情担心了。德国大学学习的年限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人们爱学习多久，就可以学习多久，一个外国学生只要持有学习签证，几乎是可以无限制地在德国呆下去。但签证问题解决以后，我的经济与专业问题又凸现出来了。虽然我在一九九二年已经注册为哲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但我无法专心学习。这是因为每周三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常常疲惫不堪。我知道，德国的哲学博士学位也许是世界上最难拿的学位之一，一般德国学生也需三年以上，外国留学生如果获得奖学金资助的话，那么也得四五年，如果没有获得奖学金或其它方式资助的话，那么也许遥遥无期。我来德已经两年了。只要一直是半工半读的话，我可能为金钱和哲学累死，到最后也许既赚不到钱，也拿不到学位，两手皆空。想到五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我仍是这种情况，一种巨大的恐惧袭击了我，使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如果在德国是这样下场的话，那么我当时真是不该来到德国，还不如在国内混过博士好了，甚至还不如当时听命放逐到农村去，至少也是衣食无忧。凭我的能力还能在国内的学术界保持一个才子的名分。但如今我在德国，很可能要耗尽宝贵的生命。我已经三十岁了，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向我袭来。我想无论如何，我要尽早结束半工半读的生涯，获得经济资助，一心一意地研究哲学。

　　我真是不好意思和博德尔教授谈起我的烦恼，他为了我的签证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我没有办法，只好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让我有可能找到经济资助。他说不知我是否可以给中国的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让他们给我一些资助。我说这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但也不好多解释，因为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明白中国资助计划的各种复杂性。他继续说，德国现在经济不景气，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组织的经济资助。最后他说，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当助手，这个位置目前被一个美国学生占有，到期之后就给我，每月可拿五百马克。我很感谢博德尔教授的美意，但出来后我想，这五百马克还是不够我每月的生活费用，除此之外，我要另找一份工作赚钱。这在根本上不能改变我半工半读的困境。

　　回到宿舍里，我琢磨其它办法。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申请奖学金。我知道根据中德文化交流协议，德国的各种奖学金都给了中国政府，而政府把这些奖学金授予了那些公派留学生。中国学生个人在国内根本无法申请到德国的奖学金，在德国原则上也是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希望的。尽管如此，我想也许有例外，例如我的学习签证不就是例外吗？当我怀有了这一希望之后，就赶紧到学校图书馆，抄下了一切能够向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基金会的地址，并马上回宿舍整理我的申请材料，如履历之类。

　　我带了近二十封信去邮局，在路上还在考虑我写的信究竟能不能打动那些基金会的秘书们。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学习哲学的博士候选人，在德半工半读已经两年了，我非常希望衣食无忧地从事哲学研究。但我的国家经济还不发达，不能给我资助，同时我也不能作为公派的留学人员获得德国的奖学金，那些奖学金一般只授予理工类的学生。但我认为，一个哲学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他不仅会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而且也会为中德的文化与思想交流作出独特的贡献。我认为这封信写得很好，，一定会打动收信者中的某个人。当把信交给邮局时，我感到自己发出了希望的信号。

　　发完信之后，我就开始等待回音。德国国内邮寄的信件一天就可以到达，因此来去一次也就两天而已。果然我第三天就收到了几封回信，都异口同声地说，我应该回到国内通过相关部门再向基金会申请。在一周之内，我又陆续地收到了一些回信，都是一样的消息。至于还有些基金会根本就没有回音了。看到这些话，我当然有些失望。不过我听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是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它贯彻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于是我又挑出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回信，并抄下其回信人的名字，又大胆地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同时还附了我在国内出版的著作。我想他们也许会因此而破格考虑我的申请了吧。但没几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原封不动地退回的著作和申请资料，并再次向我强调了我应通过国内相关组织申请的原则，最后表示深切的遗憾。看到他们的遗憾，我更加遗憾，看来破例的指望是没有了。同时我也奇怪，怎么在德国也有这么多的官僚主义呢？

　　虽然我感到深深的失望，但我觉得不能轻易地放弃申请奖学金的希望。放弃奖学金申请就等于放弃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也等于放弃我五到十年的生命，这更进一步地意味着将放弃我的整个生命中的根本追求。我想德国不是鼓吹自己是一个自由社会和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凭借自己的才能而成功吗？我坚信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但德国怎么不给予我同样的机会呢？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种每个人都有的机会可能是存在的，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找到抓住这种机会的正确道路。那些基金会为什么会拒绝我，原因很简单。其一，收信和回信的人只是一些女秘书，她们只能按各种规定而拒绝我，却没有任何权力接受我。其二，基金会也许根本就没有审阅我的材料，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我准备改变策略，直接到基金会的代理人那里毛遂自荐，我相信一定有德国的伯乐相中我这匹中国的千里马。

　　我又在图书馆查到了多个德国基金会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代理人的姓名、办公地址和电话，然后分别给他们打电话，讲述我的情况，看是否可以申请奖学金。但几个代理人委婉地拒绝了，说近来基金会的财政开支都很紧张，而申请者众多，恐怕不能接受我的申请。只有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代理人答应可以见面。我赶紧跑到这位代理人的办公室，递交了我的简历和相关资料。他看了以后说非常好，许诺将向波恩的基金会总部尽力推荐我。他要求我尽快准备好正式的申请材料，如博士论文大纲、两位教授的推荐信，然后交给他转给基金会。告别他时，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友好支持。我终于在不懈努力之后看到了希望。

　　波恩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在两天后给我来了信，写信的正是那位女秘书。信中她提到了奥斯纳布吕克大学代理人的名字，结尾时不再是遗憾，而是高兴。随信寄来了几张要填写的表格。我也很高兴，认真地将表格填好。只是差博士论文大纲和两位教授的鉴定了。我及时给博德尔教授打了电话。他说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要求我务必准备好博士论文大纲，他和比梅尔教授将为我的论文大纲作出鉴定。

　　我在九二年冬季学期注册为博士候选人时，已经给博德尔教授提交了关于海德格尔晚期思想的论文题目和写作大纲。现在看来，它显然是不成熟的。因此我必须重新写作。为此我又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一个更为详细、周密和系统的大纲。博德尔教授审阅并修改了一下，算是定稿。他马上抽空写了一份肯定的鉴定书，详细地评价了我的博士论文大纲以及我平时的表现，还有我的学术经历。他也强调了我具有非凡的才华和头脑，必将为中国的思想作出独特的贡献。

　　同时博德尔教授给远在亚琛的比梅尔教授打了电话，请他作一个鉴定。比梅尔教授答应为我的论文大纲作鉴定，但要求我前去和他面谈一次。一九九三年十月，我乘车前往德法边境的亚琛拜访他。比梅尔教授以研究艺术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著称于世，他的著作已译成十种语言。比梅尔教授最初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接着他便阅读我的论文大纲，最后他表示非常高兴，并决定无条件地推荐我为奖学金获得者。出乎意料之外，比梅尔教授又把他珍藏的两本海德格尔手稿让我观赏。

　　其中一本是海德格尔一九三零年写作的《论真理的本质》，另一本是一九六七年在希腊雅典科学与艺术研究院所作的演讲《艺术的本源和思想的规定》。这两部手稿都是海德格尔作为礼物送给比梅尔教授的。海德格尔在手稿上题词，表示了他对比梅尔教授的谢意和友谊。

　　两本论文的书写方式几乎是同一的，它们都写在无格白纸上。每一页一半写满了文字，另一半则空着。海德格尔在写完这些手稿后，又对它们进行了反复细致的修改。修改的文字则写于那空着的半页上。海德格尔用红、蓝、黄三种不同颜色的铅笔来修改文章，它们标明了不同时期所修改的文字。

　　面对海德格尔的手稿，我感到只是无比的震惊和敬佩。海德格尔，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哲学家真正如同他所说的，思考的认真，说话的仔细和文字的节约。海德格尔所从事的语言思考，绝非我们的训诂和词义解释等雕虫小技，而是对“道”的倾听。但今天的情形是，遍地流行的不过是假话、大话和空话。语言时时处处遭到暴虐。

　　比梅尔教授和我交谈了一会，便开车将我送到了火车站。我乘上了回奥斯纳不吕克的火车。

　　一周后我收到了寄来的长达三页打字纸的鉴定信。信中说，使他感到震惊的是，一个东亚人如此深入地理解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他认为我具有非凡的个性和超常的才能，因此基金会应尽可能地支持我。他还补充道，他曾长期作为洪堡基金会的代理人和鉴定人，具有确定的经验去区分，它是否相　　关于一个真正的才能和这种才华是否相联一种能力，能够实现其计划。他认为我两者兼而有之。

　　我看到比梅尔教授和博德尔教授的两封信都非常激动。我想他们是德国著名的哲学教授，基金会的人不会不买帐吧？于是我很快将我的全部材料准备好送给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代理人，他浏览了我的材料以及两位教授的鉴定信，面带喜色，说他也将为我写一份非常肯定的推荐信，并把这一切转给波恩的基金会总部。我走时，他说我就等好消息吧。

　　基金会很快给我来信，确证收到了我的材料。但他们说，基金会每年只评选两次，今年的评选时间已过，只能等到明年了。天哪，这简直还没中国办事方便，等到明年，我最快拿到奖学金还得等一年。我把这一消息又转告给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代理人，请他催一下，看能不能快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基金会的评选委员会法定一年开两次。临时连评委也找不着，如何评选呢？我说如果我还要再半工半读一年的话，那么我的宝贵时间又要浪费了。那位代理人只好安慰我，要我还是耐心等一等。

　　我正式给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递交申请材料是一九九三年的十一月份，等到九四年的春天，我才收到基金会要我去汉诺威大学面试的通知。虽然这一通知来迟了，但不管怎样也是一个喜讯，这意味着我已经初步过关了。我打电话给汉诺威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她是基金会的董事兼评委，约定了我去面试的时间和地点。

　　德国北部的春天依然有些寒冷，我一大早乘车来到汉诺威大学那位女教授的办公室。见面寒暄了一下，我们便进入了正题。她说她看了我所有的申请材料，印象很深刻，但表格所表述的内容都很简单，因此需要逐一弄清。她针对申请表提出了许多问题，我都给予了明确和仔细的回答。这种问答式的谈话内容包括我个人的经历，我在中国和德国的生活、工作与学习情况，可谓无所不包。另外她又和我讨论了一些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问题。也许她想借此了解我个人对于事物的观察与判断能力。当我说话时，她在飞快地记录。复试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女教授对我说，通过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她的印象，她将为我写一份肯定性的鉴定意见。

　　离开汉诺威大学之后，我的心情很好。我想既然面试合格，我的为期三年的博士生奖学金也就唾手可得，很快我就要告别半工半读的生活了。一看时间还早，才上午十点，我想游览一下市容。按照旅行的惯例，我先来到市中心参观了市政厅、大教堂。我知道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在汉诺威生活过很长时间，便打听到他的故居去看了几眼。但在周围的建筑物之中，莱布尼茨的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最后去看了著名的王宫花园。它气势宏大，一望无际，里面草木茂盛，并有高大的喷泉和美仑美奂的雕塑。莱布尼茨正是看了这里的树叶之后才说出：没有一片绿叶是相同的。

　　我回到奥斯纳布吕克之后，给博德尔教授汇报情况，他说这已经接近成功了。一周之后，博德尔教授打来电话，他说基金会的秘书向学校外事处了解情况，问我是否得过基金会的赞助。外事处也拿不准，便问他，他断然地说我未曾得到过任何基金会一分钱的赞助。博德尔教授最后说，这一检查意味着基金会要作出最终的决定了，这看来是个好兆头。

　　一九九四年五月，我终于收到波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正式通知，基金会决定从一九九四年十月起授予我为期三年的博士生奖学金，每月大致可达一千五百马克左右。当然我每个年度都要写出研究总结并附上教授的鉴定信，　　才能继续获得下一年度的奖学金。

　　接到这样一个通知，我当然很高兴。这对于我来说，它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在德国经过了将近三年的奋斗，才能安心地从事哲学研究。现在我还没有拿到奖学金，但我已经有奖学金作为保障了。我算了一下，到十月份大概还有半年时间，我在银行的积蓄的几千元马克足以维持这半年的生活费用，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决定不再打工，一心一意地集中于读书和写作上面。

　　为了更好地从事研究，马上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提电脑和便携式打印机。同时我可以毫不心虚地逛书店了，除了购买了部分古希腊哲学家和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外，我还购买了《海德格尔全集》中的第一部分，即他生前发表的著作，共二十余种。至于《海德格尔全集》一百卷，我认为既买不起，也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十月份之前，我作为新的奖学金的获得者来到波恩参加基金会组织的讨论班。此后基金会都滚动式地举行各种各样的讨论班，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关系等等，每个奖学金获得者都有义务每学期参加一次。我积极地报名参加这些讨论班，由此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讨论班举办得丰富多彩，他们往往邀请不同的政治家与专家来讲学。如我就听过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联盟和绿党的领袖的报告，他们各自阐明自身不同的政治纲领。社会民主党作为红党代表中下层广大人民，自由党代表知识分子，基督教联盟代表资本家，绿党代表环保者和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此外讨论班还在不同的地方举行，包括德国城市与世界各地。我就随同基金会去过柏林、罗马等地方。

　　总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不仅给予了我金钱，而且给予了之外的许多东西。没有它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在德国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写作。

　　10、巴黎印象

　　我在奥斯纳布吕克生活了三年，因为语言、经济以及签证等等各种原因，还未曾回国探亲。一九九四年的暑假，我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因此我计划回家看望我的老母亲和哥哥姐姐们。我已经三年没有看到他们了，他们也一定很想念我。但经过一番考虑后，我最后决定暂时不回去，还是等学成回家吧。其一，来回机票及其它费用至少超过两万，这对我贫穷的家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他们实实在在需要我的帮助，我不如把这笔探亲所需的钱寄给他们。其二，我对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听说自费留学者回国又要到原所在单位开具证明，才可以到公安局重新办理出境手续。因此我非常害怕回去了后出不来，而中断我在德国的学业。

　　不能回国探亲，但我也想出去轻松地旅行一下。这三年我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纯粹的旅行者出去观光过。现在无论如何我也要体验一下游山玩水的感觉。德国人要出去观光一般都会想到去巴黎。这不仅是因为巴黎有名，而且也是因为德法之间交通便利。从奥斯纳布吕克到巴黎乘车大概不要十小时。于是我便到旅行社登记，决定去巴黎一游。

　　巴黎以美与爱著称。人们称它的神奇是被艺术女神缪斯幸运的亲吻所致。巴黎代表了一个时代，如同雅典聚集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罗马成为了中世纪的中心一样，巴黎乃西方近代史的首都，正如纽约是现代的象征。那么什么是这个“近代”？近代不是其它什么，它只是意味着人的觉醒，即人对人性的发现。巴黎正展现了人性发现这一光辉的历程，如思想上的启蒙运动，文艺上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政治上的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这一切似乎都成为了过去，但巴黎的建筑则用石头记载了这一历史。人们处处都可以追寻到时光的踪迹。

　　不过我来到巴黎怀有的主要不是历史的兴趣，而是审美的兴趣。我只是观赏自然，建筑和人，而且只是它们的“外观”和“纯形式”。

　　整个巴黎市区其大无比。但如果说巴黎有一个中心的话，那么它就是塞纳河。塞纳河仿佛一条玉带横贯巴黎市区，将它最美丽的风光联接在一起。倘若没有塞纳河，巴黎将变得干燥，失去了生命力。正是塞纳河给予了巴黎的灵魂，使它具有了无穷的魅力。塞纳河如同一个巴黎女郎，在晨光暮影中风情万千。

　　在塞纳河西段的一个小岛上，耸立着自由女神的雕像。它是法兰西民族自由精神的表达。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雕像是这个巴黎自由女神雕像的复制品，而且是法国人赠送给美国人的礼物。由此岛东行，便能望见河南耸入云端的埃菲尔铁塔。飘浮的云朵时常遮盖住其真实面目，但在天高气爽的时候，人们在其顶端能俯瞰巴黎全景，而夜幕中的铁塔被灯火照耀得灿烂无比。埃菲尔铁塔现在几乎成为了巴黎的标志之一，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惊叹其巨人气象，但不少人也讨厌这钢铁构成的丑陋怪物。离开埃菲尔铁塔继续前游，经过两岸为数众多的著名建筑物，来到塞纳河东端，便遇到一个较大的岛屿。巍峨的巴黎圣母院矗立其上。它是一庞大的建筑，它的尖塔直指苍天，仿佛把此岸的人引向彼岸的天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把它的大名已传向全球，看到它，人们也不禁想起那美丽的女郎和那丑陋的敲钟人的故事。从自由女神像到巴黎圣母院的河段上横越着无数桥梁，每一桥梁都有自身独一的风格。塞纳河河岸由石头铺成，许多人漫步河边，享受两岸的奇异风光。对于那些情人来说，塞纳河更是他们的乐园。无数鸳鸯蝴蝶在阳光下谈情说爱，肆无忌惮地接吻拥抱。

　　在塞纳河北岸与塞纳河平行伸延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位于大街的西端。它雄伟壮丽，虽气势宏大，但又不失典雅庄重。仅就其本身的建筑学风格而言，它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再加上精美的浮雕，更增添其审美的光辉。以凯旋门为中心，辐射出12条宽阔的林荫大道。香榭丽舍大街不过是这12条大道之一，但无疑是其中最美丽的。漫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人不由自主地被其浪漫风情所陶醉。虽然来去奔驰的车辆带来了刺耳的嗓音，但它意味着这条街道仿佛河流一样在不断地奔腾。宽阔的人行道以及树木给予了一宁静的空间，人们信步漫游或者驻足小坐。来来往往的人群如同流动的风景。虽然只是擦肩而过，但是巴黎女郎的微笑却使人难以忘怀。大街的东端毗邻着协和广场。广场中央树立一高大的纪念碑。四周装饰了硕大的雕塑和喷泉。广场虽然宏阔，但是并不空荡。游人们穿梭于雕塑和喷泉之间，流连忘返。

　　从巴黎协和广场走过一片绿林地便来到了世界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卢浮宫。它的入口处屹立着一座由玻璃构成的巨大金字塔。这是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杰作。虽然卢浮宫这一由石头砌成的古老建筑与这钢筋玻璃所表现出来的现代风格似乎不太协调，但是当你想象出这个入口建筑为正方形，圆形和一般的三角形之后，你不得不惊叹这金字塔的建筑乃天才之作。唯有它的几何形状与卢浮宫的建筑风格既区分又同一，因此它构成了和谐之美。

　　卢浮宫所收藏和展览的作品几乎是一部西方艺术史。它包括了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中世纪艺术和近代艺术三个历史阶段。古希腊艺术的主题主要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文克尔曼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赞美它，尼采则发现了“日神如梦”，“酒神如醉”这种希腊的二元精神。中世纪的艺术基本上是基督教的艺术。它描述了基督降临，传道，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死而复活的历史。近代的艺术则表达了世俗的生活，人自身的肉体和精神。这三个时代鲜明地展示了自身不同的主题，即诸神（古希腊）、圣灵（中世纪）和人性（近代）。

　　卢浮宫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当然是断臂的维纳斯和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莎。

　　维纳斯是古罗马对爱与美之神的称呼。但爱与美之神的古希腊名字应该是阿芙罗狄特。这个断臂的维纳斯是古希腊的艺术而不是古罗马的作品。人们现在习惯称它为维纳斯而不是阿芙罗狄特，这只是罗马文化取代希腊文化的一个通俗的例证。古希腊雕塑中的爱与美之神的形象都是半裸。但最美的雕像则是这个所谓的断臂的维纳斯。据说一些好事之徒曾试图将断臂恢复完整。但是无数的想象和试验都归于徒劳和失败，不仅没有增添其美，反而倒加其丑。殊不知，维纳斯的断臂乃“天意”。为什么？因为这断臂兼具隐诱，既遮蔽，又显露。一方面，它去掉了手臂固定的位置，使人们自由想象手臂无限的姿势。人的手和人的脸部一样是人体部分最有表现力的。另一方面，由于去掉了手臂，便突出了维纳斯的脸部、胸部和腹部。而这三个部分最充懑了感性力量的。

　　与维纳斯的断臂一样，蒙娜·丽莎的微笑也引人入思。

　　如果面对蒙娜·丽莎的画像，那么人注目的首先是蒙娜·丽莎的眼睛和嘴角的微笑，然后是她略露的丰满的胸部，最后是她肉感的双手。这是这幅伟大之作的三个亮点。

　　许多人被蒙娜·丽莎的微笑所牵引，并试图去解释其神秘的谜底。例如，有人从蒙娜·丽莎的模特儿和画家自己身上寻找某种生理学的根据，这些都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但是如果站在西方精神史和艺术史的角度，从其不同时代的特色进行比较，那么蒙娜·丽莎微笑的神秘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西方历史的三个时代的主题—诸神（古希腊）、圣灵（中世纪）、和人性（近代）也十分鲜明地体现在这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身上。它的代表就是维纳斯（古希腊）、圣母玛丽亚（中世纪）和蒙娜·丽莎（近代）。

　　维纳斯是爱与美之神。她虽然半裸，但是这并没有强烈的性的意味，不会由此引起人生理的欲望。相反它表达的是爱与美这样一个观念，它刚好与人的本能相区分并且成为人追求的理想。圣母玛丽亚与维纳斯则截然不同。她是基督的母亲。作为处女，她感受圣灵而成孕，生出基督拯救世界。玛丽亚呈现的是圣灵的灵光，肉体的存在和它代表的欲望完全隐而不见。玛丽亚的胸脯从来都是遮盖住的。虽然她的宁静的脸部和双手显出母性的爱和温情，但是她的肉体是不可触摸的，因为她只是神的母亲，不是人的母亲。与维纳斯和玛丽亚也根本相区分，蒙娜·丽莎的微笑则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且尤其是作为一个与男性不同的女性的光辉。人告别了诸神和圣灵，在自己身上即自己肉体和精神上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它就是人的爱和美的源泉。维纳斯和玛丽亚都是人所不能接近的，因为她们都是神。但蒙娜·丽莎却是可以亲近的，因为她是人，而且是女人。她的微笑正是那亲近的语言。因此人性及人性的光辉是蒙娜·丽莎微笑的神秘之所在。

　　不过蒙娜·丽莎的微笑所表达的人性与人的本能和欲望仍相距甚远。这种本能和欲望在近代仍不成为主题，它被彻底揭示和公开只是现代的事情。像梦露和麦当娜就是活生生的“性象征”。她们虽然在艺术上有优劣之分，但她们各以不同的方式敞开了性的欲望以及人关于性的各种幻想。当然她们也微笑，不过她们的微笑只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性的诱惑罢了。

　　奥塞博物馆与卢浮宫隔河相望，它收藏了许多现代艺术，尤其是印象派的作品，如焚高等人的原作。但是在现代艺术家中没有谁比罗丹和毕加索更属于巴黎了。他们在巴黎都有专门的博物馆。

　　在罗丹博物馆内，主体建筑左右两侧耸立着罗丹的代表作“地狱之门”和“沉思者”。展厅内陈列了罗丹的大量的作品。其青铜雕像塑造了强壮有力的肌肉和这肌肉所具有的精神的穿透力；其大理石雕像洁白，高贵，它似乎是那冰肌玉骨的活的人体。

　　罗丹的作品具有多重主题，但其根本主题则是性爱与生死的关系。他的作品，特别是大理石作品大多是裸体雕像和男欢女爱的情形。他们或亲吻，或拥抱，难分难舍，如醉如痴，忘却了生死。

　　性爱怎样成了罗丹和现代艺术的主题？中国人虽然自古就有发达的房中术及其相关的经典，但是它们只关涉到性，不关涉到爱；而且它们都是秘决，从来不是公开谈论的题目。如果我们要找到一本关于性爱的伟大的哲学和艺术作品，那么我们只能感到失望。西方人当然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待性爱。但在其历史上古希腊的英雄，中世纪的圣人和近代“人性的人”成为了尺度。因此性爱并没有分化出来成为纯粹的问题。但在现代的思想中，人的肉体及其欲望和它的公开的爱情的意义是不可替代和不可重复的。在性爱关系上聚集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精神最丰富。最深邃的关系。这也就是罗丹艺术性爱主题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与罗丹相比，毕加索的艺术更有创造性和世界性的影响。

　　毕加索博物馆收藏了毕加索从青年到老年时代众多的作品，并按年代的先后顺序展览出来。因此人们能清楚地看到毕加索从色彩，线条到主题的不断变化，如玫瑰时期，蓝色时期等。

　　毕加索一直在寻找一种绘画语言。当他用立体主义的方式来从事绘画的时候，便意味着他用一种崭新的绘画语言来建立他个人的艺术世界了。如果说毕加索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的话，那么他的伟大之处便在于他创造了这种以立体主义为口号的绘画语言。这使他区别于传统和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

　　西方古典绘画使用焦点透视，这和中国水墨画使用的散点透视不同。因此它所表达的对象只能显示其单一的一面，而且人们只是习惯于忠实地摹仿这一具体对象。这种古典绘画语言在十九世纪末以来已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去寻找新的绘画语言。例如，印象派已不再注重客观的对象，而是主观的印象。因此光和影在其绘画中起着重要作用。梵高作为后印象派的天才画家，他的色彩和线条都是流动的。毕加索所尝试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他要打破这个僵化单一的焦点透视。他的立体主义不是将对象不同的维度同时表现出来。这似乎可以称作一种新的散点透视。不过毕加索的作品仍存在对象，只是这种对象不是平面，而是以立体的方式显示于人。这种对象的克服和消失最终只在抽象绘画和表现主义的艺术品之中。例如，比起毕加索，保罗·克利的作品就是更加纯粹的绘画。因为保罗·克利已不在乎一个对象的平面和立体了。他专注的只是绘画语言本身，即色彩和线条的自由游戏。唯有在保罗·克利那里，色彩和线条本身才脱离任何主观和客观的限制，而为其自身真正的表达。因此有人认为，保罗·克利是一个比毕加索更加伟大的艺术家。

　　总之，巴黎这个爱与美之都处处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值得人不时地去反思，仿佛是一个不断的源泉。

　　11、走向海德格尔

　　一九九四年的冬季学期来到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新起点。现在我可以衣食无忧地从事哲学研究，而且是我一直心醉神迷的海德格尔思想研究。

　　我研究海德格尔已有漫长的历程。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关注他了，而研究生学习阶段更是翻译了他关于诗的论文集，现在赴德留学追随他的弟子。我问我自己，而且别人也常常问我，为什么我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如此的兴趣呢？当然对此有很多理由，如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中最伟大的思想家，既然他是伟大的哲学家，那么自然会引来所有人的注意。如果轻视了他的话，那么人们就不配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者。这些对我也是通用的。但我想我还有一些特殊的理由。这在于我的天性不喜欢理性哲学，而爱好存在哲学，试图让自己的思想去经验存在，海德格尔的思想正指引了这样一条通往存在之路。此外也许我和海德格尔都是从田野里走出的，对大地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现代技术社会这一无家可归的时代里，都要寻找一安身立命之所。我想这才是我走向海德格尔的真正原因。我要通过海德格尔的思想获得一种语言批判的能力。在批判中，让语言自身成为指引。

　　但在国内学习和工作时，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搞懂海德格尔思想，这与国内独特的学术思想研究的条件有关。国内海德格尔的原著和关于的研究资料很少，这就决定了人们对于他思想的理解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而只能如同盲人摸象一样，在那里任意揣测和想象。同时根据英语翻译的海德格尔中文译作明显地受到了英美学界的影响。那不是德国的海德格尔，而是美国版的海德格尔。此外加上中国研究者在引进海德格尔时受到自身已有的中国传统眼界的影响，海德格尔思想已经经历了多重变形。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与海德格尔相遇的。我当时最为困惑的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同时他为什么要如此思考？我在中国找不到任何答案，同时我自己也找不到任何满意的回答，这使我感到非常苦恼。我想如果自己连一个最感兴趣的思想家都不懂的话，那么我还算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者呢？

　　现在我有幸得到海德格尔的嫡传弟子指导我研究他思想，我就有希望解决自己长久以来存在的困惑了。但是我发现我以前不仅没有弄懂海德格尔，而且我所拥有的中国式的偏见，严重地阻碍了我走向他。这在于我们没有看到差异中的海德格尔。第一，现代思想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差异；第二，海德格尔与其他现代思想者的差异；第三，海德格尔自身思想发展阶段的差异。例如，人们将海德格尔看成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与雅斯贝尔斯、萨特并列，事实上，只有萨特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准确地应译成生存主义者，雅斯贝尔斯是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只不过是追问存在问题的思想家。而且这样一个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思想的不同阶段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当我走向海德格尔时，最重要的就是从似是而非的中国式海德格尔观相分离。

　　走向海德格尔，当然是走向他的思想，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最根本的是他的著作，而不是他的生命。如果要说他的生命的话，那么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他生了，死了，写了很多著作，如同他描述亚里士多德一样。当然也有很多人非常关心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师生之间的风流韵事，也很注意他在纳粹时期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那段政治是非。但这其中有些与思想无关，有些与思想有关。因此真正值得思考是他思想轨迹的变化，这明晰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中。但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也不是见轻而易举是事情。《海德格尔全集》计划出版一百卷，当时已出了七十多卷。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虽然在德国六年半的时间里，我曾将《海德格尔全集》通读了一遍，但我始终只是抓住它的第一部分，即他生前发表的著作以及其它部分的个别重点。对于全集的第一部分，我反复地阅读，个别著作更是认真阅读达二十几遍，以至于其中的书页被我翻破了。由此我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和核心问题已经有了清晰地把握。

　　除了阅读海德格尔自身的文本之外，我还翻阅了大量的关于海德格尔的研究资料。它们真是浩如烟海。以西文出版的研究海德格尔的单本著作已逾千本，西方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此外海德格尔的研究者们成立了国际海德格尔学会，其成员不仅有欧美的学者，而且也有亚洲如韩国、日本的专家。他们以德文、英文、法文三种文字出版季刊《海德格尔研究》，定期地举办讨论海德格尔思想的会议。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可以从他之后的哲学代表人物显现出来。如伽达默尔是德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罗蒂是美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德里达是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这些人虽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但是与海德格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自身也可以说是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如德里达一直强调重读海德格尔，并有数本解读海德格尔的专著。至于其它的海德格尔专家更是数不胜数。一般而论，国际海德格尔研究无非四条道路：1，现象学，2，解释学，3，分析哲学，4，解构哲学。现象学和解释学基本上是基于德国现代思想的轨迹来解读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和解释学历史中的意义，但是这往往忽视了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分离。分析哲学则通过语言分析来清除借助于语言的误用所保留的形而上学残迹，不过它没有考虑到语言的区分。解构哲学瓦解了海德格尔文本中的同一性，并突出了其形而上学的话语的垄断特征，然而它没有注意到海德格尔所处的现代性的边界。

　　当然博德尔教授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通道轨迹是不同的。他告诉我，关键要进入海德格尔的文本中去。我请他推荐一些海德格尔的研究资料，他非常断然地说没有。但他补充道，如果我一定要看的话，那么就看比梅尔的著作好了。我当然明白博德尔教授说没有什么参考资料的用意，这是因为他与流行的解读方式大异其趣。他也许是世界上少数真正进入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与之对话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的海德格尔研究中，其最大的特点是，其一把握了海德格尔思想的结构整体，并描述其要素的不同关系以及整体自身的变化。其二是揭示了海德格尔在整个现代思想中的位置及其边界，即海德格尔始终囿于现代思想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超出它。这样博德尔教授实际上中断了海德格尔研究中解释学的效果史，而与他相分离。

　　在博德尔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关于海德格尔论文的写作准备。作为练习，我每学期给博德尔教授提供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研究论文。他都进行认真的审阅和批改。到了一九九五年，我和博德尔教授开始讨论我的论文的具体写作计划。我在这一年里，曾连续提出了三个完全不同的论文题目和方案，但都被他否定了。他认为这些题目还不足以显示出论文的独特意义出来。最后我和他共同商定将论文题目确定为海德格尔的“虚无”问题，并探讨这一问题在其不同思想阶段的变化。对此他非常兴奋，认为我是在挖掘金矿，将会发现许多闪光的东西。

　　从虚无观点探讨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这是我写作计划中最独特的观点。将存在等同于虚无，这对于海德格尔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在西方思想史上，无论是古希腊、中世纪还是近代德意志唯心主义，虚无都只具有否定与消极的意义。因此虽然人们愿意谈论海德格尔的存在、真理、语言，但不愿讨论虚无，好象它是洪水猛兽一样。与此相反是我所来源的中国思想。对于道家和禅宗来说，虚无并不是存在的对立面，甚至也不是存在最低级的模态，而是存在最高的样式。经验并言说虚无成为道家和禅宗思想最根本的使命。正是这样一种中国思想的背景，使我获得了不同于一般海德格尔研究的目光，即穿透海德格尔的思想。当然我也注意到了这样一种中国式的目光是危险的，即将海德格尔道家化或禅宗化。虽然后期海德格尔也曾表达了他对于道家和禅宗的兴趣，但他的“虚无”不同于道家和禅宗的“虚”与“空”。海德格尔的虚无是动词化的，因此是虚无化，而且这种虚无化具有世界、历史和语言的不同维度。鉴于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差异，我在写作计划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讨论道家和禅宗的虚无观念，也不准备做那种似是而非的中西思想的比较。

　　我主要立足于对海德格尔文本的透视。对于我来说，解释文本就是解放文本，亦即让文本自身来说话，在此基础上划清其边界以及这一边界的转移。海德格尔所说的基本话语是作为虚无的存在和作为存在的虚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之无化”。因此我的任务在于追问：1，海德格尔的“无之无化”究竟意味着什么？2，“无之无化”如何在他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主题？3，为何“无之无化”对他成为了问题。我的答案是：1，“无之无化”既非否定，也非褫夺，而是虚无化。2，“无之无化”在海德格尔的早期体现为世界的拒绝；中期为历史的剥夺；晚期为语言的沉默。3，“无之无化”主要是基于现代世界的无家可归的经验。这基本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

　　12、在雷马克住过的房子里

　　我一直住在城郊的学生宿舍，时间一长，自然生出厌恶之情，于是想搬走，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我的学友，一位来自弗莱堡大学的神学博士生卡尔海因兹（Karlheiz Ruhstorf ） 告诉我，他经常到奥斯纳布吕克天主教学生会做礼拜，和那里的大学生神甫成了好友。也许他会同意我搬到他们的学生宿舍去。我和卡尔海因兹一起去见了神甫。他是一位德国和意大利的混血儿，与一般的德国人不一样，有一种神经质。他对我开始有些戒意，但谈话之后，同意我马上进入。

　　在一九九五年的夏季，我终于搬家了。天主教学生会宿舍位于市中心，与昔日的王宫，即今日的大学相邻。它是座中世纪的古老建筑，内部用巨大的木头搭成架子，外部用石头砌成墙体。除地下室之外，共有两层。一层是办公用房和带有壁炉的公共活动场地，二层有十间学生宿舍和小礼拜堂，上面还有斜坡屋顶所形成的顶楼。神甫不无自豪地说道，这座房子存在的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出世呢。这同时也在夸耀天主教的悠久历史。当然这样一种文物性建筑还有值得提到的地方，那就是奥斯纳布吕克最著名的儿子雷马克曾在此工作过一年之久。当时他还默默无闻，也许他就是在这座古老的建筑里开始做其文学梦的。

　　很快我的行李和书籍就搬到了二楼向南的一间房子里。它面积不大，只有十平米，但全是木头构成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使人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感到温馨。从南边的小窗户射入的阳光让房间充满了生机，也让我感到非常愉快。我有点后悔，为什么不早就搬到这撒满阳光的房间？我原来住的房子是一个水泥盒子，虽经粉刷，但也感到生硬，而由于朝北更是终年不见阳光，暗无天日。但在这新的地方，我不仅身体沐浴在阳光里，而且灵魂也被阳光照得透明了。

　　我是这栋宿舍中唯一的中国人，也是唯一的外国人。德国学生对我很新奇，都主动和我打招呼。由于只有不到十个人住在一起，因此我们形成了一个相对密切的群体。我们可以说是同住同吃，几乎每天都在厨房里共同进餐，又共同到一楼的啤酒屋在烛光里饮酒，还一起到礼拜堂作礼拜。我们不久变得非常熟悉，同时我也和天主教学生会的其他成员以及神甫几乎都成为了好朋友。

　　进入天主教学生会之后，我怀有一个想法，试图改变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围绕博士论文的阅读和写作当然是我不可动摇的根本任务。但除此之外，我还想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能够更深入、更细致地和人讨论问题。同时我还想多交一些德国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心想法，以及他们的独特性所在。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我要进入到基督教里面去，体会基督教是如何塑造了西方人的灵魂。经过一段时间，我这几个目的都达到了。我每天都有和人说话的机会，口语进步很快，日常表达能脱口而出。学生会的一些成员都成为了我的知心好友，有些还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游山玩水，品尝美味与美酒。我由于和身边的这些天主教徒天天打交道，也明白了他们是如何信仰上帝的。

　　也许是因为太了解了天主教，我逐渐改变了对它的看法。过去我认为天主教仍然是一个保持了基督教传统而具有浓烈宗教气息的教派，具有某种神圣性和神秘性。但我现在认为，它的教会不过是一个大病房，里面住着无数千奇百怪的病人。依照我的判断，不仅人治不好他们，而且上帝也拯救不了他们。

　　我的邻居们大多都有这种或那种的心理疾病。他们一般出身于父母婚姻破裂的家庭，生长在一种没有爱的环境里，因此其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都显得有些怪异。如有人经常在楼道里发出奇怪的吼声，以发泄自己内心的压抑情绪。有人甚至常常裸体穿行于卧室和淋浴房之间，让看到的男女们大惊失色。另外，邻居之间也频繁地为一点点小事发生惊天动地的争吵。有一次，我们楼道里出现了内盗，其中一人大概只出去了十分钟，但卧室里的钱包不翼而飞。神甫亲自过问此事，明察暗访了半天，也没有弄得水落石出。内盗之事只好不了了之，而人们之间的猜疑就更加深刻了。

　　至于经常到天主教学生会来参加活动的人可谓形形色色。除了少数大学生是出于虔诚的信仰来从事公益活动之外，大多数人心里却各怀鬼胎。有的是为了权力，想在学生会混个一官半职，走出去也荣光荣光；有的是为了金钱，可以得到学生会或通过它得到教会的困难补助。但更多的是为了性，在这里追逐男女。人们戏称天主教学生会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尤其是一个性爱市场。很多人在此找到性的对象，如胶似漆，但不久就分手，形同路人。然后他们又会构成新的组合。

　　当然天主教学生会的一般成员还不足以代表教会，也不可能了解教会的真相。真正掌握了教会内幕钥匙的是神甫本人。也许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同时也不是德国人，所以大学生神甫把我视作朋友。我们都无家室之累，因此他经常邀请我到他的住处抽烟喝酒，或者坐他的车作短暂的外出旅行。时间一长，大学生神甫就给我讲述他与教会的一些事情。他是受他意大利的母亲的影响而信仰天主教的。他年轻时在从德国到意大利的火车上遇到了一位非常英俊的军官，并作了深入的交谈。到了罗马之后，他的脑海总是浮现那位小伙子的面容，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同性恋。他知道，有这种性的倾向的人只能是独身，而也只能选择神甫这一职业。但当了大学生神父以后，他必须克服自己这种令人感到羞耻的性的倾向。这使他陷入了苦恼和疯狂，由此他曾一度住过精神病院。此后有一些男同性恋者爱慕他，也有许多女信徒追求他，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位以同性恋为主的双性恋者。他说天主教教会中神甫的同性恋者比比皆是，至于和女信徒私通更是家常便饭。教会里人们谈论最多的只有两件事情，即上帝与性，此外还有权力与金钱。大学生神甫最后问我中国是否也有同性恋者，以及我对同性恋者怎么看。我不无吹嘘地说，中国有悠久的同性恋史，人们将同性恋诗意地描述为断袖分桃，对此我还解释了半天。为避免误解，我强调道，我不反对别人是同性恋者，但我自己绝对不是同性恋者。一个正常的男人都很喜欢女人，我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这位大学生神甫，我既感到厌恶，也感到同情。我认为他是一个可悲的角色。

　　奥斯纳布吕克的天主教大学生会既然作为教会下面的一个组织机构，它自然有许多常规性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星期天和星期二晚上在二楼小礼拜堂的礼拜活动。这两个晚上会使我们弥漫了世俗气味的学生宿舍充满了神性的光辉。快到礼拜开始时，二楼西侧的小礼拜堂便被无数燃烧着巨大的蜡烛照得透亮，在大学生自己弹奏的钢琴声中，合唱队开始高唱赞美诗，然后便是穿着长袍的大学生神甫布道。到领受圣餐和圣酒时，所有的人嘴里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