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节译）

    第一章[1]

    6））数学对象似乎是享有特权的例子，它是胡塞尔思想中最为持久的主线，因为数学对象是观念的。它的存在穷尽在它的现象性之中并具有完全的透明性，然而它又是绝对的客观性，就是说，它完全摆脱了经验主观性，它仅仅是其显现之物而已。因此，它总是已经被还原到其现象的含义上，对纯粹意识而言它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对象的存在。[2]

    胡塞尔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算术哲学》已经可以题名为《算术的起源》了。像《起源》一样，这本书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即通过向感知结构以及具体的主观性行为的回返而重新激活（réactiver）算术的观念统一性的源初含义,尽管这本书具有一种人们常常恰当地强调其独特性的心理学主义的倾向[3]。胡塞尔当时已经打算同时阐述数字的规范的（normative）观念性（这一观念性绝不是经验事实，它也不可能为经验的历史所抵达）及其在产生过程的体验行为中并通过这一行为所进行的创建活动（fondation/Stiftung）[4]。然而，算术的生成/7））不能像算术史认为的那样被看作是文化的形态和人类的意外事件。在1887年至1891年间，对算术的起源的描述采用的是一种心理学的生成术语。在经过五十年的沉思之后，《起源》在现象学的历史学这一框架内重新提出同样的方案。要是考虑到其间经过的漫长的道路，这种忠诚就会更加令人触目。首先，他对全部的历史学和心理学生成进行了还原，然后，现象学的生成维度被揭示出来，但这时生成仍然不是历史的。在经过从静态构造向生成构造的过渡（这种过渡出现在《观念I》中，后于1915－1920年间完成）之后，胡塞尔还是没有把现象学的描述置于历史性的问题之中。对超越论的生成的课题化继续维持着对历史的还原；所有那些被人们列入到客观精神或文化世界的范畴之下的东西仍然被推到内在世间性（l’intra-mondanité）的领域之内。在《经验与判断》和《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中，向前述谓经验的回溯一直下行到前文化和前历史的体验层面。当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谈到历史的统一性时，涉及的是综合行为的痕迹（traces）、指明（renvois）[5]以及剩余（résidus）[6]在纯粹本我论领域内部的统一性[7]。胡塞尔强调的是：唯有观念对象和理性“更高阶段的”产品才能确保历史的可能性，就是说，永远保证交互主体的历史意识的可能性，但这两者并不属于具体本我（l’ego）的本质（l’eidos）[8]。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三沉思结尾的那些研究，特别是关于8））“人、人类共同体以及文化等等”的“理论”研究，被规定为今后局域的和派生的任务[9]。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还原对于描述源初时间性以及内在绵延都是有价值的[10]。

    这样，对心理学生成以及历史生成的中立化就同时出现在集中讨论超越论的生成（devenir）的文本中。然而在《危机》时期，当历史本身突入到现象学之中时，一个新的问题空间被打开了，这将使胡塞尔很难停留在他长期以来所规定的区域性（régionale）的限度内。

    尽管这条新的走向历史的通道在《危机》自身中得到反复应用，但它从来没有被问题化，至少从未作为其自身被直接地问题化。一方面，危机意识以及对理性目的论的肯定事实上只不过是对超越论的唯心主义新的合法化证明的方法或手段；另一方面，对全部西方哲学演变的透视，对欧洲以及人属的无限使命的规定，对超越论主旨的历险及其不幸的记述（同一种运动每次在揭示这一主旨的同时又将其遮蔽），——所有这些在纲领性的回溯中开启了一种任何历史理性批判也不可能预先明确地加以辩护的信念。无论是一般的历史性结构（在这里我们尚不清楚，科学和哲学的历史性是一个例证还是一个例外，它是一种最高、最具启示的可能性还是一种单纯的超越）抑或历史现象学的方法都还没有使9））起源的问题成为对象。这一信念是由现象学本身的绝然的确然性体系[11]所带来的，——现象学在这里可以被看作是对理性一般（la raison en général）的批判。如果说在胡塞尔眼里，这种对历史的目的论解读，其特征并不在于轻率的独断论（过去有那么多的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布龙什维克<Brunschvicg>，他们运用这种独断论只能认识到自己思想的前期工作），那是因为这种解读返回到的是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观念（l’Idée）本身，这种现象学不是一个哲学体系。

    可是，这种返回只能是间接的。我们还必须具体而直接地特别指出如下几点：

    1．历史，作为经验科学，像所有的经验科学一样，依赖于现象学，唯有现象学才能揭示其本质学前提的根基。这种一再得到确认的依赖性具有一种暗示忽略法（prétérition）的特征，与其说它得到了研究，不如说被提及更恰当[12]；

    2．历史自身的内容与其他质料的（matérielle）和依赖性的科学不同，根据其存在的意义，它的标志总是在于一次性和不可逆性也即非例证性。然而历史仍然适合于想象变更和本质直观；

    3．撇开历史的经验内容和非例证性内容不谈，某种本质学（éidétique）的内容——比如，作为自然空间之本质学的几何学内容——自身在不可还原地包含着其存在意义的历史中已经被生产出来且得到揭示。如果像胡塞尔所断言的那样，几何学的本质学的历史是例证性的，那么历史一般就有可能不再是10））更为彻底的现象学的一个特定的派生领域。尽管历史一般处于一定的相对性中，但它仍然用它所有的可能性和责任、所有源初的技巧和态度把现象学完全纳入自身之中。

    这三个抱负（它们也标志着众多的困难）很有可能对《危机》产生了推动作用，甚至潜在地激发了此前的作品。可是，恰恰是在《起源》以及同一时期的短论中，这些抱负似乎才得到了最直接的采纳。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抱负因此而得到了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课题的支持，对于这些课题，这些抱负以新的意义朝向它们。我们事实上会情不自禁地把《起源》（考虑到它是一篇简短的概要）仅仅看作《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它的构思已经完全适合于质料本体论）再版时的前言，而不是《危机》的延续。实际上在这部作品的导论中，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目前的状况”里已经意识到“彻底的思义”[13]这一主题[14]。然而，我们知道，对胡塞尔来说，这样一种状况的关键性含义与其说在于为科学的内在发展所固有的某种认识论冲突，不如说在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分裂：一方面是处于进步和成功的辉煌之中的科学所具有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科学对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总体性存在的生活和可能性而言的意义。科学从它的生活世界内的基础中脱离出来，从对它进行奠基的主观行为中脱离出来，这种脱离肯定一直是它取得成就的必然条件；可是它也包含着客观主义异化的威胁，这种异化向我们掩盖了奠基性的起源，使起源疏离我们而不可抵达。这种遮蔽也是一种技术化过程，它预设了科学家不再承担责任这一“天真的高级阶段”[15]，与此同时，它摧毁了科学和哲学自身的“伟大信念”[16]；它已经使我们的世界变得“不可理解”[17]。对起源的思义（besinnen）同时就意味着承担起对科学和哲学之意义（Sinn）的责任（verantworten）；意味着把意义引入到“充盈”（remplissement/Fuelle）的“明晰性”之中[18]；意味着能够从我们存在的总体性意义出发对它承担责任[19]。

    同样的不安和同样的意愿从《起源》的头几页开始就以一种语气并通过严格同一的术语表现出来。乍一看，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不过是对《形式的和超越论的逻辑》中所发端和规定的一般性问题的进一步阐发。难道事实上这里涉及的不是把一个一般性的规划应用到一个独特的派生性的学科之中，——而且这一规划的程序已经被安排好了？难道胡塞尔不是这样写的：

    “这些思义涉及到真正的科学一般（la science en général/Wissenschaft ueberhaupt）的可能含义和方法。当然，它们首先指向的是在本质上为所有可能的科学所共有的东西，其次才关注对一组特定的或单个的科学所进行的相应的思义”[20]？

    12））《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与其他科学的起源问题相比所具有的优先性具有一种合法的和系统的含义，它的必然性首先在于传统逻辑的本质，这种逻辑总是表现为科学的一般性理论，表现为科学的科学。这一划分也可回溯到在《观念I》中就已制作出来的等级制的本体论。一定的质料本体论[21]从属于形式本体论[22]，后者探讨的是客观性一般的纯粹规则。然而几何学是一种质料的本体论，它的对象被看作是自然物的空间性[23]。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几何学的起源》的每一维度都突出了这一表述的依赖性及其相对表面性。胡塞尔多次指出，他设为前提的是逻辑和13））语言一般的观念对象性[24]的构造，是交互主体性的关联性构造以及所有相关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这种依赖性的顺序倒置了。“危机”的现象，作为对起源的遗忘，恰恰具有这样一种“倒置”（inversion/Umkehrung）[25]的含义。

    可是，也是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中，胡塞尔在对逻辑反思的优先性进行辩护的时候明确指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其它道路中的一条[26]：

    “对以彻底性为取向的思义来说，可能还有其它的道路。目前的这部作品（至少在它的主要章节中），14））试图开辟出其中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提出恰恰在于这一举措：把真正科学的观念历史地回溯到被当作其规范提出来的逻辑学之上。”[27]

    因此，通过一种螺旋式的运动（这一点构成我们这个文本的全部价值），在研究的区域性限度内便发生了一次大胆的突破，它越过这些限度走向了一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就特定的本质科学的意向历史而言，对它的可能性条件的思义将会例证性地为我们揭示出科学一般的历史性的条件和含义，并进而揭示出作为所有含义一般和客观性一般之最终视域的普遍历史性的条件和含义。从此后，上面提到的这种建筑术的关系便立即变得复杂起来，如果不是被颠倒的话。这一点证明了（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含义的合法性序列如何是非线形的，对起点的确定如何是困难的。

    正是出于这些困难，胡塞尔才极其谨慎地尝试使人理解他在《起源》中的意图。

    (中译出处：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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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德译本为本章配上了标题：“源初含义的重新激活：责任、思义与实存”——中译者注

    [2] 关于数学对象对胡塞尔来说是否是所有对象的构造范型这一问题，关于这样一种假定的后果问题，可参见W. 比梅尔的讲演《胡塞尔哲学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以及随后进行的由W. 比梅尔, E. 芬克和R. 茵伽登参加的讨论。载于《胡塞尔》（罗爻蒙特备忘录，1959年），页63－71.

    [3] 尤见W. 比梅尔，同上，页35以下。尽管胡塞尔严厉地对待这种心理学主义倾向，但他还是不断地引证他的第一本书，尤其是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中。

    [4] “数字是精神的创造，只要它是我们对具体内容进行操作的活动结果；这些活动所创立的东西并不是一种新型的绝对存在，我们也不可能在空间或‘外部世界’中的某个地方重新找到它。它是一种奇特的关系概念，它总是不断地被产生，可在任何地方都绝不可能被现成地发现。”这段值得关注的话已经谈到理念性的产生（即源初的历史性），这里的理念性根本不属于经验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这段话选自《论数的概念》（1887年），后来又被用在《算术哲学》（1891年）的第一章中。引自W. 比梅尔，同上，页37。

    [5] “指明”，德文为“Verweisungen”——中译者注

    [6] “剩余”，德文为“Nachgestalten”——中译者注

    [7] 《笛卡尔式的沉思》之第四沉思，第37节和第38节，页63－67。E. 勒维纳斯译。以后我们将用《沉思》来指代这一译本。

    [8] 同上，第37节。页66。

    [9] 同上，第29节。页54。

    [10] 关于胡塞尔哲学中的历史问题，我们尤其可以参考P. 利科的精彩论文《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载于《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1949年7月－10月号，页280-316）。关于在同期提出的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是什么阻碍了历史成为直接的课题这一问题，尤见页282－288。

    [11] “绝然的确然性体系”，法文为“le système des certitudes apodictiques”，胡塞尔的术语是“System apodiktischer Gewi?heiten”，中文译名源于《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倪梁康著，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中译者注

    [12] 这一点，比如说，不适合心理学。心理学与现象学的关系曾得到过详尽的规定，特别是在《观念II》、《笛卡尔式的沉思》以及《危机》的第三部分中。最近由W. 比梅尔编辑出版的1925年讲座以及《现象学心理学》附录（《胡塞尔全集》第九卷）对此都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13] “思义”：胡塞尔用语是“Besinnung”，德里达采用巴什拉尔的翻译“prises de conscience”——中译者注

    [14] 《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1929年）：S.巴什拉尔译，法国大学出版社，页8。或可参见《胡塞尔全集》第十七卷，页9。也可参见巴什拉尔的评论，载于《胡塞尔的逻辑》，尤见页17－40.

    [15] 同上，巴什拉尔译本，页5。

    [16] 同上，页8。

    [17] 同上，页8。

    [18] 同上，页13。

    [19] “……我们应该站在全部生活以及总体文化传统的高度上，通过对我们（作为单独的个体以及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的彻底思义，对最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行探究，从这里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对现实采取一种判断、评价和行动的立场。”同上，页9。

    [20] 《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法译本，页10。关于逻辑的“导向性”特征，也可参见该书第71节，页245。

    [21] 参见《观念I》，第8、9、10、17节，P.利科译，页33－43和页57－59。我们今后的引用将直接参照利科的译本。

    [22] “狭义上说”，形式本体论在这里是指形式逻辑以及“所有其他构成形式的‘普遍科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学科（因此也指算术、纯粹分析以及杂多性理论等）”，参见《观念I》，P. 利科译，页34。

    [23] “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质料物体的本质意味着它是‘广延物’（res extensa），因而几何学便是与这种物体（Dinglichkeit）结构的本质因素即空间形式相关的本体论学科”（黑体字为胡塞尔所加）。参见：《观念I》，第9节，页37（中译文参见《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年，页61——译者注）。

      也可参见《观念I》，第25节，页80：几何学与运动学（胡塞尔在《危机》和《起源》中总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这里也被规定为“纯粹数学的质料学科”。

    [24] 关于用“对象性”（objectité）来翻译“Gegenstaendlichkeit”，参见《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页18，译者注3。当然，这里的“objectité”概念与叔本华的“Objektitaet”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胡塞尔常用概念的翻译上，我们自然要与胡塞尔主要作品（《观念I》，P. 利科译；《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S. 巴什拉尔译；《逻辑研究》I/II，埃利译）的翻译所提供的惯例保持一致。至于我们必须创新的翻译，我们将在这篇导论的进程中进行证明。

    [25] 参见《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页4：“在现代，逻辑与科学之间的源初关系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被倒置了。各门自然科学取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它们在未经批判精神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建立起高度区分性的方法，尽管从实用的角度看，这些方法的成就是确定无疑的，但它们的活动（l’action/Leistung）最终却变得无法理解”（黑体字为我们所加）。此外，正是根据几何学和一般的数学学科，胡塞尔才经常原则性地把这种“倒置”（Umkehrung）规定为含义的歪曲、基础的转移和起源的遗忘。这至少有三种形式：

      1．作为精确性科学之典范的几何学应该为精神的自然化负责，这一点出现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第一部分中（尤见Q. Lauer译本，页61，63，71）。我们还可以想到体验的几何学化，《观念I》（第72－75节，页229－241）同时根据几何学的精确性（l’exactitude/Exaktheit）和演绎性（la déductivité/Ableitbarkeit）对它的荒谬性进行了揭示。

      2．正是这种独断论地被采纳的几何学理想（l’idéal）(或数学物理学的理想)才使得笛卡尔在天才地揭示超越论的主题的同时又把它遮蔽了。我思（cogito）的确然性（la certitude/die Gewissheit）成为公理系统的基础，哲学转化成演绎的体系即几何学的序列：“可是这个基础比几何学的基础还要深，它适合于构成几何学这门学科自身最终的基础”，《笛卡尔式的沉思》，第3节，页6；也可参见《危机》第二部分，尤见第21节。

      3．最后，整个《危机》都想表明，几何学作为自然之数学化的基础如何掩盖了真实的自然。这也许是胡塞尔后来不大使用几何学定义（把几何学规定为自然物之空间性的本质科学或质料本体论）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没有明确地对这个直到《观念I》中还经常提出的定义重新进行讨论。

    [26] 以下译文根据德文原文略有改动。——中译者注

    [27] 《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页11。黑体字为胡塞尔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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