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近代人性论的反叛

　　当代法国哲学家们充分意识到：环绕着‘人’的范畴而发生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还必须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范围内、同整个西方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特征相结合。严格地说，西方的社会文化危机并不是只有在现代时期的范围内才发生的事件。只要仔细地分析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就很容易地发现：在西方发生的各种社会文化危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由于对于过时了的‘人性论’的绝对肯定所引起的。在西方社会文化历史上，西方传统文化及其维护者，为了给统治阶级的统治行动所进行的‘正当化’论证，一向都是自称为‘人’的一般利益的最高代言人，总是将自己说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而当社会统治阶级镇压、打击被压迫阶级的时候，统治着也总是把‘反人性’的罪名强加于被压迫阶级头上。远在古希腊时期，正当西方人为他们的文化寻求出路和确定基本模式的时候，困扰着他们的首要问题，就是‘人’的‘身份’问题：人是什么？人同神的关系怎样？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人的生活目的是什么？人在宇宙和整个世界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他们寻求答案时，他们就已经预先选择了‘人是世界的中心’和‘人是自然的主人’的结论。人的历史使命及其命运，以肯定的‘绝对命令’被确定为今后长期思考的方向。从此，西方社会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以及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都是号称‘人性’的最高代表，是‘人’的正当利益的集中代表。凡是被传统文化所讨伐和压抑的社会势力以及受到社会‘正当化’制度迫害的思想家，都无例外地被冠予‘反人性’或‘野蛮’的称号。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每当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的各种关键性环节发生变化，就会出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社会文化危机，而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危机，又都同有关‘人’的争论紧密相关。为此，创立新的思想观念的思想家们，往往都首先突破关于人的传统论述的束缚。

　　如果说统治西方一千多年的基督教(christianisme)就是从人的问题出发，全面修正古希腊的古典‘人性论’的话，那么，同样的，当近现代资产阶级试图揭开历史的新序幕的时候，也首先颠覆基督教的神学人性论，而声称他们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和自然科学人性论的普遍性和合理性。由此可见，在西方，每个新时代的思想家们，都从批判和颠覆旧人性论、提出自己的新人性论开始，进行他们的理论上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意识形态斗争。

　　这一状况，尤其是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后的各个时代，表现得特别突出和特别明显。首先，虽然关于‘人’的概念及一系列有关‘人’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早已在古希腊西方文明的形成时期就被当成核心问题，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西方社会和文化才更以‘人性’、‘人道’及‘人权’(droit de l'homme)等范畴作为其整个文化的基础。而且，越是到了近现代时期，思想家们越将他们的人性论同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发明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近现代各种人道主义、人性论以及自然科学的人性论，采取了越来越‘理性’和‘科学’的形式，声称自己是最‘客观’的真理论述形式，因而它们就更加具有掩饰性和欺骗性。所以，探讨环绕着‘人’的问题而发生的社会文化危机，尤其必须紧密地结合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来进行。实际上，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危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期就开始的。而后，每当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一步，西方社会和文化关于‘人’的定义及其理解，就不断地有所变化；同时，这些变化也引起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

　　在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历史上，随着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曾经出现过三种不同历史范畴的‘人性论’：（1）古希腊的人性论；（2）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神学的‘人性论’以及（3）近现代资产阶级人性论。

　　近现代资产阶级人性论是西方传统人性论的集大成者：它总结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基督教的人性论，并在批判它们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形式加以论述。近现代资产阶级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及其商业经济活动，大力推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革命，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及实际管理方法。所以，近现代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历史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论证‘人’的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价值。

　　回顾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曾经出现过四次紧密地与‘人’的概念危机相关连的大规模社会文化危机。第一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前夕及初期，也即在十六世纪左右。当时，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及其文化代言人，很需要确立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社会文化制度的新文化及新社会制度。具有个人主体性的‘人’的自由，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而被提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古典时期’(l'?ge classique)。环绕着‘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平等的基本权利而从哲学上论证的笛卡儿意识哲学(la philosophie de conscience)及英法等国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自然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又可以被称为‘第一现代性时期’的人性论及文化危机。福柯曾在他的《古典时期的疯狂的故事》生动地描述和揭露了这个时期整个意识形态以及生物科学等新兴自然科学，将‘人’区分为‘正常’和‘异常’(anormal)的基本策略，说明当时所谓人的自由以及个人基本权利的真正社会意义及其虚伪性。第二时期是十八世纪‘启蒙时期’(l'?ge des Lumière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人们因此也将启蒙时期称为‘第二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一系列启蒙思想家进一步为人性和人权作辩护和论述，建构了许多新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进一步显示出所谓新的哲学、认识论以及自然科学等各种现代科学知识，无非就是为了为新的社会制度，造就和培训一种符合新社会规范和社会法制的‘人’罢了。而这一时期的一切有关‘人’的论述，不管是科学论述，哲学论述，还是政治论述，都是以建构有利于巩固新的法制统治为中心目的。第三次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一段蓬勃发展的过程之后，那些最敏感和最有思想创造能力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及哲学家们，如法国的波德莱和德国的尼采等人，最早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对于文化的双重态度的矛盾性和悖论性：既有积极推动和维护人权的面向，又有侵犯和破坏人权的消极倾向。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及社会制度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看到了它们的双重性格及双重面貌：它们是科学的，然而又是最野蛮的；它们是推崇法制的，然而又是最伪善的；它们是尊重人权的，然而又是最践踏人权的。于是，尼采和波德莱等人便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文化的浪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所谓‘现代性’。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对‘现代性’有充分的认识。‘现代性’也因此才从这个时期开始被人们广泛应用，由此才使人们将‘现代性’误认为这个时期内首次出现的‘新’事物，因而也冠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艺术为‘现代性’的最典型代表。其实，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无非是‘第三现代性’，是前两次现代性的继续和成熟表现罢了。第四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现代性。有一部分思想家称之为‘后现代性’。但不管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也不管是那一时期的‘现代性’，都同‘人’的范畴及其理论紧密相关。从二十年代末兴起的德国法西斯势力，把原有西方传统的‘人’的观念及其一切社会文化产物中所隐含的否定因素，都彻底地暴露出来。法西斯在短短二十年内所实行的一切倒行逆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西方传统所谓‘人性’的‘非人性’面向。这是近代资产阶级历史上的‘第四现代性时期’，也是近现代文化最终面临被彻底颠覆的‘世纪末危机时期’。当代法国哲学家们所面临的西方文化及其人性论，就是在这种‘世纪末危机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论，因此，他们将采取最革命的批判方式去颠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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