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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德里达将闪烁在思想天穹

    德里达的去世，于我并不很意外。小真在半年前就说，德里达病得很重。何况，他前几年到北大，讲“绝对的宽恕”，这在中国人看来，也就有点“天鹅之歌”的味道。

    德里达在他“最后的”、即今年九月与《解放报》记者的谈话中说：“幸存，这是生活之外的生活，比生活更生活。”[1]我想他说的“幸存”是指他的著作与思想在未来历史中的幸存，这正是“走向死亡”之际的他所牵挂者。那么，会不会出现他所设想的那种情况，即“在我死后十五天或一个月，什么都不复留下，除了在图书馆的正规收藏”呢？如果历史是由那些当年签名反对德里达获得荣誉学位的学者们主宰，事情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人们还能自由地思考“什么是最真实的东西？”这类问题，特别是在各自具体的生存境域中真诚地思考，这种“白色的神话”就不会出现，德里达的著作就不会被排斥于知识与学术的圈外。

    他的思想起源和生成于与多部思想精品的深入对话，绝非主观构造。他最早的三部著作都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读，以及从中涌现出的灵巧敏锐的解构思路。后来的著作也大多是“寄生生物”，在进入他人作品的活生生的上下文中，施展其“内家拳”的借力打力的功夫，牵一发而动全身，并由此而衍生出自己的思想。我读他的《声音与现象》，不仅折服于他读解中细密的开启力，并由此更感到胡塞尔作品的深厚蕴含。德里达的读解与引申中确有跳跃，但掩卷长思，常可发现那并非没有内在思路的依据，而且往往能打开一片新的话语天地，成就独白式的构造所成就不了的“金圣叹评点才子书”式的精彩。总之，如果我们依德里达的“请读读我的作品吧！”的恳求，以朱子“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法来读其书，特别是其早期作品，就会看出他最重要的一些思路大有来头，而且大多是与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些哲学问题有关的来头。他好像并没有喃喃自语和无的放矢的习惯。

    再者，他的独创与他的寄生齐头并进，以“解构”为名的一族思想确实开创了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新境界，用“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一般的“反基础主义”，都还不足以传其神。他是这样说自己：“从《圣经》到柏拉图，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我不希望否定任何什么东西，我不能。” [2]他的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总不落窠臼而又总留下富于含义的印迹或必要的擦痕，而不允许思想的打滑，相当启发人。他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西方思想在源头处的问题，在那被认为或被默认为是纯正之处发现了永远摆脱不了的粘着与不纯正（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恐怕是更纯正者）。我是觉得他的见地有类似于佛学的缘起观之处，当然是以法国犹太知识分子的比较“飘忽的”甚至是“破碎的”方式体现的。

    他受海德格尔的影响甚深，尤其是对于语言本身的思想蕴含力，他极有感受，并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屋；对于德里达，生成着、游戏着的语言则是解构力的来源。他似乎在某个方面结合了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

    他晚期对伦理、社会等问题的关注，也是出自其思想本身的能力和要求，而与哈贝马斯合作的公开信，更代表了欧洲大陆哲学的良知。试问那些以“分析”为唯一要务者，那些由此而认为德里达的作品是思想上的达达主义的学者，你们在真正关涉文化与正义之处，有这种发自思想本身的严肃吗？

    最后，如上面已触及的，我感到，德里达的思想已有某种东方含义，他在反对语音－逻各斯中心论时对于中国文字的注视，不管怎样，说明了某种问题，尽管没有人会否定，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思想者，可能比海德格尔更西方化。但他的作品暗示出，中西之间的巨大差异已不足以阻挡某种思想本身的相互借鉴了。

    为了所有这些，我尊重德里达，我相信他是一颗西方思想天空上的星，向我们和未来的人们闪烁不已。

                                                                 甲申重阳写于德国维尔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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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后的谈话：《我正和我自己作战》”（2004年9月18日《世界报》）。此中文译稿来自杜小真教授，谨在此致谢。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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