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耘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近年来有些沉寂。其中的主要原因也许是：那些在海氏思想表面进行“全面”“报道”的综述式研究方法已经走到了尽头。曾经依赖这种方法获得初步成就的第一代研究者们开始从“显学”的喧闹中抽身：要么着手讨论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更精微的概念；要么致力于拓宽学术视野，广泛地运用比较方法，以期获取不同角度下海氏思想的种种面相；要么就是上述两种方法的合题——不是在整个思想织体之间，而是在某些具体概念之间进行比较。总之，“海学”的相对沉寂实际上是研究深入、学术进步的标志。可以说，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正处在“转型”与“换代”的紧要关头。在这种时刻，首要的问题或许是：还能有哪些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此，彭富春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

　　 如题所示，此著旨在考察海德格尔思想之路中一以贯之的主导问题。如所周知，贯通海氏思路的无非就是对“存在一般之意义”(der Sinn von Sein überhaupt)的追问。而《无之无化》偏偏另辟蹊径，用对“无”(或者用作者偏爱的说法：“作为无的存在”)的追问去重建存在问题，进而贯穿海氏的整个运思道路。在作者看来，海氏的运思经验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存在与时间》为标志的世界性经验(weltliche Erfahrung)；之后是以《论Ereignis》(即编为海氏全集第65卷的《哲学论文集》)为代表的“存在史经验”；最后则是体现在《通向语言之路》中的语言性经验。与此相应，本书正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其一，世界的弃绝(Die Verweigerung der Welt)；其二，历史的褫夺(Die Enteignung der Geschichte)；其三，语言之玄默(Die Verschweigung der Sprache)。不难看出，这种安排巧妙地回避了通行的名为“转向”(Kehre)实则“断裂”的早晚期两分法。正如作者所谓，世界、历史、语言乃是存在(也就是无)的“三个维度”。海氏的运思诚然始于世界，经由历史而达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的隔绝。恰恰相反，正是对“无”的追问将它们贯穿了起来。

　　 作者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勇气尤其体现在：他试图从另一面，也就是阴性的一面去接近“存在”。这是一条晦暗艰难的道路。事实上海德格尔本人也不过稍行辄止(为此书作序的Regenbogen教授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们：海德格尔不过“暂时地将有与无等量齐观”。参见该书第12页)但无论如何，作者对这条线索的挖掘、阐发仍然给人有条不紊的印象。此书的论证端严沉着、简炼明确，具有相当的理论说服力。

　　 事情还不止于此。实际上，用“无”这条线索去疏理海氏思想(这当然意味着同时疏理了西方哲学史，或者说存在史)这一做法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时所获的结论。大体说来，西方智慧对“无”是陌生的。在那个语境下，海德格尔本人也没有坚持把“无”谈论到底的勇气和底气。那将使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受到太多的惊吓(可以回想一下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的过度反应)。“无”是一个东方主题。“无”与“语言”、“世界”的关系特别是道学—玄学—佛学的主题(当然这个传统后来对“历史”较少涉及)。并且，对于所谓的“无化”(Nichten)，即与“否定”和“取代”相区别(这是一种存在论区别)的，存在一般对存在者的释放、敞开，中国哲学(特别是佛学传统)的讨论远较西方充分、系统。“无化”这样一个在西方思想语境下显得怪诞、生涩的概念，实际上可以对应于一个通常的东方哲学术语，即“非有”、“非非想”结构中的“非-”(在这个意义上，此书名称亦可译作“无之非”)。因此，虽然此书并无片言只语谈及“东方智慧”从而并不属于所谓比较研究，却恰恰开始实现了某种“视域融合”。在某种意义上，这部用德语写就、在德国出版、讨论德国哲人的著作开辟了一条真正的中国哲学之路。此间也许可以套用一句名言：《无之无化》的背后是中国哲学，即使现在不是，将来它一定会是——当然，这就是说，此书的意义也许要在以后很久才会真正显露。

　　德文版：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 共165页，佩特·朗 欧洲科学出版社。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来源：《中国学术》2000年7月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