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曼的理论修养及其理论成果

    尼克拉斯．鲁曼是当代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始人。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鲁曼系统地总结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有关「系统」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征加以改造，使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不仅包括近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系统」的最新成果，包括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理论成果，而且也包括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从哲学、社会人文科学角度对于「系统」的探索理论观点，还包括人们从最广泛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所总结的通俗「系统」概念。这一切，为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奠定了最牢固和坚实的基础（参见拙著《当代社会理论》，台北：五南，1998：第二卷，第14章）。

    鲁曼不仅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人类的系统概念，而且很注意从哲学和多学科整合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特别是从当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系统的研究应用成果中，从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既从宏观方面、也从微观方面，重新全面地研究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功能。

    有的人只看到鲁曼社会理论庞杂和系统化的一面，因此片面地认为他的社会理论是某种“大型叙述式”或单纯宏观（巨视）社会理论。其实，他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明白说明：预计将耗费30年研究过程才能初步建构的理论体系，包括了总论、各论和总结三大部分；其中总论部分，显然是宏观式的探讨当代社会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特征；各论部分就是微观分析当代社会各领域的功能特征及其独立自律性；而这第三部分将是在更高的层面、使宏观和微观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目的。所以，正确地说，鲁曼的社会理论也是当代各种社会理论试图将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的一种努力成果。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等人倒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给予中肯的评价（参见Alexander 等人所编The Micro-Macro Link, 1987: 34）。

    鲁曼对于社会系统理论的研究，固然是建立在他个人才能及其扎实而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识基础上，建立在他自己极其丰富的技术管理阅历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但是，帕深思对他的理论影响，确实是决定性的因素(Luhmann, N. 1987a: 235; Haferkamp, H. / Schmid, M. 1987: 9)。关于帕深思对鲁曼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两者在理论思想上的异同点，在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只注意到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同帕深思结构功能论之间的某些渊源关系，但忽略了鲁曼对于帕深思功能论的批判以及他的创造性贡献。实际上，他在研究和总结帕深思结构功能论时，不但跳出了传统系统观点和社会结构理论的框架，而且也试图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卓有成效地论证了当代社会自我生产机制的重要基础，强调必须以严谨的方法和程序，微观地分析当代社会系统的自我生产复杂机制，揭示社会系统中各种不同的具体功能运作的隐含微观过程，并把这一过程本身当成社会系统自我生存和不断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使他一方面宏观地将社会当成能自我生产的‘系统’，另一方面又微观地深入分析社会系统内部那些面临周遭环境时所作出的种种微观反应过程。他在总结帕深思结构功能论时，逐一地分析了帕深思的失足之处，就其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构，对‘意义’、‘沟通’、‘演化’等关系到结构功能论根本问题的关键范畴，重新给予独创性的探讨，使他能从帕深思的失败中找到了理论重整的出路，为结构功能论的新生摸索出可能的方案。

    实际上，鲁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并集中学习研究帕深思的结构功能论以前，已经对于‘系统’概念及其有关理论有深刻的认识。所以，有关帕深思对于鲁曼的影响，不应该过份夸大。鲁曼是在德国的实际生活中，在其对于社会的细致观察中，逐渐发现‘系统’概念的重要性。他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一切，以及他在接受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的过程中，意识到不论是科学家、理论家、思想家、或社会学家，也不论是普通老百姓，在观察和分析社会及自然现象时，都不知不觉地将‘系统’当作认识和分析的工具。作为认识和观察‘工具’的‘系统’，已经在人类实际生活和科学研究活动中普遍地被应用。同时，他还意识到：社会的发展及演化，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系统’分化，同样也显示出越来越复杂的功能交错关系。这一切，才促使他下决心到美国对帕深思的结构功能论探个究竟。

    鲁曼的学术生涯本身也为我们生动地提供了社会学研究的某些原则。他并非毕业于标准大学的社会学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从一位‘外行’而变成为社会学家的。

    从1946到1949年，他在弗莱堡大学学习法律。在某些人看来，他当然并不是一位‘科班出生’的专业社会学家。他只是到了成熟时期才转而研究社会学。但他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却出乎与他同代的社会学家的预料之外。他的社会学研究生涯给予我们的启示，首先就是洞察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丰富社会经验和敏锐的分析方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固然重要，但像他那样经历丰富的社会生活，又从各个角度和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吸取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养料，才有可能对社会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才能为创造性地思考奠定基础。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要求开放的思维，因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向我们显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向度和运动规律,在其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总是一次又一次超越人们预想的极限和界限的。非科班出身的鲁曼之所以能够取得理论上的重要成果，正是由于他的思路开阔，无所拘束，可以说他冲破了一切传统社会学思考的框架。

    鲁曼出生于吕纳堡(Lüneburg)。这座位于汉堡东南部五十多公里的小城市，以其著名的盐业生产成为了中世纪汉萨同盟的重要成员。吕纳堡曲折小道两旁，密密麻麻地耸立着中世纪商店房屋以及鲜红的像牛血般的砖墙，在鲁曼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建筑于十四世纪的市政厅会议室(Grosse Ratsstube)是全德国最华丽的建筑之一。当鲁曼来回慢踱在大厅欣赏这魅力无穷的古建筑时，他的社会学想象似乎又得到了创造的启示。

    年轻的鲁曼，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到一九四六年，才有机会升入大学法律系。鲁曼在大学时代深受德国法学和哲学传统的熏陶，接着他又从事极其复杂的教育行政工作，在德国下萨克斯州教育部担任行政管理官员多年。法学的学术训练使他形成了体系式的思考模式。严谨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的专业化分工给予他的深刻印象，使他初步地养成了以‘系统’的观察方式看待各种社会现象的习惯。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熏陶又使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根据他自己在接受访问时所说，他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狂热喜爱，使他早在从事行政工作时期，就已经大量地搜集和分类相关研究资料，建构起他日后进行深入研究据以参考的私人学术研究「档案库」(Luhmann, N. 1987f: 53)。他的学术「档案库」，储存了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最新数据，特别注意到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他的学术「档案库」的丰富性已经为他未来的复杂社会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经验数据基础。他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当代社会功能分化的高度复杂性及其严重影响。由此确定了他日后研究社会系统理论的决心。如前所述，鲁曼在一九六○年初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对结构功能论进行学术研究并非偶然。他在一九五○年代从事文化和社会事物的行政管理工作时，就已经广泛细致地收集和总结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经验，同时也注意到当时已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取得重大成果的系统理论，从而奠定了他献身于社会系统理论研究生涯的基础。从美国返回德国之后，他在海德堡西南约三十公里的斯拜尔(Speyer; Spire)担任短期的行政管理工作。他虽然在这个座落于莱茵河左岸、并富有宗教传统的城市里渡过了短短的时间，但它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抗拒罗马教会控制、从而成为路德教会基地的‘光荣’历史，使鲁曼从此更加重视宗教活动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决定性地位。鲁曼经常在空闲时间，漫步在斯拜尔市具有悠久历史的大教堂周围。据说在1030年罗马皇帝康拉特二世亲自为大教堂奠立了第一块基石，并在而后数百年间接二连三地在此召开了五十多次宗教会议，使它成为了基督教会史上非常著名的城市。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六位支持路德教的大公也在这里联合起来宣告对罗马教会宗教裁判所审判书的抗议，从此，路德教获得了‘抗议教会’(Protestanismus)的美名。鲁曼后来多次强调宗教在社会演化和分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正是受到了斯拜尔独特历史的启发。

    鲁曼连续地在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各种组织管理工作，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收集组织管理方面的数据和实际经验。

    法学家出身、并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鲁曼，在研究社会系统的初期，把研究重点集中放在社会组织的问题上，这主要表现在他于一九六四年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形式组织的功能与功效＞(Funktio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

    ‘系统’对于鲁曼来说，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组织体系；换句话说，系统就是‘组织起来的复杂性’，也就是‘组织化的复杂性’。当代系统的特征，就在于它并不只是一种复杂性，而且也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复杂性。所谓高度组织化的复杂性，无非就是强调它是社会文化发展中功能分化及人为组织能力复杂化的双重产物。因此，在当代各种社会系统中，既包含了组织化的系统本身的自我分化的结果，同时又隐含着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所投注于其中的各种精神能力，隐含着它自身今后自我发展所需要的生命动力。鲁曼在这一时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让他更深入地暸解了当代社会组织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及其分化机制。在组织管理方面的各种制度及其对于社会和人的活动的干预状况，为鲁曼思考当代系统进行自我参照的能力提供丰富的数据。从此以后，关于系统同组织的相互关系，构成了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关键概念。正是在‘系统’、‘组织’和‘复杂性’三大概念之间，鲁曼试图纠正帕深思结构功能论处理‘系统’与‘功能’之间的颠倒关系，即将原来帕深思所强调的‘系统’高于‘功能’，颠倒成为‘功能’优于‘系统’。这就决定了此后鲁曼改造帕深思结构功能论的基调，也隐含了鲁曼今后突现功能分化对于系统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基本思路。

    从他在六○年代所发表的早期著作中还可以看到，鲁曼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统西方方法论及认识论的约束，不再执着于传统分析、思考和推理方式。他宁愿从实际发现的问题出发，从他所面临的各种实际的复杂现象出发，探索解决当代社会复杂问题的可行方案。他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研究中试图将源生性逻辑(genetic logic)和一种整合性逻辑(integrative logic)协调起来，以便藉助于前者深入探讨社会中各种不同角色所产生的各种结构的机制，而藉助于后者则深入研究一个社会系统引发其不同成员、并充分发挥其各自不同功能的机制。这是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社会文化组织的高度复杂性，对于系统的分析，不能局限于传统自然科学的逻辑，不能沿用从个别到一般、或从一般到个别的归纳或演绎方法，更不能单纯地满足于应用单向逻辑推理的方式。这就是说，在极其复杂的系统运作中，往往出现多成份的变化因素，存在多方面的演变和发展的可能性。在系统的运作中，系统不只是作为一种现成的事物或单位而运动，不仅具有向上或向下的变化可能性，而且也作为一个具有自我生产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生命统一体。鲁曼所强调的源生性逻辑，主要是显示系统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特性，同时也是显示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多重方向可能性及其交错性，显示其变化的极端复杂的性质。

    此后，鲁曼一方面充分吸收和发扬帕深思等人的系统功能论，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和探讨廿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中有关系统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他在研究社会系统问题时，更集中地探讨系统及其组织同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将在他成熟期间的著作中进一步看到，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新的原则，这就是：任何组织的运作过程和任何系统的适应性，归根结底，都依赖于其环境中各种难以预见和无法控制的偶然性因素的活动以及该系统对于这些偶然性因素的‘简单化’程序。系统环境所造成的各种复杂的偶然性因素，为系统本身的运作带来许多变量，同时也提供许多潜在的解决方案，提供可能的演变方向以及可能的风险前景。面对这些复杂状况，系统本身所主要考量的，是其自身的继续维持及其自我更新的可能性。这是系统从其自身的存在和运作的前景出发所作的考量。环境尽管对系统的继续存在和更新发生威胁或产生压力，但对于系统而言，系统始终并不把系统以外的环境当成其自身，所以，系统最终总是首先优先考量其内在的因素及其变动的可能性，总是考量从其自身的潜在能力出发，探索发展自身或更新自身的可能性。系统所采取的‘简单化’程序，无非就是系统自身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展现。‘简单化’是为了使系统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是为了系统自身更好地维持其自身的独立性。所以，‘简单化’表面看来是受到环境变化的结果，似乎是环境所逼而产生的；但实际上它是系统自身对于环境的主动反应，是系统优先考量自身的表现，也是系统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表现，是系统为持续维持和加强其自律性所采取的措施。然而，系统面对环境所作的各种简单化程序，又意味着系统自身的任何自我调整和自我生产都同环境的偶然性因素保持密切的关系。

    鲁曼的学术生涯首先受惠于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 1912-1984)。谢尔斯基在1960到1970年代，正好在敏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工作。在这位社会学家兼法哲学家的精心管理下，敏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不仅生气勃勃，吸收了大量年青有为的教学和研究人员，而且贯彻了跨学科研究的路线，将理论探讨与实际经验调查相结合。在他的帮助下，鲁曼才有机会到威斯特伐里亚地区多尔德蒙市(Dortmund)的社会研究机构工作。接着他到多尔德蒙北部的敏斯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古老、具有丰富宗教人文传统的大学。一九六六年，他在谢尔斯基及社会学家兼人类学家格列森(Dieter Claessens, 1921－1998)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德国大学教授资格文凭，在敏斯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谢尔斯基在七十年代初被北莱因．威斯特华伦州政府任命为文化部长兼高等学校发展规划顾问委员会主席，创建比尔非尔特大学，并在那里设立“比尔非尔特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鲁曼在同年转任至比尔非尔特大学。从此以后，他获得珍贵机会一方面同谢尔斯基及其它志同道合者一起，其中包括约阿吉姆．马特斯(Joachim Matthes, 1930-  )、弗朗兹．克萨维尔．考夫曼(Franz-Xavier Kaufmann, 1932-  )以及克里斯蒂安．冯．费贝尔(Christian von Ferber, 1926-  )等人，从事社会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又能发挥他自己的独立创作。

    比尔非尔特大学是新开创的年青大学。因此，在这里，鲁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创作的机会，得到了不受任何约束的良好研究环境。当他选择社会学系作为其任教单位时，他所考量的主要理由，也正是寻求一种不受约束的条件。他幽默地说，就是因为靠虑到社会学家不必将自己限定在某个特定研究领域，他才选择了社会学系的。

    他来到比尔非尔特大学社会学系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以他多年来的设想，从事一种多方面的研究。他在行政管理部门虽然工作了多年，也在美国受到一定的社会学训练，但他并不认为社会学必须遵循传统的所谓标准化的方法或模式。首先，他认为，经验研究固然重要，经验调查虽然可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也同样有助于使研究更接近现实社会生活，但经验研究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无助于建构深刻的社会研究理论，也无助于深入探索社会现实本身。他认为，社会本来就是极端复杂的。社会如同生命系统一样是无休止地进行着自我生产和自我更新活动。经验资料只能为研究现成的个别社会现象提供必要的参考数据，但就此而已。经验研究所解决的个别社会现象，仅仅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甚至是非常不重要的部分。社会的更广阔的领域及其内在奥秘，绝非经验数量方面的统计或换算就可以推算或决定出来的。社会生活及其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使社会系统在其运作中不可能始终遵循固定不变的规则，而是受到多重变化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产生多种可能性和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交错性及变动性，又使社会系统不得不靠虑到其自身的自律可能性。所有这一切导致社会研究的复杂性以及它的应变灵活性。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使自己摆脱传统旧有规则或模式的约束，使社会科学本身也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其次，鲁曼在比尔非尔特大学的研究也同样保持同传统社会理论的距离。他并不认为像马克思、韦伯或涂尔干那样的古典社会科学家的理论真的具有超时代的魅力和有效性。他们的理论毕竟只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精神生产的产物。理论的生命力要求进行无止尽的自我更新，需要不断创造。面对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和组织化，现代社会科学必须发展出一种特有的广阔研究视野。

    在谈到经验研究的特征时，鲁曼并不讳言它的优点及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但鲁曼尤其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特殊性，强调这种变化给予经验研究所带来的冲击。资料并不是如同经验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似乎它是一种没有生命的外在‘实在’，或者，它似乎就是某种‘客观中立’的‘死材料’。现代控制论和信息科学所面对的各种数据，其本身就是具有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能力的独特生命体。被观察和被处理的数据本身具有某种主动、并有自律能力的‘活’生命。这种特殊的生命固然不同于人的生命，但它确实可以靠其自身的自我参照而具有调整和应付潜力。数据一旦被处理，它便会以其独特的内在相互关系及复杂网络而活跃起来，甚至进行自我更新，脱离人的操作而自行发展。数据由此而可以膨胀或缩小，可以自我涂改和自我掩饰。把经验资料当成死的或客观中立的数据堆积的看法，现在已经过时了。所以，在鲁曼看来，既是是在对待数据的时候，也必须从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系统概念出发。

    从七○年代起，近三十年对于社会系统理论的研究，使他成为了当代社会系统理论最杰出的代表。

    鲁曼的杰出才华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使他在社会系统理论的论述方面有可能取得独领风骚的丰硕成果，著作等身。主要著作包括：《通过程序的正当化》、《社会学启蒙》、《社会理论或者社会技术：系统研究做出了什么》、《法律社会学》、《法系统语法学理论》、《宗教的功能》、《教育系统中的反思问题》、《社会结构与语义学：现代社会知识社会学研究》、《法律的区分化：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理论论文集》、《社会学启蒙第三卷：社会系统和社会组织》、《作为热情的爱：论亲昵性的密码化》、《系统理论的典范转换：在日本的演讲论文集》、《社会系统：一个一般性理论的纲要》、《对于法律的社会观察》、《生态学的沟通：现代社会?是否可以在生态危害的基础上建构？》、《社会启蒙第四卷：关于社会功能区分化的论文集》、《论社会的经济》、《作为建构的认知》、《社会结构与语意学：关于近代社会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言语与沉默》、《典范丧失：关于道德问题的伦理学思考》、《关于社会的科学》、《社会的法律》、《社会的艺术》以及《社会的社会》等。

    从以上鲁曼本人的著作所发表的年代及其探讨范围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鲁曼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正如拙著《当代社会理论》所指出的：1984年他的《社会系统：一个一般性理论的纲要》的发表，乃是他的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分水岭。在一九八四年以前，他致力于研究法律、教育、知识、语义领域以及社会福利问题，先从他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和相关专业开始，探讨社会系统中的某些部门和专业领域的功能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准备一个有关一般性系统的大型理论纲要。一九八四年之后，他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各专业领域的特殊功能运作原则。最后，他终于勉强地完成了他在进入比尔非尔特大学时所作的承诺：建构一个有关当代社会整体功能分析的社会理论体系，即表现在他逝世前夕发表的《社会的社会》一书中的那套较为完整的当代社会理论体系。

    他的思想发展和论述过程，显示了德国哲学、文化和历史的深刻影响；其中，人们首先可以看到黑格尔辩证法对他的重要影响。他的思路及其展现过程，似乎遵循着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返回到“抽象”的辩证逻辑思维路径。黑格尔本人曾经在他的哲学论述中反复运用这种‘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辩证方法（参见其主要著作《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等）。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上述观念论辩证逻辑方法的基础上，在他的《资本论》研究和表述中创造性地采用了“抽象－具体－抽象”的方法(Marx, 1857-1858,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中文版：103－105)。鲁曼也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在他对于‘系统’的论述中，同样也改造和应用了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方法。正如我们在分析鲁曼思想发展及其著作内容的时候所看到的，他首先从整体、也可是从抽象出发研究世界和社会，然后再分别地分析研究世界和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进入到对于各个部分系统的具体分析，最后他又返回对世界和社会的全面整体性研究，提出他的‘社会的社会’的大型社会系统理论，从整体考察他所研究的社会，同时又将以往分别研究过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系统理论，重新纳入这个超大型的关于‘社会的社会’的系统理论中，使他总算能够在自己在世的时候基本上完成了他的社会系统理论研究计划。当然，任何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不管遵循什么逻辑，不可能达到绝对的顶峰。作为一种思想和逻辑方法，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不可能在一次循环中绝对完满地完成对于其研究对象的考察；它要求突破个人的范围，并在各个个体研究者的交错迂回和循环中，在多次的循环中，逐渐地使研究计划得到提升。鲁曼在其一生中，实现了他个人最大限度的研究循环，使他纵使没有达到绝对完满，也可以说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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