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后现代主义具有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性质，为了形象地了解后现代主义，我们不如从后现代建筑入手，深入把握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第一节 「后现代」在建筑学的发轫

    「后现代」作为一个文化范畴，严格地说，是从文学艺术和建筑界开始出现的。后现代启蒙者之一，法国著名作家乔治·巴岱深刻地指出：「建筑是社会的灵魂的表现，正如人的体形是每个人的灵魂的表现一样。特别是对于官方人士来说，上述比喻更是有效。实际上，只有官方权威人士所允许和禁止的那些社会心灵的理念，才在严格意义上表现在建筑的构成部份中。因此，那些巨大的纪念碑就好像堤坝一样矗立着，用来对抗一切与官方权威的逻辑和基本精神相对立的干扰因素。正是在大教堂和重要广场上，教会或国家向公众表态说话或沉默地向他们发布强制性规定」(Bataille, G. 1929: 171)。美国社会学家巴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和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高度重视建筑所隐含的社会意义。他们俩都深入研究了作为中世纪社会心态表现的哥特式建筑(Panofsky, E. 1957; Bourdieu, P. 1967)。后现代建筑学家和美学家艾森曼(Eisenman, P.)也赋予建筑以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他认为现代和后现代建筑都肩负着进行社会文化改革的重要使命。他说：「建筑面临着一个困难的任务：这就是将它所放置的事物进行移位」(Eisenman, P. 1988: 7)。这就是说，建筑向人们在当时当地所呈现的构成形象，隐含着未来它将变动的可能方向。建筑本身包含着革命的生命，因为它是建筑学家凝聚时代的精神和社会心态而建造出来的，同时，在建筑中象征化地表现出来的心态本身，也始终是充满生命力，充满着随时变动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德里达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于话语、哲学论述或概念以及与医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由此可见，既然不可能存在不隐含某种政治学的建筑学论述，不可能存在不考虑经济、技术、文化和其它因素所介入的建筑学论断，那么，一种有效的或根本的解构，就必须通过建筑来传达和表现出来，必须通过建筑师同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以及建筑教学所进行的极其困难的交易来传达。总之，所有哲学和所有西方形上学，都是铭刻在建筑上的。这不仅仅指石头的纪念碑，而且还指建筑总体上所凝聚的那些有关社会的所有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诠释」(Derrida, J. 1987)。因此，德里达高度重视建筑方面的各种解构冒险，并认为：后现代建筑师们所从事的建筑结构解构活动，是在同我们生活中最顽固的文化、哲学和政治中的传统进行较量的最富有意义的创造性工作(Ibid.)。

    后现代建筑的每一个作者或设计者，都将他们所寄托的理想和期望，凝缩在他们在建筑中所刻画的语言之中。后现代建筑的革命精神，一向是以其自身所隐含的语言论述作为其基本力量。任何后现代建筑的真正战斗精神，都表现在它们所要表达的象征性语言论述之中。它们的象征性语言论述，具有无穷的变换性质，因此也包含最丰富的战斗生命力。

    在西方的建筑界，后现代建筑的产生是同德国和瑞士的一批著名画家和建筑学家所组成的「宝号斯建筑学派为现代派建筑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派建筑过渡到后现代建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正是在宝号斯学派的影响下，建筑学界不仅创造和推出一系列被称为「现代派」的建筑设计产品，而且也酝酿着超出现代派的「后现代」建筑风格。正如一位建筑美学家哈德那德(Joseph Hudnut)指出：在建筑业，从廿世纪四○年代起﹐就陆陆续续兴起了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潮。他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建筑学与人的精神》(Hudnut, J. 1949)一书中，偶尔地使用「后现代的房屋」(The Post-Modern House)一词，开启了建筑领域「后现代」的新时代。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建筑学家试图打破经典的现代建筑艺术，创建和新建具有高度自由风格的后现代建筑物。最早一批兴起的后现代建筑学家，是从现代派建筑中脱胎而来的「十人建筑集团」(Team Ten Architects)，其中最有名的是建筑学家艾尔多．范．义柯(Aldo van Eyck)。这个派别首先改革了传统建筑中的空间概念，以一种抽象的空间概念为指导，设计出高浓度压缩的层级空间高楼，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学中的「批判的区域主义」的典范。正是由此出发，才产生了以博达(Mario Botta)为代表的瑞士后现代主义的区域主义建筑学派。由博达设计的瑞士弗莱堡国家银行大厦就是这一派的杰作。

    第二节 后现代建筑的发展

    这股后现代建筑的浪潮，从一九六○年代以后更加进一步发展。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巴恩士(Edwards Larrabee Barnes)在一九六○年代初设计的海斯塔克山艺术工艺学校(Haystack Montain School of Arts and Crafts)成为美国建筑进入后现代阶段的重要标志。正如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佐尼斯(Alexander Tzonis)等人所指出的：「巴恩士对他的这幢建筑物的说明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连续性』。关于连续性，他首先把它描述成为整合到一个社区的个人同他那个社区之间的连续性，以此来同分裂成碎片的、瞬时消逝的和经常飞逝而去的现代社会相对立。其次，连续性是指时间中的连续性，而这样一来，每个建筑都是一个过程的一部份，而不是一个世界本身，......最后，他又谈到空间上的连续性，指的是在尺度、色彩和气质方面不同、而分离的建筑之间，通过其间的适当距离而显示它们间的间隔空间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由另一位建筑师怀特塔克(Moore Lyndon Turnbull Whitaker)所设计的海边农庄别墅(the Sea Ranch)也显示出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怀，并在设计中尊重建筑物同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所有这一切，显示出建筑设计对于社会互动和适应自然环境的关怀，而这些特点是五○年代的建筑所没有的。这些特点也使后来的建筑不论在形式上和在建筑材料上都迥然不同」(Tzonis, A. / Lefaivre, L. / Diamond, R. 1995: 17)。巴恩士和怀特塔克等人所开创的上述建筑风格，继续发展了上述瑞士建筑学家博达和意大利建筑学家罗杰士(Ernesto Rogers)以及美国建筑学家莫姆福特(Lewis Mumford)的「区域主义」建筑学派的后现代建筑风格。英国建筑艺术评论家培夫史纳(Nikolaus Pevsner)把后现代的建筑比作「反先锋」(Anti-Pioneers)。

    但是，只有到了七○年代，后现代建筑才达到了它的新的高峰。后现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意大利的毕亚诺和英国的罗杰斯于一九七七年在巴黎市中心设计建造的「庞毕度艺术与文化中心」，就是后现代建筑的新典范。它突出地显示出后现代建筑所追求的那种符合后现代人不断变化的多元「品味」(taste)的「风格」(style)。「风格」成为了后现代建筑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特征，是后现代建筑在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显现其特有文化生命和气质的关键因素。从那以后，后现代的建筑师们迅速地在西方各国设计和建造了成群的多种多样的后现代大厦。在西方建筑史上，一九七二年由世界各国电视网广泛转播的、发生于美国圣刘易斯市的旧建筑群「普鲁易特．伊果」(Pruitt-Igoe)的爆破图景，被看作是西方现代派建筑死亡、后现代建筑挺身而起的时间标志。

    现代和后现代建筑的发展，从廿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四大阶段，也表现出四种不同的风格：功能主义、折衷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最早的功能主义阶段，各种建筑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推动着建筑发明的动力是商业。在这个时期各种大型建筑的投资者都是大银行家，建筑创作的灵感受到成本效力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建筑成为了工程的附属品，而设计创造被压制在最底层。整个的设计和创造原则都是功利主义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建造的芝加哥摩纳特诺克建筑物、共和国建筑物等等，就是这时期的建筑风格的典型表现。在第二时期的折衷主义阶段，设计出一大批有特殊风格的摩天大楼，综合了哥特式(Gothic)、古希腊神殿式(Mega-Greek temples)、新意大利康巴尼里派(Neo-Italian Campanili)、文艺复兴巴拉其派(Renaissance Palazzi)以及中世纪各种城堡式的各种特色。这一时期的建筑物中，由纽约的神殿大院摩天楼(temple court)、标准石油公司建筑大楼(standard oil building)以及自由大楼(liberty tower)等等。现代派建筑综合了现代技术的各种成果，并以高度建筑技巧创造出矗立于廿世纪大都会中的成群美观大楼。现代派建筑家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从艺术到人类生活条件的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同时又依据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设计出一系列在结构上高度符合美学原则、具有简而美双重特性的楼群。例如在二次大战后，纽约市的列维大厦、芝加哥的联邦政府中心以及芝加哥的全国钢铁公司大厦等等，都表现了这一时期现代派建筑的特点。后现代的建筑把各种建筑的技巧和风格推进到新的高度，以至于可以说它兼并了人类智慧发展的优点和缺点两方面的因素，体现了人类创造自己的文化的无限的能力及其内在危机。例如，建造于一九七八年至八三年的纽约AT&T大厦，建造于美国刘易斯威尔的休马纳总公司(Humana Inc.)大楼以及建筑于一九八一年的芝加哥西北的交通运输中心大厦(Northwestern Terminal Building)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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