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1903-1944)，依靠历史方法批判了数学基础问题上的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进而把数学看作一种自主的、不可预见但又必然的生成变化。他在思考数学基础和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哲学，用来反对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意识哲学。卡瓦耶斯的重要性在于他为巴歇拉尔、康吉莱姆、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等人提供了反意识哲学的思想养料，在于他能在结构主义者们和福柯宣告主体死亡之前就提出一种反主体哲学和反意识哲学的概念哲学，从而敏锐地预见和恰当地确定了以后几十年法国哲学走向。因此，如果不了解法国概念哲学创建者卡瓦耶斯在上世纪30年代末所作工作，我们就探寻不到结构主义的法国哲学本土源头，不能完整而恰当地把握整个20世纪法国哲学的全貌，甚至不能梳理出从笛卡尔直至当前近现代法国哲学逻辑发展线索。卡瓦耶斯因组织抵抗运动而被纳粹枪杀。巴黎高师、巴黎一大和斯特拉斯堡大学都专门设有“卡瓦耶斯教室”，以彰显其在法国哲学界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认识的基础是数学

    卡瓦耶斯把数学认识基础的探讨看作一般认识基础探讨的准备。“我并不设法定义数学，而是想借数学方法，知道什么是认识、思考；非常谦虚地说，这根本上就是由康德提出的问题。数学认识对知道什么是认识是关键的”（Cavaillès，1939，p.33）。显然，卡瓦耶斯不仅把数学看作自然科学的基础，而且也看作是哲学认识的基础。

    卡瓦耶斯具有的深厚的数学和逻辑功底，他的概念哲学是通过批判数学问题上的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弗雷格和罗素都把数学归结为逻辑，弗雷格和康德都忽视几何的形式指导作用，彭加勒诉诸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或直觉）来反对希尔伯特的逻辑—公理，所有这些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在批判基础上，卡瓦耶斯提出了自己的数学观，即数学是一个自主的、虽无法预见但又是必然的生成变化。

    在讨论数学基础问题时，卡瓦耶斯明确反对胡塞尔、罗素和维也纳学派逻辑主义对逻辑与数学不作区分而把数学当作逻辑的组成部分或派生物。其实，数学的实际形式化并没有诉诸纯逻辑的概念或运算，哥德尔不完整性定理证明我们不可能把数学塞进唯一的形式体系，因为逻辑公理是不完全的（Cavaillès，1939，pp.1-7）。逻辑主义显然夸大了逻辑在数学发展中所起作用，而看不到数学主要是一个自主的过程，看不到数学不可能在它自身以外的外部得到定义。卡瓦耶斯小心翼翼地防止数学被还原为其他东西，努力使数学保持纯粹的自主状态。因为数学材料和对象的特殊性质都不能还原为其他数据材料。数学活动是分析的对象，拥有一种使其之所以成其为自身的本质和原因。当然，数学与逻辑也并不像康德、彭加勒、布劳维尔和前期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相互对立，二者的相互联系体现在逻辑是能构建数学的辩证游戏的组成部分，而非逻辑成为数学的基础。

    在批判逻辑主义数学观同时，卡瓦耶斯还批判了形式主义数学观。虽然卡瓦耶斯强调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必不可少的逻辑形式，创立数学也就是真正使数学形式化，但卡瓦耶斯所讲的形式并非与内容绝对对立的纯逻辑形式，而是思想活动的组成部分，并根据思想行动而被描述。形式主义强调数学是一整套形式体系，数学没有具体内容，数学对象只是一种有用的虚构，数学活动就是逻辑演绎系统的展开，数学真理就是无矛盾。以冯·纽曼为代表的的激进形式主义数学观在认识论上的谬误就在于相信能把科学描述成用精确性定理来表达的假说—演绎体系。卡瓦耶斯坚信人们只有通过使用已经构成的数学理论，才能把一个数学理论描述为演绎体系，只有数学研究这种方法才能从演绎的角度进行思考。演绎这个逻辑过程是一个很基础的数学组合。所以，说数学是一门演绎科学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而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有限形式主义之所以不可能获得数学真理，乃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从数学分离出一个由关于有限的数学（les mathématiques du fini）构建的安全的、不可辩驳的区域，我们也难以调和有限的、具体的、直觉的算术与无限的、抽象的和逻辑的证明。

    数学中的直觉主义认为决定数学概念正确性和可接受性的，既非逻辑，也非经验，而是数学所固有的一种构造性的直觉。数学对象也必定是可构造的。虽然卡瓦耶斯与布劳维尔都把数学看作自主的生成而反对把数学还原成其他东西，都认为算术的经验论不能放弃直觉，但卡瓦耶斯认为布劳维尔直觉主义并未解决数学基础问题。因为布劳维尔把数学活动看成初始的二元（dyade）直觉之渐进的和有规律的展开，认为数学对象产生于直觉活动。布劳维尔看不到直觉活动既连续又断裂的内在辩证法，更严重的是布劳维尔把初始直觉的运动置于观念的时间中，而非实际历史的时间中。（Hourya Sinaceur，1994，pp.72-73）。

    卡瓦耶斯之所以要批判以上三种数学观，是因为它们看不到数学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成变化（un devenir）。把数学看作一种自主的具体的生成变化，这决定了卡瓦耶斯要高举历史的大旗与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作战。虽然彭加勒也强烈反对逻辑主义，甚至鄙视对逻辑符号体系的简单使用，虽然彭加勒不断强调数学中的先天综合因素的实在性，强调数学的自主性，但彭加勒是通过特殊直觉的存在来证明数学的自主的，而只有卡瓦耶斯才通过参照内在的“完全特殊的”（Jean Cavaillès，1981，p.176）历史来理解数学的自主。

    自主的数学取决于自主的数学真理。也就是说，数学的真理无须他求，而是从数学本身中构造出来的。数学真理既不能被还原为分析的、重言的逻辑真理，也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实验类型的真理，却是真实的真理规范。显然，卡瓦耶斯数学自主的观点，虽有悖于维也纳学派认为任何真理或者是逻辑的或者是物理的观点，但类似于维特根斯坦语法自主的观点（Hourya Sinaceur，1994，pp.12—14）。当然，卡瓦耶斯的数学“自主”并不等于柏拉图主义的数学“自在”。由于不存在自在的数学对象，存在的只是作为每个数学史阶段上的特殊事件的数学实在，所以就没有早已在那儿、只待人们去发现的真理。

    数学不可能是别的，数学就是其自身，就是它自身的生成变化，因而历史方法能获得对数学本性的认识。人们只能在认识的历史过程中获得真理。历史是思想运作之地。历史和哲学是一个整体。数学作为生成，千变万化，会有曲折和意外情况出现，因而不可预见。历史使我们能从生动具体的数学内部来谈论数学，从而避免太笼统的和数学之外的话语。卡瓦耶斯强调历史与实践使我们能进入具体、生动的数学中去，使我们能准备处理数学所具有的丰富多产的材料（Jean Cavaillès，1962，p.164）。

    由于数学生成和发展变化的不同瞬间都通过“亲密的协同性”而联系在一起，由于把各个瞬间整合起来的结构是一种有机的、连续不停的统一，即结构是变动不居的，由于在排除数学目前的意外因素从而发现隐藏的必然性和未来数学思想的合理性时，数学的历史自身成功地消失，即最终否定了历史本身，也即“没有比数学的历史更不是历史的了”（Jean Cavaillès，1981，p.176），因此，既历史又结构，既断裂又连续，既革新又连贯，既偶然又必然，卡瓦耶斯就这样把处于历史和理性这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了。

    在卡瓦耶斯那里，数学的发展是生成变化，而且是自主的生成变化，而偶然性恰恰就是自主的反面，在排除数学目前发展中的偶然因素之后，我们就能发现诸结果之间所具有的必然的理性关联。数学的发展肯定有其必然性，但这个发展又不是绝对的，这个必然性并不是指数学的发展遵循预先确立的内在目的论轨迹并最终落入一个无法逃脱的决定论或预定论命运。也就是说，数学是自主的（即必然的）、不可预见的生成变化。于是，必然性与不可预见性联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卡瓦耶斯所说的“数学的基本辩证法”。

    数学经验是认识，这是由于在卡瓦耶斯那里，“‘经验’指的是一个有关诸行动姿态（gestes）的体系，这个体系受制于一个规则并服从这些行动姿态的独立条件”（Cavaillès，1939，p.9）。数学的经验并不自然地指物理的经验，也不指经验的经验（une expérience empirique）。这个经验既不处于感觉世界之中，也不处于理智世界之中，也不处于人类精神之中，卡瓦耶斯这个做法意味着他既反对感觉主义，又反对柏拉图实在主义，也反对布劳维尔的唯心主义。认识等同于经验，就意味着认识不是先天的，意味着对康德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拒斥。在这样的认识中，由于卡瓦耶斯不承认康德的先天范畴的重要性，所以不再是知性（预先确立的逻辑）与偶然性处于对话之中，而是实际历史与历史的—逻辑的必然性处于对话之中。于是，在认识问题上，康德主义的二元论被抛弃了，布劳维尔之迎合内在意识的一元论也不能保留。卡瓦耶斯把公理看作对经验的批判分析，认为数学的经验完全是由公理来描述的。也就是说，我们可用公理来描述实际历史与历史的—逻辑的必然性之间进行着的对话。通过这样的公理获得的认识应该是人类本真的认识。

    概念辩证法

    卡瓦耶斯始终认为，数学认识对人们知道何谓认识至关重要，因为数学是所有理性活动的模式。卡瓦耶斯要解决数学基础问题，实是为了解决人类理性活动的基础问题。当然，奠定“基础”，并非指确立绝对的“起源”或最终的证明或先天的基础，而是指“抽取出原理”并表明原理与定理之间的依赖或独立关系。正是扎根于厚实的历史土壤，卡瓦耶斯才把数学的基础、乃至人类认识的基础从先天的云端拉回到数学经验具体实践的大地。

    卡瓦耶斯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先天幻想，实质上就是批判“意识哲学”。他在《论逻辑和科学理论》中不仅批判法国数学哲学传统中彭加勒的主体主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把批判的目光集中落在了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哲学上面，因为他们的先验主体实为意识。卡瓦耶斯得出的结论是，“能提供科学学说的，不是一种意识哲学，而是一种概念哲学。发生的必然性不是活动的必然性，而是辩证法的必然性”（Jean Cavaillès，1947，p.78）。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人类认识能力，提出了一整套先验哲学。他认为人类认识的过程，就是人本身具有的先天认识能力处理经验材料的过程。具体而言，主体在直观中“构造”一个数学概念就是先天地展现与概念相符的直观。为说明以时空为基础的数学知识是先天的，康德把时空当作能整理杂乱无章的经验材料的主观的先天直观形式。这个先天形式是先于经验的，并不依赖于经验，却是经验的根据和条件。卡瓦耶斯认为康德先验哲学在提出与主体综合活动相关的认识条件时，基本上混淆了表象的条件与条件的表象。康德主义是最陈旧的几何学直观理论，看不到数学的经验是关于客观内容的经验，因而是客观经验。而被主体综合活动整理的经验只能是虚假的经验，因为在意识中只能产生虚假的经验。而且，如果经验是特殊的瞬间，那么，任何想象性的综合都不能把它归并进意识的统一性中。能把散乱的经验材料统一起来的，并不是康德所讲的主体的综合活动，而是规则的展开和规则的决定。康德诉诸先天感性直观来说明数学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就假定了这样的直观相关于其他有规则的联系。也就是说，直观不是一种理智才能，它并不能超越感觉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区分。总之，卡瓦耶斯认为，康德从知性的必然使用中抽取的必然规则仍从属于绝对意识，这种规则在绝对意识内部的呈现和具有的基本结构是任何理性内容都不能加以定义的一个不可还原物。卡瓦耶斯想通过概念辩证法的一元论来克服康德的意识哲学的二元论。

    胡塞尔现象学意向性原则规定了意向行动（noesis）与意向对象（noema）之间的意向关系，它虽然取消了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难以克服的二元分裂，但它诉诸的显然是意识一元论，意识的至高无上性。卡瓦耶斯虽早年曾受胡塞尔影响研究集合论，也曾于1929倾听了胡塞尔在巴黎的讲演，也曾于1931年在弗莱堡附近的圣莫根拜见过胡塞尔（Gabrielle Ferrières，1982），曾一度希望用现象学方法去严格理解数学理论得以创造的种种条件。但他后来在研究过程中还是感到胡塞尔过分地使用了笛卡尔的“我思”，并发现胡塞尔现象学正是自己要加以批判的典型的意识哲学。现象学并没有为数学内容建立存在的必要性和改变的必要性。经过现象学本质直观所剩的只有意识中观念的、先验的本质了，或者说，本质直观就是审视并把握意识领域中的先验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先验自我意识活动的对象。意识活动积极意向意识对象就是意识先验“构造”意识对象。客体（即意向对象）的意义和存在都是由先验主体性（意向行为）保障的。胡塞尔意向性理论设法把先验主体性与先验逻辑统一起来，但卡瓦耶斯指出：“如果先验逻辑真的创立了逻辑，那就没有绝对逻辑（即支配绝对主体活动的逻辑）。如果存在绝对逻辑，那么它的权威只来自它自身，所以，它就不是先验的”（Jean Cavaillès，1947，p.65）。很自然，在胡塞尔那里，数学规律也就是先验的、实在的观念相互之间的联系法则，因而与具体生动的历史和经验毫不相干。但在卡瓦耶斯看来，只有先前构成的、处于实际时间中的概念体系才能构建数学的经验。作为逻辑和科学证明体系的特征，概念发展的非凡能力不可能来自主体。现象学不能理解处于发生运动中的原则，逻辑律也不能归因于由现象学意向性定义的先验意识。而是相反，先验主体性必须被赋予规范。现象学的主观逻辑局限于分析能构成先验主体的行动和意向，这种分析只能在意识实在这样的简单要素面前停滞不前，甚至不得不使用基本概念来描述它们。显然，胡塞尔的先验在卡瓦耶斯有变化、有历史的时间中消解掉了。

    在西方哲学史上，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还是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还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尽管对直观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把直观当作主体的意识活动，主体先天具有的认识能力，都认为人的主体性是由直观表现出来的。卡瓦耶斯并不否认直观的存在，但他认为，直观并非康德所讲的先天直观，也非胡塞尔所说的静止不动的直观。直观并非一种主观的把握，直观也不能设定主体面对并构造着客体。直观只是客观性的标志。客观性的存在无需主体的构建和参与。客观性是自我构成的。我们通常讲的客体也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数或点、几何或算术的连续。“就直观是思考数学对象的一个方式而言，直观就以与新概念的必然创造相同的速度，处于经常的发展之中并构建其前后相续的瞬间和层面”（Gilles-Gaston Granger，2002，p.296）。那么，直观是关于什么的直观呢？卡瓦耶斯认为直观是数学理论和方法的直观，直观的构成体现在多种多样的概念规则中，直观的构成与概念的构成是联系在一起的，直观并不来自主体，因而就谈不上主体对客体的先验构造。

    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传统主体哲学总是热衷于说明知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意识与世界的关系，而卡瓦耶斯在研究数学时，并不想分析起着构成作用的意识活动，并不想弄清楚理性与感性、概念与经验、理性与实在的关系，而只是想分析客观性观念，并把握理性和概念的具体存在及其辩证运动。

    卡瓦耶斯认为，对作为行动体系并受制于规则的有效数学而言，数学材料是在“主题领域”（le champ thématique）中具体地、历史地、自动地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主体先天地构造出来的客体。虽然卡瓦耶斯从胡塞尔那里借用了“主题领域”这一表述，但他反对胡塞尔使主体在这个领域中构造客体。“主题化”并不产生于先验主体的意识构造活动，而是数学经验的客观样态。客观性与客体并不是一回事。客观性肯定是独立于主体的主观的，而客体则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无论是莱布尼茨的崇拜者博尔察诺，还是论证数学归纳法原理有效性的狄德金，无论是反对公理方法的弗雷格，还是主张公理方法的形式主义者希尔柏特，都要求消除先验主体性。这些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对先验主体的拒斥，为卡瓦耶斯用概念哲学来反对意识哲学提供了思想灵感和理论依据。

    数学材料自主产生，无需借助主体精神活动。卡瓦耶斯认为这样的材料只能是具有客观性的概念。数学的经验不是意识的经验，而是概念的经验。概念的经验并不是一个意识状态，而是一个行动体系，概念的存在依赖于我们辛劳的思想行动，但概念一旦被构建起来，又是行动所必需的并独立于行动的。数学理论的内容就是概念，其形式也是概念，即概念的结构和生成变化的历史是统一的。由此，概念就排斥了主体的构造。数学概念系统的形成并不主要受制于外部因果作用，也不是被先验规定的。概念来自何处呢？概念来自它自身，是从它自身那儿发展来的并进一步展开的。合理性的运动并不源于意识，而是源于概念的内在关联。能说明科学进步的内在必然性，并非产生于意识，而是产生于概念辩证法的。这里讲的辩证法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而是指概念从概念到概念这样一个既无绝对开端也无绝对终点的始终行进在路上的自主的理性运动。数学理论就是诞生于这样的无主体、无客体的概念运动的。概念运动并非始终连续不停的，而是会有起伏、变化、停顿、跳跃、曲折和倒转。卡瓦耶斯用数学概念自主生成运动的不可预见的真实历史来对抗康德先验逻辑、莱布尼茨组合逻辑、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罗素和卡尔纳普逻辑主义等空洞的、千篇一律的先天性幻想。

    卡瓦耶斯在反对意识哲学时，是求助于斯宾诺莎的。他明确承认自己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因为诚如康吉莱姆所说，斯宾诺莎哲学是一种典型的无笛卡尔我思的哲学，而卡瓦耶斯自己要构建的也正是无笛卡尔我思的数理哲学（Georges Canguilhem，mai 1967，p.31）。卡瓦耶斯正是秉承从博尔察诺、经弗莱格再到斯宾诺莎的概念哲学传统来对抗从笛卡尔、经康德到胡塞尔的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传统的。卡瓦耶斯是反主体主义(antisubjectivisme)的，因为他坚信哲学成其为哲学不仅无需成为主体哲学，而且哲学成其为哲学也应该是反主体的。

    概念哲学的延续

    就卡瓦耶斯把哲学家的注意力从主客体关系转移到概念的自主运动，就他强调用概念哲学来取代意识哲学而言，他已经使西方传统认识论发生了根本的转向。

    不仅如此，而且由卡瓦耶斯开创的这个概念哲学传统，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独树一帜，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与意识哲学传统构成了现代法国哲学内部特有的张力关系。法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科伊雷、巴歇拉尔和康吉莱姆，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知识考古学家福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卡瓦耶斯概念哲学的理论传人。

    巴歇拉尔把卡瓦耶斯的研究工作看作数理哲学文化的出发点。他与卡瓦耶斯都想捍卫理性思想，都希望一种严密哲学能起证明作用。巴歇拉尔也反对铁板一块的、永恒不变的我思（主体），认为科学是以间断性方式发展变化的，合理性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巴歇拉尔倡导“非笛卡尔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强调无论认识规则，还是行动规则，都应建立在相互我思的义务基础之上。巴歇拉尔还用自己的“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概念来反对胡塞尔现象学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避免了像现象学那样去强制规定意识与具体实在相接触（Bernard Barsotti，2002，p.25）。显然，在反对笛卡尔和胡塞尔意识哲学问题上，巴歇拉尔与卡瓦耶斯有着相同的志向和目标。

    而康吉莱姆坚信除了把我（Je）当作主体（sujet）的笛卡尔我思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我思（Cogito）。康吉莱姆曾就福柯的《词与物》撰有文章“人之死或我思的枯竭”（Georges Canguilhem，juillet 1967，pp.616-617），他认为早在20年前，甚至在现象学被引入法国以前，卡瓦耶斯在《论逻辑与科学理论》的结尾处就主张以概念来取代意识，就要求限制现象学的事业。康吉莱姆在“从科学概念到哲学思考”这篇文章中，也同卡瓦耶斯一样反对把科学理论看作科学现象学，两人都认为科学是因其观念的内在辩证运动而表现出来的自主进步，都认为科学对象不是主体的产物或意识简单的对象，而是产生于科学本身的内在运动。在卡瓦耶斯和巴歇拉尔之后，康吉莱姆也设法构建一种概念认识论，把概念当作典型的知识单位，认为只有概念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科学认识就是在翻译、转移和概括等概念流通过程中形成的。显然，概念的所作所为必定不同于人格化的我思。总之，康吉莱姆同卡瓦耶斯一样，都反对笛卡尔形而上学，反对心理主义倾向，反对先验主体哲学，都主张哲学的使命是创立概念哲学，以取代意识哲学。

    在为康吉莱姆著作《正常与病理》英文版所写的序言“生命：经验与科学”中，福柯明确对概念哲学的阵营和意识哲学的阵营作了梳理，认为卡瓦耶斯、巴歇拉尔、科伊雷、康吉莱姆代表着一种有关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哲学，而胡塞尔、萨特和梅洛-庞蒂则代表着一种有关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Michel Foucault，1994，IV，p.764）。不难发现，就福柯毕生都在反对自笛卡尔以来西方200年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而言，他显然也属于概念哲学阵营，继续由卡瓦耶斯开创的概念哲学的事业。福柯谈“主体的爆裂”，讲“主体的消解”，论“人之死”，似乎是卡瓦耶斯概念哲学在20余年后的再次回响。卡瓦耶斯用数学概念自主生成运动的具有真实内容和实际变迁的历史来反对先验意识哲学的空洞透顶的的和毫无创新的千篇一律的历史。同样，福柯设法还原和凸现出社会和自然事件的断裂、界限、转换、变化、区分、系列、偶然和可能，旨在反对近现代把所有社会和自然现象都压缩在绝对理性、先验意识主体这样总体化的唯一核心周围的先验主体主义因果历史观和内在目的论。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实是一部“癫狂”概念在不同时期演变的历史。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康吉莱姆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所作的种种分析可用作多种模式；康吉莱姆那些分析表明一个概念的历史并不全是这个概念逐步成熟的历史、它的连续增长的合理性的历史、它的抽象化递进的历史，而是它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性领域的历史，它那些前后相继的使用规则的历史，它的设计得以在其中被继续和完成的那些理论氛围的历史”（Michel Foucault，1969，pp.10-11）。福柯同康吉莱姆一样强调科学概念的产生、具体变化和理论环境的作用，强调连续性能续存于认识论决裂之中。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分析“生命”、“语言”和“劳动”这三个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构建了人文科学的概念考古学。在1983年与劳莱特的一次访谈中，福柯提及现象学的主体理论因不能说明语言学结构、无意识和理性的历史而分别受到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尼采主义的批判（Michel Foucault，1994，IV，pp.434-437）。

    卡瓦耶斯、康吉莱姆和福柯都基于概念哲学立场批判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卡瓦耶斯指责胡塞尔在批判心理主义之后又重陷先验自我的主体主义，康吉莱姆揭露萨特存在主义的自我主义和绝对的纯粹意识的首要性，福柯则用权力—知识考古学来反对人类学主体主义。结构主义也与卡瓦耶斯概念哲学有着相同血脉，都主张排除主体哲学。如于斯曼曾注意卡瓦耶斯的反主体主义对结构主义产生了影响（Bruno Huisman，1984）。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在探讨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渊源时却看不到作为法国本土哲学的卡瓦耶斯概念哲学的反主体主义对其产生的至关重要影响，而只是拘泥于索绪尔语言学、形式主义等源头，以至只能对有着深厚法国本土哲学基础的结构主义作片面的、牵强附会的理解。究其原因，无疑是与我们学界太过重视法国意识哲学而极其忽视法国概念哲学有着直接关系，与我们还未曾梳理卡瓦耶斯概念哲学及其经法国科学哲学直至结构主义的逻辑传承线索有关。

    阿隆曾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卡瓦耶斯还活着的话，那么，法国的哲学界和知识界就会大不一样。 阿隆本人也可能会少犯些错误（Raymond Aron，1983，p.192）。按我的理解，阿隆这里所说的“大不一样”，指的是如果卡瓦耶斯健在的话，那么他的概念哲学就能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即使不是一直主宰整个法国哲学，那也至少能抑制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意识哲学在战后的盛行。阿隆与萨特和梅洛-庞蒂皆是同窗好友，从彼此的志同道合去创办《现代》杂志，到后来分道扬镳，主要原因就在于彼此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阿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萨特激进个人主义的本体论使他永远不能达到有关大写的历史的一个总体化真理（Raymond Aron，1983，p593）。不难看出，阿隆的历史哲学与卡瓦耶斯的数学哲学在要求反主体主义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阿隆已经意识到本可与卡瓦耶斯一道来抗拒存在主义的意识哲学，但遗憾的是卡瓦耶斯早已逝去，自己只能孤军奋战了，有时免不了还犯错。

    总之，卡瓦耶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的概念哲学实现了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心的转移，还在于他在法国最早发动了对康德和胡塞尔等人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进行的批判，在于他为以后几代哲学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努力的方向，在于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就要求哲学家用概念、体系和结构的至上性来取代实际意识或反省意识的至上性，而这比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和福柯都早了20多年。由于有了卡瓦耶斯，我们才得以有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意识哲学相抗衡的法国概念哲学，才会有康吉莱姆的生命概念哲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才会有福柯的概念考古学，才会有德勒兹这位不停创造概念的哲学家，也才会有想调和概念哲学与意识哲学的利科尔和利奥塔，才会有法国哲学家们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从事的理性批判工作。

    参考文献

    Aron，Raymond，1983，Mémoires：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Julliard，Paris.

    Barsotti，Bernard，2002，Bachelard critique de Husserl，L’Harmattan，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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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illet 1967，‘Mort de l’homme ou épuisement du cogito?’Critique，n°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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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Sur la logique et la théorie de la science，P.U.F.，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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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rières，Gabrielle，1982，Jean Cavaillès：un philosophe dans la guerre, 1903-1944，éditions du Seuil，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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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sman，Bruno，1984，‘Jean Cavaillès et la philosophie fran?aise de l'entre-deux guerres’，Jean Cavaillès：Philosophe，Soldat Résistant ，Colloque d’Amiens.

    Sinaceur，Hourya，1994，Jean Cavaillès：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P.U.F.，Paris.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朱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