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8年青年街头抗议运动激进分子，到穿着运动鞋宣誓就职的黑森州环境部长，再摇身一变成为西装革履的外交部长……还没有哪一位德国政治家象菲舍尔一样有着如此“另类”的从政之路。提起约什卡.菲舍尔，德国人的脑海中一定会闪现出这样一幅幅画面：与警察武斗的街头愤怒青年、左派激进分子、穿着球鞋的部长、吵吵闹闹的反对党领袖、直到西装笔挺的外交部长。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善变，菲舍尔才成为今天在德国民众中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菲舍尔于1948年出生于德国南部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镇。他中学还没毕业就退学了，从此他一直是个自学者。在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学生抗议运动期间，他曾经是个好斗的街头抗议者和革命者，那时，他的职业是书店店员。虽然没有在大学注册，菲舍尔却到德国左派

　　社会思潮的大本营－法兰克福大学听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哲学课。

　　正如撒切尔夫人实践了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一样，菲舍尔也把哈贝马斯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奉为圭臬。1968年菲舍尔第一次拜访了法兰克福党派的著名学者阿尔多诺和哈贝马斯。80年代菲舍尔就任黑森州环境部长后再次拜见哈贝马斯。据说经过一次彻夜长谈后，哈贝马斯站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仰天长叹：这才是真正的法兰克福；1999年，哈贝马斯在德国决定出兵科索沃后，发表长篇文章从政治论理角度支持菲舍尔这个看上去与绿党政纲背道而驰的出兵决定。2003年4~5月间，哈贝马斯再度两次发表重量级声明，反对伊拉克战争和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欧洲联邦。也就是说，菲舍尔几乎所有的重大政策取向都与“国师” 哈贝马斯的哲学理念相契合。

　　哈贝马斯（Habermas, Jurgen, 1929─）是当今极具反省性、批判性、现代性和创造性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涵盖面甚广，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心理分析、西方传统的知识论、实证主义、语言哲学等的反省、批评与超越 。此外，他是个相当入世的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文化、意识型态、科技意识和合法性危机等问题，皆有深刻入微而引人反思的分析和批评。最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沟通理论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将有莫大影响，因为，其对于西方的理性传统赋予具有时代性的阐扬。

　　德国著名的「时代」周刊，为著名法兰克福哲学家哈贝马斯提供了三张全页和一个标题。编辑部门肯定知道，要哈贝马斯写满这三页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战事刚刚进入第六周，而随着逐夜的轰炸，人们的怀疑与困惑也每日俱增。

　　所谓人道目的、所谓保卫科索沃人民，在赤裸裸的战争现况底下，早已变成了谬论。外交部长菲舍尔（Fischer） 和国防部长沙尔平（Scharping），把贝尔格莱德政权拿来和纳粹德国做了最不妥、最愚蠢的比较。但这反倒使得更多头脑清醒的史学家摇动食指，以示警告。

　　然而违逆了所有的怀疑者，哈贝马斯教授起身为北约的轰炸做了辩护，写下了「兽性与人性-一场在法律与道德边缘的战争」。

　　这当然不是哈贝马斯第一次介入政治性的争论。在过去，每逢社会议题，他总不免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新奇的是，他现在竟明目张胆地扮演战争宣传者的角色。七年前，当他支持轰炸伊拉克时，尚且踌躇不决并「心情沉重」，而今天呢，他却完全采纳了北约的那套说词。所谓「批判理论」，倒起了「战争理论」的作用。

　　在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沟通行动理论》中，他强调了社会的「言说理论」。有两种独特的「认知—行为机制」：人类劳动，以及与人类劳动在同一层次，但从中分离出来的语言。透过劳动，外在自然被僭用；透过语言，人类表情达意并一起组织生活。现实被划分为两个领域，各有各的逻辑。

　　如果说在劳动的领域内，其逻辑跟随着「由理性导引的、成功取向的活动」的结构，那么，在「沟通行动的脉络」里，其逻辑便跟随着「有约束力的共识性规范，此规范界定了关于行为的相互期盼，并必须被至少两个行动主体了解与承认」。「社会的制度性结构」，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即由上述之规范组成，它「导引了由语言中介的互动」（引自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类趣向》，法兰克福一九七三年版）

　　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中所有的言谈者具有平等的权利，其中没有任何强力予以宰制，在这种情境中，人们只能就“一切人都可能愿意”的那些命令、规范等等达成共识。他认为“不管相互沟通的主体间如何可能扭曲，理论的言谈情境的设计都必然伴随着潜在的言谈结构而存在着；对每一个言说而言，即使是那种意图欺骗的言说，都注定要以真理观念存在为取向”，他认为只要各阶层每个人充分交流，最终会达成无限接近真理的一致意见，还阻止不平等的发生。

　　欧盟宪法的制定过程或许就体现了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它是公开制定的，在制宪现场，甚至允许用电视实况转播，而且还有一个由各国市民社会团体组成的影子论坛来辩论制宪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会议记录亦同步公布在互联网上。法国总统希拉克走得更远，他启动了全民公决的通过程序，使“共识”大张旗鼓地成为这部在法国的“正当性”基础。

　　然而这一切带来的却是欧盟宪法的难产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大倒退。「美好而陈旧的的二元论……」在《哈贝马斯，或批判理论被良善社会接受之道》一文中，克里斯托弗?涂尔克——卡塞尔大学哲学讲师——这样评论着。涂尔克厘清了夸张的「充斥外国术语的乏味复杂的科学论调」到底是什么玩意。这种华丽的「社会学术语唠叨主义」，只不过是用来遮掩陈腐过时的理论要旨，并可在丝毫不更动现实的状况下，批判地讨论、诠释任何事情。

　　涂尔克的结论是，哈贝马斯的批判沟通理论所提出「对支配的批判，到了足以让他在宦场去留自如的程度」。在脍炙人口的「沟通的去束缚」——意即不受限制的沟通的背后，人人畅所欲言的真正需求反倒隐而不彰。在哈贝马斯的笔下，对社会关系民主化的要求，变成了对「沟通关系民主化」的要求。

　　70年代之后，法兰克福研究所进入衰败期，作为一个学派已不复存在。但是，批判理论还保留在哈贝马斯和施密特等人的著作中。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末代传人，但哈贝马斯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批判理论变成改良理论。他的理论实质已经是希望人们能通过相互交流，化解社会矛盾。

　　哈贝马斯反对沉思冥想、玩弄抽象辩证法的哲学，所以他的哲学和现实结合紧密。他从词源学考证上说，“批判”与“危机”有相同来源，哲学应反思危机、解释危机，才能成为与实践发生联系的批判理论。与以前的学派成员相比，他的理论哲学思辨性较少，他也不承认自己人的理论是纯哲学，他的理论实际上是试图解决社会危机，改良资本主义的理论社会学。

　　从一个富有个性的菲舍尔我们追溯到哈贝马斯的哲学，我们发现当哲学变成政治工具时，哲学也在开始迷失，走向衰败。如果哲学不能从高山上向下望，只沉溺于为具体政治辩护，必然失去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