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人文主义论述

　　如前所述，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在八十年代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也由于理论本身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典范框架，使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从九十年代起把理论探讨的重点重新转向他们先前所极力批判和反对的人文主义。

　　首先，德里达的思想动向最为典型。第一，从九十年代起德里达针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垮台事件，集中深思了人类历史及文化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回顾了西欧近一百年来各种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长期争论过的问题重新进行估价，使他提出了有关‘宽容’的问题。‘宽容’并不只是一个法律和道德的概念，而是直接涉及到人心的深层结构，也直接地涉及到人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同时又触及到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这样一来，德里达实际上又回到西方文化的传统原则和基础，并由此出发探讨了人的问题。对德里达来说，最触目惊心的问题，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及苏联东欧集团的历史经验，但更重要的，却是苏联及东欧集体垮台之后，西方主要国家的基本政策及最重要的主流思想家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在他同伊莎贝尔·卢德内斯科的对话《明天将是怎样》中，德里达明确指出八十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政治界和思想界对于苏联及东欧国家集团垮台事件的反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所发生的最残暴的历史事件更使他震惊。主要是表现在人们竟然如此粗暴地利用上述事件而全然遗忘了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更有甚者，是西方各国的主要统治者试图借此事件篡改历史，扭曲西方思想和理论近一百年来的发展过程，试图重新建构起有利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统治秩序。问题并不在于对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具有浓厚反传统思想特征的思潮的估价，也不仅仅涉及对苏联等国家的专制政治的评价，而是在于经历了长期人文主义熏陶的西方人，面对苏联垮台的历史事件，究竟为什么又重演了类似法西斯的不容忍态度。苏联的垮台以及接踵而来的反恐怖事件，在德里达看来，向全世界显示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脆弱及虚伪性，同时也显示了新世纪的哲学家重新思考人的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为此，德里达连续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九月十一号的‘概念’：与波拉多里的对话录》（与哈勃玛斯合著）、《世界末日》、《终于学会生活：与本鲍姆的对话录》以及《论我也是动物》等著作。从各个角度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进行再一次解构，同时也对其自身的解构策略进行反思，针对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反人文主义性质和反自然性质、恐怖与反恐怖事件以及世界贫困化问题，提出了新的人的观念。

　　在《论我也是动物》一书中，德里达实际上颠覆了西方关于人的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从区分人与动物出发，给人下定义。在1997年，德里达就已经在法国巴黎西部舍里希城的研讨会上发表了《自传性的动物》的重要演讲。2003年，病危中的德里达发表了一篇《如果动物回答的话》的论文。在这里德里达对人的思考不是继续走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老路，不是从人自身优越于动物的论点出发，而是从动物的切身感受，从动物的立场以及它们长期受到人类摧残的遭遇出发，论述人所缺少的动物性，并强调恰恰是人所缺乏的动物性，具有高于人性的价值。

　　德里达认为西方人长期忽略动物性，甚至无视动物的生存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性质本身所造成的。

　　翻阅西方哲学史，没有任何一篇重要哲学著作分析和论述过动物的生命及其生存权。所以，当德里达发现英国的边沁提出过“动物是否可以忍受痛苦”的问题时，他认为问题触及到人性的最要害处。德里达由此批判了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本中心主义以及由此延伸语音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德里达指出：“与动物相反，人有言语、理性、死亡的经验、葬礼、文化、制度、技术、服装、谎言、伪装、灭迹、礼物、笑、哭、尊敬等等”，“我生活于其中的最强有力的哲学传统都拒绝将人的上述特性赋予动物”（185）。接着德里达强调站在动物和世界的主人的立场，西方逻辑中心主义，在实质上就是一个论动物没有逻辑语言以及动物不具有逻辑语言的论题。从亚里斯多德到海德格，从笛卡尔到康德，从列维纳斯到拉康，都始终坚持这样的论题，这样的立场或这样的假定（48）。德里达说：“当西方人惨杀或以暴力的态度对待动物的时候，还往往伴随使用‘动物’这样虚伪的语言”。

　　对德里达来说，动物有忍受痛苦的能力，也有对痛苦特别敏感的反应，同时也具有忍受痛苦之后的无限宽容性。动物对痛苦的忍受并不完全相同于人，这恰恰说明了动物的“非理性”、“非言语性”、“非道德性”及“非主体性”给予动物以人所没有的优点。德里达认为人不但没有权力以主人的身份将动物同人区分开来，也没有权力赋予动物以人所没有的特性。

　　其实，在法国哲学界，从探索‘动物性’的角度来深入揭示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缺陷的思想家，除了德里达以外，还有巴黎第一大学的哲学教授伊丽莎贝·德·冯德奈(Elisabeth de Fontenay)。她在1998年出版的《论畜牲的沉默：抗拒动物性的哲学》(Le silence des bêtes. La philosophie à l'épreuve de l'animalité)一书中，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系统揭示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哲学和文学对‘动物性’的一贯蔑视。伊丽莎贝·德·冯德奈指出：西方人以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斯和基督教的宁录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号称世界的‘主体’，始终对他们之外的其他民族和动物采取敌视和排斥的态度。

　　En se posant comme héritier de Nemrod et de Prométhée, l'homme s'est lancé dans l'entreprise de conquête de la nature en niant les relations concrètes, de sympathie affective, de compassion et de solidarité qui le rapprochent pourtant des formes naturelles animales. L'entreprise de cerner le propre de l'homme n'a-t-elle pas eu pour conséquences désastreuses, non seulement le rejet de l'animal dans un statut d'objectivité et d'infériorité incommunicable et indéfiniment exploitable, mais aussi de condamner les hommes à justifier à tout prix leur passion de l'intelligibilité - par une dénégation du sensible, par un oubli concerté de l'altérité, autrement dit par la violence en laquelle s'est trop souvent figé l'humanisme.

　　Une telle interrogation n'inquiète-t-elle pas les fondements les plus admis de la dignité humaine : la similitude, le langage, le pouvoir souverain de la raison, le visage ? Ne faut-il pas prêter une oreille philosophique plus attentive aux avertissements des anthropologues ou des poètes, aux spécialistes de la sagesse des corps et aux défenseurs d'un matérialisme enchanteur ?

　　Sur ces questions comme à propos de l'effacement de l'animalité qui accompagne la disparition de la pratique des sacrifices, à propos de la science et de l'expérimentation technologique sur l' animal, à propos du sens que la conscience humaine aper?oit dans la nature qu'il consomme et fa?onne, le débat doit être ouvert parmi les philosophes : l'ouvrage d'Elisabeth de Fontenay nous y invite fortement.

　　为了深入说明他对人的崭新观念，德里达还探讨了死刑的问题。死刑把人同道德、政治制度及法制联系在一起。死刑也关系到罪恶的问题。但对于德里达来说重要的是在于：西方文化和各种哲学理论，在探讨死刑问题时，往往只强调社会制度、道德及法制的重要性，很少从生命本身对痛苦的感受性的角度，也就是从包括动物在内所有的生命体的痛苦感受性出发来思考，生命求生本身的唯一性。所以，死刑问题一方面显示西方人文主义对人的定义的偏差，只注重人的理性和道德性，却忽略了生命本身的固有逻辑，也背叛了西方文化最原初的宗教宽容精神。

　　面对西方科学技术越来越脱离人的控制而造成对人性的新危险局面，德里达和其他许多西方著名的思想家，特别关切人的命运问题。首先，德里达强烈批评科学技术的发展破坏了原有的教育制度，用一种新技术的快速而简单的模拟方式而取代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动反思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的发展取代了教育在培育和促进人的思想自由方面的有效功用。第二，技术的发展侵害和取代人的生命本身，把人的情感、思想、想象和意志等方面的创造性活动纳入技术的运作模式中。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破坏了人的生活环节，为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再生产造成了消极和有害的后果。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也显示了对人的生命的直接威胁，越来越露骨的表现出现代技术的反人性本质。德里达对现代技术中占主导地位的电子数码技术及生命科学技术给予充分的注意，并认为在这两方面的新成果，将集中地表现了人性与反人性在技术发明过程的矛盾，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矛盾的发展趋势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命运。

　　与德里达同时，布迪厄建议采取建构的结构主义的方法探讨人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他结合社会文化活动的动静结合的再生产过程，强调对抗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探讨模式的必要性。他认为，实际生活和行动的人，并非以主客二元分离或对立的方式，而是始终在自身与世界、结构化与被结构化的动静结合的复杂过程中运动和生存的。

　　利奥塔在1988年发表的《非人》一书中强调：不能简单地理解“人的本义就是人本义的缺席，就是其虚无，或者其超验性”，而是要从延异和生成的观点深入探讨上述人的本义的缺席的各种可能性。所以，利奥塔指出：“人这个头衔是否能够和应该在天然的不可决定性和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制度理性之间进行互换。对非人这个头衔也是同样。一切教育都是非人的，因为它从来都伴随着强迫和恐惧。我主张最少控制的和最少教学法。被弗洛伊德称为‘阉割法’的培养孩子的所谓‘好方法’，无论如何是不好的，近似于康德式的忧郁症。相反，一切制度化中一有机会就能突破困境和非决定性的东西，是如此地具有威胁性。以至于理性精神不能不正确地恐惧一种放纵的“非人”力量。”正因为这样，依据当前西方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利欧塔重点地探讨非人文性及其冲突的可能性的思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合法化。

　　利奥塔的批判重点，一方面是当代西方社会所推行的教育制度对于少年儿童的摧残，对于年青一代的想象、激情化以及图像思维和适应于它的表达法的忽视；另一方面是针对传统逻辑中心主义的叙事论述和技术信息模式。利奥塔认为当代文化的上述两大倾向，当它们同现实的权力网络和商业利益相结合的时候，造成了比一般较为抽象的“非人”概念，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

　　随着现代技术的信息化和基因化，越来越显示人本身隐含着技术的本性。也就是说，人越发展技术，越显示出人与技术本身的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技术的发展恰恰证实了人无非也是一种技术装置。所以，利奥塔指出：“一个活组织的构造，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我想说也是自我调控的。活组织的构造在不同环境下，例如在医学方面，无非就是一种能够自我调控的器官系统；而在有目的的活动中，例如在思考中，或者美学的和思辨的控制对象的活动，有生命的活组织甚至能够进行自我抽象，并把重点放在有利于自己的活动规则，比如逻辑和数学规则。无论它用于保证其生存环境的随时调节是怎样地形而上，与这种象征的循环性相反的限度，都存在于它所在的必然性之中。”所以，利奥塔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可以将人体看作是如同思维那样复杂的技术的硬件设备”。

　　利奥塔的上述论断对于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在1985年所发动的关于人文主义的新论战，无疑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利奥塔的论述，一方面反击了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人文主义”的指责，另一方面也结合了时代的高度技术化的特点，重申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

　　有利于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对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的“反人文主义”的指责的反驳的，是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即时代的转变和技术的非人性化，恰恰证明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的正当性。

　　问题在于，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等人及其拥护者伊曼奴尔·法伊耶回避与时代转变紧密相关的现实问题，却提出了海德格的历史问题，用于深化他们对解构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反人文主义态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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