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规范性系统论中走脱出来

    现代社会学中的系统理论实际上是从自然科学系统论搬用过来的。社会学系统理论的重点，总是强调社会系统中各个层面的关系和过程的重要性。正如系统论社会学家巴克里所指出的：“我们所感兴趣的那种系统，就是可以一般地描述成由各因素或各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复合体(may be described generally as a complex of elements or components)；这些各因素或各组成部分，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在一个因果性网络中相互关联起来。因此，每一个因素或组成部分，至少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内，以或多或少的稳定方式同其它的因素或组成部分相互关联”(Buckley, 1967: 41)。

    显然，社会学中所使用的系统论及其相关的方法论，都是以自然科学中的逻辑理性原则，采用归纳和演绎推理的传统方法，应用从具体到一般、又从一般到具体的化约抽象过程以及类推方式，试图寻找适用于相同领域的稳定普遍法则。

    面对当代社会在结构、行动和功能方面的重要变化，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采用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理论模式、思想模式和方法论。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包含极其深刻而丰富的内容，又采取了与传统理论和方法论根本不同的原则，所以，人们往往对它望而生畏、甚至加以神秘化。其实，只要抓住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特征，了解其形成的社会历史脉络，把握其理论思想根源，弄清其理论主旨、认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就可以由浅入深地逐步掌握它。

    为了正确把握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在理论模式、思想模式和方法论方面的特征，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促使鲁曼系统理论产生和演变的整个系统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在这方面，主要可以从三大层次加以考虑：（一）自然科学界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对于系统的研究成果（参见拙著《当代社会理论》，1998年，台北，五南：第十四章），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年代由马图拉纳(Humberto R. Maturana)和瓦列拉(Francis J. Varela, 1945-  )等生化学家对生命现象研究中有关「系统自我参照性」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二）社会科学界吸收和应用自然科学系统观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帕深思社会学及其后各种社会学派别对于社会功能性系统的研究成果。（三）在思想模式和方法论方面受到当代系统论影响所产生的各种变革和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鲁曼社会系统理论是对于当代社会复杂分化的最深刻诊断。他首先从当代社会基本结构以及当代社会行动者社会行为的基本特征出发，强调当代社会结构在功能上的高度分化以及当代行动者的社会行动逻辑的极端复杂性。接着，他深刻地指出了当代社会功能分化的自我参照性质，使他对于当代社会的分析，建立在崭新的功能结构论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社会系统理论及其『微观╱宏观』相结合的独具风格的方法，将当代社会功能分化的特征明显地衬托出来。他的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都是环绕着当代社会的功能分化运动趋向及其机制，把现代性放在系统分化的逻辑中进行解剖。而在上述分析中，他继承、并改造传统结构功能论，以新型系统论为基础，强调系统本身的高度自我生产性。

    所以，要深入理解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必须对现代社会的分化过程及其不断复杂化运动机制有足够的认识，把社会的功能分化当成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以各功能系统自我生产性和自我参照性为基点，探讨社会分化和演化同系统与环境的紧密关系。正如鲁曼本人所一再指出的，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功能上的急速分化；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以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基轴而发生区分化和演化的话，那么，当代社会是靠其功能方面的不断分化而演进的。问题正是在于：当代社会以其本身各个系统的功能发展及运作的结果，导致了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身，即导致当代社会从最初刚刚由中世纪发展而来的近代大型社会结构，迅速地分化成多重结构和多种类型的各种社会系统。原有的大型社会的存在，已经随着近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加速进行而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导致近代社会的各个系统分化过程的极度复杂化；这种系统的复杂化，一方面使各个系统渐行渐远，相互脱离关系，变成为各个系统同它们的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每个独立的社会系统又演变成为新的功能分化的起点，导致社会系统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层次化，以致使各个系统原有的自律性，也越来越高，甚至使它们达到各自只靠本身的自我参照来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各系统之外的各个系统，往往成为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而且，分化层次越多，各社会系统越要从其本身的角度重新观察其它社会系统，也导致各系统相互观察层次的重迭化，造成观察多阶化和观察视野多元化和交叉化。各个系统功能的发展，往往越来越立足于各系统功能本身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过程。

    总之，传统社会的分化在其内容方面是以社会阶层的分化为主轴，而在其分化进程方面，则是基本上以时间单线先后顺序而朝着单向发展。但到了现代社会，它的分化就采取层层多向分离和各自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基本方式进行。举例来说，当现代社会在十六世纪诞生时，最明显的是发生了政治同宗教的分离。那时，政治作为一个刚刚独立出来的系统，如果要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它就必须面对整个大社会极端复杂化的全社会大系统，一方面维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从其本身的功能运作的需要，维持和处理它同外在整体社会的关系。这就要求它将政治这个自身系统之外的整个大社会，当成其生存和独立运作的‘环境’，并将这个复杂而庞大的‘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和干扰，尽可能减少到不根本影响政治系统的自律的程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这个从大社会整体分离出来的独立系统，就开始以其自身的功能运作为基础，进行自我参照、自我调整、自我协调，并将环境的影响减少，使之简单化。现代社会的分化进程和高速度及其复杂性，致使现代社会的分化进程及其逻辑，不可能只是在整体社会的大范围内加以笼统分析。

    当代社会的这种功能分化的高度复杂性，使社会中的各个行动者，不管是单个的或集体的，都面临着各种极端复杂的双重偶然性。这就使行动者，不管是个人或集体，对于行动的复杂性，都抱着同样极端复杂的‘期待’心理和态度。所以，在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中，对于社会行动的探讨，是以‘期待’(Erwartung)为核心，并在‘期待’这个中心概念的带动下，对行动过程的可能性场域进行多面向的分析，特别是将行动的面向和维度放在超出传统因果关系的范围之外，建立一种适合于当代社会具体环境中的新行动维度概念。

    如果说以‘系统同其环境的复杂关系’为主轴的功能分化研究是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中心论题的话，那么，‘期待’就是他的社会系统理论行动观的核心概念。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运作中，面对系统同环境之间的各种可能状况，行动者始终都只能以‘期待’的心态和态度从事其实际的行动过程，包括选择和决定其行动过程的程序、策略和方式。在期待的心态和态度面前，一切行动及其相关的问题，都只能是可能的。‘期待’本来是由韦伯最早在其行动理论中提出来的。但是，在韦伯那里，这个概念仍然处于尚未充分开展的阶段。韦伯受到传统直线单向因果论的强烈影响，把‘期待’看成为行动者在其行动实行以前的主要心态。

    鲁曼看到了韦伯的‘期待’观点的局限性，从新的系统论的视野，将‘期待’赋予新的意义。生活在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其不同于一般动物和其它生命体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期待’贯穿于其行动的始终：在行动展开以前抱着期待，在行动展开过程中也同样抱着期待，而且，既使某一个行动完成以后，他也同样对已经实现了的行动抱着期待的心情。抱着期待的心情，就意味着：不论是过去的、实际正在进行的、还是未来预定中的行动，也就是说，无论在行动前、行动过程中，还是行动之后，其行动永远都是属于一种‘可能性’。期待的心态，使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随时随地都以复杂的心情策划其行动策略、方式、手段和程序，同样也以复杂心情，对待其行动的开展过程及其结果。这种特殊状况，使行动者那怕在行动完结之后，都时刻考虑重建其行动计划，同时也时刻对其行动进行反思。期待还导致行动者永远不满足其行动结果，永远追求新的行动可能性。期待把行动者的心理世界，连同他的实际活动场域，扩展到超一线性的多维度结构，导向非线性、非单向的复杂系统。

    ‘期待’新概念将行动问题进一步纳入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微观╱宏观』相结合的独具风格的方法中，使行动在宏观方面伸展到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出现更多的伸缩可能性，而在微观方面则将行动分割成更多层次，特别是增加了非常细腻的心理分析系统，使行动在心理层面的多种可能性进一步展现出来。

    鲁曼是在六十年代初受教于帕深思的。帕深思的系统功能论立足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局部 / 全体」二元模式的基础上(Aristotle, Metaphysics)，以自然界为模式，将社会系统理解为具有同样维度结构的开放的同一性系统。鲁曼看到了各种系统的相互独立性以及社会系统远比自然系统的「极端复杂性」及其自我反思性，一方面凸显各个系统的高度独立性，强调各个系统诸内在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及其同周在环境诸因素之间的紧密关连性，使各系统独立的本质特性不但仰赖于系统本身诸内在因素的复杂自律性，而且也仰赖于内在因素同环境诸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凸显社会系统内维持自身发展的「自我指涉性」以及立基以其上的「自我分化性」，同时也强调社会系统重复一般系统特性的本质，从而使社会系统不再从个人间相互关系的观点进行观察，走上了超越传统人文主义观点的新型社会系统观的研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的社会系统论是一种超人文主义的社会系统论。总之，鲁曼新系统功能论的主要特征，便是完成了从「局部 / 全体」的模式到「自我差异化」的转折。

    按照鲁曼的新系统观，任何系统在本质上是「自我参照」的；也就是说，系统总是依据其本身的需要去对待和处置其环境的复杂性的。系统都是由特殊的组成因素及因素间的特殊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不同的系统，只根据其自身特殊的组成因素及其因素间的特殊相互关系的运作需要而自我调整和分化。为此，它们才试图尽量减少其系统自身同环境的复杂关系，避免系统外的环境的干扰。

    鲁曼的系统论基本上仍然是属于一种系统功能论，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帕深思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鲁曼的系统论中，鲁曼按照帕深思系统功能论的基本观点，将对于社会系统的研究分成三大层次：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关于演化的理论以及关于沟通的理论(Luhmann, N. 1971: 75-77; 202-203; 305-306)。但是，鲁曼进一步发展帕深思的系统功能论，不但扩大和改造鲁曼原有基本概念，而且从根本上颠倒系统与功能的相互关系，从原来的「系统→功能」转变对「功能→系统」，同时也结合当代社会的各种新变化，从超越传统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将社会系统放在超社会和超个人的广阔维度内加以分析。

    鲁曼显然看到了帕深思系统功能论的弱点，并试图从克服其弱点出发，进一步充实系统理论的原有基础。当鲁曼到美国学习和研究帕深思的系统功能论时，正值达兰多尔夫等人从冲突论角度狠批系统功能论的‘保守主义’性质。达兰多尔夫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帕深思那里，对于社会结构这个系统的探究，其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要论证：社会结构作为系统所具有的稳定性，是其主要功能持续有规律地运作的基本保障；而社会结构中的各个主要功能的持续规律性运作又反过来加强了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在帕深思的心目中，社会系统功能论的主要旨趣，就是首先设定社会结构这个系统应该成为一种稳定的‘秩序’，在肯定这个前提之下，他的社会结构系统功能论就是要解决‘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古老问题。从霍布斯开始，传统社会理论就试图寻求达成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合理条件。帕深思为此将他所探究的社会结构，设定为一系列由稳定关系所连接的因素所构成的系统，以便由此演绎出一个合理社会秩序运作的基本条件。帕深思为了探究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基础，把重点转向那些促使社会系统稳定的规范体系。他认为，现代社会尽管是高度个人自由的社会，但每个人都志愿地意识到遵守大家所共识的社会统一规范的必要性。所以，他也把他的社会结构功能论称为行动者的志愿行动理论或意愿行动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

    帕深思显然吸收了他同一时代美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传统，在考察个人行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实际运作效果时，避免宏观地满足于模糊层面的抽象思考模式和思想方法，并尽可能把理论架构中的「理念」模式，同实际而具体的状况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他充分地估计到：在有相当高程度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中，一方面，个人行动是在个人意志自由、自由思考和自由决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个人行动是由个人在其所处的环境及其考量利害关系后所决定的。就此而言，个人行动是由个人随其所欲、并尽其所能而随机应变的自由活动。为此，帕深思把个人行动看作是「完全偶然性」(utter contingency)。但另一方面，个人行动又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深受社会环境限制的客观时空结构中。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意味着环境中也充满着偶然性因素。这种偶然性不同于上述由个人因素所产生的偶然性，但它们之间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由社会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偶然性，一方面是由社会结构中的相互关系网的组织和性质所影响，另一方面又是由不同结构及其组成因素的各种不同功能的运作所决定。当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所产生和影响的偶然性，平行地或交叉地对行动者的个人行动发生作用的时候，显然，像帕深思那样，从个人行动者主观意向的高度灵活性和可变性以及从客观社会结构功能运作的复杂性的两个综合角度，去考察行动和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行动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此，帕深思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传统中有关社会结构功能论的理论观点，注重于处理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并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研究人的社会行动的性质和基本问题。

    帕深思在设想社会结构系统同个人行动的相互关系时，强调在特定社会结构系统内，每个具体行动都势必包含文化、社会和个人三大层次；而在这些三大层次中，由于他很重视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基本条件，他又把重点集中到文化层次上，把人们共有的文化价值规范，当成各个行动运作的指导原则。文化价值和规范，在这里就成为社会结构系统内各个行动维持其同一性的基本条件，因而，价值规范系统也就成为社会结构系统各主要功能稳定运作的基本保证。

    在这样的基本前提下，帕深思才去探讨构成社会系统稳定运作的基本功能。所以，如前所述，他是从系统推演出功能的。因此，他虽然也很重视对于系统的基本功能的研究，但他所感兴趣的，是那些维持社会系统稳定的基本功能。在帕深思那里，功能只是保证社会系统结构持续运作的某种社会过程和动力条件（有关帕深思社会结构功能论的具体和详细内容，可参看拙著《当代社会理论》下卷第12章）。

    许多帕深思重要概念，虽然在鲁曼的理论体系中也作为中心概念而加以使用，但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内容和意义。作为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中心概念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帕深思关于互变的一般化媒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generalized media of interchange)演变而来的。帕深思的上述概念是为了把 AGIL  系统中四大功能的四项次体系相互连结起来。但鲁曼不同于帕深思，反对像帕深思那样，从一种「系统典范」（即AGIL)出发去分析和限定系统的功能。鲁曼所反对的是帕深思所建构的抽象和一般性系统概念。他宁愿通过对于系统功能运作的复杂过程的经验性观察，也不愿意以先验的假定性系统概念去说明系统的性质及其功能。

    鲁曼在深入研究社会结构系统的过程中，看到了它的运作的复杂性及其自我生产性。在鲁曼看来，显然，系统之所以运作，不是因为它首先是系统，而是因为它内在的基本功能的相互自我参照所决定的。系统脱离开系统中的功能自我运作，就是抽象的、空洞的和无生命的系统。但是，反过来，社会系统中诸基本功能的自我运作，也不是在它自身自我封闭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在同其环境的复杂关系中，通过系统内诸功能之间的相互协调和自我参照，以某种‘尽可能简单化’的程序，将系统同其环境的上述复杂关系对系统内诸功能自我运作的影响和干扰尽可能地减少，以达到使本系统诸功能的自我运作实现自我生产的目的。

    此外，鲁曼还进一步看到社会系统本身的多重性及其各自独立性。社会系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同质系统，而是由一系列不同层次和具有不同自律性的独立系统复杂地构成的。社会中有社会，社会外还有社会；就如同系统中有系统，系统外有系统一样。社会各系统的非同构型，使它们之间相互地和同时地成为了‘系统－环境’关系。

    社会系统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不同于自然各系统的地方，就是除‘物质面向’外，又有‘时间面向’和‘符号面向’。在这方面，鲁曼也同样克服了帕深思原有结构功能论的某些缺陷及其不足之处。

    在上述取向的观察下，鲁曼认为，社会结构系统内各功能的自我生产，会导致这些功能的不断分化和自我区别化，因而也一方面使社会系统不断演化，同时又使任何社会系统内部，都不可能形成和维持共同的和统一的价值观念系统，从而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具有统一指导价值的规范体系。在鲁曼看来，社会系统并非是一种规范性的概念。社会毋宁是是一种由相互指涉的诸内在因素的连接网络，在其中，各个行动者的社会行动，都是相互参照和相互指涉的。只要是以一种特定意义作为指涉架构的诸行动网络，就可以构成一个行动‘系统’，同时也就把那些以其它意义为指涉点的别种类型的行动网络当成其‘环境’。

    在谈到社会系统的演化问题时，鲁曼所强调的，是系统本身由复杂的功能运作所产生的‘可能性’。在鲁曼看来，任何系统之转化为其它系统，并不是由于系统作为系统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由于系统的稳定架构所决定的，而是系统内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功能的分化结果。因此，社会系统究竟将如何转化和演化，它究竟朝向什么方向演化，以及它将演化成什么样的新系统，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决定于该社会系统内诸相互自我参照的功能的运作的可能性。实际上，在谈到系统内诸功能的分化时，鲁曼已经反复强调系统内各功能运作的极端复杂性；这种极端复杂性，使得任何社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秩序’，带有相当大程度的不稳定性。他说：“任何一个具有较高价值的秩序，往往通过较少的可能性来维持其稳定性”(Luhmann, N. 1970:76)。也就是说，像社会系统那样的复杂系统，由于其高度自律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性，使它们的功能运作呈现高度复杂和高度变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系统结构的稳定性是很少可能维持的。现代社会既然属于高度分化的功能运作系统，它们的演化趋势，就只能采取越来越快的变化节奏；而且其变化方向及其未来形式是越来越不可预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