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故事》序  言

《智慧的故事》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素质课教材《中国哲学智慧》的姊妹篇。但与其大姐的文静持重有别，作为小妹的这一册《智慧的故事》，显得要更为活泼有趣，双方在内容和文风上，都是颇有些不同的。

《中国哲学智慧》是直接根据学校教学的需要，为满足非哲学专业学生提高人文素质和锻炼思维能力的目的而编写的。它的任务，是以简练凝缩的形式讲述几千年中国哲人的智慧的思辨，使学生通过对本门课程的修习，能够在智慧上有所增进，从而在整体上提高自己的素质。但要完成这一任务，仅仅靠抽象道理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故在这部教材交稿付印的同时，便开始考虑采用更为青年学生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引导，使智慧的熏陶变成为一种愉快的精神愉悦和享受。所以，《智慧的故事》这本读物，就既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智慧》的辅助配套教材，又可以相对独立，提供给一般青年学生作为课外阅读使用。

《智慧的故事》的写作，与注重严谨性、规范性的哲学史专门教材有别，它着重在趣味性、生动性上下功夫。它的设计，是尽量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引人入胜的故事切入，使通常以概念推导为特色的哲学历史发展，变形为一个个活泼生动、富有教益而值得作一番思考的哲学问题，由此循序渐进地通过对故事内涵的发掘，触发学生的灵感和智慧。

智慧的问题是中外哲学家、教育家都关心的问题。但中国的智慧与西方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型智慧有所不同。中国的智慧虽然也不乏知识求索的成分，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也很看重知识，“知”与“智”两个字的通用互换就是最形象的说明。但在另一方面，人格的高尚和境界的追求，在中国哲人的眼中，显得要更为重要。立志学圣人、做圣人（希圣）是所有读书人共同的理想。而做圣人既包括内在的心性修养，也包括外在的才干事功，它们都统属于志与行即社会实践的范畴，并从而与学与知的方面一体构成为中国哲学智慧的内容。

“智慧”或单一的“智”字，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和使用。然其含义在当时并没有直接的界定和解释。

老子从否定方面出发，将“智慧”视为“大伪”的祸首，认为它带来的是虚伪巧诈之心，与“大道”是完全背离的。

孔子不用“智慧”而只用“智”，何为“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论语·雍也》）。恰当处理鬼神和人事的关系，知道为何以及如何才能对鬼神既“敬”又“远”，便可以说是智慧了。孔子把这叫做务民之“义”，即管理民众和社会国家的道理，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智慧的最重要的特色。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引述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的齐人之言，以说明当时的齐国已具备了王天下的条件。即在孟子看来，智慧的发生作用，不能超越外在的环境条件，只有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去发挥自己的智慧，才能大有作为。那么，孔、孟的智慧都聚焦到了社会国家的活动上，即它们都与“义”的范畴密切相关。

荀子继续了将“智”与“义”相联系的思维导向，对儒家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他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出发，给周围世界排出了一个气（水火）、生（草木）、知（禽兽）、义（人）的进化序列和等级，“义”被放在了智之上，位阶最高，是人区别于禽兽而最为天下“贵”的根本依据。但“义”的超越“智”，不但不是对智的否定，反倒正是“智”向更高级的“义”的方向的发展，它集中体现了组织起来的人即“群”（社会）的智慧。正是凭借于“群”，人类才最终站立在了只具有本能感知的禽兽之上。

然而，尽管 “智慧”的概念总让人联想到聪明才智、并与社会国家的管理活动关系密切，但智慧的词义本身，先秦诸子却没有给予直接的解释。直到百年后汉初的贾谊，才第一次对“智慧”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为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为童（蒙昧）。”（《新书·道术》）就是说，作为蒙昧的对应物，智慧是指人对未来祸福的深刻预见和敏捷详察的思维能力。贾谊认为它是善之体亦即道的具体表现。因而，智慧与道是不可分的，“闻道”事实上成为前圣先贤们最根本的追求。《智慧的故事》展示给读者的，正是数千年来中国哲人“闻道” 不止的智慧的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