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尼·萨尔茨温德尔 著 吴万伟 译

    德国《明镜周刊》：不信上帝的人信什么呢？尽管我们这个世界提供了所有诱惑人的精神佳作，开明的怀疑论者仍然试图实践世俗的人文道德，但是诱惑变得越来越难以抗拒，连虔诚的天主教徒都开始梦想轮回转世了。

    传奇性的西班牙电影导演路易斯·布纽埃尔（Luis Buñuel）幻想离开人世时的最后一个新花样:

    我请所有的老朋友来道别，他们像我一样是十足的无神论者（dyed-in-the-wool atheists）。到来后，他们都满脸悲伤的表情围在我的床前，随后我请的牧师来了。朋友们恐惧地看着我忏悔、请求上帝原谅我所有的罪过，接着我把脸扭向墙壁、死了。

    最后的玩笑突出显示这个具有无政府思想的左翼人士对基督教仪式是多么认真，对于布纽埃尔来说，在弥留之际看到上帝灵光的装模作样是临别人世的最后一击。

    25年前，诅咒任何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的渴望完全消失了。随着猛烈批评教堂和宗教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热潮过去，前东欧集团信仰在西方知识分子圈内引起的回响也悄无声息地消失。

    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腐蚀人民的鸦片”过去总是让每个知识分子皱眉头，今天则引起他们的冥想和无奈：明明没有人能提供有说服力的答案，干嘛还要探究深层的永恒问题呢？玛格丽特（Gretche）怯生生地问对浮士德（Faust）‘你对宗教怎么看’的意义何在呢？如果没有宗教仪式和庆祝，甚至婚礼和葬礼都不需要上帝的人世代表的帮助，有什么危险吗？

    可能存在超自然的力量

    但是至少在德国，热情的无神论者仍然有理由感到高兴：三分之一的人不再正式注册为基督徒。原东德地区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相信耶稣实际上被处死在十字架上。注册天主教徒中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相信上帝，新教徒中相信上帝的只有一半。最后，如果被追问观点如何，注册新教徒中11%的人实际上成为地道的无神论者。

    几年前进行这些调查的宗教社会学家克劳斯·彼得·琼斯（Klaus-Peter Jörns）说“教堂现在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仅此而已。”按照Shell进行的调查，当今年轻人中五分之一属于琼斯称为“超然性信徒”（transcendence believers）的类型。他们承认超自然力量存在，但是不愿意给它贴上上帝的标签，更不会相信诸如神灵显现、原罪、拯救等概念了。

    与此同时，在基督教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成人越来越期待能够灵魂转世。上教堂礼拜的瑞士天主教徒中四分之一强的人说他们能联系佛教徒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杜塞尔多夫大学（Düsseldorf University）教育科学教授汉纳·巴兹（Heiner Barz）已经认定“灵魂转世说新旧轮替”成为当代欧洲的主要宗教趋势，虽然有人警告“它缺乏东方文化区中的因果报应（karma）说”和个人记录体系。

    宗教历史上的诋毁者很少能想象他们的批判产生混乱和变幻无常的结果：像徒劳地企图寻找上帝存在证据的理性先驱者康德（Immanuel Kant），试图用抽象美德崇拜替代所有宗教的理想主义者，自从法国大革命后的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一直希望终结被莱比锡哲学家克里斯托夫·图尔克（Christoph Türcke）曾经称为“愚蠢想法”（puerility）的宗教。

    启示哲学

    但是浪漫主义运动已经怀疑唐突抛弃上帝的做法。当时最聪明的人在1800年前后一个接一个重新皈依天主教，新教也经历了类似的复兴。熟悉都市生活的柏林哲学家牧师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把信仰称为“对无限的感受和品味”，或文字世界以外的“心灵家园”。康德最大胆的信徒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在1840年代实际上认定存在启示哲学。

    当然，这是廉价模仿作为新教徒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的哗众取宠。从思想上说，自然科学家和激进思想家已经强化了人们对信仰的怀疑。据说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曾经对拿破仑说“上帝是更高的权威？我看没有必要这样假设，先生”。左派黑格尔主义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把上帝是人类心灵的“某个带来福气的预言家”，往最好处说是一相情愿的产物。卡尔·马克思运用“鸦片”这个概念把宗教批评具体化为战斗号角。

    认真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如英国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承认信仰带给人们的只是“被感情触动的道德”而已。他的美国同代人虔诚的知识分子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把自己看作处于“旧形式噼啪作响，新形式迟迟不出现的转变过程中”。而坚定支持科学的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正在凭空想象对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事实的崇拜。1882年最终证实上帝地位丧失（上帝死了）的是瑙姆堡（Naumburg）一学生，牧师的儿子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尼采敲响的战鼓是来打击宗教神经症（religious neurosis），企图揭露它的幻想和虚伪，在20世纪还在回响。从那以后，诗人和哲学家（如尼采本人）对于上帝已死留下的惊人空白感情反应从忧心忡忡到恐慌不安。一个接一个的研究者排队支持尼采充满幻想的判断。社会学家如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除去宗教教条中的神秘色彩，称它为道德粘合剂的一种形式。心理学家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解剖上帝的概念，揭示其内部构造，认为它是更好自我的避难所，一种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意识，或者婴儿时期重新创造自己父亲的渴求。

    自我产生的构造（Self-generated constructs）

    神学家们不知道该怎样反驳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对宗教感情的清醒描述是“无私的奉献和幸福欲望，谦恭和兴奋的奇怪组合”。与此同时，破坏性的豪情满怀的工人高唱德语版“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但是唯物主义者策略没有提供解决办法。这可以从20世纪初试图通过自我产生的哲学构造机制填补人生确定意义的许多尝试得到证明。西美尔1918年宣称人类生活“从本质上讲是含混不清的”。后来，存在主义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扛起了“最终证明”（ultimate justification）的挑战。

    1940年，宗教对海德格尔一代受教育者来说仍然是良心问题（matter of conscience）。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把信仰当作“心灵现实”（psychic reality）激起了人们激烈的争论。今天，随着各个宗教阵营力量的削弱，更加失去自信，多采取不可知的态度。“对神绝对依赖的感情”(施莱尔马赫曾经把宗教纽带这样描述)只是为许多西欧人的生活提供意义的众多选择之一。

    20年前，“好宗教的特征是什么？”的问题听起来是亵渎神灵的或者轻率无礼的。但是当《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最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表达了把宗教像“食品添加剂”或者“健身项目”一样来对比表示怀疑。说明问题的是，这两个人是印度宗教科学家普拉萨德（Chakravarthi Ram-Prasad）和德国社会学家盖尔哈德·舒尔茨（Gerhard Schulze）。其他投稿者列举的理想标准包括从“性格发展”“成熟和自由”“智慧”和“自我意识”到“有能力批评和思考”等等。

    如今什么事都可能

    显然，哲学家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称为“自我成长和自我超越的经验”的理性理想和价值观即使在没有安拉,佛祖,孔子，基督的情况下也能幸存。第一世界麻木不仁的居民不是用祈祷和戒律折磨自己，更愿意对后尼采时代的笑话一笑了之。去世的科幻小说家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把畅销书《上帝哪儿错了》（Where God Went Wrong）《上帝的最大错误》（Some More of God's Greatest Mistakes）和《这个上帝到底是谁》（Who Is This God Person Anyway?）归功于思想大师克鲁费德（Oolon Colluphid）。

    但是除了核心问题外，救赎，沉思，狂喜，在精神市场上兜售的温和多彩的生活准则等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出现。汉纳·巴兹（Heiner Barz）称为跳蚤市场的“宗教大杂烩”的心灵杂货店里出售各种镇痛剂从神秘的《宾根的希尔德佳》（Hildegard von Bingen）的“神圣药物”（divine pharmacy）和萨满教蒸气浴室，更不要说精神疗法工具如神秘力量的宝石，守护天使，风水（Feng Shui）和坦陀罗（Tantra）了。

    不会激起人们对上帝敬畏的无伤大雅的超自然现象证明是最受欢迎的。不再相信复活节兔子的人（或者因此不相信复活节本身）会发现在深思或者在夏至狂欢时感到充实。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西米尔所说的“因果关系的绝对表现”的上帝时间到来了。甚至基督教被迫通过旅游从侧门溜进来。巴兹说“从神秘场景来的导游已经开始带领人们参观传统的基督徒圣地，体会一触即发的精神震撼。”

    甚至圈内人试图跟踪多样的其他世俗梦想，人类形象和存在难题等作为受欢迎的软核心宗教方面遇到麻烦。宗教教育家黑尔加（Georg Hilger）发现当今的年轻人能够把生活中的几乎任何事情他们的父母、朋友、上帝和教堂、摩托车、小仓鼠、卧室甚至空闲时间看作“神圣的”。德国年轻人中四分之一相信仁慈的精神或者星相学。几乎一半相信天命。甚至成人也不能避免这种“准宗教”的狂热。

    教堂和信仰批评家

    位于柏林的文化科学家哈特姆特·鲍姆（Hartmut Böhme）看到当今欧洲人心态上的“迷信”的明显证据后说“我们当今世界远非我们认为的那样思想开放，摆脱愚昧”。但是这种启蒙崇拜和信念的泛滥有积极的一面：非正统观念的信仰者在传播这个词的时候不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法国，批评教堂和信仰的人放肆地陶醉于传播观点的语言杂技中。无神论者如吕克·斐里（Luc Ferry）的《人性神性》(Of Human Divinity)和米歇尔·昂弗莱（Michel Onfray）的《我们不需要上帝》(We Need No God)都能够不时引起人们的争论。好斗的德国异教徒戈哈德·拉姆普（Gerhard Rampp）或者上年纪的文化史家卡尔海因兹·德斯纳（Karlheinz Deschner）《基督教犯罪史》(Christianity's Criminal History)往往激起人们居高临下的宽厚笑脸。

    可以理解的是，有组织的非教徒表现出更少的传教热情。诸如“德国自由思想家协会”“德国人文主义者协会”“自由世界观组织联盟”和“非教徒和无神论者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Non-Denomination Members and Atheists）等名称冠冕堂皇，但是在这些招牌下面除了攻击教堂，陈词滥调的共识道德帮助组织没有牧师参加的婚礼或者葬礼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这样的团体，正如柏林专家安德斯·芬克（Andreas Fincke）认真表明的“非教派性”，不愿意讨论敏感的存在议题，喜欢辩论当今的伦理问题：环境，维持和平，男女平等，安乐死，基因工程。但是特殊利益团体真的需要这些问题吗？难道最热门的话题比如死后灵魂永存和生命意义只能隐藏在我们生存中最深层最私密的领域吗，这是典型的现代世俗主义特征吗？

    正如加拿大文化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发现的，在西方世界，这种态度异常牢固以至于选择宗教成为更困难的道路。对他来说，这是思想史非常不寻常的发展，也是让人羡慕的一个成就。虽然如此，出现了更多问题：在“在世界史上异常情况下---上帝黯然失色---我们把价值和理想和渴望安置在哪里呢？怎么证明人类博爱呢？怎么对付指向不明的“意义追求”的痛苦呢？

    难道没有丢失什么东西吗？

    不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大肆宣传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的被剥夺了原则的“后现代伦理”，也不是沉浸在媒体宣传中，为事件所驱动的人们随时能从足球到流行音乐的任何事情上获得即刻的满足。当罪恶基本上只涉及热量的狂欢，当忏悔---如果确实忏悔的话---只发生在婚姻指导师询问时，当信仰成为能干和成功的自我迫切希望成为存在可能性市场中捞到好处的专门领域时，难道没有失掉什么东西吗？那么，如果真如此，失掉的是什么呢？

    西米尔让人引起共鸣地描述上帝为“团体能量的超验之所”（transcendent place of group energy）：渴望让自己与别人（甚至包括回避信仰的惯例和例行公事但不能完全放弃它们的人）融合的精神团体。”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在1899年写到“我不断绕着上帝转圈，往里面看这个永存的高塔”。几乎100年后，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用更平淡无奇的话语描述剩下的无法思考的人生问题“神圣的矛盾之处就是它同时是分析的开头和结尾。”

    甚至（卢曼从前的首要对手）神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同意这个说法。德国统一前的伟大思想家77岁的哈贝马斯仍然是真正的西方知识分子，谈到宗教时他拒绝虚伪的简单化。哈贝马斯把自己看作“与宗教不同调的人”就像伟大的马克斯·韦伯这样认为一样。但是他最近呼吁同胞与“宗教语言的表达力量”保持同调和谐。

    德国柏林的路德教堂领袖沃尔弗冈·胡贝尔（Wolfgang Huber）主教说哈贝马斯已经“预告了后世俗时代的来临”。真的吗？更可能的是，这种呼吁对所有信仰尊重代表了试图不必暴露自身立场的情况下改善教派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方法。

    普鲁士年轻的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在1740年提出的正是这种公民自由主义的形式：“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善良的”。其实这种用“让任何人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简要清楚表达出来的宽宏大量是古代先贤思想的回响。比如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的神灵都是可以朝拜的：从官方的丘比特（Jupiter）、埃及月亮神（Isis）到神秘的斗牛士和拯救者密特拉神（Mithras）。从222年到235年执政的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斯（Alexander Severus）据说每天早上在华丽装饰很多神灵肖像的小教堂里对着耶稣，亚伯拉罕（Abraham）奥尔菲斯（Orpheus）的肖像朝拜。

    我们敢希望宗教仇恨不断的世界能够从这样宽容和自由放任的多元文化主义中获得灵感吗？从宗教木框中爬出来奔向不同方向的狂热分子踩踏西方在过去300年时间里获得的成就开明的多元性？表现尊重的、启蒙的宗教怀疑者很可能将不得不承担怀疑的重担。早年抛弃基督教信仰后来又皈依宗教的巴塞尔（Basel）艺术史著名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说“我们或许是异教徒，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诚实。”

    译自：“What to Believe in if Not in God?  By Johannes Saltzwedel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spiegel/0,1518,466267,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