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文     陈高华/试译

   
[1964年10月28日，汉娜·阿伦特与Günter Gaus下面的谈话在西德电视台播出，当时Günter Gaus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后来他成了维里·勃兰特（Willy Brandt）[i]政府的高官。这次访谈被授予Adolf Grimme奖（Adolf Grimme Prize），并于翌年以“Was bleit? Es bleit die Muttersprache”为题发表在Günter Gaus的《人物》上（慕尼黑，1965年）。英译者为Joan Stambaugh。

    Gaus这样开始他的访谈，他说阿伦特是参加他进行的系列访谈的第一位女性；之后立即解释说她有一种“非常男性化的职业”，也就是哲学家的职业，从而对他的陈述作了一个限定。这导向了他的第一个问题：尽管她受到别人的赞誉和尊敬，但“她在哲学圈子里的位置”的与众不同或者特殊，是否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呢？阿伦特回答说：]

    恐怕我必须抗议。我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如果人们确实想要谈到我的职业的话，它应该是政治理论。我既不想是一个哲学家，我相信我也并没有被哲学家圈子所接受，这只是你的一个过于善良的猜想。但是说到你在开场白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你说，哲学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男性化的职业。它不必然永远是一个男性化的职业！完全有可能有一天女性也可以是一个哲学家……[ii]

    Gaus：我认为你是一个哲学家。

    阿伦特：哦，这个我没法阻止，但在我看来，我不是。在我看来，我已经断然地告别了哲学。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研习过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直呆在里面。

    Gaus：我很想听你更明确地说说，在政治哲学与你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教授的工作之间有什么差别。

    阿伦特：“政治哲学”这一表达，我一直避免这一用法，它承载了太重的传统。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学术地还是非学术地，我一直都提到在政治和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的张力。也就是说，比如在人作为一个思想的存在与人作为一个行动的存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在自然哲学中不存在。像任何一个别的人一样，哲学家在关于自然的思考上可以是客观的，当他谈论他关于自然的思考的时候，他可以以全人类的名义来谈论。但是在关于政治的思考上，他不可能是客观的，或者不偏不倚的。自柏拉图以来就是如此。

    Gaus：我理解你的意思。

    阿伦特：在大多数哲学家那里都存在着一种对所有政治的敌意，鲜有例外。康德是一个例外。这种敌意对于整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它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它存在于对象自身的性质之中。

    Gaus：你不想加入这种对政治的敌意，因为你相信这种敌意会妨碍你的工作？

    阿伦特：“我不想加入这种对政治的敌意”，非常正确！可以说，我是想用没有被哲学蒙蔽的眼睛来看看政治。

    Gaus：我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妇女解放的问题。这曾是你的一个问题吗？

    阿伦特：嗯，当然。永远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一直都有些守旧。我一直认为有那么一些职业是不适合妇女的，它们与她们不相称，如果我可以那样表达的话。这不只是说当一个女人在那里发号施令不怎么合适。而且，如果她进入到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她就不再有什么女性特质了。在这一点上我是对是错，我不知道。不过，我自己一直都是按照这一点来生活的，这或多或少是无意识的——或者让我们更正确地说，这多少是有意识的。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简单来说，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Gaus：你的著作——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地谈到——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对政治行动和行为得以产生的条件的认识。你希望通过这些著作获得广泛的影响吗？或者，你认为这样的影响在这些时期不再可能了吗？或者，它对于你来说完全不重要？

    阿伦特：你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要我坦率地讲，我会说：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对于我的著作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人们产生影响没有兴趣。

    Gaus：那么当你完成工作之后呢？

    阿伦特：在我完成之后。对我重要的是去理解。于我而言，写作就是寻求理解，是理解过程的一个部分……某些事情得到了清晰表达。如果我的记忆可以把我所思考的东西真正地保留下来，我很怀疑我还会写任何东西——我知道我自己很懒。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思考过程本身。一旦我成功地想通了某个问题，就我本人而言是非常满足的。如果之后我在著作中也成功地充分表达了我的思考过程，那同样让我感到满足。

    你问我的著作对别人的影响。如果我可以反讽的话，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男性化的问题。男人总是想对别人具有非常的影响，但我认为这有些表面化。我会想象自己具有影响力吗？不会。我想要理解。如果别人理解——在与我同样意义上的理解——这就给了我一种满足感，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Gaus：你能够轻松自如地写作吗？你能够轻松自如地表达你的观点吗？

    阿伦特：有时可以；有时不行。但我可以告诉你，一般我只有在我能写的时候才写，可以说，是从我自己那里听写。

    Gaus：就是说你已经把它想通了。

    阿伦特：是的。我非常清楚我要写什么。在我没有想清楚之前我决不会写。通常我一次就把它全部写了下来。那是相当快的，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打字速度。

    Gaus：你的兴趣是政治理论、政治行动和行为，它处于你现在工作的中心。在这方面看来，我在你与肖勒姆（Scholem）[iii]教授来往的信件中所看到的就特别引人注意。你在那里写到，这里是对你的话的引用，你“在[你的]青年时期对政治和历史都不感兴趣”。阿伦特小姐，由于你是犹太人，你在1933年从德国迁移出去了。那时你26岁。你对与这些事件相关政治感兴趣吗？——你是否开始关心政治和历史？

    阿伦特：是的，当然。在1933年，不关心政治已经不可能。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不可能了。

    Gaus：对你也一样吗？

    阿伦特：是的，当然。我专心阅读报纸。我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我也无需一个党派。在1931年，我就确信纳粹党会掌权。我一直都在跟别人谈论这件事情，但是一直到我迁移之后，我自己才真正系统地关注这些事情。

    Gaus：关于你刚才所说的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确信不能阻止纳粹党掌握政权，难道你就没有觉得要主动去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趋势吗？——比如说，加入一个党派——或者你觉得那样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阿伦特：我个人不认为那样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那样想了——在回顾过去中说这些很困难——也许我会做些事情。我认为没有希望。

    Gaus：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一件明确的事件标志着你转向政治？

    阿伦特：我想说是1933年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案，以及当晚随之而来的非法逮捕。所谓的保护性监禁。你知道的，人们被带往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或者被带往集中营。当时发生的事情非常恐怖，但如今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情遮蔽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直接的震惊，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就是说，我不再仅仅是一个表达看法的局外人。我设法在多方面进行救助。而且实际上把我带出德国的正是这些救助活动——如果我要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从来就没谈过这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价值——

    Gaus：请给我们讲述。

    阿伦特：我想无论如何我也要移民。我当即认为犹太人不能再呆下去了。我不想在德国到处都被当作一个二等公民，可以说，无论什么形式的都不想。此外，我觉得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然而，最终我没有以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离开。我必须说这给了某种满足感。我被逮捕了，必须非法地离开这个国家——呆会我会跟你讲我是如何离开的——这给了我瞬间的满足感。我想至少我做了一些事情！至少我不是“无辜的”。没有人可以这样说我。

    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跟一些领导人物是亲密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与当时的主席，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但我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有哪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说服我。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犹太人之间传播开来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影响。我受到它的影响，而且影响很深，但政治上我与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关系。当时，就是1933年，布鲁门菲尔德和一些你不认识的人向我提议说：我们想要搜集整理一本日常环境中的反犹言论的小册子。比如俱乐部中的言论，各种专业协会中的言论和各种专业杂志上的言论——简单说，就是国外不知道的事情。在当时，组织这样的一个册子在纳粹党人看来是在从事“恐怖宣传”。这件事没有哪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做，因为如果他被发现，那么真个组织都被暴露了……他们问我，“你愿意干吗？”我说，“当然愿意干”。我非常高兴。首先，这是一个需要我动脑筋的想法，此外，它给了我一种这样的感觉：毕竟有一件事可以做。

    Gaus：你的逮捕是与这份工作有关吗？

    阿伦特：是的。我被发现了。不过我非常幸运。八天之后就被放了出来，因为我跟逮捕我的官员成了朋友。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他刚从刑警提升到政治部。他对于要做什么不知所措。他应该做什么？他一直对我说，“平时我面前有个人，我只要核对文件就可以了，我知道在做什么。但是我该对你做些什么呢？”

    Gaus：那是在柏林？

    阿伦特：是在柏林。不幸的是，我必须对他撒谎。我不能把组织暴露出来。我向他说大话，然后他一直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我也应该把你从这里放出去。不要去请律师！犹太人现在没有什么钱。省下你这笔钱吧！”与此同时，组织已经给我请了一个律师。当然是通过成员请的。我把律师支走。因为这个逮捕我的人有一副开通、正派的脸。我信赖他，而且我认为这是比有一个本身就感到害怕的律师更好的机会。

    Gaus：然后你就出来了，能够离开德国吗？

    阿伦特：我出来了，但是必须非法地跨越边境……我的名字还没有删除。

    Gaus：阿伦特小姐，在我们提到的信中，你明确地把肖勒姆（Scholem）的警告——他说你不应该忘了你跟犹太民族的一致性——当成多余的加以拒绝。你写到——我又要引用了：“作为一个犹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生命事实，而且我从未想过要丝毫改变这样的事实，甚至在我童年时期也没有。”我想就这点向你提一些问题。你1906年出生于汉诺威，是一个工程师的女儿，之后在哥尼斯堡长大。你还记得在战前的德国，对于一个来自犹太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阿伦特：我无法代替所有人来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的回忆而言，我家人并没有跟我说我是犹太人。我的母亲是完全非宗教的。

    Gaus：你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阿伦特：我父亲去世得早。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奇怪。我的祖父是自由犹太人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哥尼斯堡的文官。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哥尼斯堡家族。然而，在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童时，“犹太”这个词从未出现过。我第一次遇见这个词是通过反犹言论——它们不值得重提——就是大街上孩子的反犹言论。可以说，从那以后我被“启蒙”了。

    Gaus：那对你也是一个震惊吗？

    阿伦特：不是。

    Gaus：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现在我是一个特殊的事物了。

    阿伦特：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对我根本就不是一个震惊。我自己想：那是怎么回事。我有没有感到我是一个特殊的事物？有！但是我今天不再能够向你说清楚这一点。

    Gaus：那你在什么方面感到异样？

    阿伦特：客观地讲，我只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与作为一个犹太人有关。比如，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知道我长得像犹太人。我看起来与别的孩子不同。我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不是让我觉得自卑、低人一等，而只是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说，当时我还觉得，我母亲，我的家庭跟平常的家庭也有点不一样。关于这一点的异样就只那么多，即使与其他犹太孩子的家庭相比也是这样，或者与我们有来往的孩子相比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领会到这些异样是什么太难了，甚至不可能。

    Gaus：我想知道关于你的家庭的异样的一些解释。你说，你母亲认为向你解释你与犹太人的一致性是没有必要的，直到你在大街上遇到它。你母亲没有一种作为犹太人的意识吗？这一点你自己在给肖勒姆（Scholem）的信中提出来了。犹太意识在她那里完全没有一点位置吗？她成功地被同化了吗？或者至少她相信是这样的吗？

    阿伦特：我母亲不是一个非常有理论的人。我不相信她有什么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观念。她自己是来自于社会民主运动，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者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ashefte）[iv]的圈子，我父亲也是。这个问题在她那里不重要。当然她是一个犹太人。她从未给我洗礼！我认为，如果她要是发现我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话，她一定揪着我的耳朵团团转。可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我20岁的时候，这个问题自然就变得比它对于我母亲更为重要了。而且，在我长大之后，这个问题对于我母亲来说，变得比她早年的时候更为重要。但那完全要归于外在的环境。

    比如，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在被认为属于一个不是公民的民族的意义上，如果我可以做这样的区分的话。我记得大概在1930年与雅斯贝尔斯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当然是一个德国人！”我说。“人们可以看到我不是！”但是我并不为此而烦恼。我没有感到这是什么卑下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再次回到我的家庭的异样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所有的犹太孩子都遇到过反犹主义。这败坏了许多孩子的灵魂。我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我母亲一直使我确信，不要让它影响到你。你必须保护你自己！当我的老师说出一些反犹言论时——大多数不是针对我的，而是关于其他犹太女孩，尤其东部的犹太学生——我就会立即站起来，离开教室，回家把这些事情清楚地告诉家人。那时我母亲就会写一封由官方批准的信，对于我来说事情就完全解决了。我就有一天的休假，那太了不起了！但是，当这些言论是来自孩子的时候，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家里。因此这些问题对于我而言从来就不是问题。我有保持我的尊严的行为规则，可以说，我在家里是受到保护的，完完全全的保护。

    Gaus：你分别在马堡、海得堡和弗莱堡跟随海德格尔、布尔特曼和雅斯贝尔斯学习过；主修了哲学，另外还辅修了神学和希腊语。你为何会选择这些科目呢？

    阿伦特：你知道，我经常思考那些问题。 我只能说我一直知道自己会学习哲学。自从我14岁以来。

    Gaus：为什么？

    阿伦特：我读了康德。你可能再问，你为什么读康德？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表现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说，要么我学习哲学，要么就麻痹自己。但不是因为我不爱生活！不是！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有去理解的需要……这种理解的需要很早就存在在那里。你知道的，就像所有的书都在家里的书房；你只要从书架上拿取就可以了。

    Gaus：除了康德，你还记得什么特殊的阅读经验吗？

    阿伦特：当然。首先，我想是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它出版于1920年[v]。那时我14岁。之后我读了克尔凯郭尔，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Gaus：就是在那里，神学进来了吗？

    阿伦特：是的。对我来说他们彼此相属，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是犹太人，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只是在这上面上我有一些疑虑……一个人如何前行。你知道的，我没有任何主意。之后，我的这些难题就自行消解了。希腊语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一直喜欢希腊的诗歌。而且诗歌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很大的位置。因此我另外选了希腊语。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可以用任何方式来阅读它。

    Gaus：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阿伦特：不，你言过其实了。

    Gaus：阿伦特小姐，你理性才能很早就表现出来了。这有时候会把你作为一个女学生和作为一个年轻学生从这种普通的日常关系中分离出来吗？也许还很痛苦。

    阿伦特：就我对它的了解，一直是这样的。我认为每个人都会那样。

    Gaus：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搞错了？

    阿伦特：很晚。我不想说有多晚。我觉得很为难。我的幼稚简直难以描述。这部分地归之于我在家里的教育。从来就没有谈论过成绩。那被认为是次要的。所有的抱负都被认为是次要的。无论如何，这种情形我根本就不清楚。我有时候把它感受为在人们之间的一种陌生性。

    Gaus：这种陌生性你认为是来自你自己吗？

    阿伦特：是的，完全来自我自己。但是这与天资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把它跟天资联系在一起。

    Gaus：在你的青年时期，你会不会有时因此而蔑视别人。

    阿伦特：是的，有这样的事。很早的时候。而且我经常感到难过，因为我感觉到了这样的蔑视，就是说，认识到了一个人真不应该，真的不可以这样，等等。

    --------------------------------------------------------------------------------

    [i] Willy Brandt（1913-1992），一译威利·布兰迪，德国政治家，1969-1974任联邦德国总理，曾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ii] 这里以及其它地方的省略号是原来就有的；它们不意味着做了省略——Jerome Kohn。

    [iii] Gershom Scholem (1897—1982)，德裔犹太复国主义者，历史学家和犹太神秘主义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老相识。1963年6月23日，他就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给她写了一封激烈批评的信；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信件交流”，《交锋》（Encounter）22，1964年。这里的引文摘自阿伦特的回信，日期是1963年7月24日——Jerome Kohn。

    [iv] Sozialistische Monatashefte（《社会主义者月刊》）是当时一家著名的德国杂志——Jerome Kohn。

    [v] 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919年在柏林第一次出版——Jerome Kohn。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