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辩论的起因及其历史根源

　　1999年，法国《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raire)出版了关于‘政治哲学的重建’的专号(Numéro spécial consacré au ‘Renouveau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围绕政治哲学的基本论题，重估了法国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政治哲学的状况，没想到却引发了关于人文主义的更大论战。主持这场论坛的弗列德列克·马尔特尔(Frédéric Martel)，很明白地把矛头直接地指向半个世纪以来流行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他说：“在六十年代，政治哲学在法国再也找不到它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优先地位以及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使哲学长期地远离对政治的研究。人们只限于描述和说明社会问题，却再也不谈论我们的社会究竟应该追随什么样的目的”。

　　实际上，关于政治哲学的讨论本身，就已经隐含了对人文主义的评价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人权、人道主义、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以及一系列关于人的价值的老问题。正如著名诗人保尔·瓦列里(Paul Valéry, 187101945)所指出的：“政治向我们讲自由。….但这是一个充满允诺的语词，它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忧虑”。瓦列里在这里暗示了近代社会的自由所隐含的‘允诺’(la promesse)和‘忧虑’(l'inquiétude)两重性，揭示了近代自由的含糊性、悖论性和可能性的交叉结构，并把自由问题看作是未来的事情。这也就是说，近代自由民主制所论及的人的自由，在实际上，无非只是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要谈到人的问题，就必须实际地讨论人的命运；政治是一切社会科学中最触及人的命运的学科。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1921-  )就曾经正确地指出：“政治处理一切最复杂和最珍贵的事务，即个人、集体以及人类的生命、命运和自由”(Morin, E. 2004: 11)。所以，“政治向一切知识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它关系到一切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Ibid.: 10)。

　　同样的，法国另一位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指出：近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生命。现代权力所关注的首要对象，就是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权力就是不折不扣的生命权力。

　　如果说政治关系到生命本身，那么，更确切地说，政治实际上关系到人的自由问题，因为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一切政治都是关于人的自由的规定、限制及其扩充和实施。如果政治不回答和不理会自由问题，那么，它就丧失了政治的真正意义，它也就导致对人类政治活动的本意的背叛。反过来，任何政治只有环绕着自由的限制和扩充，它才能获得社会的确认，并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它的效益。

　　这一切表明，当代法国思想界关于人的新论战，似乎直接与政治本身相关联。但是，如果更仔细地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法国哲学界关于人文主义的新论战，还有更深远的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的根源，我们只消推敲以上引证的弗列德列克·马尔特尔所说出的话语，就不难看出：他无非重复了吕克·费里(Luc Ferry)和阿兰·雷诺(Alain Renaut)从1985年以来所一直坚持的观点：法国哲学界所面临的挑战，都是由1968年的社会骚动以及由它激发的‘反人文主义’思潮所引起的。

　　在这里，吕克·费里(Luc Ferry)和阿兰·雷诺(Alain Renaut)点明了论战的两大起源：1968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在那之后兴起的法国解构主义思潮。

　　然而，即使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及解构主义思潮，也不能孤立地加以分析；它们还同法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形成和发展的其他思潮和历史事件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深入分析由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所发动的对反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的性质，有必要更全面地观察法国哲学界对人的探索过程以及各个思潮之间的争论状况。

　　总的来说，在当代所进行的人文主义新论战中，主要有三条主线相互交叉、并相互争论：第一条是由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延续下来的思路，在近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在福柯去世之后，主要是由李欧塔和德里达重点地探索了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的条件问题。在这方面，他们所阐述的新人文主义，与1968年学生运动发生前后的基本观点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是由于8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的性质及其基本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欧盟的扩大、苏联东欧国家集团的垮台、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在社会各领域中的渗透、全球化的发展，所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使李欧塔和德里达等人，提出了新的人观，对整个人类所可能遭遇的命运特别关切。

　　第二条主线是法国原有的现象学运动的延续，由于新的生活世界的转变以及法国现象学理论和方法的重新调整，在人的问题上，也出现了有别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创始人的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当然，法国现象学运动在新的阶段的进一步分化和多样化，也使现象学对人的问题的新探索出现了多种论述方式，并在现象学运动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第三条主线是原本就明显地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采取根本对立立场的学派，以吕克·费里、阿兰·雷诺、弗朗斯瓦·弗列(Fran?ois furet)、阿兰·芬基尔克劳德(Alain Finkielkraut)为代表，他们充分利用上述全球化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提出了相应于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人文主义，另一方面也趁机批判原来存在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观。在这方面，他们尤其借助于海德格尔历史档案的全面揭露，重点地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人文主义的倾向同海德格尔的法西斯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从而掀起了一场震荡法国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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