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帕派尼奥 著 吴万伟 译

　　我上的第一个大学是在家乡德班（Durban），那是在1960年代中期。我的专业是数学，但是我的很多朋友则学习文科。萨特和马克思是当时的思想家，我的朋友给我搞到很多他们的著作（多数是非法的）。从意识形态上说，我完全同情他们，但是从思想上说，他们对我来说太难，太晦涩、太费解，太教条。在最后一年，我偶然阅读了艾耶尔（Ayer）《知识问题》（The Problem of Knowledge），它虽然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通过艾耶尔，我被带领进入罗素（Russell）的逻辑原子主义。这些作家吸引我的地方在于通过认真的逻辑分析解决根本问题的意识。当然回顾起来，我们看到他们清澈的文笔掩盖了许多让人怀疑的假设。但是你总是能清楚看到他们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推理是如何展开的。我仍然认为这是最好的研究哲学的方法。

　　当我来到英国学习哲学后，我自然深受科学哲学的吸引。在1960年代，这意味着波普尔（Karl Popper）的著作。牛津大学控制了其余的哲学，但是经受经典熏陶的教授们（包括艾耶尔在内）很高兴承认科学哲学属于科学上更专业的奥地利移民。这是让人遗憾的，因为波普尔是头脑错误的思想霸道者。他声称有解决归纳问题的方法，但实际上他不过是归纳性的怀疑论者把他的怀疑主义隐藏在让人误解的术语烟雾里。我在波普尔的影响下写了第一本书。我本来应该为科学理性辩护，对抗库恩(Thomas Kuhn)以及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但是我甚至没有尝试显示那个科学理论包含任何真理，正如他们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一样。

　　在1970年代末期，我在澳大利亚工作，参加了大卫·斯托福（David Stove）的连续三场的讲座，后来作为《波普尔及以后：四个现代非理性主义者》（Popper and After: Four Modern Irrationalists）出版。其他三个是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拉卡托斯（Lakatos），但是波普尔真正让斯托福恼火。斯托福说，科学完整地建立了许多东西，比如空气产生压力，或者水是氢和氧组成的。所以波普尔说所有的理论是推测的结果注定是可以被证伪的、是愚蠢的。

　　我喜欢斯托福的演说，他头脑清晰，诙谐幽默，但是我觉得他肯定错过了些什么。当我1980年代初期回到英国时，杰里米·巴特菲尔德（Jeremy Butterfield）是我的同事之一。他说，“我读了你的大作，认为写得很好。但是我没有看出根据你的观点我们就应该相信任何科学理论。”我眼睛上的鳞掉下（The scales fell from my eyes），我重见了光明。我花费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弄清楚如何成为科学的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它没有让我对波普尔有好感。

　　我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的一个大问题是“无法测量性”。观点是不同理论的科学家必要地意味着用不同的词不同的意义，因此相互之间是无法交流的。最初我接受了这个假设，考虑到流行的理论意义的“运用”，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当然，科学家的理论决定他们使用词汇的方式。挑战是显示科学即使在交流的障碍面前仍然保持理性。

　　克里普克(S.Kripke)的《命题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提供了思考意义的不同的方法。一个术语的意义被它和外部所指的东西的随意联系而确定下来。按照这个外来主义者的观点看，不同理论共同意义的科学家之间是没有障碍的，如果它们和外部世界的共同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话。

　　但是我仍然寻找内在论者（internalist）的意义概念，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来解释人们思考和推理的方式。用不同的理论的人对于同样的情形将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他们肯定在自己的词上附加了不同的意义。

　　我记得在1980年代的杜勃罗文克（Dubrovnik）的会议上向迈克尔·戴维特（Michael Devitt）解释这个观点。他指出这是可怕的思维路线。“假设不同理论的人确实用词语表达同样的意思呢？难道他们的不同信念仍然足够解释他们为什么思考和推理的方式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地方，但是我需要有人对我这样说。从此后，我变得越来越相信外在论者（externalist），甚至超过迈克尔。我现在完全根据和外在内容的联系来思考意义，与我们主观的想法一点关系没有。

　　在整个1980年代，我在剑桥大学历史和科学哲学系工作。那里当时是量子力学哲学的中心。迈克尔·莱德海德（Michael Redhead）玛丽·赫西（Mary Hesse）和杰里米·巴特菲尔德等人在这里，经常有客人到这里讨论。它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开始喜欢量子测量和非局域性（non-locality）提出的问题。但是，答案是另外的问题。即刻的崩溃，隐藏的变量，神秘的观察偏见。这些理论不仅和物理的其他部分冲突，而且这么丑陋。我不能相信大自然怎么会这样。我的更专业的同事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理论，但是我总觉得更好的答案应该在别的地方。

　　我记得一个硕士生来看我，其文章是关于量子力学的埃弗莱特途径（Everettian approach）。这对我来说是新东西。按照埃弗莱特的观点，任何偶然的情形都产生现实的多种分支。如果薛定谔（Schrödinger）的猫的命运取决于量子事件，那么现实将分裂成两支，一个是活猫，一个是死猫。我对这个学生不是很同情。我恐怕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我提出明确的反对。我们为什么只看一个现实，如果有很多现实的话？偶然的结果怎么能可能性不大，如果注定要发生的话？学生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理论说不通。

　　后来我阅读了迈克尔·洛克伍德（Michael Lockwood）的《思想，头脑和量子》（Mind, Brain and Quantum）我完全信服了埃弗莱特的理论。现实和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埃弗莱特的理论如果理解正确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实向我们掩盖了本质，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它确实没有了丑陋，随意性和其他选择的物理上的不合情理性。

　　这让我们哲学皈依者有很多事要做。如果埃弗莱特是对的，我们的许多根本观点中的许多将不得不重新工作。我们将需要思考个人，理性决定，可能性，持续的客体和许多其他东西的新方式。

　　我很想从这些事例中得出道德教训来。转向新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过程。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观点，你将很自然地抗拒其他选择。你需要先弱化，被强迫思考新的选择。只有到了那时你才能准备好转变观念。

　　最近我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我一直为意识到的状态是物理状态的观点辩护，反对这个观点的最著名观点是克里普克在《命题与必然性》末尾提出来的。我一直赞同克里普克的正统解释，认同行业中知道的东西是反对物理主义的“两维观点”。但是有些东西让我烦恼。双重维度观点认为所有思想-头脑身份都应该是先验可以认知的。我们物理学家就是否认这个假设。考虑到别的东西，克里普克说，似乎他应该同意我们的这个观点。在我的上本书中，我甚至建议克里普克肯定忽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

　　几个月以前，在一个讨论小组中，我在模拟双重维度观点的物理学家的标准回答，隐含着对付难题的观点。我的同事凯斯·霍萨克（Keith Hossack）感叹说“哎，你的回答或许显示思想-头脑身份可能显示错误。”但是克里普克挑战你们物理学家解释他们如何能表现偶然性，这是不同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进入技术性术语。问题在于我已经被经过指点，鳞片再次从我的眼睛落下。克里普克最开始就不是在讨论双重维度观点。现在我正在写一篇如何阅读克里普克的文章。

　　作者简介：大卫·帕派尼奥（David Papineau）是伦敦国王学院科学哲学教授，著有《理性的根源》（牛津大学出版社）。

　　Three Scenes and a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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