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之所花费如此大量的篇幅去讨论康德哲学，是有其内在的理论动机的。在《康德书》1973年出版的前言中，海德格尔自称，他的康德研究是《存在与时间》的“导论”，（l）也就是说，他的康德研究的目的是指向他自己的哲学的。另外，在当时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仍有一定影响，为了批判新康德主义，海德格尔就必须对康德哲学作出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结果，一方面批判了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为海德格尔哲学同传统哲学之间找到了一个接合点，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哲学史的坐标系中确定海德格尔哲学的位置。

    海德格尔在不同的著作中对康德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本文试图从《存在与时间》、《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追问物》三部代表性的著作出发，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作一概略考察。

    一、《存在与时间》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多次涉及康德哲学，如果从篇幅长短来看，甚至超过了对胡塞尔的评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德在海德格尔那里受重视的程度。

    该书中海德格尔称赞康德在从时间角度探询存在论问题方面所做的重要尝试。海氏认为，甚至可以说康德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曾经向时间性这一维度探索了一程的第一个人与唯一的人，或者说，曾经让自己被现象本身所迫而走到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人与唯一的人。”（2）海德格尔之所以器重康德，就是因为康德哲学中把时间问题纳人人的主体的主体性研究之中，看到了主体与时间之间的关联。因为康德毕竟认识到，（尽管这种认识也许是依稀模糊的，）存在论与时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他毕竟是以时间为基点揭示存在的内在结构的先驱，即海德格尔以时间为基础的基础本体论现象学研究的先驱。

    然而，海德格尔同时又指出康德哲学却没能最终彻底弄清时间性问题所包含的深刻立理与重要地位。海德格尔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康德并没有把存在问题作为其哲学的中心问题，因而也就没有出现过以此在作为专题的存在论研究，或者用康德自己的术语来说，就是根本没有对主体之主体性事先作过存在论分析，正因为如此，尽管康德哲学的确在某些重要方面作出了推进，但他没能进行上面所学的那种存在论分析，“反而教条式地继承了笛卡尔的立场。”。（3）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尽管康德哲学已经开始试图从主体方面去研究时间问题，但是康德本人对于时间的理解并没有摆脱流俗的时间所持有的看法，“这就使康德毕竟不能把‘先验的时间规定’，这一现象在其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中清理出来。”（4）因此，时间性与“我思”之间所具有的联系依然处在一团晦暗之中，甚至根本就没有对二者关系考察的尝试。

    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是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导向一般存在论的探索，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是从存在论出发对主体性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已经超越了康德哲学的不足，这种不足一方面表现在康德没有抓住时间这一中心环节对此在作存在论上的分析，另一方面表现在康德停留在流俗的对时间的理解上，时间与“我思’”的关系问题在康德那里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此外，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康德的先验统觉理论也进行了批判。康德的先验统觉理论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的扬弃。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不仅想要提出“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他还要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笛卡尔还没有对“我在”进行生存论上的规定。在笛卡尔那里，“存在”是等同于“现成在手状态”的，因而，“我思”与“我在”被规定为“思维物体”（res cogitans）和“广袤物体”（res exte dsa），即物质实体与心灵实体的对立。康德那里较笛卡尔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看到了笛卡尔把我思看作灵魂实体是造成笛卡尔二无论的根本原因。康德正确地指出，对于我们的一切表象和一切经验而言，总有一个“我”“依附于”表象之上，我思伴随着我的一切概念和表象，尽管如此，“我思”却不能还原为所谓心灵实体。康德区分了“经验的我思”“先验的我思”，他认为，伴随着一切表象的我思是“先验的我思”，也就是说，任何的经验中都有一个作为纯思的我，我思是纯思，即先验统觉。海德格尔肯定了康德对我思的分析中的积极方面：“在康德的分析中有两重积极的东西，一方面，他看到从存在者状态上把‘我’引回到一种实体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坚持‘我’即是‘我思’。”（5）我思的目的并不在于表达一种自我实体的持存性，而在于我思中所表象的外物的持存性，因此，我思并不代表一种心灵实体。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却没能把工作深入下去，没能清楚地指出这思是如何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的，这种“伴随方式”还是未被加细致研究的，我思与表象之间仅仅被理解为持驻地现成存在。海德格尔说：

    康德虽然避免了把“我”与思割断，他却还不曾把“我思”本身的全部本质内容设定为“我思某某”，尤其他还不曾看到要把“我思某某”当作自身的基本规定性，在存在论上还必须把什么“设为前提”。因为连“我思某某”这一开端在存在话上也还是有待规定的，因为“某某”还未得到规定。（6）

    “我思”就其本质内容来说，必定表现为“我思某某”，不存在元内容、空洞的“我思”。康德虽然正确地看到了“我”（Ich）一“我思”（IchDenke），但是由于他没有认清我思必然地表现为“我思某某”这一结构，因此他又回到了他曾经批判的笛卡尔的立场，“我思”与其现象内容被割裂了，“我思”作为先验统觉又成为一种“绝缘的主体”。海德格尔认为，要把我思的内容规定为“我思某某”，就必须把某种存在论“设为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对此在的存在论分析，确切地说，就是世界现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区分了带引号的“世界”与世界（不带引号），前者指自在的，或者说现成存在的“自然世界”；后者则指与此在密不可分的，此在的世界，此在先天地对其世界有所领悟，与世界处在一种因缘整体关系之中，这种主体与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因缘关系，正是“我思某某”的存在论前提。然而，德却没能发现这个前提，“康德没有看到世界现象，于是势所当然地把‘表象’同‘我思’的先天内涵划得径渭分明。但这样一来，‘我’又被推回到一个绝缘的主体，以存在论上全无规定的方式伴随着种种表象。”（7）

    可见，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虽然对康德对时间性的初步探索持有肯定态度，但是他对康德哲学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康德没有对主体之主体性作出深人的分析，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康德没有对此在及其在世作出存在论的诠释，也没有澄清“我思”与时间性之间联系。正是基于对康德的上述理解，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作了下述定论：

    康德的积极成果也在于着手清理出那属于某种自然一般的东西，而不在于一种知识“理念”。他的先验逻辑是一种关于自然这一存在领域的先天的事物性逻辑（Sachlogik）。（8）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洛尔仅仅把康德哲学看作是关于“自然”的“事物性逻辑”，而不是关于世界的存在论知识，这就是《存在与时间》中对康德哲学的基本评价。在《存在与时间》中，康德格尔并没有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作具体的文本分析。总的来说，中介引用康德的关键思想，对康德思想作概括的原则性的评述。尽管在此之前（ 1925／26年），海德格尔在课堂上已经作了这方面的工作，但《存在与时间》中仅仅吸收了个别原则性的结论，对于康德哲学全面系统的分析，是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得到阐发的。

    二、《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

    《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即《康德书》发表于1929年，它是在《海德格尔全集》第25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的基础上成书的，《全集 》25卷是海德格尔在1927／28年在马堡的冬季学期的讲课的讲稿。后经《海德格尔全集》的整理者于1977年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了海德格尔对《纯粹理论批判》大量的细致的文本分析。《康德书》是在此基础上整理而成，二者在基本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康德书》中，海德格尔解释康德哲学的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由此书的第一句话就可看得出来：

    下面的考察致力于这样的任务：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释成为形而上学的奠基，由此把形而上学的问题作为基础本体论的问题置于眼前。（9）

    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康德书》中目的就在于他把《纯粹理性批判》解释为基础本体论，另外，《康德书》中强调了康德的“超越”问题，并把康德的“超越”问题解释为此在之在世，也就是主体向世界的超越。海德格尔认为对日常性（Evevydayness）的分析，“它应该显示所有与存在者的联系，即使在它们好象仅仅是存在者的地方，已经以此在的超越即在世之在（Being-in－the一WOrld）为前提了、”同上，160页。此在的超越就是此在的在世，此在是在世界之中的，通过此在的在世，此在的生存，此在不断地向其世界进行着筹划，这种筹划活动就是超越活动。“在世之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是最初和首要的关系，而是就超越执行着对存在老的存在的筹划而言预先地使这种关系成为可能。”（10）基于对超越的这种解释，范畴演绎也被解释为一种此在即主体的主体性之分析。海德格尔断言：

    范畴演绎不能被当作一种有效性问题。相反，范畴演绎仅仅是对超越分析的任务的公式，也就是说，对纯粹现象学的主体之主体性，即作为有限的主体的分析。（11）

    可见，在细节上，与《存在与时间》中对康德的评论比较，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评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缺乏对主体之存在论分析；而在《康德书》中，海德格尔开始把康德解释为为存在论奠基的活动，把康德哲学与此在的基础本体论联系起来。另外，同《存在与时间》一，海德格尔批评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看作是一种知识论。《纯粹理性批判》的意图仍旧被根本地误解了，如果它被解释成为一种“经验理论”若或者甚至是实证科学的理论的话。《纯粹理性批判》与“知识论”无关。（12）

    康德对主体认识能力的研究，在海德格尔看来恰恰是对主体之主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直接后果就是为存在论奠基。一般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经常使用康浦·斯密所说的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承认结论正确的条件下，推演出其前提。康德处在近代自然科学飞跃的时期，他承认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正确性，认为它们是“先天综合判断”，在承认其正确性的前提下去探索这种知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康德这种工作，类似于法庭上律师所做的工作。海德格尔则认为，康德哲学是一种为存在论奠基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特点是追根寻源，它更象是侦探所做的工作。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这种解释，表面上看是对康德哲学从整体上加以肯定，其实质上是对康德哲学做了批判性的“内科手术”。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有许多独到之处，例如，他把现象与物自体等同起来；强调图式论在整个《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重要地位；突出先验想象力作为感注和知识性的统一性的中介因而重视“主观演绎”而批判“客观演绎”等等。

    尤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在解释《纯粹理性批判》过程中，把“先验感性论”作为整部《批判》的根基部分，把直观作为批判哲学的基础；直观与思想相比具有其优越性。海德格尔说：

    感性和知性共同归属于有限知识的本质统一的方式，非但不排除，反而包含了一种优先次序直观作为首要的表象活动，从结构上作为思想的基础。（13）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尽管直观和思想都属于二者的统一，（在康德那里这种统一是指先想象力），思想和直观在优先性上还是有所差别的，直观是思想的基础。海德格尔进一步声称，思想或知性是直观的“仆人”。“只有当纯粹知性，作为知性，是纯直观的仆人时，它才能够是经验直观的主人。”（14）

    关于海德格尔对于康德直观理论的改造，以及直观理论在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中的地位等问题，这里仅仅提及，篇帐所限，无法展开。总之，海德格尔在这里肯定了康德哲学的积极意义，把它解释成为主体之主体性研究。

    三、《追问物》

    《追问物》又被称为《第二康德书》，它是海德格尔在1935稿，公开发表于1962年，在这部著作中，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所持的观点又有所改变。随着海德格尔由对主体性的描述转向对于“客体性”的描述，海德格尔眼中的康德哲学的物自体学设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在之存在论筹划转变为物之物性的限定。海德格尔说：

    《纯粹理性批判》称为存在者的存在的规定性的限定，在纯粹理性中对物之物体加以限定，这也就是：衡量并筹划纯粹理性的每个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某物作为该物在它的物性中得到规定。（15）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在（第二康德书）中，他对康德的看法的侧重点已经由作为主体的此在的分析，转移到对于存在者的分析，对“物之物性”的限定，事实上也就是对存在者的存在的限定。

    海德格尔认为，物之物体的分析所依据的途径是物的自身的展开性（Offenbare），他指出：“康德预见到，这种展开性，在经验对象的对象化之前被给予，在自身的本质中被提问和被规定。”（16）在《康德书》中，海德格尔把《纯粹理性批判》解释为此在向世界的超越活动，此在通过其生存的筹划（Entwurf）,人与其世界发生着各种因缘关系，存在者的存在也是通过此在的筹划活动而得以规定的。而在《第二康德书》中，海德格尔转而认为《纯粹理性批判》的重心在于对存在者的存在的研究，存在着的存在也不是通过此在的筹划而通达的，而是说，物之物性即存在者之存在是自身“展开”的。

    四、小结

    在海德格尔评论康德的这几部著作中，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生批判》的态度和侧重点是变化的，这除了海德格尔个人的哲学立场变化之外，一定还有其它原因，因为立场变了，可以使某人眼中的康德由正面人变为反面，对他的价值判断会发生变化，但从内容本身不应该有太大变化。比如康德认识论是哲学进步、或是哲学灾难，这个评价可以发生变化，康德认识论本身不会变。可是海德格尔眼中，康德哲学一会儿是事物性逻辑，一会儿是形而上学基础，主体性哲学，一会儿是物之物性研究。康德哲学似乎成了一条变色龙，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

    造成这种不同解释的一个最根本原因是海德格尔在解释康德哲学时所采取的办法。海德尔在解释时运用的是解释学的方法，目的在于通过康德之口来表达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因而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了成为解释学文本解释的一个经典范例。海德格尔认为他的目的是要正确理解康德，而“正确的理解是说：它可以找到，什么是康德想要说的，因而不同停留在他所写的东西上，而回到它的基础，回到他所意味中去。”（17）海德格尔认为，他的解释不是简单的重述，而是要说出康德想要说但没有能够说出的东西。他承认；“把康德的概念和原则复述成为另外的一种方式重写是无益的，我们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借助于他去说而超出他的视点。”（18）而这样的一种解释，就必须需要对原文的思想加以扭曲（Vioence），海德格尔也并不诲言他对康德哲学的“扭曲”。他坦言：“当然，为了压榨出句子所表达的，句子所想要表达的，所有的解释必须必然地去扭曲。然而，这种扭曲并非飘移不定的任意武断。”（19）诚然，康德哲学的丰富内涵，也为海德格尔的“扭曲”提了丰富的文本基础。

    当然，如前所指出的，海德格尔通过康德哲学的“扭曲”、“压榨”而得出的不同观点，海氏本人的思想的发展也有相关的。海德格尔在早期思想中，十分注重所谓基础本体论研究，试图从对此在的在世之分析中，获得对存在之为存在的一般意义，在后来的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中，他放弃了对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研究转向存在者本身的研究，通过存在者自身来显示存在的意义，我们在对两个康德书的不同侧重点中也可以体会到海德格尔对康德不同解释映射出他自身思想的轨迹。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九五届硕士）

    注释：

    <1>Kant an d the Problm of Mataphysics (《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下称《康德书》,1973年前言,XV。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存在于时间》，中文版29页，三联书店1987

    <3>《存在与时间》，中文版29页，三联书店1987

    <4>《存在与时间》，中文版29页，三联书店1987

    <5>同上，379页

    <6>同上，380-381

    <7>同上，380-381

    <8>同上，14页

    <9>《康德书》，第1页

    <10>同上，160页

    <11>同上，59页

    <12>同上，11页

    <13>同上，23页

    <14>同上，51页

    <15>DIE FRAGE NACH DEM DING，（《追问物》）MAX NIEMEYER VERLAG，1975，95页

    <16>同上，110页

    <17>《海德格尔全集》第25页卷，第3页

    <18>同上，第5页

    <19>《康德书》，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