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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真：怀念德里达

    昨天清晨，巴黎的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中附有可能是法国媒体有关德里达去世的最早的文字。那是Marie-Laure Delome 发表在《星期日报》上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德里达去世》。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的：“我们能够读他，再读他：他把我们的世界作为人来思考。雅克·德里达在星期五-星期六的夜间离世，享年74岁。德里达是当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这使他享誉世界，特别是在美国”。这篇短文是这样结束的：“德里达的语言独巨匠心，他把一切消解之物的理解带到极致。他的风格冲破各种界限而独成一家。问题就这样提了出来：德里达的哲学风靡世界，处处被解释，但它果真被理解了吗？”

    “德里达去世”，从这几个字出现在电子邮件中起，就打破了我心中的所有希望。自去年得知德里达先生身染重疾，一直存有希望：希望能够发生奇迹：希望他如最后一封短信中所说的那样，能够一点一点好起来；希望他能够看到他的著作有更多的中译本出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还能够看见他在公众面前出现，发表演讲……所有的希望都被这几个字无情地击碎了。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有着犹太血统的，18岁才回到法国、从巴黎高师走出来的思想家，曾经享誉世界，备受殊荣，而又历经误解和责难，他给后人留下了洋洋几十卷鸿篇论著，也把他的思考，他的独特魅力留给了这个他热爱、担心和眷恋的世界。

    我想说，德里达的独特魅力，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他的思考对法国当代哲学思想，对法国现象学运动的贡献。

    他和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是从现象学起步的，但又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在西方传统结构内部对“在场”的思想进行冲击，他和法国现象学学者一起，做了一件具有深刻内涵的科学的事情。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使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没有言明或没有指示的方向发出了声音。其次是他的“解构”思想，对西方各种中心主义的批判，意义深刻，令人深思。他把他的“解构”解释为追求“不可能”的“可能”，明知不可能实现之事，却执着地要实现不可能的可能，这正是真正的思想家的任务。有许多人指责这是虚无主义，因为是要摧毁一切，摧毁之后，什么都没有建构。这种指责，实际上是一种很深的误解：解构不是摧毁，不是批判，是一种思想工作，它不是否定，而是肯定，对“不可能”的肯定。真正纯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但又是我们不断追求的，近些年来他对“宽恕”、“死亡”，“友谊”、“大学”、“赠与”以及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研究（或可说解构）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深切的学术关怀。这些无疑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迪作用，并激发我们对当今时代的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更高层次的反思。第三是他的介入精神，德里达继承了法国启蒙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他对世界、对人类命运总是怀有深切的关怀，总是意识到一种不容推卸的责任。一个以研究纯粹哲学为目标的思想家，却时时不忘把目光投向外面，关心那些似乎和“纯学问”无关的事情，这不仅仅需要内心的良知，而且还需要勇气。这在今天并非易事，我钦佩这样的学者，虽然有时我自己做不到。

    我第一次见到德里达先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之前我已经翻译过他的《声音与现象》，并在课堂上讲过他。说实话，那时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一是因为他的书实在难读，而也是受到别人的印象，特别是一些法国朋友对他的指责。但现在看来，是我没有认真读懂他的书。

    真正对德里达的书，对他的解构思想有一点感悟，或有一些想法，还是由于德里达的中国之行。

    德里达是在2001年9月来华访问的。我不想在此再叙述德里达讲座和讨论的具体内容，只想谈谈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911”事件之后，德里达先生的反映。我和同行的张宁因准备第二天的事情，没有看晚上的电视，对事件的发生一无所知。第二天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来接德里达去复旦演讲，我们才从他那里得知发生了大事。德里达先生头天晚上看了电视，知道发生的一切，他告诉我们，他一夜没睡，他经常去纽约，熟悉哪个地方，那附近有他的朋友，他担心他们。我永远忘不了德里达在哪天早上的面容：充满忧虑和担心。后来，在复旦大学演讲之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表示，对这样的恐怖事件表示震惊，又希望不要用报复手段使恐怖无限升级。他的神情，他忧虑的目光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在上海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一到锦江饭店，就从法国使馆那里得知，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篇有关德里达在社科院谈话的文章。

    文章是一个英国记者写的，文中称德里达呼唤毛的红卫兵回来，文章还附有一张红卫兵的宣传画式的插图。德里达很气愤，因为这个英国记者既不懂中文，也不懂法文，不知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个说法传得很快，直到今天，还有人提起，称德里达赞成文化革命云云。实际上，如果仔细再读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就可知道，德里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他的“解构”思想是一致的。他要求的是一种正确的对马克思遗产继承的态度和立场，就是局限的思想。既尊重马克思思想的遗产，又指出其局限。这也是对任何思想的解构工作应持的正确态度。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巴黎如约到德里达的办公室，已到约会时间，德里达先生没有出来，和一个法国人在谈着什么。那人走后，德里达很无奈地说，总有些不速之客，不事先约好就闯进办公室，常常问一些他不愿意回答的问题，然后就发表一些根本不符事实的报道，令人哭笑不得。

    德里达先生曾多次谈到身份认同的问题。他常常感到很为难。在阿尔及利亚，在巴黎，他都没有感到哪里是他真正的家。有一个细节对我很有触动：那是在上海，法国领事馆的两位先生请我们一行人吃饭。这两位先生在路上，在就餐时，侃侃而谈，大概是要建议中国应该如何如何才对云云。我和张宁几乎没有说话，德里达基本上也是沉默。回去时，使馆的车坐不下，需要打一辆车，我不假思索地拉着张宁说：“中国人打一辆车，法国人坐一辆车！”德里达马上说：“我不是法国人，我和中国人坐一辆车！”事后（最后，两位法国先生让德里达和我们上了领馆的车），我和张宁谈到这件事，感慨良久。这不是个有关国籍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一种心境。他对许多西方的东西并不认同，但又难以摆脱。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不可能走出的两难，使他找到了“解构”的方法，提出问题，保留结构？

    德里达的文章很难读，但他的即席发言却非常精彩。有时讲到兴处，常有火花迸出。对任何看来索然无味的问题，他都能给予出人意料的的妙语回答，令人回味无穷。在复旦大学的座谈会上，一个女孩提了个“愚蠢”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爱情的？”在座的人对这个问题多有不满，哄堂大笑，但德里达却兴趣盎然：“这是个好问题，我关心的是中国人是如何说‘我爱你’的，我遇到一个中国人，爱上她，对她说：‘我爱你’，会发生什么事？”这样的回答令人叫绝。

    德里达走了。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在邮件里说“我们的德里达离开我们了”，另一位法国朋友在寄来登载有关德里达去世的文章的《世界报》时，附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他的葬礼在12日举行，我没有去，只有他的几个朋友参加。我只参加那天在医院举行的起灵仪式。他就这样走了……”有的人虽然与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相隔万里，但他们的离去却会使你伤心，痛心，因为他的思想曾经感悟过你，因为他的关注感动过你，因为他的书召唤过你，因为他的友情温暖过你。你怀念他，不是因为他的声名，不是因为他的外在，而是由于他的内心。德里达就是这样的人。

    (载《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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