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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奇智：解构策略下的“大学”

    ――试读《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的一个侧面

    (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杜小真　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85千字，2003年4月第1版，15.80元 )

    2001年9月3日至19日，奠基于德国现象学的法国著名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J. Derrida），应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名校之邀，在中国进行学术演讲。他共举行了三次大型讲演和七次小型座谈。讲演与座谈内容现由杜小真与张宁汇编成册，其中，“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Profession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与“关于死刑”为三次大型讲演的题目。通过对“宽恕”、“大学”、“死刑”等主题的分析，他向我们耐心而精细地展现了他的正面性肯定性解构工程及其思想力量。尽管这块思想巨砾没能激起社会千层浪，在一定意义上还是让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大饱眼耳之福，让我们站在崭新而准确的起点上走近德里达理解德里达成为可能。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德里达访华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文化事件。本文试图把叙述与评论的焦点集中于德里达的“大学思想”，以一侧观其解构工作之全旨和其他讲演主题。

    所谓解构就是德里达执着信赖的来临者或降临于我者（l’arrivant），即是“不可能者”或“不可能的”，而绝不是人们常常说的“方法”、“学说”、“元哲学”。德里达把解构规定为不可能者，意味着现实而完整的事件不发生在存在行为语句的地方、在可能性环境中或在某种可能的行为语句构成的条件下，也就是说，“惟有不可能者才会导致（事件）的发生。”[①]他晚年越来越努力用种种例子，诸如创新、赠与、宽恕、款待、公正、友谊、死刑、他人、大学等，来证明这种具有不可能性的可能性思想：事件是不可能性环境的产物，“可能性”其实产生不了“现实性”，事件不是可以预先告知的，否则，突发性公共事件早已提前具有可能性，一旦如此，人们就会采取措施防止公共事件的发生（防范于未然），正是因为防不胜防才产生了事件，比如，真有人预先明确告知美国政府9.11事件将可能发生，9.11事件恰恰就不会发生，因为美国政府必然会有效制止。他进一步指出：“事件属于与可能者不配却与不可能者相配的某种‘或许’。”[②]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人们一开始便把事件与可能性视为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其实是一种“好像”、“想像”、“幻觉”、“假象”，事件成为“好像”、“想像”、“幻觉”、“假象”的未来，这种观念习性长期主导着人们，然而，事件在真实地展现其发生发展过程时，人们才发现或意识到缺少了某种真正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事件与不可能性（防不胜防）才具有真实的亲缘关系，不可能性才是事件的亲生父母。事件与不可能性久别重逢是德里达解构策略的重大发现，但是，人们已经不习惯于这种重逢了，因为人们将事件与可能性之间的亲缘关系信以为真。可想而知，德里达必须十分费劲地进行大量的解构工作，才能扭转人们的顽固看法。

    出自不可能性的事件作为降临者不是自我本身，而是他者（外在于自我的力量），是控制自我的他者，是自我的异己，自我的决定是被动的，只有他者的决定才是主动的。自我的决定句或行为句必然被事件超越、控制和抛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自我往往浑然不知。如果人们要真正摆脱这种危险状态，就必须与左右了人们很长时期的旧观念（如“好像”、“想像”、“幻觉”、“假象”）彻底决裂。这正是德里达解构工作几十年的努力方向，何其难！这一方向必与固如铜墙铁壁的旧观念（主权神学观念）斗争，进而将人们引到不可能者的可能思想方向上来，现成的探索场（如正统大学或有条件大学）无法完成这种任务。因此，德里达主张建立无条件独立的大学，以公开探索关于不可能者的思想，并从不可能者中提取出降临者（事件）――研究不可能者与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便是无条件的大学及其人文科学研究者、教授的志业与未来。可见，具有这种志业和未来的大学、人文科学、研究者和教授面临着艰巨的任务，非解构思想莫属。这种与机构相关的解构同德里达以往的解构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德里达指出的大学将是什么，而拥有探索可能者与事件间关系的人文科学及其研究者、教授的大学曾经是什么。

    追求真理体现为大学教授的公开信仰传授和表述。“一个教授者对信仰的表述，不过，他好像又是请求诸位允许他对其职业习惯的不忠或背叛。”[③]德里达在讲演一开始就透露出并承诺了他的解构信仰，向听众公开而直率地传授、传播和表述这种信仰，充当解构学家（解构导师），因为解构正是这种不忠或背叛的始终性标志。这个信号只有相当细心的倾听者或阅读者才能发现。人们因学术的种种虚假繁荣而还没有接近真理，要命的是不少人误以为已经接近甚至掌握了真理，推进了学术和知识的进步。人们深深地受制于“好像”、“想像”、“幻觉”、“假象”，真理终究没有如期到来。德里达看到了这个鲜为人晓的弊端，因此，他把探索真理的大学纳入他的解构思考框架内，并以profession（信仰表述、志业、职业）与劳动及其内在联系展开论说。这种论说自然属于人文科学，欧洲大学模式的现代遗产与人文科学的建立完全一致，即它们都以人为中心进行建制。他在解构大学、人文科学和教授传统的同时继承了它们的民主真义与科学精神：反对神学，无条件发问，无条件自由，以抵抗它们与非学术力量（经济、政治、媒体、意识形态）――以侵占与腐蚀大学、人文科学与教授为目的――结盟。这是解构的理论维度。在解构的实践方面，可以他积极参与和组建的哲学教育研究组（1975）和国际哲学学院（1983）为标志。他不仅承诺信仰，而且实践信仰，公开投身其中，专注于此，为之作证、奋斗、冒险和打赌。这是一种责任和志业，即大学的责任和志业、人文科学的责任和志业、教授的责任和志业。这种责任和志业既然与信仰和承诺相关，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责任与职业。“志业话语总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的信仰表述；它在对责任的承诺中溢出纯粹的科学技术知识。”[④]为此，我们必须扩大、改造和重释大学、人文科学与教授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在欧洲，人们长期宣称的无条件大学实际上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只具名义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在精神气质上去追求这种大学。我们要从非学术力量场中收复大学，并把它恢复成最纯粹最原初的无条件大学，即绝对追求真理的不可能性大学。这既是收复又是解构，即肯定（正面）处理大学。最纯粹的大学是这样的大学：无条件大学是绝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商业、公司、集团、国家等权力和利益机构，大学工作者，特别是处于最高层次的人才（教授），应当自由、独立、无条件地言说、陈述、传授、表述、思考和写作。

    德里达在讲演的尾声说：“如果我所说的这种不可能，有一天也许降临的话，我请诸位想象其后果，花一点时间但得加紧，因为你们不知道等待你们的究竟是什么。”[⑤]处于等待中的事件或事物总是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它们是意外的。对于未来，人们实在无法意料，既然外在于自我的他者在决定和主宰一切，而他者是一个秘密，因为他是别样的存在。德里达关于不可能者――它在过去的人文科学形态中是个稀缺品――的解构性思想触及到了信仰真理、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无条件自由、无条件独立的内部。这对人文科学的探索提出了更高要求。解构比批判性更具批判性，“抵抗一切规定了教育习惯占有权的最终场所，而这原则上符合其宣称的使命及公开信仰（professée）的本质……我所说的解构权即一种无条件提出批判性问题的权利，它针对的不仅是人的概念的历史，而且还包括批评概念的历史、提问的方式及其权威、思想的质疑形式……大学……能够承担解构使命、能够从事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及其特殊的公认原则的解构，特别是人文科学。”[⑥]德里达向一切人文学科领域开放的解构实践就是他对信仰的公开表述、当众发言与率性传授。

    这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简略而局部地反思一下中国的现代大学。无疑，我们的大学好像很好。工作和生活在大学之中的人对大学感到陌生，但无疑又深深地依赖于它。我们应当看到，大学一旦与不良风气、名利观念结盟，便无法保证它的无条件的自由、独立、纯洁与信仰。大学在培养、评价、评定和待遇人才方面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但是过分依附于出版界、刊物界、形形色色的量化指标（学位点数、论著数量、获奖级别、课题级别和数量、招生人数、创收量、业绩分数和分值）。这种依附性已经严重阻碍了大学本身的发展、人才能力的发挥和科学知识的生成，越演越烈，尚无更正之期。这样的大学已经成为陌生的机构，因为它与对真理的崇高追求目标越来越远，却向产业化进程、经济目标、商业利益、圈子意识、名声地位等方面无条件投降。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逐渐演变成了强大的权力机构、利益分割机构、偿还投资的机构以及报酬分配机构，成为“好像大学”（哈哈镜式大学）。大学成为名利场或交易所（如以捐赠换名誉，以权力换位置），各种非学术人物都可能在此分享到自己的利益。大学因此而成为他们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偿投资公司”。只要他欲求并不择手段，就易如反掌。大学注定了自身无条件投降的命运，像个衣不蔽体且不设防的城堡。正如德里达明确指出：“它投降，有时出卖自己……人文科学常常是纯科学或应用科学学科的抵押物，因为后者在学术界聚集了被假定可以偿还的那些外来投资……那需要的不仅是一种抵抗的原则，还有抵抗的力量，即一种背离之力。无条件主权概念的解构无疑是必要的，而且正在进行当中，因为正是在那里存在着刚刚世俗化不久的某种神学传统。”[⑦]

    这必然产生一系列腐败现象：购建学位点、购买各种称号（连颇具神圣性的院士称号也成了个别有权人士的不法占有者）、学术造假、贪污、官员文凭、变相出售种种文凭。在刊物级别与量化标准的强大支配下，我们在职称评定、岗位设置、分配规则等方面已经丧失了不少的学术识真能力，还将继续丧失。如果副教授要晋升教授或／和申报岗位、获得研究生导师资格，他或／和她必须在某种刊物指南或某种条例范围内工作，并符合所规定的行政要求（好像学术要求）而非学术要求，否则被无情地排斥在外，其劳动就不予认可。不管你怎么劳动（写作），还是白干。权威刊物成为权衡人才能力的制度性权威性标准，巧妙代替了学术作品本身的质量标准，权威刊物论文等于权威论文，又等于权威学者。在惟刊是论的习惯性支配下，很有可能一位真正的学者的辛勤劳动不被他为之效力的教研机构、社会、他人承认，其劳动不记工分、不记报酬、不被登录，被视为无效劳动、无果实无作品劳动、不能派上上级评估和排名的用场的劳动。这样的劳动者显然不是有所作为的劳动者，只有在进入符合要求的范围内，其劳动才被视为有效劳动，进而得到嘉奖。人们可以辛勤地劳动，但不一定获得社会的承认，尽管这种劳动已经市场化职业化，并以身份方式早已固定下来。

    评估劳动者的才能和成果的操作必然日趋简单化和集权化。某种投票选拔或遴选的结果不是自然而自主的结果，而是受集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等头衔于一身的行政领导指挥的委员们的人为结果。这样的委员会容易出现校长一人说了算的情况。学术管理在本质上不是行政管理，但实际上掌权者把这两者混起来。由不合理人员组成且由任主任的校长操纵的委员会必然做出不合理的决定和结果。这是自然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合理性不得不发生变异－－处处存在。一把手操纵，其在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权力可由10%上升到80－100%，而其他委员的权力则自然由10%下降到1%乃至0。在“一人操纵”与“多人盲从”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可想而知。隔行的各位委员不可能从实质上对申请者的学术成果与水平进行评审和判断，所作的只能是依据刊物指南从形式上表面上数量上进行评审和判断－－在程序上进行简单的重复、赞同、否定－－他们没有评判资格，因此没有决定权。面对如此盲性的委员会，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问题自然提出来了：现有模式中的各种事关大学发展和人才未来的各种委员会是否应当继续存在？

    这里对中国大学的简单思考当然不能视作整体性全局性表述，更不是从总体上全盘否定中国所有大学和某些大学的所有运作。我们应当看到背离大学的根本理念的某些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并且还在发生。我们对此有所警觉和反省，总是有好处的。建立起来如德里达所说的大学：“我所说的大学是与所有的那些不承认大学原则上之独立性而为各种经济目的与利益服务的研究机构有所区别的。”[⑧]“原则上，大学理应总是自主的与无条件自由的，或者说追求在其制度、言论、写作、思想中再现这种自主与自由的。”[⑨]德里达在华期间的多种场合都希望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希望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性交流――充分的对话性交流是德里达教育实践的一贯内容。但有关资料显示，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人们难以理解其解构思想并且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歪曲误解性理解――“解构就是摧毁一切结构”，这种理解本身也需要解构，进行不可能者的还原，退回到解构的最纯粹最原初的意义，中国学者必须完成这种艰苦工作才能公正地运行解构――而没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性交流。本文算是一种响应。写作不仅是劳动，而且是增产。的确，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当站在自身职业社会身分的角度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忏悔，扪心自问是否背信弃义、不忠于职守、造假、剽窃、抄袭、撒谎、偷盗、犯罪等。大学作为教育场、理论场、特殊社区更应当信仰真理并无条件地献身于真理。这既是大学的志业，也是大学教授和人文科学的志业。于是，德里达发出呼吁：“这种信仰就是对大学的信仰，对明日人文科学的信仰。”[⑩]

    作为大学教授与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自我是以职业性身分立足于所处的机构和社会的，可是这种身分所指向的具有更高理想的志业之路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时时处处都会有险境的降临，可是，无法预料。此险境作为降临者或来临者注定要降临在自我的头顶。自我无疑在勇敢地等待着险境的降临，并且免不了降临性险境所产生和规定的烦心杂事、人事纠纷、身心冲突。面对这种降临性险境，自我必须为成就职业性身分所向往的志业而义无反顾地奋争和奉献。

    综上述评，德里达现象学对大学的解构表达一定还剩下“什么”――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个作为遗产的“什么”有待继续解构。本文只涉及到了《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的大学思想，即只是解构的个案研究而已，关于剩下的本书的其他主题如“宽恕”、“死刑”、“他人”等及其再剩余也应当被视为遗产而有待分析。它们都是解构的对象，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特征和标志：不可能者的可能者（不可能的宽恕、不可能的死刑、不可能的他人）。感兴趣的读者，请阅读全书。解构现象学既具有学科的特殊性，又具有学科的边界性。这表明，他的工作既保持又飞跃，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我们应当明白，这是一项无法最终完成的工作。德里达的贡献之一恰恰在于为我们提供了这份工作，因此，我们有活儿干就不会失业。

    在解构过程中，思想工作者应当对传统、理性、观念进行自由地提问和质疑，努力寻找到它们的最纯粹的起源和最原初的意义。但这是“不可能之事”。这件不可能之事正是解构工作面临的积极对象。对于解构本身而言，我们追求的是最纯粹、最原初、无条件的解构，因为真正的解构就是解构“不可能解构之事”，而这种解构是不可能的。解构作为学术事件，是从不可能者中抽取出来的来临者，肯定了这种不可能性，就是探索不可能的“可能者”，在“不可能者的内部”进行研究。这就是“不可能者”的踪迹性还原。也许我们应当永不停息地思考和回答这类问题：我们究竟能否解构不可能解构的可能之事？德里达的解构是否过头了呢？

    （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12月号总第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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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32页。

    [②]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33页。

    [③]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07页。

    [④]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18页。

    [⑤]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35页。

    [⑥]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09页。

    [⑦]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11页。

    [⑧]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10页。

    [⑨]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17页。

    [⑩]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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