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逾越中寻求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危机是空前的。这一危机促使西方思想家重新探讨西方文化中的‘人’的概念及其系谱，全面怀疑它的正当性，尤其是将它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

　　首先从理论上关切‘人’的问题的，是最早将黑格尔思想传入法国思想界的科杰夫。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了批判旧有的传统‘人性论’的锐利思想武器。科杰夫在他的讲座中，提出了‘否定性’、‘虚无化’同‘人’和‘人性化’的相互辩证。他在谈到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时说：“黑格尔所说的道德到底是什么？…说穿了，就是：一切作为存在的存在，就是存在本身。一切行动，作为对于现存的存在的否定，其本身就是不好的，也就是‘罪恶’。但罪恶可能是可原谅的。怎么成为可原谅的？就靠它的成功。成功取消了罪恶，因为成功就是一种新的存在着的现实性。但如何判断成功？为此，历史必须终结”(Kojève, A. 1947: 95)。这就是为什么一切行动，特别是革命行动，都是残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黑格尔哲学最终导致对于存在化的一切行动的颂扬和肯定。只要有能力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存在，就有可能成为真理本身。换句话说，存在的真理性，就隐含在‘存在’本身的‘存在化’。这一切，启发了所有参与黑格尔讲座的思想家和作家们，特别推动巴岱、拉康等人，重新思索人的自由及‘逾越’的问题。

　　(1)萨特的‘自在’与‘自为’以及人的自由（1945-1970）

　　从《存在与虚无》(1943)到《辩证理性批判》(1970)

　　(2)列维·斯特劳斯(1947)的‘结构的无主体性’和拉康(1962)的 ‘无意识的语言的非主体性’到福柯(1966-1984)的‘人的死亡’、‘逾越’和德里达的‘延异’和‘人的动物性’(1967-2004)

　　(3)利欧塔的‘非人’(1979-1995)

　　(4)吕克·费里、阿兰·雷诺、庄·吕克·南西、依曼努尔·弗埃对人文主义的重建(1985-2006)

　　以上各个时期的争论，尽管可以划分为不同地阶段，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许多相互穿插的关系；也就是说，法国关于人文主义的争论是既有阶段性、断裂性，又有连续性和穿插性。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二十世纪中叶，最早应该是由沙特开始的。如前所述，沙特在其现象学的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哲学研究中，敏锐地抓住了人的命运问题，并将人的自由列为首位(Sartre, 1943)。在沙特看来，人的自由本质给予人带来的最高价值，就是使人成为一个创造者，成为他自己和他的世界的创造者。“人是以其出现而创造一个世界的生存物(l'homme est l'être dont apparition fait qu’un monde existe)”。这也就是说，对人来说，生存就意味着寻求自由，就意味着创造。但对人来说，所谓创造，总是包含双层意涵：创造自己和创造世界；因为人的个体生存，永远脱离不了与他人共存，脱离不了与其周在世界共存。沙特对人的探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揭示人的生存中人与其世界的共存性。

　　与沙特同时代的另一位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作家卡缪也同样最早揭露了现代人的‘荒谬’(l'absurde)。他说：“荒谬的人(l'homme absurde)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燃烧的而又冰冷的世界，透明而又有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一切都是既定的，越过了它，就是崩溃与虚无”。(Camus, A. 1961)。卡缪尖锐地批判传统人性论中的各种道德观和自由观。他说：“荒谬的人明白，他迄今为止的存在，是与这个自由的假设紧密相关的；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他赖以生活的幻想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成为了他的障碍。在他想象他生活的一种目的的时候，他就适应了对一种要达到目的的种种标准化要求，并变成了他自身自由的奴隶”(Ibid.)。至于传统道德，卡缪更是痛加鞭笞：“对生命意义的笃信，永远设定着价值的等级，设定着一种选择以及我们的倾向”(Ibid.)。卡缪在揭露现代人的‘荒谬性’(l'absurdité)的时候，很自然地诉诸于早在现代社会黎明时分就已经无情批判现代人文主义的虚伪性的尼采。卡缪说：“当尼采说，「显然，天上地下最重要的，就是长久地忍受，并且是向着同一个方向。长此以往，就会被引导到这个大地上某些值得经历和体验的东西，比方说，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等等。这些都是某种改变着的东西，某种被精心加工过的、疯狂的或是富有神灵的东西」。尼采阐明了一种气势非凡的道德标准，但他同时还指出了荒谬的人的出路。屈从于烈火，这是最容易而同时又是最难以做到的。然而，人在与困难较量时，进行一些自我判断是件好事”(Ibid.)。卡缪赞赏尼采在‘忍受’中对抗和化解传统道德力量的伟大精神，欣赏尼采将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和各种精神创造性活动的做法，把这种态度作为当成否定和拒绝传统人性论的最有效的手段。

　　同沙特和卡缪一样，新一代法国思想家们，也把自己的思考活动环绕着‘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实际上又始终伴随着有关人的主体性、知识和自由的双重悖论，而其核心就是有关人的限定性及其不断逾越限定性的能力界限。因此，福柯指出：人是一个既受限定、又不断超越和逾越其限定性的生存物。人的这种特征，使他命定地要自限于其自身的能力，受困于自身有限的能力和视线之内，遭受其生活环境和生活世界的限定，但又同时又要一再地逾越和超越，受到其内在的无限欲望和理念的引诱和启发，无止尽地追求新的目标，但又在其目标的追求中失去方向。在这种双重的矛盾中，人使自己一再地改变自身的性质和特征，使自身的自由成为永无止尽的超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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